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
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
作者：吴俊
一
有一个人、有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有一段历史，正在被淡忘。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前，就是这个人用他的绝无仅有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了——的一笔。这就是林纾和他“林译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充满了无数遗忘的历史之后的世纪末，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事实时，我现在不能不分外强烈地意识到由“林译小说”所引发的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以往和现实的文学中都已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到过关注，但它却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理论解释，因而至今仍构成世纪末——我相信也将包括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悬念。
在我的理解中，这个悬念即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可以简要而直接地表达为这样两个相关互补性的具体问题：
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资源?
二、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学何以几乎难以或不能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基本资源?
我知道这种概括和设问的方式会有失之极端之嫌，并且，其中还明显地包含了别人未必认同的我的一种肯定性判断。对此的质疑和反驳能够非常轻松地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找到种种例证。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对以上设问方式的信心。因为就文学史上常常出现的普遍现象而言，在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上，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地位，其反差程度之鲜明突出，其自觉程度之悬殊有别，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紧张或对立关系。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并不能因哪怕是为数众多的个别反例存在而减弱其在文学表现和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从林译小说的时代开始，如果仅仅是外国文学之终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这一文学史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尖锐的现象或问题，关键主要在于由于这一事实的出现而对中国传统文学作为基本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构成了威胁和排斥，并因之影响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种种走向和面貌以及文学的基本观念，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否则，就不能理解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何以会在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此起彼伏地成为一个经常不断的争议性问题。与此颇相类似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所谓中学和西学的“体用”关系，至今也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的意图是首先强调有关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其次便是寻求对之的文学史说明和可能的理论阐述。——在我看来，这显然与也当下的中国文学有关。
二
作为“林译小说”滥觞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１８９７年，公开刊行则在两年后的１８９９年，距今恰值一百年。此书一出，立即风靡，以致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不过，林纾此译，却是纯系偶然，决非有意为之。因其夫人不幸去世（１８９７年３月６日），遗下一女二子，而林纾正在中年（４５岁），牢愁寡欢可以想见。友朋为慰其丧妻之痛，买舟邀游。同游者中有刚从巴黎返国，熟知法国文学名著的朋友，便一起鼓动林纾开笔试译，以遣闲情。但因林纾对于任何一国外文均不识一字，于是翻译的方式只能采取别人的口译、林纾笔记润色的合译之法。林译小说也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全部完成的，所译作品数量总计约一百七八十种（各家所说不等，因散佚之作无法确计）。
林纾当初并不以译事为意，《茶花女》竣事后就未马上出版。但更为出乎林纾意料的是，《茶花女》及此后所出的林译小说，在士林文学界引起的反响却是极其巨大。别的姑且不说，后来的新文学革命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人，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洋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
在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是至为关键的。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出版的。当时的商务编译所正由林纾的挚友高梦旦主持，在《茶花女遗事》获得空前成功之后，高梦旦即邀林纾专事西洋小说的翻译。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中说，林译小说中的“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就是由商务印行的。那么，也就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高梦旦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介入，林译小说的翻译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行为，才终于构成一种划时代、历史性的文化事件。——对比之下，商务的商业性动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林译小说的意义何在?论者自可各抒己见，本文对此不欲进行全面探讨。我想强调的主要是，由于林译小说和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一百年之后又一个世纪末的今天来看这一演进的过程，仍将发现当今的中国文学依然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且，其中的有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化了。
当然，林译小说并不是那个时代（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中的孤立现象，确切地说，它是由相同的现象（即文学翻译）所构成的中国文学时代背景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上海书店，１９９３年）的“导言”中说，“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之中，“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而“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当时除林纾外，著名的外国小说译者，尚有十余家。译事之兴盛，使得翻译小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创作小说。有据可证的如，《小说林》第七期所载的《丁未年（１９０７）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列创作小说共４０种，翻译小说则有８０种。１９１１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２０种，翻译小说竟达４００种。而据钱杏（阿英）估计，当时的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能两倍于１２０种，翻译小说的出版，也可能更有两倍于创作小说之数。这种数量对比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如１９１９—１９５０的三十年，１９５０—１９９０的四十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三十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为“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它与《代数术》（华蘅芳译）、《天演论》（严复译）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以上述引大意）
