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长庆以后，唐王朝危机进一步加 深，士人心态发生巨大变化。诗歌适应时代变迁，有了新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 于是唐诗风貌再次出现明显转变，由中唐进入晚唐。
第一节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社会衰败中士人怀古伤今情绪的反映 杜牧的诗歌创作 许浑等人的创作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指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这一切，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清要职位又为朋党及有权势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这种种抑郁悲凉，在晚唐诗歌的多种题材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体现得既早又突出的是怀古咏史之作。
晚唐怀古咏史诗的数量大增，情调也与往时不同。初盛唐在怀古中常带有前瞻的意味，中唐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晚唐诗人则是用一切皆无法长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这种悼古伤今，从刘禹锡在长庆末期和宝历年间写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篇开始，形成一股势头，随后，有杜牧、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大量创作。
杜牧（８０３～８５２），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两人的成就都不限于怀古咏史一种题材，而有多方面的建树。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继承了祖父杜佑以《通典》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结合他的诗歌创作看，追求的是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他不满当时诗坛的绮靡倾向，但他自己亦多绮情柔思，故而其诗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他很强调创作的内容，主张 “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在其今存的５００馀首诗中，有不少写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题材。《感怀诗一首》针对藩镇割据而发；《郡斋独酌》有感国家的内忧外患，抒发了自己报国的愿望；《河湟》诗对河西、陇右之地被吐蕃侵占久久不能恢复表示愤慨；《早雁》诗写因遭受回鹘侵扰而流亡的民生哀怨：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运用比兴手法，把逃避回鹘侵扰的边民比作哀鸿。在抒发对人民同情的同时，隐含对朝廷未能御侮安民的不满。
杜牧不仅怀古咏史诗数量多，而且有不少从总体看不属于怀古咏史的作品，也在即景抒情中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他的怀古咏史诗，多数是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过勤政楼》）
前一首感叹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只剩下荒陵残冢。后一首写唐玄宗时代作为盛世标志的勤政楼，被遗亡冷落，独任苔藓滋蔓。两首诗虽然一慨叹汉代，一咏年朝，但抒发的都是对于现实衰颓已经无可挽回的感触。杜牧的这种感触又经常还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伤悼六朝繁华消逝，同时又以“今古同”三字把今天也带入历史长河。“人歌人哭”，一代代人都消没在永恒的时间里，连范蠡的清尘也寂寞难寻了。留下的只有天淡云闲，草色连空。这正是对于唐衰推移，一切都无法长存的认同和感慨。此诗禾意超脱，一方面在广阔远大的时空背景上展开诗境，一方面又以丽景写哀思，很能体现杜牧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的特色。
杜牧的怀古咏史诗也有不少是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类诗虽主要意思不在怀古，但由于是由古代历史或遗迹触发的感慨，一般仍带有伤悼往事的情绪。
杜牧五、七方古今体诗都有佳作，七律、七绝更为擅长。尤其是七绝，向来受到推崇。名篇除前面已引的《赤壁》等诗外，《山行》、《秋夕》、《泊秦淮》、《赠别》、《寄扬州韩绰判官》等，也都脍炙人口。在写法上，有的描绘景物，鲜明如画；有的表达深曲，情思蕴藉；有的发议论而伴以情韵。他和李商隐同为晚唐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李深婉而杜俊爽。
