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活跃、思想的不断开放、印刷业的繁荣，白话短篇小说由编辑到创作，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化过程中，成绩斐然，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出现了一大批色彩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此同时，文言短篇小说从明初《剪灯新话》的创作，到后期大量的笔记、传奇、总集的问世，也有所变化和发展，为以后《聊斋志异》等作品的出现准备着条件。
第一节 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清平山堂话本》及“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冯梦龙与“三言” 凌初与“二拍” 《型世言》及明末其他白话短篇小说集
宋元的“说话”伎艺到明代仍然流行，一般称之为“说书”或“评话”。焦循《剧说》卷一引《国初事迹》说：
洪武时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这则故事除了表明统治者鄙视艺人、残酷无情之外，也说明了明初尽管思想控制很严，不利于通俗文艺的发展，但也并不废止说书。到明代中后期，统治者对评话、话本和通俗小说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民间说书等也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一些说书艺人与文人相结合，不断地润色、改编和创作了一些话本。随着读者的增多、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刊刻的话本也陆续增多。嘉靖年间晁栗编的《宝文堂书目》中，就著录了几十种单刊话本。单刊话本的逐步丰富，为话本总集或专集的编辑创造了条件。
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便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又分上下两卷，每卷５种，共６０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２９篇，其中２４篇为《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１９５８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这四种小说俱见《宝文堂书目》著录，一般认为其中《张生彩鸾灯传》一篇是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传》是元人所写，《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出于明代。
另有《京本通俗小说》一书，含小说九种，１９１５年由当时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刊行，据称是在沪上“亲串妆奁中”发现的，“的是元人写本”。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书。
这样，“三言”之前的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另有零星单篇散见于通俗类书之中或单独印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但一生功名蹭蹬，至崇帧三年（１６３０）５７岁时才选为贡生，６１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寿宁县志》）。４年后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清兵南下时，曾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犹龙》），熟悉市民生活。曾去李贽生活过２０年的湖北麻城讲学，深受李氏思想的影响，人称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这就使他成为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他曾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列国志》，鼓动书商购印《***》；纂辑过文言小说及笔记《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创作、改编了传奇剧本十馀种，合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收录、编印了民歌《挂枝儿》、《山歌》等等。而在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编著。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三言”每集４０篇，共１２０篇。分别刊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前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七年（１６２７）。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１６２８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１６３２年）各４０卷，人称“二拍”。凌初（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１８岁补廪膳生，后科场一直不利。５５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李自成部进逼徐州，忧愤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征与“三言”大致相同，艺术水平也在伯仲间，故在文学史上一般都将两书并称。至明末，有署“姑苏抱瓮老人”者，见“三言”与“二拍”共２００种，“卷秩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４０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如雨后春笋，繁盛一时。先后刊印的有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古吴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多种。这些作品随着明未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致从侧重于生情到倾向于重理，虽然更关心现实，但说教气味更加浓重。在艺术表现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形式上有所新变，如突破了一回一篇的模式，数回成一篇，有向中篇过渡的趋势；增加“头回”故事，以加强对正文的铺垫；以及回目之外另加标题等等，但总的艺术表现水准呈下降的态势，真正代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三言”与“二拍”。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风情画
