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当代文坛10作家批判》摘要
《当代文坛10作家批判》摘要
（摘要者：东商）
(之一）钱钟书：《围城》里没有小说
“《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是夏志清教授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价。不知夏公在满含热情地讴歌出此结论进，把“小说”二字放到了哪里？徐江看得透，“以小说论小说，《围城》是失败的作品。”不管是把《围城》作为名著大全、古籍大典也好，还是比喻集锦、妙语集萃也好，它都当之无愧，只是把它树为小说经典则未免拔之过高。
中国小说素来缺乏严密的理性，这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发散性不无关系，而一旦一部具有洋味，理性逼人且辞章耀人的作品劈杀过来时，惯于散式思维的中国文人立刻本能地头皮一紧——若躲闪不及，那就五体投地吧。同时，眼睛一亮，嘴巴一张…..“伟大啊！”“经典啊！”…..此起彼伏。
把《围城》中每一节，每一段抽出来，几乎都能成为一篇很好的议论文或散文，然而，好的小散文的集合也还是一篇散文。与其说《围城》一部经典小说，倒还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好散文。小说是那么写的吗？
（之二）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
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内地与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道）。余秋雨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口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国真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之三）王蒙： 宽容背后的虚空
比较起来，对极左政治损害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崇高”之恐惧，导致对不同于生存现实的价值追求的淡漠，进而使王蒙的“宽容观”不注重对除“违法乱纪”以外的各种价值的不同性进行甄别，最终导致王蒙的艺术世界既善解人意又支离破碎，导致王蒙的“宽容世界”的深处存在着极大的“空虚感”，进而影响王蒙作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力度，可能是王蒙在宽容问题上的最大之症结。
因此在我看来，当代真正的文化批判，不仅应该注意到“物欲横流”中所蕴含的问题，而且还更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化批判者（我称之为肤浅的批判）与“日丹诺夫”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上的合谋性。而王蒙没有拆诸于这样的批判，也没有抓准年轻的一代愤世嫉俗批判背后的“知识无力症”问题，更没有对自己的不能超越基本生存欲求来谈价值升华的不健康状态予以反思。结果，自然便使得王蒙的“宽容”，成为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挡箭牌”。王蒙不知道，文化的土壤不改变，“日丹诺夫”还是会出现的；王蒙也不知道，对丧失了创造力的、以平庸自乐的当代文化，如果知识分子不诉诸一定的价值重建性的引导和批判，谁又能保证以“无知”和“暴力”为特征的“日丹诺夫”们、“红卫兵”们，不会在某一个早上死灰复燃？
(之四）苏童：太聪明了未必是好事
“一个像苏童这样的人，年轻而有名，同时又绝顶聪明，还勤奋肯吃苦，那岂不很有希望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文豪？”
“这也不一定。”“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他太聪明，太聪明。要知道，聪明人即使在用功的时候也是与旁人不一样的，他能找到更省力的办法。”
“这不是好事吗？”
“打家具是好事。做生意也是好事。可对写作就不一样了。写作是一个人与自身灵魂和外部世界所展开的搏斗，这一点更像两个武林高手的决斗。生死肉搏之际，讨巧的招式是占不了便宜的，天下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所以，有时致命的一击倒是那种看似平淡笨拙的出手。”
(之五) 梁晓声：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