许浑（７９１？～？），今存诗四百馀首，以五律、七律为主，无一古体。许浑诗在词语、对仗、格律上都极为圆稳工整，形成“整密”（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的风格。他与杜牧有诗唱和，并受到杜牧推重。但其诗多表现闲适退隐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不少作品意境上给人雷同之感，缺少新鲜警策。他的怀古咏史诗在集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却是较为出色的部分。其《咸阳城东楼》云：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官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清水流。
咸阳为秦汉京城。“鸟下”二句意谓秦苑、汉宫繁华岁月均已过去，惟有飞鸟鸣蝉点缀在秋风夕阳、绿芜黄叶之间。末句渭水东流，一去不返，既暗喻秦、汉已成陈迹，又有自古及今的意味。这首诗本来就是在广远的时空背景上展开的，结尾更推进为对人世盛衰和历史进程的纵览，因而吊古就含有明显的伤今意味和对于历史的空漠感。他的另一首名作《金陵怀古》，结联“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涵盖范围更广，集中地抒发了对繁华昌盛终将消尽的无可奈何心情。
比杜牧、许浑年辈略晚的刘沧，也是一位怀古情感极易被触发的诗人，但诗境更为萧瑟。《秋日过昭陵》结联云：“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 在他之前，唐人把唐太宗的陵墓写得这样凄凉的不多。胡震亨云：“刘沧诗长于怀古，悲而不壮，语带秋意，衰世之音也欤？”（《唐音癸签》卷八）晚唐小家的怀古咏史诗，除意在讽刺者外，凡慨叹昔盛今衰的，多半是这种情调。
第二节 苦吟诗人
贾岛、姚合等苦吟诗人 徘徊吟哦的心境与殚精竭虑的态度与方法
在晚唐社会与文学的大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７７９～８４３）和姚合（７７５？～８５５？）。贾、姚二人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贾卒于会昌，姚卒于大中年间，已入晚唐。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所以将两家归入晚唐诗人中较为合理。
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贾岛所写，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愤，有贫穷窘困生活的哀叹，有对于清寂之境和佛禅境界的感受，以及与僧人、隐士的交往，大多不出个人生活范围。姚合诗的题材与贾岛接近，而对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得更多，在风格上，贾岛因有过禅房生活体验，又曾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诗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较为顺利，诗风相对显得清稳闲适。同是写小县府署的庭院，贾岛诗：“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题长江厅》）姚合诗：“鼓绝门方掩，萧条作吏心。露垂庭际草，萤照竹间禽。”（《县中秋宿》）贾诗以空庭落晖的无我之境显得超妙，姚诗境界幽静。相比之下，可见贾诗比姚诗幽冷奇峭。
贾岛、姚合等人在创作态度上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传说贾岛在长安街上酝酿吟诵“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时，唐突了京兆尹刘栖楚；斟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时，冲犯了京兆尹韩愈。具体情节虽不一定可靠，但贾岛等人确实苦吟成癖。晚唐时期，有大批长期困于考场的士子，也有许多人虽然入仕，却处于低下闲冷的地位。他们有点像大历时代的文人，需要通过作诗获取精神上的补偿。求科名者，则更需要把五律当日常功课训练。这样，这些在社会上被冷落的文人，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作诗上。对自己的贫穷、窘困和闲散，多方面地加以审视、发掘、体验，“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胡仔《苕溪渔隐全话》前集），抒写他们的无奈。于是，通过对情与景深刻的挖掘与琢磨，做到工整中见清新奇僻，就成了一种新的风尚，有别于韩、孟的奇险和元、白的流易。
