专题研究 - “文革”情结——“世纪末思想录”之一
“文革”情结——“世纪末思想录”之一
樊 星
一
不知不觉中，“文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很自然地，就想到了1986年。在纪念“文革”爆发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国思想文化界曾收获了一批思想的果实：巴金老人在当年8月26日的《新民晚报》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为的是“不让历史重演”（《“文革”博物馆》）；邵燕祥在当年的《文汇月刊》4月号上倡导“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建立“‘文革’学”，“以史为鉴……庶几不辜负所缴的血泪的学费”（《建立“‘文革’学”刍议》）。诗人高伐林也在当年的《诗刊》8月号上发表了诗作《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诗中写道：
“革命洗劫革命。人民戕害人民
这是多少种怪病的综合症状？！
官场病恶性爆发？社会内分泌紊乱？
青春期心理的宣泄骚动？
老年性偏执型幻听幻视与幻想？
也许归结于原罪：封建，小生产……
遗传基因早已先天种下祸殃？
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缝
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
人民推举了自己的领袖，为什么
只能跟在他身后，一步步几乎走向沦亡？
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
怎么汇聚起来成了狂澜恶浪？
…………
记住国耻！倾听它沉痛提醒：
棗万一。万一。万一。
记住国耻！坚定地同声回答：
棗千万！千万！千万！”
——在所有反思“文革”的诗中，这一首最具有思想的锋芒和理性的力量。
也是在1986年，华夏出版社推出了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一至三卷）；冯骥才开始发表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为的是“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因为，作家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该书“前记”）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虽然“‘文革’博物馆”至今不见踪影，虽然“‘文革’国耻日”至今不曾确立，虽然“‘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青年学生（笔者在大学课堂上讲当代文学中的“文革”时期文学和“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时，常常有学生发问：“‘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无数的“文革”回忆录、关于“文革”的纪实文学、大量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已经在当代文坛上建立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文革”纪念碑。（笔者曾在《文艺评论》1996年第一期上发表《“文革”记忆》一文，通过研究当代“文革”回忆录、纪实文学展示当代人刻骨铭心的“文革”记忆。）我常常将这些文学作品也看作研究“文革”史、“文革”学的重要资料。同时，八十年代末以来几度升温的“知青文化热”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不断强化着当代人的“文革”记忆。
也就是说，“文革”已成为当代人的一个情结棗想忘也忘不了、想解也解不开的一个政治情结。
甚至当我注意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也鬼使神差地写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文革”故事时，就更不能不为“文革”的影响深远而浩叹了。因为，对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文革”应该仅仅是一场印象模糊的梦啊！
二
关于近年的“知青文化热”，许多学者都有过深入的分析。一代知青作家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一再高涨的年代里创造出文化的“热点”，无疑是一个奇迹。值得注意的是：“知青文化”作为“文革”记忆的复活，怎样影响了当代文化思潮的发展？
为纪念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令发布二十周年而在各大城市举办的知青岁月回顾展多以“青春无悔”为主题。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孽债》、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年轮》也都以感伤、温馨的气息风靡一时。从这个角度看，世纪末的“知青文化”以人间真情而动人。
可是，真的“青春无悔”吗？那又该如何解释知青作家李锐的小说《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张抗抗的小说《残忍》、邓贤的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中那寒气逼人的失落感、绝望感、荒谬感？或以自杀来殉道（《黑白》），或在回首往事时感叹“不值”（《残忍》），或在描绘返城风潮的悲壮中浩叹“后英雄主义遍体鳞伤，形同弃儿，却又不屈不挠，知耻而后勇，很有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复杂滋味。”（《中国知青梦》）
在悲壮的深处是幻灭、是绝望（鲁迅不是说过作“绝望的抗战”的话么？知识青年们的绝望抗战与鲁迅的绝望抗战颇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甚至连当年讴歌过理想的张承志也在激烈反抗世俗化大潮的奋斗中悲鸣：“我总在悲观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我最终的结论是我们无路可走。”（《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第一期）甚至连勇敢的梁晓声也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感慨：“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钟山》1994年第二期）
张承志、梁晓声都是当今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因理想主义的百孔千疮而愤怒、绝望。在绝望中抗战，是他们当今的立场。对于他们，理想主义的激情已让位于批判现实的愤怒。