但林纾对自己所译小说的“革命性”意义并未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即他从未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估价和评判过“林译小说”的价值。他更为关心的是所谓“末世”之中“古文”的命运。他在去世之年（１９２４）有诗《留别听讲诸子》，其中“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文学的要旨，不失为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梁启超也曾指出，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语出《清代学术概论》）在其自觉的文化意识中，林译小说的道，即是孔孟（儒学）的纲常伦理规范，而韩（愈）欧（阳修）古文则是其语言载体，两者表里相辅，不可分离，也不可或缺。这就是林纾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信念。
康有为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林纾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在翻译文体上，严复兼采了改良后的桐城家法和古代的译经之法，林纾则以唐宋古文义法与笔记小说家语并用，两译都有开宗立户的用心，并非一味依傍前人。尤其是林纾，在文章之道上，不仅归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且更以中兴古文的历史使命自任，林译小说的动机也与此相关。在林纾的文学和文化视野中，西洋小说里有着与中国古文相暗合的“义法”。林纾固然多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小说，同时也指出并强调西洋小说中有堪与《左传》、《史记》并肩的好文章，其异曲同工之处，皆在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他说英国的司谷德，“可侪吾国之史迁”，“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借以正风俗、戒人心而外，还有着宏扬古文义法的曲折用意。他曾慨叹：“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在他眼中，清末的中国文章真可谓衰微已极。”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属谁?”（同上）因此，挽救古文的颓势，不仅意在中兴中国文学，而且也含有中兴中国国运的抱负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既是一个天真得顽固的爱国者，同时也不期然地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历史转型时期的革命者——他确确实实是将外国文学视作中国文学可资镜鉴和利用的一种文学基本资源的。而且，客观上林译小说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文学史结果。
三
但是，林纾在历史上的主要形象则是一个保守者，因为他至死都坚决反对白话新文学。这已成为一件历史定案，我并无意强做翻案文章。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的价值是可以以多种角度去获得的。所谓历史之常说常新，道理便在于此。
保守的林纾是用中国古文（宽泛地说是文言）翻译西洋小说，激进的留日学生周氏兄弟也是用文言（甚至是比林译的唐宋古文更为古奥的魏晋文风）翻译外国小说（《域外小说集》）。不仅如此，清末民初、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体形式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当时的欧洲诗歌到中国后便都变作了四言诗或五言（格律）诗，其本来面目几不可寻。同样，莎士比亚的诗剧或戏剧作品也往往会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来迎合中国的读者。这种现象在后人眼中一般都被看作是中外文学交流初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面对欧美近代文学时的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林译小说的事实却将引导我对此作出恰恰相反的理解和结论。
从林译小说和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盛况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学并未与外国（欧美）文学产生尖锐的对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基本事实，其一，外国文学的翻译先驱，不管其文化倾向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或有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因文学翻译活动而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排斥和否定，即使是鲁迅，也是直到五四前夕，才发表了激烈的反传统言论；早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完全是由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种自然状态进入中国文学之中的，并且，它们也都兼容在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崭新的历史内容。其二，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并没有构成外国文学翻译的障碍，相反，外国文学都能够顺利地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以中国文学自身的更新和创造为前提的，同样，坚持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并不妨害同时可以外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创造的基本资源。——林译小说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时代潮流的情境中，最为突出地完成并代表了中外文学的历史性融和。
一方面是积极地译介外国文学，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另一方面则中国的传统文学也未丧失其价值地位，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资源。恐怕这才是正常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形态。它保证了民族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本性，并获得更为丰富和强大的发展。相似的情形在学术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举其大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西方文化背景，但这并未与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思想形成冲突和对立，而且，他们倒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无法将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概视之为保守主义的。比较起来，他们的传统学术研究还是更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为突出和主要的特征。对于自觉反传统的鲁迅，也可以作如是观。《中国小说史略》自然不失为外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历史相融和的典范，即使是白话新文学的伟大开篇《狂人日记》，其思想宗旨和文体形式虽然也算是远道舶来，但小说中的具体经验和个人色彩，又确定了它的中国文学特征，并且，它还有着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依托——鲁迅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尽管他具备了长期的留洋经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
因此，从林纾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第一代作家，虽然外国文学经由他们的译介和创作而成为中国文学的实际资源，但并未因之使中国文学趋于消亡或成为西方文学的中国版。否则，将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呢?中外文学在资源价值上的分化和对立，其实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之后才逐渐变得尖锐起来的。
四
促成中外文学价值对立的首先是五四时期的某种文化思潮，具体而言，就是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对于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的思想史分析，可以参见王元化先生《清园近思录》中的有关篇章。）