作家梁晓声一直试图让我们接受一个持守操行、道德完满的现代侠客形象；在自我塑造上，无论文内文外，梁晓声始终表现得不遗余力。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并不总是生活在道德激愤之中，科学理性的声音同时也在苍穹中召唤着我们，我们就会看到这道德姿态中滑稽的部分：挥舞长矛的唐吉诃德正在与飞机的螺旋桨作战，然而他的长矛似乎太短了一些，他能够触及的仅仅是蚊子、苍蝇或者美丽的蜻蜓。问题更在于塞万提斯原本无意于骑士小说，他只是在戏仿、在反讽、在消解，而梁晓声却是以正剧主角的形象出场的，也正是这种情景错位，让我们看到了作家道德激情的苍白贫弱。
风亮节的背后隐藏了平庸甚至无知，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合格。”他躁动、嫉恶如仇，拿道德激情抵抗社会转型期市场化过程中的商品经济，不自量力地频频在自己所知甚少或者研究不够透彻的领域里发言，不仅时显捉襟见肘，同时也把正剧演成了闹剧，很容易让人看到其无力的一面，甚至时感矫情或者作秀。
（之六）贾平凹：“独立”包装下的贫困个体
尽管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明显的价值判断，但是当贾平凹写到《废都》并用“废都”命名他的小说时，当他忍不住借“奶牛”发表他对城市为代表的文明之看法时（他实在无法用艺术语言表明这种看法），贾平凹的审美取向已不言自喻：只有未被污染的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或者用原生性的民间文化的眼光过滤已被文明侵染过的土地，才是贾平凹心灵上的真正依托。但由于以民间文化为价值取向的作家不限于贾平凹一个人，如汪曾祺，如张伟，等等，所以，这就将贾平凹的“独立性”逼至评论界所称谓的“秦汉文化”之上——贾平凹的“独立世界”，最后就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化身。于是，当作家的独立性，最后被等同于占据一个他人没有占据的“地盘”时，贾平凹的“独立”便只有个性、才华、身份之含义，而没有思想、见地、灵魂之含义；贾平凹就只能“发现”一种文化，而不能“创造”一种文化。
（之七） 汪曾祺 ：捧出来的佛爷
当我最近决定把汪曾祺先生的名字纳入题目中这条充满了疑问色彩的句式时，我感受到了笔端的沉重。但，有鉴于眼下我们历来有着造神习俗与经验的文坛，目前正悄无声息地试图在文学“烈士”之后，为我们再包装一位老牌佛爷、散仙、“文学大师”汪曾祺，并试图以此给虚妄的、急功近利的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一些聊以***的点缀，我决定写出如下我对这位当代杰出短篇小说作家的思考及所持的一些疑问，以此和种爱汪曾祺作品的朋友们探讨，并尝试着将他们飞翔的想象力重新拉回到地面上来。
至于汪曾祺本人，我以为就作品所呈现出的具体精神形态而言，“五四余音”的称呼并不是很恰当的。恰当的倒是评论界和传媒界奉上的另一顶桂冠——“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但伴随这桂冠向我们而来的还有一个勾人的悬念：汪曾祺是不是真就能做成“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毕竟放眼文坛，正在活跃的中青年名家中，与汪老有同好的怕不仅仅是一人两人吧？遥想十几年前，巴金曾说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反封建，我以为这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作家们身上。李敖若干年在台湾接受采访，也曾慨叹今天的台湾文人还谈不上“超越五四”的问题，“能‘五四’就不错了。”看看今天当代文学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先别提“先锋”，先别提“后现代”，作家们老的小的，能“现代”、“五四”，不真就不错了。
（之八） 北岛：一个晦涩的“老”诗人
如果从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新成就特征——口语化诗歌这一标准来审视北岛近年的创作，在许多诗歌中，他显然是在不知所云。但是且慢，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早期的风格和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日后辉煌却又充满坎坷的诗人经历，以及北岛在我们印象中对创作的严谨，我可以肯定，北岛在诗中确实是有话要说的。只不过时代变了，人们阅读诗歌的兴奋点变了，而北岛仍滞留于旧的题材框架中，同时，他执拗的意象式写法也对读者进入他的诗起到了阻碍作用。再不量人们奉诗人如先知的时代了，没人会揣着满腔敬意陪你玩猜字谜的游戏，人们每天工作得都很累，没功夫倾听一个口齿不清者的絮语。北岛现在是一位晦涩的“老”诗人。