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张扬 对于贪官酷吏的抨击和清官的市民化 “情”与“理”的矛盾与向“礼”的回归
在“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借历史故事，以阐发作者善恶伦理观念的作品，但其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则是写世俗的人情百态。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而在“三言”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杨八老越国奇遇》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赠芝麻识破原形》中的马少卿，出身“仕宦之家”，当有人认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特别是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写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人生的价值就以得利的多少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所写的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的故事也意味深长。历来在文学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或在民间故事中勤劳诚实的农民能得到的仙女，如今却移情于一个“经商俗人”了。这充分地说明了生气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凡的“艳遇”。他们趾高气扬，开始俯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瞧不起穷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学土，纷纷表示不愿意与他们联姻结好。在金钱面前，门第与仕途已黯然失色。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三言”、“二拍”的编者对商人的感情也与以往传统的观念不同。“三言”中活跃的商人，多数已不是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市商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复等，都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小店主刘德“平昔好善”，赢得了“合镇的人”的“欣羡”。《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因而顾客“单单作成他”的买卖。《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长途贩运，历尽艰辛，终于发财。正如作品中有诗赞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有时候，作品也表现了他们凭经商的智慧，掌握行情，灵活应变而获得厚利（《徐老仆义愤成家》）；有时候也透露出商业竞争的火药味和雇工剥削的血腥气，但这一切都被作者“好人致富”的思想冲淡了。新兴商人所获之“利”都被蒙上了传统道德之“义”而显得那么温情脉脉和天经地义。比较起来，“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如其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一个破产商人出海经商而终致巨富。它的故事源于明周元的《泾林续记》。周元明确地将这故事归于“闽广奸商，惯习通番”一类。而凌初则赞扬了商人们靠“转运”致富，靠冒险发财，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再如《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经海神指点经商之道后，以囤积居奇而暴富；《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的杨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侄子“大胆天下去得”，为追求巨额利润而不怕挫折，不断冒险；这些人和事都得到了作者的赞美。这种不是从道义的角度而是直接从经商获利的角度去描写商人，去赞美他们的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积极进取的商业活动，确实更贴近经商活动的本质特点，更准确地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的故事与《西厢记》相类似，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当莺莺闻知张浩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后，并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告之于它呼，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法庭“礼顺人情”。小说最后以喜剧结尾，实际上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也公开上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认为青年男女之间的接触相爱，乃如“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这种对于“情”的尊重，与“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尖锐对立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一见“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的“花魁娘子”就“身手都酥麻”，但莘瑶琴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她从感受到秦重“又忠厚，又老实”和体贴入微的照顾，到突破“可惜是市井之辈”的门户偏见，再到看清卖油郎不同于“豪华之辈、酒色之徒”，而是个“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时，才主动表示要嫁给他。而这时的秦重却也没有立即应允，还担心这个“平昔住惯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锦衣玉食”的她当不了卖油郎的妻子。