五四时期对于文学史（进化）的流行观点是，既然欧洲文学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潮流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学却依然处在古典主义的阶段，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打倒中国传统文学，全面趋向进化高级阶段的欧洲近现代文学。——这种观点可以陈独秀等人为主要代表。它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就是，中国新文学只能以西方文学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资源，而中国传统文学则同时丧失了它对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地位。
除了将文学史视为单纯的线性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庸俗进化论之外，激进主义的观点则将废除汉字当作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彻底解决”办法——这可以钱玄同最为典型。相比而言，庸俗进化论的似是而非使其自欺欺人，激进主义的耸人听闻则未免荒诞可笑，然而它们都裹挟在新文学的时代潮流之中，正所谓以革命的名义相号召。究其实质，都未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之论。这股势力在五四时期蔚为大潮，一般新文学、新文化者，都很难避其席卷。如胡适由倡“全盘西化”而至“充分西化”，鲁迅后来则公开宣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更后的如陈序经，甚至明确地将全盘西化当作是中国文化的最佳和唯一的出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他们的具体文化和文学实践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无可讳言，正是在这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的言论影响下，外国文化（包括文学）俨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已不足以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资源。
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林译小说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规范中协调好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体现出文学史的革命性，而以革命为目的新文学竟反而制造了中外文学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并流于极端偏激而不自觉?
我的解释是，从清末民初直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文学）虽然是以一种强势姿态进入中国的，但是，林纾坚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文学）立场，在文化心理上，他不允许也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面对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他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来对抗西方文化（文学），林译小说也就是这种对抗的产物，从中显示出的更多的是林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信。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潮流却与此完全不同。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地位是处在了纵横两方面的双重劣势之下。在纵的方面，五四新文学秉承的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学格局中，相对于文言文学的主流地位，白话文学则始终是受到轻视甚至无视的。新文学的革命性就是要改变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结构，使白话文学取得文学正宗的地位。只是新文学面对的是一份先天弱势的历史遗产。在横的方面，西方文学对于在自身文学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中国白话文学，其强势地位和形象更不待言。而这又恰好迎合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需要，它正可以利用和凭借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和结束传统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目的。革命是如此地迫不及待，以至于陈独秀宣称“决不允许有讨论的余地”。那么，在文学的价值资源问题上，西方文学之排斥中国传统文学，自然是符合新文学的思维方式的。但从中多少也透露出了些许新文学的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新时期文学遭遇到的是相似的历史情境，只是具体的原因还是部分地有所不同。
影响并造成中外文学的价值地位及其关系的落差的因素，除了文化方面的，主要还表现在政治方面。大致从２０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一种以狭隘政治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潮（倾向）渐渐在中国文学中扩展了势力，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有鲜明的党派归属，在文学上则以“左”翼文学为阵营，在理论上崇奉俄苏观点，其反对的矛头则径指五四新文学及其代表人物。且不说鲁迅被当作封建余孽屡遭攻击，五四新文学也被宣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文学（瞿秋白、郭沫若、钱杏、蒋光慈及创造社、太阳社多有此类言论）。表现在作为基本文学价值资源的中外文学关系上，传统文学自是早已打倒，现在强调的是本土民间文学的资源；西方文学都有资产阶级文化的嫌疑，那么俄苏社会主义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才有可能获得认同。总之，在文学资源上，由于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都遭到了清洗，能够选择的对象既单纯化了，同时也狭隘化了。这时再回顾五四新文学时代，就不能不认为那毕竟还是一种开放的时代。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文学资源的基本格局大致保持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所倡导的态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文学（西方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始终未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资源，我只是想强调，类似的努力都不足以影响左翼文学成为文学史主流的趋势，这也为此后的文学史书写所证实。而到了５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作为楷模的俄苏文学又竟几乎只剩下一个高尔基了。这样直到“文革”期间，传统文学依然不得翻身，而五四新文学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唯一能够被有限度正面肯定的，除了实际上遭到歪曲的鲁迅，还有谁呢?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世界文学资源，在中国基本上都成了“封、资、修”，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概括出了“文艺黑线专政”的理论。
由此可见，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思潮中的某种偏至倾向和此后愈演愈烈的狭隘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自是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而被打下了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在中国则经历了两种极端的过程，先是被视如中国新文学的灵丹妙药、不二法门，接着又被部分地直至全部地逐出了中国文学的门墙。而对５０年代至“文革”期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时期来说，五四至４０年代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有太多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因素，也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于是，伴随着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的消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必将趋势于衰亡，“文革”的历史已对此作出了回答。
五
