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文坛怪景：骂的流行 李洁非
文坛怪景：骂的流行 李洁非
2000年伊始，文化界语喧拳攘闹得最欢的一件事，莫过于“王金之战”，但此一事与以往却有极大不同，不再以“窝里斗”形式出现，倒从报纸到网络一齐搅将进来，终于成为一大众文化景观。其原因倒也浅显───有人“骂人”，而且，骂与被骂的全是所谓“公众人物”。
要之，王朔此番开火金庸，动静虽大，却算不上领风气之先。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界，詈言相向一直是如火如荼的盛事，即便没有用掉文化人们的全部精力，也很令他们乐此不疲的。较早，有王蒙、王彬彬的“二王之争”，而后有“马桥之争”，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诗界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之争……彼时，各笔墨官司所涉人等在公众心中皆无大的影响，外人闲来无事虽不妨与闻，却止于围观，当成热闹来看而已。但凡此种种，于今看来，竟都有些未雨绸缪的意思，仿佛大战爆发前的军事演习一般。果不其然，到了1999年，文化人开骂的热情，蹭然升临沸点：据我不完全的记忆，文化界所谓“名流”，举凡作家、歌星、主持人、导演、教授……只要是够红够紫够星够腕儿的，很少漏网者，其中，金庸、王朔、贾平凹、梁晓声、余秋雨、张艺谋、冯小刚、赵忠祥、余杰诸位系骂之焦点，而王朔、余秋雨这两个90年代被捧红的“偶像级文人”又遭创最巨，王朔不必说已被全体金迷“修理”得不***样，但比之于余秋雨他还未失“挺住意味着一切”之风采，后者则已到了“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地步，竟至于赌气发布“不再从事文化工作”的与文坛告别书（至其真假，留待观察）。
文雅的或者说正统的媒体，为此命名曰“酷评”，那些处江湖之远的人士嘴上却少了些遮拦，径直以“骂人”自诩。但酷评也罢，骂人也罢，总之，大家是义无反顾地撕破脸皮了，其间的混乱与乖异，令我这样的旁观者常常目瞪口呆。我不仅看到有人被逼至死角犹作困兽斗，不仅看到“一个也不饶恕”的狞厉心态，也看到了“螳螂捕蝉，黄雀其后”式的连环扑杀，还看到了几张因骂成名、以骂得利故而誓将骂人“进行到底”的得意的笑脸……真个是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有几篇骂人文章，本不足为奇；十多年前鄙人血气方刚时，也曾和三四同志在文坛昙花一现地祭出“骂派批评”的旗帜，但响应者寥寥，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真的有满肚压不住的火。可是，骂而至于流行，而至于男女老少齐上阵，若干年来无疑这是头一遭。
其实，“骂”通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道理明白，而且可以沟通时，是不必骂也骂不得的，一骂就坏了，就置自家于理屈之地。反过来，好些人不约而同地染上骂的嗜好，汹汹然越骂越来劲，不骂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大抵也说明：道理讲不清了，抑或没什么道理可讲───我的理你听不进去、你的理我也不买账。
未知眼下这个骂来骂去的局面，是否该作此解？反正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委实乱胜一锅粥。这边厢，“不忏悔”的余秋雨先生正惹得“新青年”余杰先生义愤填膺，那边厢，伊沙、徐江、韩东、张柠一干人等似乎并不以为“忏悔”是多么要紧的事，却将“‘五四’情结”大肆嘲弄了一番。至于王朔之骂金庸的主要论点，竟然被金庸迷们结结实实地砸到王朔自己头上───他们认为，就“坏人心术”而言，“痞子文学”绝对远甚于武侠小说……
如此混乱的局面，让人很难理出头绪。表面上看，所有搅成一团的人们，内心都各有其“重大的原则”，是那样严肃地在就文化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连以游戏般兴高采烈的态度充当“职业骂家”的人，也拿出“中国文化界干傻事的人太多，我看着生气，替他们着急”这么庄重的理由，提升着自己言论的意义。也许，这多多少少是真的，不过，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的，却是在这种种“原则”以外的某种更真实的东西。