晚唐苦吟诗人对社会生活关心不够，阅历范围狭窄，入诗的事料相对贫乏。他们的诗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搜罗归大雅，毫端剪削有馀功”（方干《赠李郢端公》），表现出为作诗而刻意搜寻。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尤其是五律）上。近体可以在音律、对偶、字句上见功夫，可以澄心静气地推敲锤炼。由于苦吟，晚唐人确实创造了不少佳句。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通过动静相衬，使境界更见幽迥。《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上句写人在潭边散步，与水底的身影相映衬；下句写走走停停，一再憩息于树边。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独，身体之疲倦衰弱，以及对景物环境之欣赏流连，等等，均可想见。虽是“两句三年得”，尚不负苦吟之功。姚合的诗，比贾岛稍嫌贫弱，但亦能于朴中见巧。如“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简练朴实的语言，写出山县荒凉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景物组合上，既巧为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除贾、姚外，其它苦吟诗人也有一些佳句。如： “树摇幽鸟梦，萤入定僧衣”（刘得仁《秋夜宿僧院》）、“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无可《秋寄贾岛》）、“空将未归意，说向欲行人”（周贺《长安送人》）、“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这些诗句，虽然着意写成，却颇为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镶嵌奇字，以看似平常的语言，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贾、姚一派的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生活阅历有限，诗料不离琴、棋、僧、鹤、茶、酒、竹、石等物。内容不足而一叶苦吟，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姚、贾缚律，俱窘篇幅”（刘克庄《程垣诗序》），之所以受缚于格律，局促不伸，关键还是由于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晚唐诗人常常刻苦造就一些工整的句子，但由于才力不足，通篇看去，仍显馁弱。方回云：“晚唐诗多先锻炼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以。”（《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后有篇，难免前后不够匀称，缺少完整的意境。
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足的士人比较吻合。这些士人将生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以及与亲友唱和上，因而贾岛、姚合等人便很容易成为追摹的对象。不仅五代时仍有不少诗人效法贾、姚，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亦以宗法晚唐成为一时风尚。
第三节 爱情题材与艳丽诗风
士人的闺阁情怀与诗歌的爱情题材、艳丽诗风 温庭筠、韩偓等诗人
晚唐时期，闺阁情怀在文士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称“温李”的温庭筠与李商隐，以爱情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在诗苑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晚于他们的韩偓、吴融、唐彦谦等，则是其诗风的继承者。
晚唐士人寄情闺阁，既是由于在科举和仕途上缺少出路，转而从男女***方面寻找补偿和慰藉，亦由于晚唐时代礼教松驰，享乐***逸之风盛行，狎妓冶游，成为时尚。士人们神驰于绮楼锦槛、红烛芳筵。陶醉于仙姿妙舞，软语轻歌。诗歌不仅多写妇女、爱情、闺楼绣户，而且以男女之情为中心，跟其它题材内容融合。如不少咏物诗，所咏的花、柳、蜂、蝶等，实际上是女子的化身。一些叙事诗，像杜牧的《杜秋娘诗》、韦庄的《秦妇吟》，均借表现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遇，引起读者关注，进而在叙述中，融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内容。某些情况比较复杂的题材，在表现主题上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此时也更倾向于表现情爱。如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写起来往往容易涉及政治，但晚唐人却偏重于写情爱。张祜（７９２？～８５４？）诗集中取材与杨贵妃有关的绝句达１３首之多，没有一首往政治方面去写。这些，都表现了晚唐诗歌在题材内容上的取向。
由于题材本身具有绮艳性质，加以奢靡之风对于美学趣味的影响，晚唐情爱诗，在色彩、辞藻等方面，具有艳丽的特征。尤其是温庭筠的许多诗，艳丽中还带有较浓厚的世俗乃至市井色彩，鲜明地表现出晚唐的时尚。
温庭筠（８１２？～８６６），作风浪漫。史称其“士行尘杂”，“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新唐书》本传），可算是士人中典型的浪子，这对他的诗词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温庭筠现存诗约三百三十首，其中占六分之一的乐府诗，华美秾丽，多写闺阁、宴游题材，如《春愁曲》：