从“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才又出现了反弹。数十年封闭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甚或制约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严厉，但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仍不断地趋于全面的解禁和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类似五四时代新文学的一种文化态势。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如今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和基本的资源，再度东移，卷土重来，并且，在与其他文学资源的力量对比中很快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在中国文学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仿佛出现了一种循环，但林译小说的时代看来却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新时期文学毕竟注定了是处在五四白话新文学的现代传统之中。只是上一个世纪之交引发的文学资源问题，仍然十分现实地存在着，并可以作为观察八九十年代文学情境和形态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既有其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作为再生的文学资源，同时又得到了以强势文化姿态进入的外国文学资源的强大支援，——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清末民初以林译小说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融为一体的翻译文学，也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了客观价值方面的思想和文学资源，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资源方面的先天条件就不但毫无优势可言，而且还显得相当的窘迫和尴尬。
中国传统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无疑已属三代以上的历史陈迹。从五四到“文革”，传统与当代的维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阻隔，很难再度唤起缅怀的激情，甚至在极端意义上，传统文学已经逸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视野，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资源，传统文学已经消亡和不复存在了。直到今天（９０年代和世纪末），传统文学最多也只是主要以教科书中的零篇单章的形式点缀般地装饰一下悠久历史的文化门庭。至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可以最为直接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但是，这一段文学史却又是遭到最为严重的歪曲和阉割的不幸历史。它虽然近在咫尺，却是如此的残破不全，更为致命的是，如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连贯起来看的话，其中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和政治功利倾向等对文学创作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极端表现，不仅令新时期文学深恶痛绝，而且实际上也恰恰便是新时期文学之兴起和发展的对立因素。这不可能不影响新时期文学对之的情感态度和认识水平。因此，除了极少数的大家（有的仍不乏争议）以外，中国现代文学还不足以在新时期文学的自觉层面上成为建立其真实信心的文学资源基础。
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却像五四新文学一样，寻求到了西方文学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新时期文学在基本资源方面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外国文学要么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要么便是近似地如入无人之境。它一旦进入中国文学领域，总是挟强势文化之威，形成极大的冲击力。可以这样说，以五四到新时期，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两者的关系就从来没有对等过。而且，中国文学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也都与其同西方文学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新时期文学同样是历史性地陷入了只能仰赖西方文学的一种弱势情境。西方文化中心论现在自然难以令人完全苟同，不过，现实的情境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当下流行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自始至终充斥着还是西方话语。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文化现实，即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能够真正与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中国话语。这就无怪乎在文学领域有人将外国（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比作是足球场上的中场组织力量——这真是一个精彩而准确的比喻。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资源确实先天不足。这种由客观前提所造成的历史局限，还连带着产生了一种主观上的文学行为。具体表现为由于基本上或主要地只能倾向于经由翻译而来的西方文学资源，于是无形中对其他可能的文学资源形成了某种本能的排斥或拒绝。这使得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其文化基础显得普遍脆弱。而这种实质上是对于文学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不自觉，注定将加剧对于文学资源的价值认识和选择倾向的简单化、绝对化趋势。这在九十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文学现象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任何一种文学资源的现实性价值，必须依靠自觉的文学意识去加以激话和发现。但是，新时期文学与其自身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疏离和隔膜，却使得它在多方面表现为被动状态。如果外国文学资源能够有助于促成中国文学的自觉——理论上应该如此，那么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如何巨大而深刻，都不足以令人产生任何质疑。但如果因此使得其他文学资源无法激起足够的热情，那么无论如何这种文学所处的依然是一种弱势的文化情境，并且，它注定了是极其软弱和不自信的。因此，提出中国文学的基本价值资源问题，其实想唤起的是中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一种抗衡意识。——百年之前，林译小说就是这样做的。只有抗衡，才能改变中国百年来形成的那种文学宿命。——我从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被外国文学打垮的；革命的力量只能源自并依赖于其本身内部的机制或结构。中国现代早期的白话文学由此成为胜利者，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又必须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偏至和极端承担责任。无奈的是，中国当代的新时期文学承受了这份遗产。那么，所有的代价也就只好由它来偿付了。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未来的悬念。
作者：吴俊
一
有一个人、有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有一段历史，正在被淡忘。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前，就是这个人用他的绝无仅有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了——的一笔。这就是林纾和他“林译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充满了无数遗忘的历史之后的世纪末，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事实时，我现在不能不分外强烈地意识到由“林译小说”所引发的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以往和现实的文学中都已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到过关注，但它却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理论解释，因而至今仍构成世纪末——我相信也将包括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悬念。
在我的理解中，这个悬念即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可以简要而直接地表达为这样两个相关互补性的具体问题：
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资源?