让我们先从余秋雨谈起。“新青年”喝令他“忏悔”，也许他的确有应当忏悔的往事，但是，为什么单单是余秋雨被这样催促着？难道他是唯一需要忏悔的人吗？或者，他是最需要忏悔的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如此强调余秋雨忏悔究竟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其次，“文化口红论”虽然无疑是一个很漂亮很机智的描述，但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描述？它究竟想说明什么和能够说明什么？从某某的手袋里搜出《文化苦旅》───这个细节当然极富暧昧的想象价值，可是它证明了什么？照我看，什么也证明不了，除了证明余秋雨的作品有着惊人的市场覆盖面。恰恰在这时，我们意识到，余秋雨之被余杰“拷问”或被朱大可“贬斥”，都是起因于他的“消费价值”───由于他具有这种价值，他被要求“忏悔”，而另外许多存在类似污点甚至更甚的人，却只因现在默默无闻，而幸运地逃过了“新青年”的道德审判；也由于他具有这种价值，就引起了“文化口红”的妙想迁得，而实际上警察完全可能曾经在另一类人手袋里搜出过别的某个作家的书，关键看这个作家是否享有余秋雨式的盛名，如果并无这样的盛名，则搜出一本书就不过是搜出一本书而已，就会变得非常偶然、不值一提，引不出“文化口红”的思考……我的这番引申，大概有些近于钻牛角尖，然而，其中包含的质疑却是致命的，亦即：余杰、朱大可或另外的人，为什么单单瞄准了余秋雨？他们的动机难道真的跟余秋雨的“消费价值”无关吗？
王朔之战金庸，可说如出一辙。所有金庸迷感到措手不及和愤怒的，是王朔竟突然朝金庸刺来一枪，这是事先谁都料想不到的！然而平心而论，王朔这一枪若不刺向金庸───比方说刺向我李某人───反倒才是咄咄怪事。《我看金庸》中的内容，在正常情况下，无非就是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文章的内容，假如王朔当真存心探讨武侠小说问题，他完全可以循此思路平实撰述，但这不是他的目的；在他的文章中，“金庸”这个符号比“武侠小说”更真实，他所有有关武侠小说在道德上如何败坏、在技巧上如何拙劣的评论都是虚晃一枪，他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向“金庸”叫阵、通过敲击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文化之键而打开一个“程序”───它的“运行”情形，我们现在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也许，再也没有别的现象比近年文化界“骂的流行”，更好地说明消费文化对于当下社会的绝对统治。虽然《文化苦旅》装入某某人手袋或武侠小说宗师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已经显示出消费文化的强大，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连挑战余秋雨和金庸甚至挑战“余秋雨和金庸的挑战者”也能带来“走俏效应”时，才真正认识到它那无可抵挡的魔力！简而言之，“骂”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所谓“逮谁灭谁”───前提是此人必须是名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广告价值。归根结底，今天的貌似重大、恳切、有着剑拔***张的激烈与严峻的文化批评，骨子里都不得不变得可疑起来，那些义正辞严的“批判”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价值的所指、又在何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用来掩盖其身份的面具，坦率地说很难判清。实际上，热闹数年的文化批评至今可以说没有指向或引出任何一个真问题，它永远是在一种“热点”或曰符号或曰能指的转换之中，相因相生地制造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像、文化信息和文化品牌。“余秋雨”这个品牌，向着“余杰”这个品牌过渡，而另一些誓将骂人“进行到底”的人似乎又锐意地在既往老品牌的基础之上创造新的品牌；所有的人都在为社会堆积着文化信息，竭力推动其流通和增加它的速度，藉此寻求自我增值效应；传播胜于一切，对真理的追究远远不如骂人有魅力，将“公众人物”当作落水狗打，跟追星族迷恋“小燕子”的大眼睛形式相反而实质则一。总之，努力地介入“消费”的概念，这，就是我们的后现代文化的现实。