以九十年代口语化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北岛是不公允的，语言的落伍甚至会妨碍你体会他在处理那些有限题材时所不经意表露出来的精湛技艺，但实在没有办法，这就是诗歌与诗人的残酷命运。诗人应该永远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却无法停住去等候一位诗人。哪怕你曾经是一个民族在某时期最出色的诗人。
（之九）王朔： 别让人吞了苍蝇后说没事儿
伴随着作家复出文坛，推出新作《看上去很美》，我们发现王朔变得出奇地正经再意外加唠叨了。在序言里，他老人家开始承认自己“既往文风失之油滑”了，表面上看是名作家认真冷静地检讨自己的过去作品，可我读着怎么觉得王朔是在向“媚雅”一派低头说对不起过去那都是小弟我的错呢？接着，他又开始反复强调《看上去很美》这本书是多年来脑子里一直在酝酿的，构思历史大约有二十年，令我等读者看后肃然起敬。然后，他又交待这小说恐怕会很厚，一不留神还真可能成了那些传媒上吹呼的长篇系列。当下我就招欠似地替王老师着急——这到底算哪出啊？怎么中国作家中的优秀人士、性情中人却都努着劲儿开始比谁写得厚呀？
这可真是应了那则中学课本里的英语笑语——“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但，我看还是你王朔老师要疯的面儿大。
再有，王朔开始罗罗嗦嗦地为我们解释自已的遣词造句了，又是英文拿汉字拼，又是拆音节避脏，真不嫌累。有一些话那么事儿事儿地非搁到自己作品的序里来说，实在有种让人吞了苍蝇然后硬撑着说没事的矫情。
不过，依本人在阅读上的经验而论，但凡作家成名，一旦文字开始显露矫情，那他的创作基本上也就是要走下坡路了。当然，我希望我在王朔这件事上最后看走眼。你王朔又何苦趟这趟浑水呢？传统又是什么？传统不过是一个个黑道英才被白道蠢才们不断追认和顶礼的过程罢了。王朔理应自重。
（之十） 王小波：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
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另类，王小波的书，曾经饱受我们的出版社的误解与拒绝，也曾经备受传媒的冷落；而在他病逝之后，却又突然地、甚至是非常夸张地领受了极大的荣誉——可惜来得太晚——尤其是传媒和人文知识界，可称备极哀荣；同时也对王小波之死，表现出令尚且理智者不能不怀疑其是否真诚，是否别有用心的巨大热情。然而无论现在和以后的人们再怎么去说，大概也不屑于说了吧。但是误读仍在继续，对此我感到沉痛。出于对王小波的真切的敬意，这份沉痛也就来得格外沉重。
（摘要者：东商）
(之一）钱钟书：《围城》里没有小说
“《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是夏志清教授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价。不知夏公在满含热情地讴歌出此结论进，把“小说”二字放到了哪里？徐江看得透，“以小说论小说，《围城》是失败的作品。”不管是把《围城》作为名著大全、古籍大典也好，还是比喻集锦、妙语集萃也好，它都当之无愧，只是把它树为小说经典则未免拔之过高。
中国小说素来缺乏严密的理性，这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发散性不无关系，而一旦一部具有洋味，理性逼人且辞章耀人的作品劈杀过来时，惯于散式思维的中国文人立刻本能地头皮一紧——若躲闪不及，那就五体投地吧。同时，眼睛一亮，嘴巴一张…..“伟大啊！”“经典啊！”…..此起彼伏。
把《围城》中每一节，每一段抽出来，几乎都能成为一篇很好的议论文或散文，然而，好的小散文的集合也还是一篇散文。与其说《围城》一部经典小说，倒还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好散文。小说是那么写的吗？
（之二）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
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内地与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道）。余秋雨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口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国真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之三）王蒙： 宽容背后的虚空
比较起来，对极左政治损害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崇高”之恐惧，导致对不同于生存现实的价值追求的淡漠，进而使王蒙的“宽容观”不注重对除“违法乱纪”以外的各种价值的不同性进行甄别，最终导致王蒙的艺术世界既善解人意又支离破碎，导致王蒙的“宽容世界”的深处存在着极大的“空虚感”，进而影响王蒙作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力度，可能是王蒙在宽容问题上的最大之症结。