二、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学何以几乎难以或不能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基本资源?
我知道这种概括和设问的方式会有失之极端之嫌，并且，其中还明显地包含了别人未必认同的我的一种肯定性判断。对此的质疑和反驳能够非常轻松地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找到种种例证。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对以上设问方式的信心。因为就文学史上常常出现的普遍现象而言，在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上，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地位，其反差程度之鲜明突出，其自觉程度之悬殊有别，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紧张或对立关系。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并不能因哪怕是为数众多的个别反例存在而减弱其在文学表现和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从林译小说的时代开始，如果仅仅是外国文学之终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这一文学史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尖锐的现象或问题，关键主要在于由于这一事实的出现而对中国传统文学作为基本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构成了威胁和排斥，并因之影响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种种走向和面貌以及文学的基本观念，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否则，就不能理解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何以会在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此起彼伏地成为一个经常不断的争议性问题。与此颇相类似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所谓中学和西学的“体用”关系，至今也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的意图是首先强调有关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其次便是寻求对之的文学史说明和可能的理论阐述。——在我看来，这显然与也当下的中国文学有关。
二
作为“林译小说”滥觞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１８９７年，公开刊行则在两年后的１８９９年，距今恰值一百年。此书一出，立即风靡，以致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不过，林纾此译，却是纯系偶然，决非有意为之。因其夫人不幸去世（１８９７年３月６日），遗下一女二子，而林纾正在中年（４５岁），牢愁寡欢可以想见。友朋为慰其丧妻之痛，买舟邀游。同游者中有刚从巴黎返国，熟知法国文学名著的朋友，便一起鼓动林纾开笔试译，以遣闲情。但因林纾对于任何一国外文均不识一字，于是翻译的方式只能采取别人的口译、林纾笔记润色的合译之法。林译小说也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全部完成的，所译作品数量总计约一百七八十种（各家所说不等，因散佚之作无法确计）。
林纾当初并不以译事为意，《茶花女》竣事后就未马上出版。但更为出乎林纾意料的是，《茶花女》及此后所出的林译小说，在士林文学界引起的反响却是极其巨大。别的姑且不说，后来的新文学革命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人，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洋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
在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是至为关键的。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出版的。当时的商务编译所正由林纾的挚友高梦旦主持，在《茶花女遗事》获得空前成功之后，高梦旦即邀林纾专事西洋小说的翻译。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中说，林译小说中的“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就是由商务印行的。那么，也就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高梦旦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介入，林译小说的翻译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行为，才终于构成一种划时代、历史性的文化事件。——对比之下，商务的商业性动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林译小说的意义何在?论者自可各抒己见，本文对此不欲进行全面探讨。我想强调的主要是，由于林译小说和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一百年之后又一个世纪末的今天来看这一演进的过程，仍将发现当今的中国文学依然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且，其中的有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化了。
当然，林译小说并不是那个时代（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中的孤立现象，确切地说，它是由相同的现象（即文学翻译）所构成的中国文学时代背景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上海书店，１９９３年）的“导言”中说，“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之中，“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而“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当时除林纾外，著名的外国小说译者，尚有十余家。译事之兴盛，使得翻译小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创作小说。有据可证的如，《小说林》第七期所载的《丁未年（１９０７）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列创作小说共４０种，翻译小说则有８０种。１９１１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２０种，翻译小说竟达４００种。而据钱杏（阿英）估计，当时的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能两倍于１２０种，翻译小说的出版，也可能更有两倍于创作小说之数。这种数量对比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如１９１９—１９５０的三十年，１９５０—１９９０的四十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三十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为“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它与《代数术》（华蘅芳译）、《天演论》（严复译）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以上述引大意）
但林纾对自己所译小说的“革命性”意义并未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即他从未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估价和评判过“林译小说”的价值。他更为关心的是所谓“末世”之中“古文”的命运。他在去世之年（１９２４）有诗《留别听讲诸子》，其中“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文学的要旨，不失为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梁启超也曾指出，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语出《清代学术概论》）在其自觉的文化意识中，林译小说的道，即是孔孟（儒学）的纲常伦理规范，而韩（愈）欧（阳修）古文则是其语言载体，两者表里相辅，不可分离，也不可或缺。这就是林纾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信念。