不过，似乎又不该把绝望二字说得太死。否则，又该如何解释他们至今在文学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仍然很有感召力？
在世纪末的寒雾中，“知青文化热”带给人们一把火——世纪末人文精神的捍卫者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我与地坛》）、刘小枫（论著《拯救与逍遥》）、韩少功（《灵魂的声音》）、洪峰（《小说之外》，载《短篇小说》1994年第三期）都是知青出身。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绝望，不是遁入冷漠的寒雾，而是燃烧起愤怒的火焰。这是鲁迅式的绝望，而不是卡夫卡式的绝望。
“知青文化”因此成为一面旗帜——在绝望中抗战的旗帜。
三
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文革”情结也灼然可感。
王蒙这么评说王朔的意义：“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一期）他反对“用红卫兵的思维模式来批判”现实。（《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读书》1995年第八期）由此可见，“文革”给他的刺激之深。
而提倡人文精神的人们也对“文革”的幽灵有清醒的警觉。史铁生弘扬“终极关怀”，却反对“专横的主义”，因为“这不免使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无答之问和无果之行》，《北京文学》1994年第十一期）王晓明、朱学勤强调人文主义的个人性，也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对道德专制的警惕。（《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三期）
在这场大讨论中，质疑者和弘扬者针锋相对，却都没有忘记“文革”的教训。这一点非常重要：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切文化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文革”。思想启蒙也罢，经济建设也罢，都具有清除“文革”废墟的意义；“全盘西化”也罢，“寻根”也罢，都为的是建设起一种摆脱“文革”阴影的现代文化；到了九十年代，张扬人文精神是痛感于“文革”以后“信仰危机”的蔓延，质疑人文精神也是为了提防“文革”风气的复活。新时期文化是在否定“文革”文化的基础上兴起的，又与“文革”遗留下的种种后遗症密切相关。
如此说来，对“文革”的研究也是新时期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研究当代史，研究当代文化思潮的流变，都不能不注意到“文革”情结的潜在制约。
就目前的人文精神讨论来说，对人文精神内涵的清理十分必要。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但理想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坎坷命运、“宽容”与“不宽容”的是是非非、玩世思潮与救世思潮的功过得失……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偏激的张承志、梁晓声会成为世纪末理想主义的旗帜？原本主张“宽容”的张炜（《古船》的历史观不就立足于宽容宿敌么？）为什么也终于走上了愤怒之路（《柏慧》就拒绝了宽容）？为什么“重建人文精神”激起的回应要大于质疑之声？如果说，这一切的最终答案在于：商品化、世俗化大潮在满足人们物欲的同时并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在1988-1992年间曾经盛极一时，终于因为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兴起而有所衰退，也足以使人相信：世纪末的人文精神建设，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提到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就想到“文革”，不难理解。但人文精神、理想主义不是也与启蒙精神紧密相连么？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都是理想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去，不妨把世纪末人文精神的讨论看作启蒙主义在当代的延伸。
何况在“文革”式的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之间，还有一道鸿沟。正如陈思和曾经指出的那样：“两种道德理想主义中间横亘着一个不能含糊的中介：就是权力。……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一旦进入了权力的层面，就可能产生极其虚伪的后果；但在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使命时所探讨的道德理想……无非是一种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间自我立场的肯定和坚持……显然与权力风马牛不相及。”（《“声音”背后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五期）
“文革”的悲剧在于：理想主义被权势者改造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狂热的理想主义与权势相结合，便诞生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
而经历过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洗礼的当代知识精英，则是在坚持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倡导人文精神的。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这里。
四
现在，该看看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文革”情结了。
苏童的“文革”故事是一曲曲不幸少年虚无人生的哀歌。《桑园留念》、《黑脸家林》中的少年儿童都在“文革”的混乱中走向了堕落。苏童有意要强化堕落的宿命意味，可我们读过那些故事以后，总难免想到悲剧的时代背景。有的人是“天生的恶魔”；也有不少人是乱世的牺牲品。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通过一个失踪多年的“文革”受害人（疯子）重返故里的故事，开掘了“文革”记忆的残酷意味：人们早已忘记了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只有那个疯子以自虐的酷刑在强化着苦难的记忆。显然，余华既嘲弄了世人的健忘，又拷问了记忆的无法承受。读《一九八六年》，需要坚强的神经。余华的“文革”记忆似乎没有“以史为鉴”的反思意义，但他还原了记忆的残酷。尽管思想家们总在呼吁“勿忘‘文革’”，但普通百姓不可能长久沉浸在苦难的记忆中——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负已经够沉重的了。