因此在我看来，当代真正的文化批判，不仅应该注意到“物欲横流”中所蕴含的问题，而且还更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化批判者（我称之为肤浅的批判）与“日丹诺夫”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上的合谋性。而王蒙没有拆诸于这样的批判，也没有抓准年轻的一代愤世嫉俗批判背后的“知识无力症”问题，更没有对自己的不能超越基本生存欲求来谈价值升华的不健康状态予以反思。结果，自然便使得王蒙的“宽容”，成为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挡箭牌”。王蒙不知道，文化的土壤不改变，“日丹诺夫”还是会出现的；王蒙也不知道，对丧失了创造力的、以平庸自乐的当代文化，如果知识分子不诉诸一定的价值重建性的引导和批判，谁又能保证以“无知”和“暴力”为特征的“日丹诺夫”们、“红卫兵”们，不会在某一个早上死灰复燃？
(之四）苏童：太聪明了未必是好事
“一个像苏童这样的人，年轻而有名，同时又绝顶聪明，还勤奋肯吃苦，那岂不很有希望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文豪？”
“这也不一定。”“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他太聪明，太聪明。要知道，聪明人即使在用功的时候也是与旁人不一样的，他能找到更省力的办法。”
“这不是好事吗？”
“打家具是好事。做生意也是好事。可对写作就不一样了。写作是一个人与自身灵魂和外部世界所展开的搏斗，这一点更像两个武林高手的决斗。生死肉搏之际，讨巧的招式是占不了便宜的，天下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所以，有时致命的一击倒是那种看似平淡笨拙的出手。”
(之五) 梁晓声：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
作家梁晓声一直试图让我们接受一个持守操行、道德完满的现代侠客形象；在自我塑造上，无论文内文外，梁晓声始终表现得不遗余力。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并不总是生活在道德激愤之中，科学理性的声音同时也在苍穹中召唤着我们，我们就会看到这道德姿态中滑稽的部分：挥舞长矛的唐吉诃德正在与飞机的螺旋桨作战，然而他的长矛似乎太短了一些，他能够触及的仅仅是蚊子、苍蝇或者美丽的蜻蜓。问题更在于塞万提斯原本无意于骑士小说，他只是在戏仿、在反讽、在消解，而梁晓声却是以正剧主角的形象出场的，也正是这种情景错位，让我们看到了作家道德激情的苍白贫弱。
风亮节的背后隐藏了平庸甚至无知，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合格。”他躁动、嫉恶如仇，拿道德激情抵抗社会转型期市场化过程中的商品经济，不自量力地频频在自己所知甚少或者研究不够透彻的领域里发言，不仅时显捉襟见肘，同时也把正剧演成了闹剧，很容易让人看到其无力的一面，甚至时感矫情或者作秀。
（之六）贾平凹：“独立”包装下的贫困个体
尽管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明显的价值判断，但是当贾平凹写到《废都》并用“废都”命名他的小说时，当他忍不住借“奶牛”发表他对城市为代表的文明之看法时（他实在无法用艺术语言表明这种看法），贾平凹的审美取向已不言自喻：只有未被污染的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或者用原生性的民间文化的眼光过滤已被文明侵染过的土地，才是贾平凹心灵上的真正依托。但由于以民间文化为价值取向的作家不限于贾平凹一个人，如汪曾祺，如张伟，等等，所以，这就将贾平凹的“独立性”逼至评论界所称谓的“秦汉文化”之上——贾平凹的“独立世界”，最后就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化身。于是，当作家的独立性，最后被等同于占据一个他人没有占据的“地盘”时，贾平凹的“独立”便只有个性、才华、身份之含义，而没有思想、见地、灵魂之含义；贾平凹就只能“发现”一种文化，而不能“创造”一种文化。
（之七） 汪曾祺 ：捧出来的佛爷
当我最近决定把汪曾祺先生的名字纳入题目中这条充满了疑问色彩的句式时，我感受到了笔端的沉重。但，有鉴于眼下我们历来有着造神习俗与经验的文坛，目前正悄无声息地试图在文学“烈士”之后，为我们再包装一位老牌佛爷、散仙、“文学大师”汪曾祺，并试图以此给虚妄的、急功近利的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一些聊以***的点缀，我决定写出如下我对这位当代杰出短篇小说作家的思考及所持的一些疑问，以此和种爱汪曾祺作品的朋友们探讨，并尝试着将他们飞翔的想象力重新拉回到地面上来。
