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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中国文学史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 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 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 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 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 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第一节 《汉书》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 形象 精密的笔法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轶闻逸事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 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 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 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 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 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 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 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 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 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 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 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 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 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 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 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 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 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 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 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 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 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 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 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 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 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 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 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 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 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 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 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 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 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 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 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 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 《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 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 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 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 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 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 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 “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 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 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 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 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 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 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 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 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 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 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 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 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 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 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 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 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 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 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 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 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 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 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 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 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 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 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 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 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 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 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 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 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 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 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 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 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 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 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 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 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 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 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 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 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 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 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 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 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 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 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 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 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第二节 《吴越春秋》

  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 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 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 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 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 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 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 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 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 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并对她的身世 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 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 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 《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 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 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 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 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 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 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 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 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 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 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 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 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 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 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 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 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 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 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 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 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 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 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 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 驳杂之感。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 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祀, 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 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 重要载体。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论衡》的选材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的局限性《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 东汉碑文和游记

  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27-96?)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 都别具一格。

  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 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 《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 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 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 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 种作用。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 《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 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 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1 4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 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 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 《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 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 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 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 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 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 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 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 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 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 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 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 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 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 者可以相互印证。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 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 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 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 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 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 现不彻底性。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 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 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考绩》篇写道: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 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 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 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 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 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 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 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 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 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 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 各有自己的特点。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 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 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 的学问品格,文采斐然。胡广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多用偶句,妙语天成。 蔡邕的碑文在东汉最为著名,成就尤高。三胡碑虽然都是为胡广所撰,但能变化 体势,不相重复。他的碑文能写出人的各自特征。杨秉是危世抗节之臣,为他写 的碑文直录其事,富有生气。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 术,气象渊静。《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 道。碑主郭泰、陈寔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寔先仕后隐。这两篇碑文 没有败笔,时见道气,读其文如见碑主其人。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 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 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 年(56)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 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 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 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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