红丝穿露珠帘冷，百尺哑哑下纤绠。远翠愁山入卧屏，两重云母空烘影。凉簪坠发春眠重，玉兔煴香柳如梦。锦迭空床委坠红，飔飔扫尾双金凤。蜂喧蝶驻俱悠扬，柳拂赤阑纤草长。觉后梨花委平绿，春风和雨吹池塘。
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三句至八句写美人空床独眠，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二句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从内容上看，属于一般闺怨诗，但侧重视觉彩绘，侧重腻香脂粉的温馨描写，华美绰约，既染有齐梁诗风，又在细密、隐约和遣辞造境上具有某些词的特征。
温诗不只限于写情爱。他的近体诗情爱题材所占比重较小，往往格韵清拔，不同他乐府诗的艳丽。其中不乏抒情寄愤、感慨深切之作。如《过陈琳墓》、《经五丈原》、《苏武庙》等篇，历来传诵。“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抒写与陈琳异代同心之感，颇有英雄失路之慨。能够见出温庭筠在放荡一面之外，还有执着的颇想有所作为的一面。他的诗还有些以山水、行旅为题材，写得清丽工细。如《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颔联全用代表典型景物的名词组合，“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突出了“早行”的特点，“见道路辛苦，羁旅愁思”（欧阳修《六一诗话》），颇得欧阳修的称赏。
韩偓（８４２～９１４？），以写绮艳的香奁诗著名，但实际上他的感时述怀之作，在唐末诗坛上颇具光彩。韩偓存诗总共约三百三十馀篇。任翰林学士期间和贬离朝廷之后，有不少诗篇涉及时事。如《故都》、《感事三十四韵》等诗，写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和废哀帝自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堪称反映一代兴亡的诗史。“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故都》）、“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感事三十四韵》），哀感沉痛，在当时诗人中是很突出的。韩偓有《香奁集》，收诗百篇，多数是早年的作品。严羽谓其“皆裾裙脂粉之语” （《沧浪诗话·诗体》）。其中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像《席上有赠》、《咏手》、《咏浴》之类，***狎轻靡，跟齐梁宫体一脉相承。二是与时事有关，多少带一些寄托的，为数较少。三是写男女之情而能保持一定品位的。如“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绕廊》）、“若是有情怎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哭花》），可谓丽不伤雅，情浓意挚。韩偓还善于借助环境，以含蓄之笔写闺阁情绪。如《已凉》：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通过阑干、绣帘、屏风、图画、垫席、锦褥，烘托闺房密室的气氛，再点出已凉未寒的天气，不言情而情自然蕴含其中。
与韩偓同年中进士，又一起任过翰林学士的吴融（？～９０３），诗歌内容和风格也有些接近韩偓。《情》诗云：“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思路颇细，兼有情致。唐彦谦（？～８９３？），少师温庭筠为诗，但从他用七绝写的《无题十首》和多数律诗看，亦同时追摹李商隐。“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离鸾》），风格和写法即介乎温、李之间。他以用典精巧和含蓄蕴藉受到宋代杨亿、黄庭坚，乃至明代杨慎的肯定，但比起李商隐要浅弱得多。像《穆天子传》：“王母清歌玉琯悲，瑶台应有再来期。穆王不得重相见，恐为无端哭盛姬。”显然是受了李商隐《瑶池》的影响，而在诗味隽永方面远远不如。大体说来，写男女情爱一类题材，到韩偓、吴融、唐彦谦等人，已逊于前一阶段的李商隐、温庭筠，而他们之后的五代时期，士大夫的闺阁情怀，主要借词表现，同类题材的五、七言诗，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明显地走向衰落了。
第四节 隐士情怀与淡泊诗风
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诗人的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淡泊境界
自咸通后期开始，唐王朝进入动乱阶段。文人在仕途上不仅较前更难有所作为，且常有性命之虞。“从此当歌惟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司空图《有感二首》其二）。环境险恶，一些人把功名看得淡了。平安闲放，终老烟霞，成为生活上的追求目标。精神上则尽量做到不受外界干扰，一切淡然处之，努力保持内心的闲适、恬静。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人的诗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