至于汪曾祺本人，我以为就作品所呈现出的具体精神形态而言，“五四余音”的称呼并不是很恰当的。恰当的倒是评论界和传媒界奉上的另一顶桂冠——“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但伴随这桂冠向我们而来的还有一个勾人的悬念：汪曾祺是不是真就能做成“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毕竟放眼文坛，正在活跃的中青年名家中，与汪老有同好的怕不仅仅是一人两人吧？遥想十几年前，巴金曾说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反封建，我以为这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作家们身上。李敖若干年在台湾接受采访，也曾慨叹今天的台湾文人还谈不上“超越五四”的问题，“能‘五四’就不错了。”看看今天当代文学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先别提“先锋”，先别提“后现代”，作家们老的小的，能“现代”、“五四”，不真就不错了。
（之八） 北岛：一个晦涩的“老”诗人
如果从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新成就特征——口语化诗歌这一标准来审视北岛近年的创作，在许多诗歌中，他显然是在不知所云。但是且慢，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早期的风格和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日后辉煌却又充满坎坷的诗人经历，以及北岛在我们印象中对创作的严谨，我可以肯定，北岛在诗中确实是有话要说的。只不过时代变了，人们阅读诗歌的兴奋点变了，而北岛仍滞留于旧的题材框架中，同时，他执拗的意象式写法也对读者进入他的诗起到了阻碍作用。再不量人们奉诗人如先知的时代了，没人会揣着满腔敬意陪你玩猜字谜的游戏，人们每天工作得都很累，没功夫倾听一个口齿不清者的絮语。北岛现在是一位晦涩的“老”诗人。
以九十年代口语化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北岛是不公允的，语言的落伍甚至会妨碍你体会他在处理那些有限题材时所不经意表露出来的精湛技艺，但实在没有办法，这就是诗歌与诗人的残酷命运。诗人应该永远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却无法停住去等候一位诗人。哪怕你曾经是一个民族在某时期最出色的诗人。
（之九）王朔： 别让人吞了苍蝇后说没事儿
伴随着作家复出文坛，推出新作《看上去很美》，我们发现王朔变得出奇地正经再意外加唠叨了。在序言里，他老人家开始承认自己“既往文风失之油滑”了，表面上看是名作家认真冷静地检讨自己的过去作品，可我读着怎么觉得王朔是在向“媚雅”一派低头说对不起过去那都是小弟我的错呢？接着，他又开始反复强调《看上去很美》这本书是多年来脑子里一直在酝酿的，构思历史大约有二十年，令我等读者看后肃然起敬。然后，他又交待这小说恐怕会很厚，一不留神还真可能成了那些传媒上吹呼的长篇系列。当下我就招欠似地替王老师着急——这到底算哪出啊？怎么中国作家中的优秀人士、性情中人却都努着劲儿开始比谁写得厚呀？
这可真是应了那则中学课本里的英语笑语——“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但，我看还是你王朔老师要疯的面儿大。
再有，王朔开始罗罗嗦嗦地为我们解释自已的遣词造句了，又是英文拿汉字拼，又是拆音节避脏，真不嫌累。有一些话那么事儿事儿地非搁到自己作品的序里来说，实在有种让人吞了苍蝇然后硬撑着说没事的矫情。
不过，依本人在阅读上的经验而论，但凡作家成名，一旦文字开始显露矫情，那他的创作基本上也就是要走下坡路了。当然，我希望我在王朔这件事上最后看走眼。你王朔又何苦趟这趟浑水呢？传统又是什么？传统不过是一个个黑道英才被白道蠢才们不断追认和顶礼的过程罢了。王朔理应自重。
（之十） 王小波：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
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另类，王小波的书，曾经饱受我们的出版社的误解与拒绝，也曾经备受传媒的冷落；而在他病逝之后，却又突然地、甚至是非常夸张地领受了极大的荣誉——可惜来得太晚——尤其是传媒和人文知识界，可称备极哀荣；同时也对王小波之死，表现出令尚且理智者不能不怀疑其是否真诚，是否别有用心的巨大热情。然而无论现在和以后的人们再怎么去说，大概也不屑于说了吧。但是误读仍在继续，对此我感到沉痛。出于对王小波的真切的敬意，这份沉痛也就来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