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文学杂志：从中介到中心
文学杂志：从中介到中心
=== 吴俊 ===
一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百业俱废，危机四伏。似乎只有文学，倒是风景这边独好。从多种角度看到的现象，都在加强着这种印象。比如，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梁启超辈维新派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等等，还有舆论普遍看好的白话作品……但其实，最能反映当时全社会文学盛况的标志性现象，首先还是文学杂志的繁荣。
以报刊(报纸、期刊、杂志)为文学传播的媒体形式，在中国是从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至于其成为文学的主要媒体形式，那还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事。由于近(现)代的报刊基本上都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发行——这是因其“大众传媒”的性质所决定的，报刊上的文学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的态度。换句话说，全社会的文学状态，可以主要从当时的报刊上获得基本印象。因此，如果说综合性或非专业性的报刊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不了全社会对于文学的要求而产生了专门性或纯粹的文学媒体时，这就意味着文学的繁荣时代降临了。并且，文学媒体的盛衰命运，从此也就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学荣枯的直接表现。文学媒体与文学发展的这种紧密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历史上看，它就始于本世纪初。一方面大量的纯文学杂志出现了，另一方面本世纪初全社会对于文学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们通过文学杂志(包括期刊)——当时的报纸还是都综合性或非专业(文学)性的，其文学副刊之形成气候，都要在“五四”和20年代期间了。——的繁荣现象，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文学发展高潮中的几乎所有具体表现。
在世纪初的文学媒体(报刊)中，以四大文学杂志(期刊)为最著名且最具影响。它们就是《新小说》(1902年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次年起改从上海发行，1906年初停刊，共出二十四期)、《绣像小说》(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李伯元主编，1906年4月停刊，共出七十二期)、《月月小说》(1906年10月创刊，上海群乐书局发行，吴趼人主编，1908年底停刊，共出二十四期)和《小说林》(1907年2月由曾朴等人创办，徐念慈主编，1908年19月停刊，共出十二期)。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文学史上能够代表当时文学成就的几乎全部小说作品，都发表在这四个文学杂志上。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和《九命奇冤》等(《新小说》)，《文明小说》、《活地狱》和《老残游记》等(《绣像小说》)、《恨海》、《劫余灰》和《上海游骖录》等(《月月小说》)，以及《孽海花》(《小说林》)等。这一事实对这四个杂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其次，很明显，它们主要是小说杂志，而小说正代表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倾向，它们成为领导主流文学形式的文学杂志。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文学类除收创作小说约一百二十种外，尚有翻译小说近四百种。而阿英指出，“实则当时成册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阿英：《晚清小说史》第一章，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近年的研究，又将使这一数字达到数千之多。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了的文学真相，渐渐冲破时间的阻隔，向我们走来。
再次，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和文学定位的杂志，即在文学层面和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内，它们都想有所作为。这就最足以反映当时文学的思想特征。其中，《新小说》的主张可以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和“新民”说为代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此明显对立的是《小说林》，《小说林·发刊词》(黄人即摩西)和《小说林·缘起》(徐念慈即党我)强调的是文学(小说)的“审美之情操”和丰富的个性，以“具象理想”而非“抽象理想”为文学的目标和归宿。《绣像小说》和《月月小说》等，则体现了当时的普遍倾向，即围绕着小说(文学)改良和社会改良的宗旨，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致。其实，此后大凡成功的文学杂志，都无不在文学潮流或社会思潮方面，充当了领袖和代表的角色。几度变换了编辑方针且又持续不衰、长居新旧文坛中心的《小说月报》，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第四，它们的创办者或主编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著名文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中起着影响或领导走向的作用，并且，他们的贡献都超过了同时代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曾朴，每一人无不如此。这显然有助于提高杂志的知名度和号召力，进而维持和保证杂志的高水准。
第五，这些杂志的诞生，可说是时势所激。而它们的发展，也体现或影响了潮流的走向。文学杂志的倾向与社会的时势潮流，就这样处在相互刺激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它们都是当时维新思想的主流代表，对现实的变革和未来的前景，有着预示性的价值。就文学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仅是非正统的，而且也相当明显地体现了民间(知识者)社会的立场倾向。其具体表现是，各体白话作品和翻译小说的大量刊载。这种文学景观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到了“五四”时期，则已习以为常了。