陆龟蒙（？～８８２）、皮日休（８３４？～８８３？）二人并称“皮陆”。陆龟蒙通《春秋》等儒家经典，自称有“致君术”、“活国方”（《村夜二篇》），但又认为“命既时相背，才非世所容”（《自和次前韵》），还是选择了退隐的道路。《新唐书·隐逸传》说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他的《江湖散人歌传》自云：“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可见他以散淡自处，努力放神于自然，无拘束地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他存诗６００首，大部分是闲散隐逸之作。皮日休本来推崇儒学，很有用世之心，在诗歌理论方面，曾有过类似白居易的讽喻美刺之说。其《正乐府十篇》，针对现实，有美有刺。名篇《橡媪叹》，写老农妇一年收成被贪官污吏剥削殆尽，只得拾橡粟充饥，可以令人联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作品。但这类题材在其现存四百多首诗中不到十分之一。似乎也像白居易在欲行“兼济之志”时写乐府诗，过后则大写闲适诗一样，皮日休咸通十八年入苏州幕府，结识隐居其地的陆龟蒙，诗歌创作就起了变化。两诗酒唱和，歌咏风物，写了六百多首诗，编为《松陵唱和集》。在唐末诗坛，别成江湖隐逸一派。
皮、陆二人抒写的是中唐以后文人那种较为近俗的闲情逸兴，带有潇洒游戏的成分。与前代诗人相比，缺少陶渊明那种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缺少王维的禅悟和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与晚唐诗人相比，皮、陆和贾岛、姚合的追随者相对接近一些。但前者诗中体现的是“物外一以散”（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的情怀，诗境闲适；后者带着穷愁失意的情绪，多写荒僻幽冷之境，实有区别。至于艺术，姚、贾一流努力把五律做得工整规范，皮、陆则炫耀其翻新的本领，更是大异其趣。
皮陆唱和，在淡于世事的同时，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多摄取日常和身边的器具、景物、人事为诗料。《渔具诗》、《樵人十咏》、《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茶具十咏》，等等。连篇累牍地唱和，无非是酒、茶、渔钓、赏花、玩石等琐物、碎事和各种闲趣，两人又逞强争胜，夸巧斗靡。一题之下，成诗数十首，都是类似的情味，不免既繁杂而又单调，甚至给人空虚无聊之感。倒是一些似乎不大经意的小诗，写得较有情味。如《春夕酒醒》的唱和诗，皮日休原唱写酒醉醒来后见到烧残的红烛，犹如一枝珊瑚，从气氛到境象都很不错，而陆龟蒙的和诗又别开生面：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不写红烛等物，不为原唱所拘，径自用闲放自然的笔调，写诗人放达潇洒的情怀和风度。“无事傍江湖”的处境中，推出一副“满身花影倩人扶”的悠然醉态，把诗人那种带世俗色彩的“江湖散人”形象表现得很逼真。既有韵致，又具皮、陆一派写日常闲适生活的特有情调。
司空图（８３７～９０８），所处的时代稍后于皮、陆，屡经动乱艰危，其避世思想的产生，跟战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家山牢落战尘西，匹马偷归路已迷”（《丁未岁归王官谷》）、“乱来已失耕桑计，病后休论济活心”（《丁巳重阳》）。战乱中遁归乡里，虽意识到了士大夫济世活国的责任问题，但仍要隐居，其避乱自全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为了在退隐中获得心境的平静，司空图还进一步泯灭心中的是非和不平：“有是有非还有虑，无心无迹亦无清。不平便激风波险，莫向安时稔祸胎。”（《狂题十八首》其十六）像这样自劝自诫，在诗中一再出现。他不可能像皮、陆那样津津有味地夸述渔樵隐逸之趣。蒿目时艰，苟全一身，其避世情怀内含浓重的悲凉，诗境一般比较凄冷。如《重阳阻雨》： “重阳阻雨独衔怀，移得山家菊未开。犹胜登高闲望断，孤烟残照马嘶回。”不愿去高处看乱离衰败景象。由节候的凄冷，进而推向内心的凄冷，形成冷寂淡漠的诗境。司空图是晚唐诗论家，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而从他的创作看，所追求的韵致，也往往是淡冷清雅的。其所举以自矜的诗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消”（《早春》）、“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残句）、“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残句）、“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归王官谷次年作》），等等，所具有的韵致，都偏于清幽，可见司空图的淡泊诗境总是带有一丝孤冷，绝无皮、陆那样潇洒。
第五节 乱离之感与时世讽谕
郑谷 韦庄 罗隐
唐末诗人，置身昏暗动乱时代，对社会灾难、民生疾苦，均有所关注。聂夷中的《咏田家》、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篇，反映民瘼与世乱，尤其深刻沉痛。但其时从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看，这方面的内容仍未能居于主要地位。著名诗人中，只有生活到五代初的郑谷、韦庄、罗隐等，历经易代之际的种种劫难，才对时代的丧乱有较多的反映。