韩东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但他童年随父母下放“五七干校”的经历却使他难以摆脱“文革”记忆的纠缠。他的短篇小说《反标》讲述了一群无辜的小学生在追查“反动标语”的过程中被怀疑、被盘问的故事，再现了“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恐怖感与神秘感，也凸现了“文革”戕害孩子心灵的意味。《西天上》、《母狗》则以新奇的构思表达了作家对知青生活的感悟：“青春的葬送，寂寞和无聊，耗尽体力，头脑空空，纯朴的乡亲，对权力的恐惧，前途的无望以及妥协、等待。这就是所谓的知青生活。当然还有性、愚昧。对我来说还有喜剧，因为它必定虚幻不真。”这样，韩东便对“知青文化”作出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评说。还有一篇《农具厂回忆》，也展现了“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恐惧氛围。棗一面坚信艺术至高无上；一面又常常难忘“文革”的恐惧与悲凉。这是韩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也是“新生代”作家难以彻底摆脱“文革”情结的又一例证。而这样一来，“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洁度也就难免打了一点折扣。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新生代”作家的涌现，“文革”记忆越来越呈现出虚无主义的意味。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文革”是一个“熵”。
当我们注意到理想主义者张承志、梁晓声也渐渐流露出明显的绝望情绪时，当李锐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在嘲弄了阶级斗争的荒唐的同时也感慨了人生的悲凉、生存的绝望时，当张抗抗也对外国人谈到“老三届人，也许恰恰是被假马克思主义毒害最深的一代。知识的贫乏再加思想的僵化棗这或许是老三届人真正的悲哀”的话题时（《同“老外”谈“老三届”》，《海上文坛》1994年第2期），当李辉也提倡“历史忏悔意识”，主张“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时（《走出历史的影子》，《读书》1995年第4期）棗还有什么比这些当过知青的人越来越关注“文革”的虚无主义效应更令人感慨、深思的呢？
如此看来，“文革”又是一座通向“世纪末情绪”的桥梁。三十年前，“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全力以赴，到头来却还是撞入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的迷津。虚无主义，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里难逃的劫数吗？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东方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仅没有能够战胜虚无主义，反而常常鬼使神差地通向了虚无主义，这不是劫数又是什么？
五
理想主义已经百孔千疮。但虚无主义不也充满了危机吗？
当“新生代”的某些诗人在1986年喊出“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口号（《莽汉主义宣言》）和“捣碎！打破！砸烂！它（诗）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大学生诗派宣言》）时，甚至当一位青年诗人“以一腔热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拍案叫绝”（《穿越地狱的列车》，《作家》1989年第7期）时，那股子浮躁的情绪、破坏的渴望与红卫兵的狂热在本质上又相去多远？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指出：“新派人士们是憎恶‘文革’的，但他们的政治抗议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花城》1994年第6期）这一现象是“文革”情结的另一种效应。它使人感悟：“文革”的幽灵至今还徘徊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个幽灵也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吗？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也会喊出与“文革”口号极其相似的狂热口号？
以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放言无忌、放荡成性，以为“上帝死了”就可以唯“我”独尊（“文革”中不是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说法么），以为标新立异就意味着打倒别人、膨胀自我，结果常常是在亵渎了艺术的同时也亵渎了自我。现代诗在1986年后的衰落，实在是狂人心态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诗人们恣意亵渎了诗神，尽情宣泄了放荡的激情，而读者们也就远离了他们。在当代诗人“捣碎！打破！砸烂！”的狂叫与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狂叫之间，在当代诗人“唯我独尊”心态与红卫兵“唯我独左”心态之间，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连线。偏狭心态，是当年的红卫兵冲入深渊的原因之一，也是前些年的部分青年诗人闯入迷津的原因之一。时代变了，偏狭心态却一直延伸了下来，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浮躁的意气、狂人的妄言几十年来绵绵不绝？诚然，在一个巨变的世纪里，浮躁心态在所难免。浮躁情绪曾经大伤过民族的元气，许多有识之士有鉴于此，一再呼吁重建理性。然而，浮躁情绪还是以难以遏止之势不断蔓延开来……这一问题值得警惕。当代人正在从事的经济建设正在削弱“文革”重演的社会基础，但浮躁情绪的根深蒂固仍然使人感到：“文革”重演的心理基础依然存在。
看来，“文革”作为一场对当代人影响极深极远的噩梦，注定将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继续发挥不可思议的效应。
因此，千万不要忘记“文革”。
