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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 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
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

  陈晓明

  陈晓明:1959 年,文学博士,评论家,著有《天边的挑战》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在重重的困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处在企图突围的焦虑之中。现在人们面对的文学现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技巧的变化,思想和情感的变化。而是文学生产的方式、文学的美学要素、文学的基本功能等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我们谈论文学的变化已经十年之久,例如,80 年代后期我们就在讨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讨论先锋派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超越等等。但90 年代最后几年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作为文学生产的主体,作为最能切中当代生活的文学写作者,他们不再是总体性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企图( 或者已经?) 突出墙围,而站到文学史的另一面。现在,有一种处在文学现有体制之外的“异类”写作的存在,他们几乎是突然间浮出历史地表,占据当代文学的主要位置。尽管大多数人还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只要稍微客观地了解一下当代文学实践的实际情形,就不难看到,那些主要文学刊物的主要版面;那些销量最好的文学图书;那些为青年读者和在大学校园被谈论的对象,就不难发现,过去文坛的风云人物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新新人类”。实际上,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十年前,对当代文学最有影响( 虽然未必是什么好的影响) 的作家是王朔,他改变了作家对文学和对社会的态度。自从王朔之后,文学不再是机构内部的事,而是一种职业手段或业余爱好。数年之后,王小波再度成为文坛的一股旋风,虽然这股旋风由一起悲剧性的死亡事件引起,但王小波突然间打开了文学写作者的社会空间,这个人长期在文学制度之外生存,他对文学提示的经验异常丰富。但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打破了文学制度垄断的神秘性,表明另一种写作的无限可能性。1998 年,对于中国文学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年份,但却是所有的矛盾和暧昧性都明朗的历史关头。这一年有几个事件值得注意,它们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多数人也许毫不在意或不以为然。但我想这些事件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使每个事件都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1998 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发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多数出版社的文学类图书蒙受了30 %以上的退货损失;这一年有多次期刊主编讨论期刊的出路问题;这一年的文学刊物明显向着文化一类的非文学内容转向( 最典型的如《小说家》) ;这一年有刘震云的一部超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曾经是出版界的一个热闹的事件,但书本身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批评界几乎保持麻木不仁的沉默,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完这部小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震云本人采取的态度和手法。这部耗时六年之久的长达6 卷二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完整明确的结构,没有清晰的故事情节,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大多数地方刘震云采取了胡闹的手法,通篇都有是荒诞无稽的胡扯和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但六年6 卷二百万字,这表明刘震云对“经典”、“名著”的内心渴望。作为一个聪明而识时务的人,刘震云对当代文学的尴尬处境有着透彻的领悟:他要写作名著,但他知道“名著”和“经典”期,人们已经不需要批判反省文革( 这种反省批判不过是为建构新时期历史确立一个前提) ,人们需要的是进一步在这个已经被命名为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走向既定的目标。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正是主导文化所需要的东西。知青作家群同样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种角色,许多年之后,知青作家分别在文学制度化体系中占据重要的权力位置,这就十分清楚他们曾经承担的历史角色。

  “新时期”文学依然有一种整体性的历史,作家们自觉进入总体性制度,以分享最有效的符号资本。多少有些不同的是“朦胧诗”群体。尽管“朦胧诗”在新时期之初被思想解放运动强行纳入主导文化的话语谱系,但这个群体在其根本的艺术冲动和艺术实践方式,就与主导文化相去甚远。只要看看从白洋淀诗派到“今天”派和“后今天派”,就可以理解它所具有的非主流本质。“异类们”在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