康有为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林纾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在翻译文体上，严复兼采了改良后的桐城家法和古代的译经之法，林纾则以唐宋古文义法与笔记小说家语并用，两译都有开宗立户的用心，并非一味依傍前人。尤其是林纾，在文章之道上，不仅归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且更以中兴古文的历史使命自任，林译小说的动机也与此相关。在林纾的文学和文化视野中，西洋小说里有着与中国古文相暗合的“义法”。林纾固然多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小说，同时也指出并强调西洋小说中有堪与《左传》、《史记》并肩的好文章，其异曲同工之处，皆在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他说英国的司谷德，“可侪吾国之史迁”，“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借以正风俗、戒人心而外，还有着宏扬古文义法的曲折用意。他曾慨叹：“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在他眼中，清末的中国文章真可谓衰微已极。”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属谁?”（同上）因此，挽救古文的颓势，不仅意在中兴中国文学，而且也含有中兴中国国运的抱负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既是一个天真得顽固的爱国者，同时也不期然地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历史转型时期的革命者——他确确实实是将外国文学视作中国文学可资镜鉴和利用的一种文学基本资源的。而且，客观上林译小说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文学史结果。
三
但是，林纾在历史上的主要形象则是一个保守者，因为他至死都坚决反对白话新文学。这已成为一件历史定案，我并无意强做翻案文章。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的价值是可以以多种角度去获得的。所谓历史之常说常新，道理便在于此。
保守的林纾是用中国古文（宽泛地说是文言）翻译西洋小说，激进的留日学生周氏兄弟也是用文言（甚至是比林译的唐宋古文更为古奥的魏晋文风）翻译外国小说（《域外小说集》）。不仅如此，清末民初、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体形式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当时的欧洲诗歌到中国后便都变作了四言诗或五言（格律）诗，其本来面目几不可寻。同样，莎士比亚的诗剧或戏剧作品也往往会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来迎合中国的读者。这种现象在后人眼中一般都被看作是中外文学交流初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面对欧美近代文学时的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林译小说的事实却将引导我对此作出恰恰相反的理解和结论。
从林译小说和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盛况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学并未与外国（欧美）文学产生尖锐的对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基本事实，其一，外国文学的翻译先驱，不管其文化倾向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或有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因文学翻译活动而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排斥和否定，即使是鲁迅，也是直到五四前夕，才发表了激烈的反传统言论；早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完全是由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种自然状态进入中国文学之中的，并且，它们也都兼容在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崭新的历史内容。其二，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并没有构成外国文学翻译的障碍，相反，外国文学都能够顺利地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以中国文学自身的更新和创造为前提的，同样，坚持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并不妨害同时可以外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创造的基本资源。——林译小说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时代潮流的情境中，最为突出地完成并代表了中外文学的历史性融和。
一方面是积极地译介外国文学，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另一方面则中国的传统文学也未丧失其价值地位，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资源。恐怕这才是正常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形态。它保证了民族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本性，并获得更为丰富和强大的发展。相似的情形在学术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举其大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西方文化背景，但这并未与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思想形成冲突和对立，而且，他们倒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无法将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概视之为保守主义的。比较起来，他们的传统学术研究还是更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为突出和主要的特征。对于自觉反传统的鲁迅，也可以作如是观。《中国小说史略》自然不失为外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历史相融和的典范，即使是白话新文学的伟大开篇《狂人日记》，其思想宗旨和文体形式虽然也算是远道舶来，但小说中的具体经验和个人色彩，又确定了它的中国文学特征，并且，它还有着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依托——鲁迅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尽管他具备了长期的留洋经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
因此，从林纾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第一代作家，虽然外国文学经由他们的译介和创作而成为中国文学的实际资源，但并未因之使中国文学趋于消亡或成为西方文学的中国版。否则，将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呢?中外文学在资源价值上的分化和对立，其实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之后才逐渐变得尖锐起来的。
四
促成中外文学价值对立的首先是五四时期的某种文化思潮，具体而言，就是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对于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的思想史分析，可以参见王元化先生《清园近思录》中的有关篇章。）