2000年伊始，文化界语喧拳攘闹得最欢的一件事，莫过于“王金之战”，但此一事与以往却有极大不同，不再以“窝里斗”形式出现，倒从报纸到网络一齐搅将进来，终于成为一大众文化景观。其原因倒也浅显───有人“骂人”，而且，骂与被骂的全是所谓“公众人物”。
要之，王朔此番开火金庸，动静虽大，却算不上领风气之先。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界，詈言相向一直是如火如荼的盛事，即便没有用掉文化人们的全部精力，也很令他们乐此不疲的。较早，有王蒙、王彬彬的“二王之争”，而后有“马桥之争”，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诗界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之争……彼时，各笔墨官司所涉人等在公众心中皆无大的影响，外人闲来无事虽不妨与闻，却止于围观，当成热闹来看而已。但凡此种种，于今看来，竟都有些未雨绸缪的意思，仿佛大战爆发前的军事演习一般。果不其然，到了1999年，文化人开骂的热情，蹭然升临沸点：据我不完全的记忆，文化界所谓“名流”，举凡作家、歌星、主持人、导演、教授……只要是够红够紫够星够腕儿的，很少漏网者，其中，金庸、王朔、贾平凹、梁晓声、余秋雨、张艺谋、冯小刚、赵忠祥、余杰诸位系骂之焦点，而王朔、余秋雨这两个90年代被捧红的“偶像级文人”又遭创最巨，王朔不必说已被全体金迷“修理”得不***样，但比之于余秋雨他还未失“挺住意味着一切”之风采，后者则已到了“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地步，竟至于赌气发布“不再从事文化工作”的与文坛告别书（至其真假，留待观察）。
文雅的或者说正统的媒体，为此命名曰“酷评”，那些处江湖之远的人士嘴上却少了些遮拦，径直以“骂人”自诩。但酷评也罢，骂人也罢，总之，大家是义无反顾地撕破脸皮了，其间的混乱与乖异，令我这样的旁观者常常目瞪口呆。我不仅看到有人被逼至死角犹作困兽斗，不仅看到“一个也不饶恕”的狞厉心态，也看到了“螳螂捕蝉，黄雀其后”式的连环扑杀，还看到了几张因骂成名、以骂得利故而誓将骂人“进行到底”的得意的笑脸……真个是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有几篇骂人文章，本不足为奇；十多年前鄙人血气方刚时，也曾和三四同志在文坛昙花一现地祭出“骂派批评”的旗帜，但响应者寥寥，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真的有满肚压不住的火。可是，骂而至于流行，而至于男女老少齐上阵，若干年来无疑这是头一遭。
其实，“骂”通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道理明白，而且可以沟通时，是不必骂也骂不得的，一骂就坏了，就置自家于理屈之地。反过来，好些人不约而同地染上骂的嗜好，汹汹然越骂越来劲，不骂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大抵也说明：道理讲不清了，抑或没什么道理可讲───我的理你听不进去、你的理我也不买账。
未知眼下这个骂来骂去的局面，是否该作此解？反正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委实乱胜一锅粥。这边厢，“不忏悔”的余秋雨先生正惹得“新青年”余杰先生义愤填膺，那边厢，伊沙、徐江、韩东、张柠一干人等似乎并不以为“忏悔”是多么要紧的事，却将“‘五四’情结”大肆嘲弄了一番。至于王朔之骂金庸的主要论点，竟然被金庸迷们结结实实地砸到王朔自己头上───他们认为，就“坏人心术”而言，“痞子文学”绝对远甚于武侠小说……
如此混乱的局面，让人很难理出头绪。表面上看，所有搅成一团的人们，内心都各有其“重大的原则”，是那样严肃地在就文化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连以游戏般兴高采烈的态度充当“职业骂家”的人，也拿出“中国文化界干傻事的人太多，我看着生气，替他们着急”这么庄重的理由，提升着自己言论的意义。也许，这多多少少是真的，不过，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的，却是在这种种“原则”以外的某种更真实的东西。