直到莘瑶琴发出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坚定誓言时，两心才真正相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在“二拍”中，像《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罗惜惜与张幼谦、《李将军错认舅》中的刘翠翠和金定，也都是经过了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相互熟悉的过程后才萌发了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三言”、“二拍”所表现的这种婚恋自主的精神，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冲动，而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故事时，还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宋明以来的封建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念是套在女性脖子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突破贞节观念是晚明人文思潮影响下尊重人性、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三言”的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被陈大郎引诱失贞，丈夫蒋兴哥知道后虽然“如针刺肚”，万分痛苦地休了她，但还是对她深情不减，十分尊重，只是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三巧被休后，听了母亲“别选良姻”的劝导，也就改嫁。陈大郎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也痛快地“寻了个对头”。最后蒋兴哥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又破镜重圆。在这些市民身上，讲究的是人生的真情实感和尊重自己爱的权利，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已失去了支配的作用。在“二拍”中，对于女性“失节”的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为宽容。《姚滴珠避羞惹羞》、《酒下酒赵尼媪迷花》、《顾阿秀喜舍檀那物》、《赵司户千里遗音》、《李将军错认舅》、《徐茶酒乘乱劫新人》、《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篇，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谅解、同情的笔触写到了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越相敬重”。这种新的妇女观的思想基础，就是对于女性的尊重。在《满少卿饥附饱》中就两性间的关系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皆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入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理的所在。这段话公开抨击了封建社会中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地呼唤着两性关系的平等。在这思想基础上，有的小说不仅仅表现了女性婚恋的自主和平等，而且赞颂了女性为追求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就是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她作为一个名妓，并不像传统文学作品中的***那样以“从良”为生活目标。她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误认为“忠厚志诚”的爱恋对象李甲以千金的代价转卖了自己的时候，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辞严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她的这种人格力量震撼人心。像这类作品，最能使人感受到晚明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
在“三言”、“二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旨在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正如“二拍”《恶船家计赚假尸银》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做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海大洋。”他们只知道“侵剥百姓”、“诈害乡民”、“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这就无异于“盗贼”；而所谓“盗贼”，“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因而“二拍”的作者禁不住发出了“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的感慨（《乌将军一饭必酬》）。在暴露官吏贪酷的篇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凌初在这里竟把矛头指向朱熹。这个当时被捧为“圣人”的理学大师，在小说中竟是个挟私报复，心灵卑鄙，行刑逼供，诬谄无辜的十足小人。“三言”、“二拍”的作者在鞭挞奸臣、贪官、酷吏和种种社会恶势力时，主要是用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些“清官”形象时，则往往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那些“贤明”的“青天”，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因而在精明公正、为民作主的过程中，也不忘自己捞点实惠（《滕大尹鬼断家私》）；有的则不拘礼法，***自赏，公开娶妓，或者“以官府为月老”，去成全有情人的越“礼”行为（《单符郎全州佳偶》、《玉堂春落难逢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这些官吏显然不那么正统死板、僵化冷酷，多少体现了新兴市民的意志和愿望。