五四时期对于文学史（进化）的流行观点是，既然欧洲文学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潮流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学却依然处在古典主义的阶段，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打倒中国传统文学，全面趋向进化高级阶段的欧洲近现代文学。——这种观点可以陈独秀等人为主要代表。它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就是，中国新文学只能以西方文学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资源，而中国传统文学则同时丧失了它对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地位。
除了将文学史视为单纯的线性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庸俗进化论之外，激进主义的观点则将废除汉字当作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彻底解决”办法——这可以钱玄同最为典型。相比而言，庸俗进化论的似是而非使其自欺欺人，激进主义的耸人听闻则未免荒诞可笑，然而它们都裹挟在新文学的时代潮流之中，正所谓以革命的名义相号召。究其实质，都未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之论。这股势力在五四时期蔚为大潮，一般新文学、新文化者，都很难避其席卷。如胡适由倡“全盘西化”而至“充分西化”，鲁迅后来则公开宣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更后的如陈序经，甚至明确地将全盘西化当作是中国文化的最佳和唯一的出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他们的具体文化和文学实践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无可讳言，正是在这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的言论影响下，外国文化（包括文学）俨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已不足以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资源。
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林译小说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规范中协调好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体现出文学史的革命性，而以革命为目的新文学竟反而制造了中外文学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并流于极端偏激而不自觉?
我的解释是，从清末民初直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文学）虽然是以一种强势姿态进入中国的，但是，林纾坚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文学）立场，在文化心理上，他不允许也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面对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他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来对抗西方文化（文学），林译小说也就是这种对抗的产物，从中显示出的更多的是林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信。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潮流却与此完全不同。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地位是处在了纵横两方面的双重劣势之下。在纵的方面，五四新文学秉承的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学格局中，相对于文言文学的主流地位，白话文学则始终是受到轻视甚至无视的。新文学的革命性就是要改变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结构，使白话文学取得文学正宗的地位。只是新文学面对的是一份先天弱势的历史遗产。在横的方面，西方文学对于在自身文学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中国白话文学，其强势地位和形象更不待言。而这又恰好迎合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需要，它正可以利用和凭借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和结束传统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目的。革命是如此地迫不及待，以至于陈独秀宣称“决不允许有讨论的余地”。那么，在文学的价值资源问题上，西方文学之排斥中国传统文学，自然是符合新文学的思维方式的。但从中多少也透露出了些许新文学的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新时期文学遭遇到的是相似的历史情境，只是具体的原因还是部分地有所不同。
影响并造成中外文学的价值地位及其关系的落差的因素，除了文化方面的，主要还表现在政治方面。大致从２０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一种以狭隘政治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潮（倾向）渐渐在中国文学中扩展了势力，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有鲜明的党派归属，在文学上则以“左”翼文学为阵营，在理论上崇奉俄苏观点，其反对的矛头则径指五四新文学及其代表人物。且不说鲁迅被当作封建余孽屡遭攻击，五四新文学也被宣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文学（瞿秋白、郭沫若、钱杏、蒋光慈及创造社、太阳社多有此类言论）。表现在作为基本文学价值资源的中外文学关系上，传统文学自是早已打倒，现在强调的是本土民间文学的资源；西方文学都有资产阶级文化的嫌疑，那么俄苏社会主义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才有可能获得认同。总之，在文学资源上，由于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都遭到了清洗，能够选择的对象既单纯化了，同时也狭隘化了。这时再回顾五四新文学时代，就不能不认为那毕竟还是一种开放的时代。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文学资源的基本格局大致保持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所倡导的态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文学（西方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始终未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资源，我只是想强调，类似的努力都不足以影响左翼文学成为文学史主流的趋势，这也为此后的文学史书写所证实。而到了５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作为楷模的俄苏文学又竟几乎只剩下一个高尔基了。这样直到“文革”期间，传统文学依然不得翻身，而五四新文学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唯一能够被有限度正面肯定的，除了实际上遭到歪曲的鲁迅，还有谁呢?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世界文学资源，在中国基本上都成了“封、资、修”，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概括出了“文艺黑线专政”的理论。
由此可见，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思潮中的某种偏至倾向和此后愈演愈烈的狭隘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自是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而被打下了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在中国则经历了两种极端的过程，先是被视如中国新文学的灵丹妙药、不二法门，接着又被部分地直至全部地逐出了中国文学的门墙。而对５０年代至“文革”期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时期来说，五四至４０年代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有太多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因素，也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于是，伴随着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的消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必将趋势于衰亡，“文革”的历史已对此作出了回答。
