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八章：茅盾，第一节：思想发展与初期创作
茅盾，原名沈雁冰，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属的乌镇。父亲具有维新思想，喜爱自然科学，曾自习数学到高等代数与微积分，三十余岁即去世。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母亲管教严格。他很早就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的古典小说。在中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年轻的茅盾也感到很大的激动和兴奋。但是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变化，学校没有民主空气。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茅盾遭到嘉兴府中学的斥退而转入杭州安定中学。后来他说过：如果要找出中学教育“曾经给与我些什么，现在心痛地回想起来，是这些个：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这固然使茅盾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和开明的家庭教育对比起来，僵化的生活特别使他感到“我的中学生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注：《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收入散文集《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随即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后，茅盾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在发表于一九二年初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强调建设新文学“要注重思想”(注：《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署名冰)，已经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艺术为人生的进步见解。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一九一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讦，一年后即辞去主编职位。
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茅盾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传统的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做游戏，当做消遣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注：《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文学旬刊》第1号，1921年5月10日，署名玄珠)，从而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中，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并进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以当时中国还没有象高尔基那样“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能够写出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为新文学的一大缺陷(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他还积极提倡“激厉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注：《“大转变时期”何时到来呢》，《文学周报》第103期，1923年12月31日)。茅盾的这些主张，强调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要求文学服务于民放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从《新青年》最初倡导文学革命开始，就提出了文学促进社会进步和“写实主义”等主张。茅盾的这些意见，继承了这一战斗传统，并且随着整个革命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推进的客观趋势，又根据新文学创作日趋活跃的实际需要，给与这些主张以更为具体、带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解释，使《新青年》时代的文艺主张得到了发展。在与封建复古主义者，鸳鸯蝴蝶派和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茅盾的这些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茅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应注意；“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第十二卷号外)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十二卷第十号)。他自己早期的译介工作，也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样注重。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这些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但是，由于欧洲自然主义在其开始时也是以写实相标榜的，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一般还不大了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在大力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曾介绍和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他想利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来克服当时创作上存在着的不真实的现象，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创作中，也留有自然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
茅盾曾研究过我国古典文学——骈文、诗、词小说等，写过有关古代神话的书籍。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钻研，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助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事业。
一九二一年起，茅盾就从事革命活动；随后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说明了这一新兴的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他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阶级本质，指出所谓“艺术超然独立”的论调不过是“间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阶级的艺术之发生”，“所以无产阶级的批评论将自居于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位而尽其批评的职能”。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有着极为宽广丰富的内容，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要建设全新的人类生活”，“无产阶级艺术也应当向此方面努力，以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可以看出，茅盾这时已不仅是一般地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了。
一九二六年初，茅盾赴广州参加当时革命政党召开的会议，同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后来说：“一九二五——二七，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注：《〈茅盾选集〉自序》，见《茅盾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4月初版)。茅盾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为他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九二七年四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七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举行反共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革命突然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茅盾在这时离开武汉拟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八月回到上海。因为对革命前途缺乏正确估计，曾一度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的三部曲——《蚀》，以及同时或稍后写成的一些短篇，都是这种思想情绪下的产物。从这个时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创作活动。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是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恶丑恶，但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没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终处在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而受到强烈的感动，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她没有从掀天揭地的群众运动找到支持和鼓舞的力量，她把革命过程中的部分消极现象看成为不可解决的“普遍的矛盾”，因而苦闷和厌倦的情绪越来越深，只能在强烈的爱情刺激里找寻个人的满足，然而得到的也依然只有幻灭。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有较鲜明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力量，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幅。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 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小说对这个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茅盾以上述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来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描写，他们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苦闷、牢骚和颓废的颂向没有得到足够的批判，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局势和革命前途也显得暗淡无光，这些都是作家当时痛苦消沉的思想情绪的自然流露。人们在《蚀》里所得到的印象，多少有点象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失望，失望!在这时代，无论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这就难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然而《蚀》——特别是其中的《动摇》——描绘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刻划了那一历史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幻灭、动摇、追求以至于最终的失败的结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这浪潮退落以后反动势力的猖獗。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一些青年受着怎样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经历着怎样曲折、苦痛的路程。《蚀》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小说有关革命主流的描写过于单薄，有些细节描写也还缺乏严格的选择。但它仍然对时代生活作了比较广阔的反映，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划人物，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原来所署的笔名是“矛盾”(注：茅盾原来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参见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样，他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极其矛盾的。尽管他毫不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由于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的情绪，在随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又进一步对写作这部作品作了解释，还因此对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所保留；同时却对自己这种情绪以及“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感到不满。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起来，不再颓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把“精神苏醒过来”(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内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摆脱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并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由此引起的苦闷和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逐渐消褪。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把对三峡景物的描绘和对人物心境的刻划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绝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当她发现个***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也有过“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画图上一切色彩都配错了”，她处处感到自己和环境的不协调，而且这样的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梅行素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较写《蚀》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一九三春，茅盾自日本返国。