樊 星
一
不知不觉中，“文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很自然地，就想到了1986年。在纪念“文革”爆发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国思想文化界曾收获了一批思想的果实：巴金老人在当年8月26日的《新民晚报》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为的是“不让历史重演”（《“文革”博物馆》）；邵燕祥在当年的《文汇月刊》4月号上倡导“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建立“‘文革’学”，“以史为鉴……庶几不辜负所缴的血泪的学费”（《建立“‘文革’学”刍议》）。诗人高伐林也在当年的《诗刊》8月号上发表了诗作《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诗中写道：
“革命洗劫革命。人民戕害人民
这是多少种怪病的综合症状？！
官场病恶性爆发？社会内分泌紊乱？
青春期心理的宣泄骚动？
老年性偏执型幻听幻视与幻想？
也许归结于原罪：封建，小生产……
遗传基因早已先天种下祸殃？
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缝
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
人民推举了自己的领袖，为什么
只能跟在他身后，一步步几乎走向沦亡？
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
怎么汇聚起来成了狂澜恶浪？
…………
记住国耻！倾听它沉痛提醒：
棗万一。万一。万一。
记住国耻！坚定地同声回答：
棗千万！千万！千万！”
——在所有反思“文革”的诗中，这一首最具有思想的锋芒和理性的力量。
也是在1986年，华夏出版社推出了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一至三卷）；冯骥才开始发表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为的是“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因为，作家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该书“前记”）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虽然“‘文革’博物馆”至今不见踪影，虽然“‘文革’国耻日”至今不曾确立，虽然“‘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青年学生（笔者在大学课堂上讲当代文学中的“文革”时期文学和“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时，常常有学生发问：“‘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无数的“文革”回忆录、关于“文革”的纪实文学、大量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已经在当代文坛上建立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文革”纪念碑。（笔者曾在《文艺评论》1996年第一期上发表《“文革”记忆》一文，通过研究当代“文革”回忆录、纪实文学展示当代人刻骨铭心的“文革”记忆。）我常常将这些文学作品也看作研究“文革”史、“文革”学的重要资料。同时，八十年代末以来几度升温的“知青文化热”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不断强化着当代人的“文革”记忆。
也就是说，“文革”已成为当代人的一个情结棗想忘也忘不了、想解也解不开的一个政治情结。
甚至当我注意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也鬼使神差地写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文革”故事时，就更不能不为“文革”的影响深远而浩叹了。因为，对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文革”应该仅仅是一场印象模糊的梦啊！
二
关于近年的“知青文化热”，许多学者都有过深入的分析。一代知青作家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一再高涨的年代里创造出文化的“热点”，无疑是一个奇迹。值得注意的是：“知青文化”作为“文革”记忆的复活，怎样影响了当代文化思潮的发展？
为纪念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令发布二十周年而在各大城市举办的知青岁月回顾展多以“青春无悔”为主题。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孽债》、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年轮》也都以感伤、温馨的气息风靡一时。从这个角度看，世纪末的“知青文化”以人间真情而动人。
可是，真的“青春无悔”吗？那又该如何解释知青作家李锐的小说《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张抗抗的小说《残忍》、邓贤的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中那寒气逼人的失落感、绝望感、荒谬感？或以自杀来殉道（《黑白》），或在回首往事时感叹“不值”（《残忍》），或在描绘返城风潮的悲壮中浩叹“后英雄主义遍体鳞伤，形同弃儿，却又不屈不挠，知耻而后勇，很有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复杂滋味。”（《中国知青梦》）
在悲壮的深处是幻灭、是绝望（鲁迅不是说过作“绝望的抗战”的话么？知识青年们的绝望抗战与鲁迅的绝望抗战颇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甚至连当年讴歌过理想的张承志也在激烈反抗世俗化大潮的奋斗中悲鸣：“我总在悲观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我最终的结论是我们无路可走。”（《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第一期）甚至连勇敢的梁晓声也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感慨：“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钟山》1994年第二期）
张承志、梁晓声都是当今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因理想主义的百孔千疮而愤怒、绝望。在绝望中抗战，是他们当今的立场。对于他们，理想主义的激情已让位于批判现实的愤怒。