第六，它们是社会性或民间性的文学现象，这并不排除它们中所存在的政治背景，但它们肯定不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范围之内，这使正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它们没有完全的控制力。这一点也可以成为晚清、“五四”时期异端纷起、新文化终成气候的政治方面的
原因。简言之，“乱世”孕育了革命。所谓乱世，就是指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有权威已被怀疑甚至打倒，但新的标准却还来不及建立或得到认同——这是一个价值观正在发生交替的过渡和转型时代。等到平静之时，也就是革命的完成，新的权威已然确立的所谓“治世”了。以上种种，一方面反映了本世纪初代表性文学杂志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文学繁荣的时代面貌。文学杂志不仅是文学的***媒婆或中介，而且也是文学发展的中心或核心环节。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和方法指引，世纪初的现象特征，在世纪末仍有价值。
二
90年代或世纪末的中国文学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归结为文学杂志的问题，即我们关注当下的文学状况，不能不关注文学杂志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在近年来的变化及其以后的可能走向。这在80年代还不是一个能够十分明确的问题。
90年代的状态，上承80年代而来。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则大致可用“启蒙”二字来概括或形容。这与“五四”时代的形势颇相类似。但在文学杂志问题上，两者间也有绝大的不同。其最鲜明的区别是，“五四”时代连同时间跨度更大的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学杂志基本上是一种国家体制外的生存状态，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则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状态了。所谓体制外、内状态的区别，主要就看文学杂志在诸如机构组织、宗旨、经费来源、思想立场和文学倾向等决定性的方面，是否受到国家权力部门和正统的或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的程度。从趋势来看，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杂志(包括一切媒体)的干预和控制，呈现为越来越严格和严厉的过程。在其最严厉的时期即“文革”期间，全国的文学杂志已经屈指可数，成为一个世纪中杂志最为凋零的时期。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当时的整个文学状态也是一个世纪中的最低谷。严厉的意识形态政策，只需要一种声音，因此作为御用工具的媒体，也只需少量点缀即可，而无需其繁荣。这就容易理解在“文革”结束意识形态开禁的七八十年代，各种文学杂志的复刊和创刊会成为中国文学复苏并繁荣的一种独特标志。但是，这还并不意味着文学杂志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完成了它的世纪变迁。更为深刻的变革将在90年代展开。
如果说世纪初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杂志(媒体)是在没有国家权力支持或扶植的情况下，主要凭借社会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化思想启蒙的话，那么，80年代的杂志繁荣与重新启蒙工作，则无疑受到了政治革命的直接影响——说得简单一点，政治的需要和权力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其中的先决因素。在此意义上，世纪初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杂志，体现的是“体制外的自由”，这可以从前文对于世纪初四大代表性文学杂志特征的分析中得到具体印象；而80年代的文学杂志，得到的则是“体制内被分配的自由”，80年代杂志的命运仍由行政方式所决定，可为此印证。后者的自由，由于体制内条件的深刻变化，在90年代期间，又进入了一个朦胧阶段。
体制条件的变化，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其结果，则影响到了文学杂志生存状态的各个方面。80年代的文学杂志，总体上是由国家(以各级政府部门的形式)包办的。但在一个(思想)启蒙和(政治、经济)改革的时代，不仅正统的权力意识形态会受到挑战，而且，当经济改革的后果开始波及文化领域时，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文化机构和学术团体等，都出现了生存危机的征兆。于是，文学杂志在80年代便采取了经济方面的自救措施——刊载商业性广告。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一举措在当时所遭受的压力了。但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对于90年代的文学杂志来说，却是一个更尖锐的挑战。由于这一转型过程到目前为止还远未完成，所以估价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现在为时尚早。不过，有些前景也已经露出了端倪。
不计已经转向、停刊、改行了的文学杂志，单从现在生存手段看，刊登商业广告当然仍是不二法门，但更主要也更有效的办法则是：或由商家、企业直接出资合办、协办乃至名义上的主办，或由商家、企业组成董事会或理事会，多家共同不定期出资协办。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拨款则无疑正在逐年减少。而对于商家、企业的回报，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杂志理论上必须充当商家、企业的文化形象，在后一各情况下，则主要只承担刊登广告和文字宣传的责任。这当然是就普遍情况而言的。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其中的有力杠杆，那么由经济多元化形成的整个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则是文学杂志生存状态发生变化的主要背景。90年代与80年代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原因在此。
事实上，由于决定文学杂志生存及命运的，体制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杂志对于正统或权力意识形态的承担义务就不能推脱。同时，由于不能不依靠社会经济力量才能支撑自己的生存，文学杂志便又只能承担新的义务——它必须成为某种商业化的载体。天下真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文学杂志在目前的处境，真正可说是进退维谷。一时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和生存危机的光明前景。
