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进步文艺界在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一回顾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这须要长时间的探研，须要展开多方面的讨论，更须要各种意见的切磋补充，论辩驳难，然后可能既广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能够真正做到总结过去经验而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在回顾和总结中，既有共同认识的相互补充，也有不同意见的直接交锋。继前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后，在进步文艺界内部，逐步形成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这一次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是由胡风和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武汉撤退以后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创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乱里面》)胡风认为，克服当时文坛上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是提倡现实主义，也就是要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现实主义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风为文协理事会起草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后来在《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这篇论文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注：该文发表于《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注：收入黄药眠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出版，第120页)。这些文章发表前后，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风的文章相似的论点，认为“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间》，考验社出版，第36页)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在一九四四年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胡风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谓“自我扩张”看作“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思想改造”，但他却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主观问题，认为新哲学进入了约瑟夫(按即斯大林——引者)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且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在进步文艺界引起更大的争论。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题在重庆组织多次座谈会、漫谈会，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成果及问题、文艺上现实主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有所批评。重庆《新华日报》召开的《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座谈会上也涉及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在座谈、漫谈会后，不少评论家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具体问题的论述进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如茅盾发表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论述抗战以来文坛的主要倾向及若干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在苦斗中形成三种主要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第二种：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义则纯为守势的，则为介绍世界古典名著；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阵厮杀的时候，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述民主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文艺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思想上的后退状态、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提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结合评论《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对现实主义问题发表同胡风、冯雪峰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这才是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黄药眠发表《论约瑟夫的外套》，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以斯大林的学说为外衣宣传唯心主义；还写了《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对冯雪峰论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何其芳(傅履冰)与吕荧《关于“客观主义”的通讯》也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就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偏向是旧现实主义还是客观主义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随后，胡风把他在一九四二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编成《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两书先后出版，以表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泥土》、《呼吸》等刊物也发表不少文章，提出同胡风的文章相类似的观点。在进步文艺阵营中，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从对“客观主义”不同意见的阐述，进入到关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讨。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共六辑)针对胡风的观点和他所支持的《论主观》，继续发表文章进行辩驳和批评。第一辑刊载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为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主要偏向是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实际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第二辑发表了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论述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批评胡风认为文艺的对象的“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等观点。第五辑发表了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论述主观问题及如何发扬文艺上的创造力量问题，从唯物论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解，批评舒芜、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的错误。胡绳先后在第一辑、第四辑上发表了《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通过评论路翎的小说和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分析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作家研究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胡风则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对批评文章中的观点一一加以反驳。文中仍坚持把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看作两种主要的偏向，从理论主论述文艺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强调现实主义文艺应写出典型(活的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这次讨论暂告结束。
　　这一次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讨论，时间延续达五年之久，涉及到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上的主观与客观、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等许多问题，而主要是围绕着对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不同意见而展开的，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论争双方对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估价虽有分歧，尚不属根本性的；在必须正面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双方看法也比较一致。但是，对于当时文艺上脱离现实主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意见则很不相同，一方认为主要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定观主义，另一方认为主要是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从这个问题的分歧开始，比较集中加以讨论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作家如何同人民相结合问题。
　　胡风在论述抗战以来的进步文艺运动时，认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客观主义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倾向。胡风在文章中说：“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注：《在混乱里面》第16页)为了纠正这种倾向，胡风认为“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只要在生活战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底热情或精神力量，我相信，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注：《在混乱里面》第17页)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胡风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所那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7页)又说：新文艺“总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它控告黑暗，它追求光明；它为呻吟于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请命，它掘发在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底善良而坚勤的灵魂；它追悼阴冷的死亡的过去，它赞颂来访的熹微的黎明……。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8页)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时提出了“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认为“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注：《逆流的日子》第12页)在《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从这里拓大以至开发通向人民的道路(为人民服务)，反抗那些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3页)
　　针对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胡风的主张“不够科学”，“容易使人误解”，“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于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冲激，与他们的革命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与客观事物紧紧地结合?”何其芳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紧密的结合’，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地运动的意见》也批评了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文章“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都是宣扬着超脱现实而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民的一种倾向了。”(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对胡风等人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具体分析，文章说：“现在就正是革命发展，人民的力量和斗争高扬的时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和作家的某些热情的表现和要求，就不能不是反映或向往革命和人民的这种高扬的东西，也不能不是寄寓着文化和个性的解放、未来的生活和艺术理想之追求的东西；它不免要对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态度抗议，但更本质的说，却更多是对于压迫青年的生机和热情的旧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对于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上崩落状态的抵制。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自然，单是热情，单是‘向精神的突击’，在我们，是万万不够的，还不能成为真实战斗的文艺。并且那里面也自然会夹杂着非常不纯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的残余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东西。因此，问题仍在于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看到广大的社会和时代中的精神状态，怎样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争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实、提高，最后成为人民的力量和文艺。”(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86—87页)