这时国内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正在党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茅盾受革命形势的鼓舞，思想感情上悲观颓唐的暗影已经消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他参加了“左联”，一度担任过行政秘书(书记)工作，和鲁迅往还亲密。随着思想上的这些进展，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他陆续写了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和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短篇。《路》以一九三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火薪传的觉醒道路。火薪传原来对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态度，随后通过学生运动和革命者雷的启示，逐渐认识到只有“前进还有活路”，同时“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三人行》描写了许、惠、云三个青年：许多不可知论走向侠义主义，又因侠义主义失掉自己的生命；惠是一个中国式的虚无主义者，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终于证明了他的虚无主义的破产；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云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败落，他被抛出向来的生活轨道而参加了实际斗争。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样，《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为革命真理的传播者而出现的。这两篇小说因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够熟悉，开掘不深，也未能创造出真实具体的人物形象。正象茅盾自己后来所说的：《蚀》的缺陷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而《三人行》的弱点则又说明了“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注：《茅盾选集·自序》)。但是，从渲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到反映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就茅盾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而言，仍然是一种可贵的进展。
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创作力量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他先后写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经济面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了诸如吴荪甫、林先生，老通宝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旧中国，描绘了视野宽广、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幅。它们还以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茅盾善于动向的艺术才能，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子夜》的出现，还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重大实绩，推动并提高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水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茅盾还继续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他陆续写成的《鲁迅论》等多篇作家论，系统地分析了“五四”以来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他们的特色，内容扎实，是当时文艺评论的一个收获。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署名施华洛)、《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等文，对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论述。在对于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他写有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同时，对于自己早期曾经受到过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泰纳的理论也作了批判。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编《烽火》周刊(《文学》、《中流》、《文季》、《译文》的联合刊物)。上海沦陷后去香港，并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在这段奔走各地的颠沛生活中，他仍然积极参加文艺活动，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并且写了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底，茅盾应邀离开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一九四年五月因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短期讲学。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于香港写成长篇《腐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重要支柱特务机构残害人民的罪行；在政治气压低沉得令人窒息的当时，向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提出愤怒的控诉和无畏的挑战，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共鸣。随后，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茅盾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并且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条件，宣传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一九四八年末到达解放区。在这以后，他除了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外，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和指导青年作家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重要的成绩。
茅盾是现代中国一位卓越的作家。他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就积极提倡进步的现实主义理论。随着思想的发展，这些文艺主张也日益增添激进的内涵。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茅盾的作品为辛亥革命以后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之间的冲突，作了生动鲜明的反映，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此外，茅盾还始终不懈地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指导青年作家等工作。正象周扬所指出的，茅盾是“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对革命文艺的创造是作了很多贡献的”(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日报》1953年10月9日)
五四运动后，茅盾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在发表于一九二年初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强调建设新文学“要注重思想”(注：《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署名冰)，已经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艺术为人生的进步见解。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一九一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讦，一年后即辞去主编职位。
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茅盾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传统的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做游戏，当做消遣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注：《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文学旬刊》第1号，1921年5月10日，署名玄珠)，从而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中，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并进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以当时中国还没有象高尔基那样“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能够写出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为新文学的一大缺陷(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他还积极提倡“激厉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注：《“大转变时期”何时到来呢》，《文学周报》第103期，1923年12月31日)。茅盾的这些主张，强调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要求文学服务于民放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从《新青年》最初倡导文学革命开始，就提出了文学促进社会进步和“写实主义”等主张。茅盾的这些意见，继承了这一战斗传统，并且随着整个革命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推进的客观趋势，又根据新文学创作日趋活跃的实际需要，给与这些主张以更为具体、带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解释，使《新青年》时代的文艺主张得到了发展。在与封建复古主义者，鸳鸯蝴蝶派和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茅盾的这些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茅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应注意；“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第十二卷号外)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十二卷第十号)。他自己早期的译介工作，也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样注重。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这些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但是，由于欧洲自然主义在其开始时也是以写实相标榜的，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一般还不大了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在大力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曾介绍和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他想利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来克服当时创作上存在着的不真实的现象，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创作中，也留有自然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
茅盾曾研究过我国古典文学——骈文、诗、词小说等，写过有关古代神话的书籍。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钻研，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助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事业。
一九二一年起，茅盾就从事革命活动；随后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说明了这一新兴的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他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阶级本质，指出所谓“艺术超然独立”的论调不过是“间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阶级的艺术之发生”，“所以无产阶级的批评论将自居于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位而尽其批评的职能”。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有着极为宽广丰富的内容，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要建设全新的人类生活”，“无产阶级艺术也应当向此方面努力，以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可以看出，茅盾这时已不仅是一般地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了。