三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相对说还只是文学杂志现状的外部(社会)根源。对于文学杂志的生存问题，其自身内部对应于目前的多元化生态格局的能力及其主观性能力，才是最主要的方面。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杂志的危机趋势中，至少应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即杂志的角色地位、作用和对象，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整和改变。如果说文学杂志的危机是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危机，那么，其实质也只是表明，社会和读者远离或厌弃了文学。所有的危机归结到底是文学读者的危机。9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现象上看没有对其自身造成像文学所面临的那种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就足以说明文学的问题根源，毕竟仍在文学自身。因此，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不能不是其中的关键。对此，文学杂志的作用便可能得到充分的强调，因为它处在文学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地位。但中介作用的理想发挥，则有赖于文学杂志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充分全面的自觉。
现有的文学杂志的先天条件并不平等。大型杂志与中小型杂志、中央直属机构杂志与地方单位杂志、大都市杂志与中小城市杂志、乃至月刊与双月刊、季刊之间，它们并不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是在80年代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彼此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但它们被迫在90年代产生互相竞争时，却发现少数由客观有利的先天条件形成的权威杂志垄断了读者。而对大多数杂志来说，它们必须去寻找和开辟自己的市场。这也就是说，被动地充当中介的角色，这不是文学杂志的生存之道。它必须从中介走向中心，积极地去实现文学与读者的充分沟通，并以此完成自己的文学领导的形象设计。
从中介走向中心，意味着文学杂志不仅要有个性、有风格，而且要有主张、有创意。面对共同的文学资源，选择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需要的是在资源基础上的策划。只有具有创意的策划，才能实现文学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创造价值。换句话说，文学杂志应该是文学和社会潮流的代表或引导；文学的创造和社会的需要，应当最大程度地在文学杂志上获得共同实现。文学杂志既是作家和文学的媒体代表，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利益的文化体现。文学杂志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特征于一身，它兼具多种功能，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归根结蒂，文学杂志应当是一种文化产业。这就是90年代文学杂志的崭新角色属性，也是它需要充分全面自觉的自我意识。
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说是文学杂志改革的最终目的，而应该是文学杂志在实现其文化价值后的必然结果，即从中介走向中心，完成文学杂志的文化产业革命。但这将是要带入下一个世纪的问题了。至今为止，面对经济的压力，各种分化已经产生。在不断衰微甚至倒闭的文学杂志旁边，新的中心和代表性杂志正在或已经出现。我相信这预示了新世纪的文学杂志的新格局雏形。
１９９９年3月21日
时值戒烟三日之后
=== 吴俊 ===
一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百业俱废，危机四伏。似乎只有文学，倒是风景这边独好。从多种角度看到的现象，都在加强着这种印象。比如，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梁启超辈维新派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等等，还有舆论普遍看好的白话作品……但其实，最能反映当时全社会文学盛况的标志性现象，首先还是文学杂志的繁荣。
以报刊(报纸、期刊、杂志)为文学传播的媒体形式，在中国是从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至于其成为文学的主要媒体形式，那还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事。由于近(现)代的报刊基本上都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发行——这是因其“大众传媒”的性质所决定的，报刊上的文学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的态度。换句话说，全社会的文学状态，可以主要从当时的报刊上获得基本印象。因此，如果说综合性或非专业性的报刊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不了全社会对于文学的要求而产生了专门性或纯粹的文学媒体时，这就意味着文学的繁荣时代降临了。并且，文学媒体的盛衰命运，从此也就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学荣枯的直接表现。文学媒体与文学发展的这种紧密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历史上看，它就始于本世纪初。一方面大量的纯文学杂志出现了，另一方面本世纪初全社会对于文学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们通过文学杂志(包括期刊)——当时的报纸还是都综合性或非专业(文学)性的，其文学副刊之形成气候，都要在“五四”和20年代期间了。——的繁荣现象，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文学发展高潮中的几乎所有具体表现。
在世纪初的文学媒体(报刊)中，以四大文学杂志(期刊)为最著名且最具影响。它们就是《新小说》(1902年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次年起改从上海发行，1906年初停刊，共出二十四期)、《绣像小说》(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李伯元主编，1906年4月停刊，共出七十二期)、《月月小说》(1906年10月创刊，上海群乐书局发行，吴趼人主编，1908年底停刊，共出二十四期)和《小说林》(1907年2月由曾朴等人创办，徐念慈主编，1908年19月停刊，共出十二期)。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文学史上能够代表当时文学成就的几乎全部小说作品，都发表在这四个文学杂志上。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和《九命奇冤》等(《新小说》)，《文明小说》、《活地狱》和《老残游记》等(《绣像小说》)、《恨海》、《劫余灰》和《上海游骖录》等(《月月小说》)，以及《孽海花》(《小说林》)等。这一事实对这四个杂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其次，很明显，它们主要是小说杂志，而小说正代表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倾向，它们成为领导主流文学形式的文学杂志。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文学类除收创作小说约一百二十种外，尚有翻译小说近四百种。而阿英指出，“实则当时成册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阿英：《晚清小说史》第一章，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近年的研究，又将使这一数字达到数千之多。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了的文学真相，渐渐冲破时间的阻隔，向我们走来。