郑谷（８５１？～９１０？），早年遭逢战乱，曾奔走亡巴蜀，淹留巫峡，流寓荆楚吴越。“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倦客》）。入仕以后，在唐王朝行将灭亡前的强藩互斗中，又多次“奔走惊魂”。郑谷现存诗三百馀首，有近百首写其奔亡流徙，涉及时局。如“荆州未解围，小县结茅茨”、“传闻殊不定，銮辂几时还”（《峡中寓止二首》），涉及光启年间秦宗权军队长期围困荆州、僖宗因受强藩威胁出逃等事。“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漂泊》），把家口飘零与两川战乱联系起来描写，揭示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访姨兄渭口别墅》），令人想见战乱后新冢累累，陵谷变迁的惨痛景象。郑谷除奔逃、访旧之类作品一再反映时乱之外，其送别怀友诗也多涉及乱离。《久不得张乔消息》云：“天末去程孤，沿淮复向吴。乱离何处甚，安稳到家无？树尽云垂野，樯稀月满湖。伤心绕村落，应少旧耕夫。” 牵挂友人和感念时局的心情交融在一起，清婉浅世，很能代表郑谷的诗风。同时因乱离怀友，诗中又有一种悲凉的气韵。
韦庄（８３６？～９１０），广明元年在长安应举，值黄巢军攻占京城。其后写了长诗《秦妇吟》，借一曾委身黄巢部下的妇人之口，述乱离之景。虽对农民起义军有所诋毁，但像“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一系列叙述和描写，还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韦庄的抒情诗，伤时之作亦占有很大比重。对时代丧乱和社会问题的表现，较郑谷具体。如《汴堤行》：“俗上隋堤举步迟，隔云烽燧叫非时。才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虽似略带一点怀古的意味，实则描写了烽火连天，一片伤亡残破的现实图景。又如《闻再幸梁洋》： “才喜中原息战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写战鼓刚刚住声，皇帝又因爆发新战争而再次出逃。针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战乱，韦庄在《悯耕者》中说得更痛切：“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韦庄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军阀大混战，不见清平之世，唯见骸骨蔽地。诗通过悯被征者，抒发对整个时代的痛心。庄弟韦蕴谓其：“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浣花集序》）由于有这种身世和抑郁怀抱，韦庄诗能在通俗平易中见感慨深沉，非当时一般平浅成篇之作可比。
与郑谷、韦庄对时局侧重于伤感不同，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在晚唐社会中一再碰壁，怀才不遇，不免偏于激愤，其诗多通俗快露、讽喻时世之作。从讽慨中也反映了社会的昏暗与动乱。《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借讽黄河，以见时世混浊，太平无望。因为多讽刺而少温厚，罗诗略嫌粗疏。其绝句在韵度上又稍逊律诗，但讽刺更为尖锐。如《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借为杨妃洗刷，冷嘲热讽，同时反映了唐僖宗在黄巢起义军的打击下，逃亡蜀地的历史事件。
唐末的伤时讽世之作成就不算突出，与极其动乱的社会情况相对照，其时诗歌对现实的反映是不够的。诗人们怀着避世心理，追求淡漠情怀与淡漠境界，固然是要避开现实，不愿看到苦难，就连郑谷、韦庄、罗隐等的伤时讽世，一般也是从自己的命运遭遇出发，把现实社会的动乱作为背景表现，而非正面直接地反映惨淡的社会人生。诗人们在动乱中惶惶不安，四处漂泊，自顾不暇。即使得到暂时的安定，也是或潜身穷乡僻壤，或依托仅据有一隅之地的地方霸主。他们难以再有那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难以再有那种博大之气和饱满的热情。诗境一般比较浅狭，而且笼罩着末世的凄凉黯淡情绪，表现出痛苦绝望的心理。郑谷的《慈恩寺偶题》，被金圣叹称为“唐人气尽之作”。韦庄的《咸通》，于乱中回首乱前，极写咸通时代官僚贵族的奢侈***乐。末联云：“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心情无比沉痛，在乐尽哀来的慨叹中，有一种认同天意或劫数难违的末世心理。罗隐的《中秋夜不见月》云：“阴云薄暮上空虚，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也是借讽慨月中有蟾蜍阴影，永远不得有真正的光明皎洁，表示他对清平世界不抱幻想。与其《黄河》诗之不望有河清之日一样，都基于对时代由失望痛苦到近于绝望的心理。哀莫大于心死，诗人在对时代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与希望的时候，诗境便再也难有大的开拓，唐诗也就自然降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