一九二六年初，茅盾赴广州参加当时革命政党召开的会议，同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后来说：“一九二五——二七，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注：《〈茅盾选集〉自序》，见《茅盾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4月初版)。茅盾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为他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九二七年四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七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举行反共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革命突然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茅盾在这时离开武汉拟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八月回到上海。因为对革命前途缺乏正确估计，曾一度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的三部曲——《蚀》，以及同时或稍后写成的一些短篇，都是这种思想情绪下的产物。从这个时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创作活动。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是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恶丑恶，但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没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终处在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而受到强烈的感动，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她没有从掀天揭地的群众运动找到支持和鼓舞的力量，她把革命过程中的部分消极现象看成为不可解决的“普遍的矛盾”，因而苦闷和厌倦的情绪越来越深，只能在强烈的爱情刺激里找寻个人的满足，然而得到的也依然只有幻灭。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有较鲜明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力量，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幅。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 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小说对这个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茅盾以上述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来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描写，他们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苦闷、牢骚和颓废的颂向没有得到足够的批判，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局势和革命前途也显得暗淡无光，这些都是作家当时痛苦消沉的思想情绪的自然流露。人们在《蚀》里所得到的印象，多少有点象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失望，失望!在这时代，无论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这就难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然而《蚀》——特别是其中的《动摇》——描绘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刻划了那一历史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幻灭、动摇、追求以至于最终的失败的结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这浪潮退落以后反动势力的猖獗。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一些青年受着怎样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经历着怎样曲折、苦痛的路程。《蚀》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小说有关革命主流的描写过于单薄，有些细节描写也还缺乏严格的选择。但它仍然对时代生活作了比较广阔的反映，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划人物，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原来所署的笔名是“矛盾”(注：茅盾原来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参见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样，他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极其矛盾的。尽管他毫不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由于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的情绪，在随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又进一步对写作这部作品作了解释，还因此对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所保留；同时却对自己这种情绪以及“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感到不满。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起来，不再颓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把“精神苏醒过来”(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内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摆脱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并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由此引起的苦闷和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逐渐消褪。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把对三峡景物的描绘和对人物心境的刻划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绝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当她发现个***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也有过“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画图上一切色彩都配错了”，她处处感到自己和环境的不协调，而且这样的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梅行素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较写《蚀》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一九三春，茅盾自日本返国。这时国内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正在党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茅盾受革命形势的鼓舞，思想感情上悲观颓唐的暗影已经消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他参加了“左联”，一度担任过行政秘书(书记)工作，和鲁迅往还亲密。随着思想上的这些进展，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他陆续写了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和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短篇。《路》以一九三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火薪传的觉醒道路。火薪传原来对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态度，随后通过学生运动和革命者雷的启示，逐渐认识到只有“前进还有活路”，同时“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三人行》描写了许、惠、云三个青年：许多不可知论走向侠义主义，又因侠义主义失掉自己的生命；惠是一个中国式的虚无主义者，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终于证明了他的虚无主义的破产；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云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败落，他被抛出向来的生活轨道而参加了实际斗争。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样，《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为革命真理的传播者而出现的。这两篇小说因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够熟悉，开掘不深，也未能创造出真实具体的人物形象。正象茅盾自己后来所说的：《蚀》的缺陷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而《三人行》的弱点则又说明了“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注：《茅盾选集·自序》)。但是，从渲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到反映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就茅盾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而言，仍然是一种可贵的进展。
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创作力量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他先后写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经济面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了诸如吴荪甫、林先生，老通宝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旧中国，描绘了视野宽广、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幅。它们还以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茅盾善于动向的艺术才能，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子夜》的出现，还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重大实绩，推动并提高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水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茅盾还继续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他陆续写成的《鲁迅论》等多篇作家论，系统地分析了“五四”以来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他们的特色，内容扎实，是当时文艺评论的一个收获。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署名施华洛)、《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等文，对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论述。在对于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他写有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同时，对于自己早期曾经受到过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泰纳的理论也作了批判。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编《烽火》周刊(《文学》、《中流》、《文季》、《译文》的联合刊物)。上海沦陷后去香港，并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在这段奔走各地的颠沛生活中，他仍然积极参加文艺活动，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并且写了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底，茅盾应邀离开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一九四年五月因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短期讲学。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于香港写成长篇《腐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重要支柱特务机构残害人民的罪行；在政治气压低沉得令人窒息的当时，向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提出愤怒的控诉和无畏的挑战，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共鸣。随后，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茅盾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并且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条件，宣传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一九四八年末到达解放区。在这以后，他除了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外，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和指导青年作家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重要的成绩。
茅盾是现代中国一位卓越的作家。他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就积极提倡进步的现实主义理论。随着思想的发展，这些文艺主张也日益增添激进的内涵。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茅盾的作品为辛亥革命以后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之间的冲突，作了生动鲜明的反映，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此外，茅盾还始终不懈地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指导青年作家等工作。正象周扬所指出的，茅盾是“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对革命文艺的创造是作了很多贡献的”(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日报》1953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