再次，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和文学定位的杂志，即在文学层面和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内，它们都想有所作为。这就最足以反映当时文学的思想特征。其中，《新小说》的主张可以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和“新民”说为代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此明显对立的是《小说林》，《小说林·发刊词》(黄人即摩西)和《小说林·缘起》(徐念慈即党我)强调的是文学(小说)的“审美之情操”和丰富的个性，以“具象理想”而非“抽象理想”为文学的目标和归宿。《绣像小说》和《月月小说》等，则体现了当时的普遍倾向，即围绕着小说(文学)改良和社会改良的宗旨，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致。其实，此后大凡成功的文学杂志，都无不在文学潮流或社会思潮方面，充当了领袖和代表的角色。几度变换了编辑方针且又持续不衰、长居新旧文坛中心的《小说月报》，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第四，它们的创办者或主编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著名文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中起着影响或领导走向的作用，并且，他们的贡献都超过了同时代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曾朴，每一人无不如此。这显然有助于提高杂志的知名度和号召力，进而维持和保证杂志的高水准。
第五，这些杂志的诞生，可说是时势所激。而它们的发展，也体现或影响了潮流的走向。文学杂志的倾向与社会的时势潮流，就这样处在相互刺激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它们都是当时维新思想的主流代表，对现实的变革和未来的前景，有着预示性的价值。就文学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仅是非正统的，而且也相当明显地体现了民间(知识者)社会的立场倾向。其具体表现是，各体白话作品和翻译小说的大量刊载。这种文学景观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到了“五四”时期，则已习以为常了。
第六，它们是社会性或民间性的文学现象，这并不排除它们中所存在的政治背景，但它们肯定不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范围之内，这使正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它们没有完全的控制力。这一点也可以成为晚清、“五四”时期异端纷起、新文化终成气候的政治方面的
原因。简言之，“乱世”孕育了革命。所谓乱世，就是指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有权威已被怀疑甚至打倒，但新的标准却还来不及建立或得到认同——这是一个价值观正在发生交替的过渡和转型时代。等到平静之时，也就是革命的完成，新的权威已然确立的所谓“治世”了。以上种种，一方面反映了本世纪初代表性文学杂志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文学繁荣的时代面貌。文学杂志不仅是文学的***媒婆或中介，而且也是文学发展的中心或核心环节。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和方法指引，世纪初的现象特征，在世纪末仍有价值。
二
90年代或世纪末的中国文学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归结为文学杂志的问题，即我们关注当下的文学状况，不能不关注文学杂志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在近年来的变化及其以后的可能走向。这在80年代还不是一个能够十分明确的问题。
90年代的状态，上承80年代而来。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则大致可用“启蒙”二字来概括或形容。这与“五四”时代的形势颇相类似。但在文学杂志问题上，两者间也有绝大的不同。其最鲜明的区别是，“五四”时代连同时间跨度更大的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学杂志基本上是一种国家体制外的生存状态，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则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状态了。所谓体制外、内状态的区别，主要就看文学杂志在诸如机构组织、宗旨、经费来源、思想立场和文学倾向等决定性的方面，是否受到国家权力部门和正统的或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的程度。从趋势来看，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杂志(包括一切媒体)的干预和控制，呈现为越来越严格和严厉的过程。在其最严厉的时期即“文革”期间，全国的文学杂志已经屈指可数，成为一个世纪中杂志最为凋零的时期。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当时的整个文学状态也是一个世纪中的最低谷。严厉的意识形态政策，只需要一种声音，因此作为御用工具的媒体，也只需少量点缀即可，而无需其繁荣。这就容易理解在“文革”结束意识形态开禁的七八十年代，各种文学杂志的复刊和创刊会成为中国文学复苏并繁荣的一种独特标志。但是，这还并不意味着文学杂志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完成了它的世纪变迁。更为深刻的变革将在90年代展开。
如果说世纪初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杂志(媒体)是在没有国家权力支持或扶植的情况下，主要凭借社会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化思想启蒙的话，那么，80年代的杂志繁荣与重新启蒙工作，则无疑受到了政治革命的直接影响——说得简单一点，政治的需要和权力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其中的先决因素。在此意义上，世纪初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杂志，体现的是“体制外的自由”，这可以从前文对于世纪初四大代表性文学杂志特征的分析中得到具体印象；而80年代的文学杂志，得到的则是“体制内被分配的自由”，80年代杂志的命运仍由行政方式所决定，可为此印证。后者的自由，由于体制内条件的深刻变化，在90年代期间，又进入了一个朦胧阶段。