在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三言”、“二拍”确实表现了不少新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可称为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们在肯定情和欲时，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有过多直露的秽笔而遭到人们的訾病；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大谈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散发着陈腐的气急。这种矛盾，“二拍”比之“三言”更为突出，因而人们往往给“三言”以更高的评价；或者说，“三言”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推向高峰，而“二拍”则越过高峰而面向下坡。事实上，“二拍”之后，随着晚明国事的艰难，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在文学上要求关心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影响了繁盛一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使之向“劝善惩恶”的方面倾斜。《型世言》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代表。这部小说尽管在揭露明末黑暗社会方面有可读之处，但其主旨是树立忠孝节烈楷模“以为世型”（《型世言》第一回回末评），向人灌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梦觉道人序）。这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除了《欢喜冤家》等作品中的个别篇章还偶尔对人“情”有所肯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主张克制“情”、“欲”，回归“理”、“礼”。这就形成了“三言”、“二拍”之后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
第三节 “无奇之所以为奇”
将平凡的故事写得曲折工巧 细致入微的写心艺术 体式和语言的变化
凌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常理测者固多也。”他宣布在艺术上追求的目标是“耳目前怪怪奇奇”，即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这种艺术，被睡乡居士的《二刻拍案惊奇序》称为：“无奇之所以为奇。”实际上，这也就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的“三言”、“二拍”的共同艺术取向。
通观“三言”、“二拍”，并不是完全没有写“牛鬼蛇神”的内容；在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为题材的篇章中，也有个别情节简单、以阐发思想为主的作品。但其多数作品由于题材的平凡，就更需要用巧妙的构思、奇异的关目来激发读者的兴趣。而且从“三言”、“二拍”主要供人阅读而不是诉诸听觉来看，也有条件把情节写得复杂多变。因此从总体上说，它们的故事比以往的话本小说写得更为波谲云诡、曲折多变。在表现上常常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得迷离恍惚，波澜起伏。例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王翁给刘贵十五贯钱，而崔宁卖丝所得也“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由于刘贵的一句“戏言”，二姐误以为真而离家出走，途中正遇崔宁；此时盗贼正巧入刘贵之室行凶，窃得十五贯钱。这些巧合，酿成了一桩冤案。后来刘妻正巧被那个行凶的盗贼劫掠，使此案得以了结。这种“无巧不成书”的手法运用得好，才使小说的情节发展腾挪顿挫，出人意外，又显得合情合理。既以“巧”传“奇”，又以“巧”寓“真”。
为了使情节巧妙多变，作者运用一些“小道具”贯串始终，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一件“珍珠衫”，蒋兴哥赠给爱妻王三巧，三巧转赠给情夫陈大郎；蒋兴哥从大郎处见到此物，就知妻子已有外遇，忍痛休了三巧。后陈大郎病故，珍珠衫落到了其妻平氏手里；平氏再嫁给蒋兴哥，旧物又归原主。最终三巧与兴哥破镜重圆，兴哥就将此物再次赠给三巧。《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金钗钿”、《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鸳鸯绦”、《顾阿秀喜舍擅那物》中的“芙蓉屏”等等，也都是以一件“小道具”将整篇小说勾连得既一波三折，又严谨工整。
“三言”、“二拍”情节之“奇”，还表现在突破了单线结构的模式，而尝试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和变换视角。如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一方面写赵昂夫妇害人，另一方面写张廷秀逃生救父，两条线有分有合，交叉推进，将复杂丰富的生活场面交织在一起。《田舍翁时时经理》将昼夜的故事分成两大块：白天牧童放牧受苦，夜晚在梦中享尽富贵，相互更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襄敏公元宵失子》写襄敏公儿子被拐骗，从仆人、孩子、拐子三个角度来复述同一件事情，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摇曳多姿。
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造一种“奇趣”，也是“三言”、“二拍”常用的手法。宋元话本中多爱情悲剧，而晚明的文学界崇尚“趣”字，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就多喜剧团圆之作。当然，在“三言”中也有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震撼人心的悲剧，但冯梦龙、凌初显然更乐意写一个完美的结局并在作品中营造一种喜剧气氛。像“三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代姊“冲喜”、姑嫂拜堂，乃至后来纠纷百出，实在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大悲剧，但它以计中计、错中错、趣中趣相互交叉，最终又以戏剧性的“乱点鸳鸯谱”作结，皆大欢喜。《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段悲剧性的经历，如王景隆金银散尽，沦落“在孤老院讨饭吃”时，却与玉堂春合作，骗得鸨儿团团转，使读者忍俊不禁。在“二拍”中，同样也充满着幽默、讽刺和戏剧性。他们将悲喜的情节巧妙搭配，相互衬托，增强了小说的新奇性和趣味性。