　　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难于划清界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 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当文章从哲学史上说明主观问题时，却陷入了混乱，认为“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说什么‘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并且说“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见《论主观》)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二元论、唯生史观混在一起，实际上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对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录》)这显然会使他们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在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论主观》中的错误观点有所批评。稍后，黄药眠在《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评《论主观》曲解了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在马列主义外衣下散布了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主观是决定于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决定了意识。”(注：《论约瑟夫的外套》第5页)后来《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文章对《论主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如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从哲学观点和文艺观点批评了《论主观》的错误，文中说“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采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6页)文中也说到“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7页)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论主观》的批评，虽然大多对反教条主义问题重视不够，有的批评文章还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但是总的看来，对《论主观》中错误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在分析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时，基本上符合辩证唯物论观点，对被批评者也有帮助。五十年代初，舒芜曾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见《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一文，对《论主观》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作家和人民的关系，因此，讨论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创作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必须同人民相结合，这个问题争论双方似乎没有大的分歧，但具体论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时，就表现出意见很不相同。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然而，对于文艺创造(至少是对于文艺创造)，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不能理解具体的被压迫者或被牺牲者底精神状态，又怎样能够揭发封建主义底残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门的战法?不能理解具体的觉醒者或战斗者底心理过程，又怎样能够表现人民底丰沛的潜在力量和坚强的英雄主义?”(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文章中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除了“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外，还有“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等。这许多“过程”，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基本观点是说明作家要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体现”、“摄取”人民生活的过程中，要有“克服对象”的“批判”和“搏斗”的能力，既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又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斗争”。胡风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人民群众的估计有关的。胡风认为，人民’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种看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和较多的批评。
　　在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问题上，何其芳认为：“我们要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反省，我们才可能虚心地到人民大众中去学习。”(注：《关于现实主义》)又说：“在客观条件方面努力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环境，即是说，应该加强民主斗争，在主观努力方面，则作家们应该下大决心，立大志愿，尽最大可能扩大生活，加强实践，从思想与行动上，改造自己，以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最灵敏的脉搏与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注：《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15日)荃麟认为“胡风所谓的自我斗争，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而在我们，这个思想改造，正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有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期的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中去’，小资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斗争。”(注：《论主观问题》)这些论述都强调作家深入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乔木(乔冠华)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既批评了他自己以于潮笔名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提出的“到处有生活”的观点，也批评了胡风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关作家和人民关系问题的观点。文章认为不应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而应强调作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客观事实，“当时的作家，一般地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上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这种强调主观生活态度的论调，在实际上不过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使作家们各自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天地里，自以为已经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文章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应深入劳动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到处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则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认为“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更有些简单化。文章对小资产阶级作家进步性方面估计很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这也不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际，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讨论作家同人民的关系问题中，对胡风关于“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评，但批评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乔木(乔冠华)认为：“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把人民善良、美德、坚强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这可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7页)冯雪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人民就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战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着的一面。倘若没有坚强的主观，可不是也会跟着落后的人民走么?没有坚强的主观或正确的思想武装，又怎样能给落后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但是这样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样来的呢?……产生和保证我们的批判力及正确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历史现实斗争及思想斗争。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113页)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以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个问题是从推动人民从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解放出来这个要求出发的，也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们“不应该这样活的强烈的愿望”，“把人推向着明天前进”。这种出发点是积极的，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风过分夸大了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把作家感受这种“创伤”看作是同人民结合的过程和创作实践的过程，甚至强调了人民身上的痉挛性、疯狂性。这种观点却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思想还不成熟、生活实践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以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为例，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写是不成功，“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探索人民群众中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他所着重地加以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的这样和那样的弱点”(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285页)。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路翎完全按胡风的理论写作，但从路翎一些作品实际，也可检验胡风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说法，确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这一次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的讨论(包括对《论主观》的批评)，反映了进步文艺界的许多人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较之过去几个时期深入了一步，对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上更明确，对作家同人民结合问题理论上思想上更加重视。但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这次讨论认识上没有取得一致。客观上，讨论是在反动统治下的特殊环境里进行的，联系实际有所避讳，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而且这次讨论本来是因抗战中后期进步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引起的，革命现实的急速发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这些理论问题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在主观上，论争的部分文章带有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点，相互交锋中具体分析和针对性不够强，有时用了嘲笑、挖苦的语言，特别是胡风的个人自大狂较为浓厚，甚至谩骂对方是“剥削阶级所留下的一料精虫”。反过来，后来却把胡风等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的道路视为畏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