体制条件的变化，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其结果，则影响到了文学杂志生存状态的各个方面。80年代的文学杂志，总体上是由国家(以各级政府部门的形式)包办的。但在一个(思想)启蒙和(政治、经济)改革的时代，不仅正统的权力意识形态会受到挑战，而且，当经济改革的后果开始波及文化领域时，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文化机构和学术团体等，都出现了生存危机的征兆。于是，文学杂志在80年代便采取了经济方面的自救措施——刊载商业性广告。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一举措在当时所遭受的压力了。但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对于90年代的文学杂志来说，却是一个更尖锐的挑战。由于这一转型过程到目前为止还远未完成，所以估价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现在为时尚早。不过，有些前景也已经露出了端倪。
不计已经转向、停刊、改行了的文学杂志，单从现在生存手段看，刊登商业广告当然仍是不二法门，但更主要也更有效的办法则是：或由商家、企业直接出资合办、协办乃至名义上的主办，或由商家、企业组成董事会或理事会，多家共同不定期出资协办。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拨款则无疑正在逐年减少。而对于商家、企业的回报，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杂志理论上必须充当商家、企业的文化形象，在后一各情况下，则主要只承担刊登广告和文字宣传的责任。这当然是就普遍情况而言的。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其中的有力杠杆，那么由经济多元化形成的整个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则是文学杂志生存状态发生变化的主要背景。90年代与80年代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原因在此。
事实上，由于决定文学杂志生存及命运的，体制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杂志对于正统或权力意识形态的承担义务就不能推脱。同时，由于不能不依靠社会经济力量才能支撑自己的生存，文学杂志便又只能承担新的义务——它必须成为某种商业化的载体。天下真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文学杂志在目前的处境，真正可说是进退维谷。一时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和生存危机的光明前景。
三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相对说还只是文学杂志现状的外部(社会)根源。对于文学杂志的生存问题，其自身内部对应于目前的多元化生态格局的能力及其主观性能力，才是最主要的方面。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杂志的危机趋势中，至少应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即杂志的角色地位、作用和对象，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整和改变。如果说文学杂志的危机是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危机，那么，其实质也只是表明，社会和读者远离或厌弃了文学。所有的危机归结到底是文学读者的危机。9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现象上看没有对其自身造成像文学所面临的那种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就足以说明文学的问题根源，毕竟仍在文学自身。因此，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不能不是其中的关键。对此，文学杂志的作用便可能得到充分的强调，因为它处在文学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地位。但中介作用的理想发挥，则有赖于文学杂志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充分全面的自觉。
现有的文学杂志的先天条件并不平等。大型杂志与中小型杂志、中央直属机构杂志与地方单位杂志、大都市杂志与中小城市杂志、乃至月刊与双月刊、季刊之间，它们并不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是在80年代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彼此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但它们被迫在90年代产生互相竞争时，却发现少数由客观有利的先天条件形成的权威杂志垄断了读者。而对大多数杂志来说，它们必须去寻找和开辟自己的市场。这也就是说，被动地充当中介的角色，这不是文学杂志的生存之道。它必须从中介走向中心，积极地去实现文学与读者的充分沟通，并以此完成自己的文学领导的形象设计。
从中介走向中心，意味着文学杂志不仅要有个性、有风格，而且要有主张、有创意。面对共同的文学资源，选择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需要的是在资源基础上的策划。只有具有创意的策划，才能实现文学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创造价值。换句话说，文学杂志应该是文学和社会潮流的代表或引导；文学的创造和社会的需要，应当最大程度地在文学杂志上获得共同实现。文学杂志既是作家和文学的媒体代表，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利益的文化体现。文学杂志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特征于一身，它兼具多种功能，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归根结蒂，文学杂志应当是一种文化产业。这就是90年代文学杂志的崭新角色属性，也是它需要充分全面自觉的自我意识。
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说是文学杂志改革的最终目的，而应该是文学杂志在实现其文化价值后的必然结果，即从中介走向中心，完成文学杂志的文化产业革命。但这将是要带入下一个世纪的问题了。至今为止，面对经济的压力，各种分化已经产生。在不断衰微甚至倒闭的文学杂志旁边，新的中心和代表性杂志正在或已经出现。我相信这预示了新世纪的文学杂志的新格局雏形。
１９９９年3月21日
时值戒烟三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