在刻画人物个性方面，“二拍”比“三言”略嫌粗糙，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总的说来，这两部小说还是运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塑造了许多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如杜十娘、莘瑶琴等人物的性格，写得流动变化，富有层次感。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比以前的话本小说显得更为细腻。写环境，写动作，写对话，写细节，时见精雕细刻的笔墨。特别是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更受人们的重视。中国古代的小说，因受史传文学、话本小说等影响，往往只重外部言行的描写，不大习惯于直接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在“三言”中，则可比较多地看到生动、细致的心理描写。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见到珍珠衫，确知妻子与人有私后，用长达五六百字的篇幅，把他内心的气恼、悔恨、矛盾、痛苦，写得丝丝入扣。《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秦重初见“花魁娘子”时，既惊又喜，既自卑又自豪，既想追求又有担心，“千想万想”，最后决定积钱以求见。作者将他的心底波澜刻画得纷繁复杂，又入情入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小商人在晚明时代中勇于进取的精神。除此之外，如“三言”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玉堂春落难逢夫》、《白玉娘忍苦成夫》，“二拍”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丹客半黍九还》等，也都有细腻精致的心理描写。这在中国古代写心传神的艺术史上，是一种新的开拓。
“三言”中有的作品是根据宋元旧本加工改编而成的，也有的是根据社会现实，或前人笔记、传奇等编写创作而成的，这就存在着一个对于传统话本体式继承和革新的问题。冯梦龙在加工、编写“三言”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说话人的话本模式，而重塑了一种专供普通人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体。比如，话本的“人话”只是用来稳定和招徕听众，往往与正文的内容关系松散，且比重过大；冯梦龙删繁就简，使之与正文的内容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话本中夹杂了大量的韵文，以供歌唱或吟诵，调节听众的情绪，渲染说话的气氛；他则大幅度地加以删改，以扫除阅读时的障碍。话本结尾时，说话人用以宣告“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之类的套话，也被视为阅读的累赘而略去。更重要的是，冯梦龙、凌初在语言的通俗性上进一步作了努力。比如《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写白娘子的容貌完全是一套陈词滥调：
宣赞着眼看那妇人，真个生得：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用口语改写成：
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
这段文字自然而贴切地写出了许宣的视觉感受。
第四节 明代的文言小说
《剪灯新话》与其他传奇小说 不同类别的文言笔记小说专集与丛书的大量刊行 明代文言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在以《娇红记》为代表的元代文言小说之后，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也并不寂寥。特别是在白话小说尚未形成气候的明代前期年间，文言小说更是显得活跃。
明初，瞿佑的一部《剪灯新话》轰动了文坛。此书共４卷２０篇，另有附录一篇。这些小说，大都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具有幽冥怪奇的色彩。其中不少作品以荒诞的形式，记录了乱世士人的心态。如《华亭逢故人记》写全、贾二子，于“国兵围姑苏”时起兵援张士诚，因兵败赴水而死。后游魂遇故人于郊外，坐论怀才之士在乱世之中“贫贱长思富贵”与“富贵复履危机”的两难心理，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的心曲。他们又感慨韩信、刘文静等“功臣”“卒受诛夷”。这正当明太祖大杀功臣之时，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在《修文舍人传》中，作者又借人物之口，抨击当世用人“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流露了作者对于黑暗社会不满的情怀。
书中多爱情婚姻故事，散发出一些市民的气息。世俗的平民、商人开始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蔑视礼教，大胆地追求婚恋的自主。如《联芳楼记》写一对富商姐妹薛兰英、薛暮英，聪明秀丽，能为诗赋。一日，窥见青年商贩郑生在河边洗澡，就“以荔枝一双投下”，主动表示爱慕。晚上，垂下竹兜，就将郑生吊上高楼，“自是无夕而不会”。双方父母知道后，也没有按照礼教来加以训斥，倒是开明地成全了他们。这种新的婚恋观在《翠翠传》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小说中的女主角翠翠是一位“淮安民家女”。她与同学金定私下相爱后，向父母公开表示：“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而当男家贫寒，自觉“门户甚不敌”，不敢遽然答应时，女方的家长则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显然，他们对于封建礼教、门当户对之类并不在乎。后来，翠翠在战乱中“失身”，作者对她也毫无谴责之意。最终还是让一对有情人在冥冥中常相厮守。附录《秋香亭记》，写商生与杨采采自幼相爱，互约为婚，元末乱起，天各一方，终致有情人难成眷属，采采嫁给了开彩帛铺的王氏为妇。这个悲剧带有自传的色彩，但在客观上也写出了乱世带给百姓的灾难，并反映了商人势力的滋长。
《剪灯新话》中有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前人名篇的痕迹，诗词的穿插有时也嫌略多，但总的看来，诚如凌云翰在序言中所说的：“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这就不难理解一时间它不但能使所谓“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而且也使“经生儒土，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忆），以资谈论”（《英宗实录》卷九十）。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的崛起，并有力地影响着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在它之后，明代不断地有一些传奇小说集问世，也间有一些佳作，如李昌祺《剪灯馀话》中的《芙蓉屏记》、《秋千会记》、陶辅《花影集》中的《心坚金石传》、邵景詹《觅灯因话》中的《桂迁梦感录》、宋懋澄《九集》及附《别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等都较有特色。另有一些单篇别行的传奇小说，如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也脍炙人口，广泛流传。