不过，似乎又不该把绝望二字说得太死。否则，又该如何解释他们至今在文学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仍然很有感召力？
在世纪末的寒雾中，“知青文化热”带给人们一把火——世纪末人文精神的捍卫者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我与地坛》）、刘小枫（论著《拯救与逍遥》）、韩少功（《灵魂的声音》）、洪峰（《小说之外》，载《短篇小说》1994年第三期）都是知青出身。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绝望，不是遁入冷漠的寒雾，而是燃烧起愤怒的火焰。这是鲁迅式的绝望，而不是卡夫卡式的绝望。
“知青文化”因此成为一面旗帜——在绝望中抗战的旗帜。
三
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文革”情结也灼然可感。
王蒙这么评说王朔的意义：“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一期）他反对“用红卫兵的思维模式来批判”现实。（《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读书》1995年第八期）由此可见，“文革”给他的刺激之深。
而提倡人文精神的人们也对“文革”的幽灵有清醒的警觉。史铁生弘扬“终极关怀”，却反对“专横的主义”，因为“这不免使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无答之问和无果之行》，《北京文学》1994年第十一期）王晓明、朱学勤强调人文主义的个人性，也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对道德专制的警惕。（《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三期）
在这场大讨论中，质疑者和弘扬者针锋相对，却都没有忘记“文革”的教训。这一点非常重要：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切文化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文革”。思想启蒙也罢，经济建设也罢，都具有清除“文革”废墟的意义；“全盘西化”也罢，“寻根”也罢，都为的是建设起一种摆脱“文革”阴影的现代文化；到了九十年代，张扬人文精神是痛感于“文革”以后“信仰危机”的蔓延，质疑人文精神也是为了提防“文革”风气的复活。新时期文化是在否定“文革”文化的基础上兴起的，又与“文革”遗留下的种种后遗症密切相关。
如此说来，对“文革”的研究也是新时期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研究当代史，研究当代文化思潮的流变，都不能不注意到“文革”情结的潜在制约。
就目前的人文精神讨论来说，对人文精神内涵的清理十分必要。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但理想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坎坷命运、“宽容”与“不宽容”的是是非非、玩世思潮与救世思潮的功过得失……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偏激的张承志、梁晓声会成为世纪末理想主义的旗帜？原本主张“宽容”的张炜（《古船》的历史观不就立足于宽容宿敌么？）为什么也终于走上了愤怒之路（《柏慧》就拒绝了宽容）？为什么“重建人文精神”激起的回应要大于质疑之声？如果说，这一切的最终答案在于：商品化、世俗化大潮在满足人们物欲的同时并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在1988-1992年间曾经盛极一时，终于因为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兴起而有所衰退，也足以使人相信：世纪末的人文精神建设，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提到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就想到“文革”，不难理解。但人文精神、理想主义不是也与启蒙精神紧密相连么？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都是理想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去，不妨把世纪末人文精神的讨论看作启蒙主义在当代的延伸。
何况在“文革”式的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之间，还有一道鸿沟。正如陈思和曾经指出的那样：“两种道德理想主义中间横亘着一个不能含糊的中介：就是权力。……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一旦进入了权力的层面，就可能产生极其虚伪的后果；但在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使命时所探讨的道德理想……无非是一种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间自我立场的肯定和坚持……显然与权力风马牛不相及。”（《“声音”背后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五期）
“文革”的悲剧在于：理想主义被权势者改造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狂热的理想主义与权势相结合，便诞生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
而经历过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洗礼的当代知识精英，则是在坚持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倡导人文精神的。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这里。
四
现在，该看看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文革”情结了。
苏童的“文革”故事是一曲曲不幸少年虚无人生的哀歌。《桑园留念》、《黑脸家林》中的少年儿童都在“文革”的混乱中走向了堕落。苏童有意要强化堕落的宿命意味，可我们读过那些故事以后，总难免想到悲剧的时代背景。有的人是“天生的恶魔”；也有不少人是乱世的牺牲品。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通过一个失踪多年的“文革”受害人（疯子）重返故里的故事，开掘了“文革”记忆的残酷意味：人们早已忘记了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只有那个疯子以自虐的酷刑在强化着苦难的记忆。显然，余华既嘲弄了世人的健忘，又拷问了记忆的无法承受。读《一九八六年》，需要坚强的神经。余华的“文革”记忆似乎没有“以史为鉴”的反思意义，但他还原了记忆的残酷。尽管思想家们总在呼吁“勿忘‘文革’”，但普通百姓不可能长久沉浸在苦难的记忆中——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负已经够沉重的了。