五
从“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才又出现了反弹。数十年封闭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甚或制约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严厉，但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仍不断地趋于全面的解禁和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类似五四时代新文学的一种文化态势。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如今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和基本的资源，再度东移，卷土重来，并且，在与其他文学资源的力量对比中很快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在中国文学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仿佛出现了一种循环，但林译小说的时代看来却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新时期文学毕竟注定了是处在五四白话新文学的现代传统之中。只是上一个世纪之交引发的文学资源问题，仍然十分现实地存在着，并可以作为观察八九十年代文学情境和形态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既有其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作为再生的文学资源，同时又得到了以强势文化姿态进入的外国文学资源的强大支援，——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清末民初以林译小说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融为一体的翻译文学，也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了客观价值方面的思想和文学资源，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资源方面的先天条件就不但毫无优势可言，而且还显得相当的窘迫和尴尬。
中国传统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无疑已属三代以上的历史陈迹。从五四到“文革”，传统与当代的维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阻隔，很难再度唤起缅怀的激情，甚至在极端意义上，传统文学已经逸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视野，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资源，传统文学已经消亡和不复存在了。直到今天（９０年代和世纪末），传统文学最多也只是主要以教科书中的零篇单章的形式点缀般地装饰一下悠久历史的文化门庭。至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可以最为直接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但是，这一段文学史却又是遭到最为严重的歪曲和阉割的不幸历史。它虽然近在咫尺，却是如此的残破不全，更为致命的是，如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连贯起来看的话，其中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和政治功利倾向等对文学创作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极端表现，不仅令新时期文学深恶痛绝，而且实际上也恰恰便是新时期文学之兴起和发展的对立因素。这不可能不影响新时期文学对之的情感态度和认识水平。因此，除了极少数的大家（有的仍不乏争议）以外，中国现代文学还不足以在新时期文学的自觉层面上成为建立其真实信心的文学资源基础。
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却像五四新文学一样，寻求到了西方文学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新时期文学在基本资源方面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外国文学要么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要么便是近似地如入无人之境。它一旦进入中国文学领域，总是挟强势文化之威，形成极大的冲击力。可以这样说，以五四到新时期，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两者的关系就从来没有对等过。而且，中国文学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也都与其同西方文学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新时期文学同样是历史性地陷入了只能仰赖西方文学的一种弱势情境。西方文化中心论现在自然难以令人完全苟同，不过，现实的情境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当下流行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自始至终充斥着还是西方话语。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文化现实，即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能够真正与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中国话语。这就无怪乎在文学领域有人将外国（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比作是足球场上的中场组织力量——这真是一个精彩而准确的比喻。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资源确实先天不足。这种由客观前提所造成的历史局限，还连带着产生了一种主观上的文学行为。具体表现为由于基本上或主要地只能倾向于经由翻译而来的西方文学资源，于是无形中对其他可能的文学资源形成了某种本能的排斥或拒绝。这使得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其文化基础显得普遍脆弱。而这种实质上是对于文学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不自觉，注定将加剧对于文学资源的价值认识和选择倾向的简单化、绝对化趋势。这在九十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文学现象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任何一种文学资源的现实性价值，必须依靠自觉的文学意识去加以激话和发现。但是，新时期文学与其自身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疏离和隔膜，却使得它在多方面表现为被动状态。如果外国文学资源能够有助于促成中国文学的自觉——理论上应该如此，那么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如何巨大而深刻，都不足以令人产生任何质疑。但如果因此使得其他文学资源无法激起足够的热情，那么无论如何这种文学所处的依然是一种弱势的文化情境，并且，它注定了是极其软弱和不自信的。因此，提出中国文学的基本价值资源问题，其实想唤起的是中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一种抗衡意识。——百年之前，林译小说就是这样做的。只有抗衡，才能改变中国百年来形成的那种文学宿命。——我从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被外国文学打垮的；革命的力量只能源自并依赖于其本身内部的机制或结构。中国现代早期的白话文学由此成为胜利者，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又必须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偏至和极端承担责任。无奈的是，中国当代的新时期文学承受了这份遗产。那么，所有的代价也就只好由它来偿付了。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未来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