在传奇小说史上别具一格的是，明代出现了一批“中篇传奇小说”。这类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娇红记》的影响，内容都写爱情故事，篇幅突破万字，有的甚至超过了４万字（如《刘生觅莲记》）。永乐年间李昌祺《剪灯馀话》中的《贾华云还魂记》和成化末年玉峰主人的《钟情丽集》都写青年男女对于纯正爱情的执著追求，曲折生动，且都有与《娇红记》一争短长的意思。不同的是，《贾华云还魂记》拖上了一个喜剧的尾巴，淡化了悲剧的色彩，而《钟情丽集》则完全以喜剧团圆作结。在《钟情丽集》的带动下，弘治至嘉靖间出现了中篇传奇创作的高潮。较早出现的《龙会兰池录》、《丽史》、《荔镜传》、《怀春雅集》等大都注重描写男女青年大胆、主动地追求婚恋自主，冲击传统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间有暴露社会的笔墨。特别是《辽阳海神传》一篇，写徽商程贤与海神相恋，经商发财的故事，想象奇特，文字清丽，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情况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备受人们的青睐。随着社会舆论对于人欲的过分张扬和世风的日趋颓靡，嘉靖年间出现了好几种专注于描写纵欲乃至性乱的作品。这些小说又几乎都同时宣扬科第功名和得道成仙，充分暴露了人的个人欲望过分膨胀必然导致人性的全面扭曲。后来问世的《刘生觅莲记》就批评这些作品“兽心狗行、丧尽天真”。它与万历后成书的《双双传》等，力图挽回颓风，重新向“情”靠拢，并也显示出对于社会正常秩序的尊重，品格有所回升，但最终也没有出现上乘的佳作。
明代各类笔记数量之繁富，品种之齐全，都远胜唐宋。志怪类，如祝允明的《志怪录》、陆粲的《庚巳编》、杨仪的《高坡异纂》、闵文振的《涉异志》、徐常吉的《谐史》、洪应明的《仙佛奇踪》、钱希言的《狯园》、王同轨的《耳谈》、郑仲夔的《耳新》、碧山卧樵的《幽怪诗谈》等，有的嘲讽了朝政的腐败，有的曲折地反映了市民百姓的愿望，有的歌颂了人间的真情，也有的在形式上有所革新，写得委曲动人，饶有兴味。志人类，重在记琐闻轶事的如陆容的《菽园杂记》，以精美的文笔叙掌故，记风情，论史事，时有一些独到而通达的见解。张应俞的《杜骗新书》，集中了种种诈骗的故事，广泛地暴露了明末浇漓的世风。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汇录了历代***的事迹，将她们歌颂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表现她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悲惨的遭遇。另有一类专记琐语清言的志人笔记，如何良俊的《语林》也较有名。它网罗了自汉至元二千七百馀则旧闻，经过剪裁熔铸之后，自有其时代特色和个性色彩，且全书风格统一，“有简澹隽雅之致”（《四库全书总目·何氏语林》）。总的说来，明代的这些志怪、志人类的笔记小说，在当时的文人圈中还有广泛的市场，但在艺术上毕竟缺少开拓。至晚明，富有市民气息的幽默笑话类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可能与当时商业经济活跃，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以及与文人尚“趣”等社会风气有关。现存的明末笑话作品不下三十馀种。其代表作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后改名为《古今笑》、《笑史》）和《笑府》。这两部书汇辑了古今民间笑话近二千五百则，以明快清峻的文笔，讽刺了封建官吏、不法奸商、无能医生、迂腐塾师各色人等，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把笑话艺术推向了高峰。
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和读者的爱好，收集、汇刊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上述《幽怪诗谈》、《青泥莲花记》、《语林》、《古今谭概》等书，实际上都带有汇辑的性质。在这类书中，冯梦龙的《情史》也较有名。它编辑了历史上的爱情故事共八百七十馀篇，分成２４卷，其中不少篇章肯定了反抗封建礼教，赞美了纯洁、忠贞的爱情，表现了一种比较新的爱情观，为以后戏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比较著名的小说选集或丛书有《艳异编》、《虞初志》、《古今说海》、《合刻三志》、《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稗海》、《稗乘》、《五朝小说》、《说郛》（重编本）、《花阵绮言》等，另外一些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等也选录了大量的小说。这些书籍收集、保存了自古至明大量的文言小说，功不可没，但多数编者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加以辑录，态度不太严肃。
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尽管未曾造就出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但在文学史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它们对于清代的文言小说，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聊斋志异》等作品，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构思，还是在表现手法、审美意向、风神韵致等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明代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也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白话小说广阔的题材、通俗的语言、曲折的情节、较长的篇幅，甚至话本的某些体式等都对文言小说的发展有过影响；而文言小说精美的语言、细腻的笔法、雅洁的内容、含蓄的韵味，也对白话小说的提高起过作用。特别是明代的文言小说为白话小说和戏曲创作、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续艳异编》等书所收的《王翘儿传》，全文仅１２００字，后来成为白话小说《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型世言》）、《胡少保平倭战功》（《西湖二集》）、《绿野仙踪》和戏曲《两香丸》的题材来源，最后，由“青心才人”编成一部长达２０回的白话小说《金云翘传》。在世界文坛上，明人的文言小说也是颇有影响的。１８１３年，越南诗人阮攸曾将《金云翘传》移植为同名的诗体小说，成为一部饮誉世界文坛的名著。《剪灯新话》１５世纪中叶传到韩国，金时习随即仿作《金鳌新话》一书，成为韩国小说的始祖。１６世纪传到日本，很快就出现了多种翻译本和改写本，至德川幕府时，各种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董康《书舶庸谭》卷一下）。１６世纪初，越南人阮屿也在《剪灯新话》的直接影响下，创作了越南第一部传奇小说《传奇漫录》，对越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我国，《剪灯新话》却在正统年间就遭到禁毁，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冷落，这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