韩东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但他童年随父母下放“五七干校”的经历却使他难以摆脱“文革”记忆的纠缠。他的短篇小说《反标》讲述了一群无辜的小学生在追查“反动标语”的过程中被怀疑、被盘问的故事，再现了“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恐怖感与神秘感，也凸现了“文革”戕害孩子心灵的意味。《西天上》、《母狗》则以新奇的构思表达了作家对知青生活的感悟：“青春的葬送，寂寞和无聊，耗尽体力，头脑空空，纯朴的乡亲，对权力的恐惧，前途的无望以及妥协、等待。这就是所谓的知青生活。当然还有性、愚昧。对我来说还有喜剧，因为它必定虚幻不真。”这样，韩东便对“知青文化”作出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评说。还有一篇《农具厂回忆》，也展现了“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恐惧氛围。棗一面坚信艺术至高无上；一面又常常难忘“文革”的恐惧与悲凉。这是韩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也是“新生代”作家难以彻底摆脱“文革”情结的又一例证。而这样一来，“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洁度也就难免打了一点折扣。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新生代”作家的涌现，“文革”记忆越来越呈现出虚无主义的意味。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文革”是一个“熵”。
当我们注意到理想主义者张承志、梁晓声也渐渐流露出明显的绝望情绪时，当李锐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在嘲弄了阶级斗争的荒唐的同时也感慨了人生的悲凉、生存的绝望时，当张抗抗也对外国人谈到“老三届人，也许恰恰是被假马克思主义毒害最深的一代。知识的贫乏再加思想的僵化棗这或许是老三届人真正的悲哀”的话题时（《同“老外”谈“老三届”》，《海上文坛》1994年第2期），当李辉也提倡“历史忏悔意识”，主张“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时（《走出历史的影子》，《读书》1995年第4期）棗还有什么比这些当过知青的人越来越关注“文革”的虚无主义效应更令人感慨、深思的呢？
如此看来，“文革”又是一座通向“世纪末情绪”的桥梁。三十年前，“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全力以赴，到头来却还是撞入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的迷津。虚无主义，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里难逃的劫数吗？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东方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仅没有能够战胜虚无主义，反而常常鬼使神差地通向了虚无主义，这不是劫数又是什么？
五
理想主义已经百孔千疮。但虚无主义不也充满了危机吗？
当“新生代”的某些诗人在1986年喊出“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口号（《莽汉主义宣言》）和“捣碎！打破！砸烂！它（诗）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大学生诗派宣言》）时，甚至当一位青年诗人“以一腔热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拍案叫绝”（《穿越地狱的列车》，《作家》1989年第7期）时，那股子浮躁的情绪、破坏的渴望与红卫兵的狂热在本质上又相去多远？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指出：“新派人士们是憎恶‘文革’的，但他们的政治抗议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花城》1994年第6期）这一现象是“文革”情结的另一种效应。它使人感悟：“文革”的幽灵至今还徘徊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个幽灵也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吗？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也会喊出与“文革”口号极其相似的狂热口号？
以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放言无忌、放荡成性，以为“上帝死了”就可以唯“我”独尊（“文革”中不是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说法么），以为标新立异就意味着打倒别人、膨胀自我，结果常常是在亵渎了艺术的同时也亵渎了自我。现代诗在1986年后的衰落，实在是狂人心态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诗人们恣意亵渎了诗神，尽情宣泄了放荡的激情，而读者们也就远离了他们。在当代诗人“捣碎！打破！砸烂！”的狂叫与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狂叫之间，在当代诗人“唯我独尊”心态与红卫兵“唯我独左”心态之间，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连线。偏狭心态，是当年的红卫兵冲入深渊的原因之一，也是前些年的部分青年诗人闯入迷津的原因之一。时代变了，偏狭心态却一直延伸了下来，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浮躁的意气、狂人的妄言几十年来绵绵不绝？诚然，在一个巨变的世纪里，浮躁心态在所难免。浮躁情绪曾经大伤过民族的元气，许多有识之士有鉴于此，一再呼吁重建理性。然而，浮躁情绪还是以难以遏止之势不断蔓延开来……这一问题值得警惕。当代人正在从事的经济建设正在削弱“文革”重演的社会基础，但浮躁情绪的根深蒂固仍然使人感到：“文革”重演的心理基础依然存在。
看来，“文革”作为一场对当代人影响极深极远的噩梦，注定将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继续发挥不可思议的效应。
因此，千万不要忘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