让我们先从余秋雨谈起。“新青年”喝令他“忏悔”，也许他的确有应当忏悔的往事，但是，为什么单单是余秋雨被这样催促着？难道他是唯一需要忏悔的人吗？或者，他是最需要忏悔的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如此强调余秋雨忏悔究竟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其次，“文化口红论”虽然无疑是一个很漂亮很机智的描述，但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描述？它究竟想说明什么和能够说明什么？从某某的手袋里搜出《文化苦旅》───这个细节当然极富暧昧的想象价值，可是它证明了什么？照我看，什么也证明不了，除了证明余秋雨的作品有着惊人的市场覆盖面。恰恰在这时，我们意识到，余秋雨之被余杰“拷问”或被朱大可“贬斥”，都是起因于他的“消费价值”───由于他具有这种价值，他被要求“忏悔”，而另外许多存在类似污点甚至更甚的人，却只因现在默默无闻，而幸运地逃过了“新青年”的道德审判；也由于他具有这种价值，就引起了“文化口红”的妙想迁得，而实际上警察完全可能曾经在另一类人手袋里搜出过别的某个作家的书，关键看这个作家是否享有余秋雨式的盛名，如果并无这样的盛名，则搜出一本书就不过是搜出一本书而已，就会变得非常偶然、不值一提，引不出“文化口红”的思考……我的这番引申，大概有些近于钻牛角尖，然而，其中包含的质疑却是致命的，亦即：余杰、朱大可或另外的人，为什么单单瞄准了余秋雨？他们的动机难道真的跟余秋雨的“消费价值”无关吗？
王朔之战金庸，可说如出一辙。所有金庸迷感到措手不及和愤怒的，是王朔竟突然朝金庸刺来一枪，这是事先谁都料想不到的！然而平心而论，王朔这一枪若不刺向金庸───比方说刺向我李某人───反倒才是咄咄怪事。《我看金庸》中的内容，在正常情况下，无非就是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文章的内容，假如王朔当真存心探讨武侠小说问题，他完全可以循此思路平实撰述，但这不是他的目的；在他的文章中，“金庸”这个符号比“武侠小说”更真实，他所有有关武侠小说在道德上如何败坏、在技巧上如何拙劣的评论都是虚晃一枪，他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向“金庸”叫阵、通过敲击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文化之键而打开一个“程序”───它的“运行”情形，我们现在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也许，再也没有别的现象比近年文化界“骂的流行”，更好地说明消费文化对于当下社会的绝对统治。虽然《文化苦旅》装入某某人手袋或武侠小说宗师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已经显示出消费文化的强大，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连挑战余秋雨和金庸甚至挑战“余秋雨和金庸的挑战者”也能带来“走俏效应”时，才真正认识到它那无可抵挡的魔力！简而言之，“骂”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所谓“逮谁灭谁”───前提是此人必须是名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广告价值。归根结底，今天的貌似重大、恳切、有着剑拔***张的激烈与严峻的文化批评，骨子里都不得不变得可疑起来，那些义正辞严的“批判”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价值的所指、又在何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用来掩盖其身份的面具，坦率地说很难判清。实际上，热闹数年的文化批评至今可以说没有指向或引出任何一个真问题，它永远是在一种“热点”或曰符号或曰能指的转换之中，相因相生地制造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像、文化信息和文化品牌。“余秋雨”这个品牌，向着“余杰”这个品牌过渡，而另一些誓将骂人“进行到底”的人似乎又锐意地在既往老品牌的基础之上创造新的品牌；所有的人都在为社会堆积着文化信息，竭力推动其流通和增加它的速度，藉此寻求自我增值效应；传播胜于一切，对真理的追究远远不如骂人有魅力，将“公众人物”当作落水狗打，跟追星族迷恋“小燕子”的大眼睛形式相反而实质则一。总之，努力地介入“消费”的概念，这，就是我们的后现代文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