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即便曾一度仕清的诗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这两部分诗文以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稍后的诗人及其他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悲，但也慨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篇什。已呈式微之势的词则应时而复兴，倚声填词蔚然成风。散文的内容偏重经世救国，崇实致用，在传记文里多用小说笔墨。清初诗文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第一节 遗民诗人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屈大均和吴嘉纪 其他遗民诗人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据卓尔堪《明遗民诗》辑录，有作者四百馀人，诗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遗民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过之。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如顾炎武所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国，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
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初名绛，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加入复社，清兵入关，在江南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亡命北方，考察山川，访求豪杰，图谋恢复，晚年终老于陕西华阴。他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四百多首诗，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精卫》讽刺专营安乐窝的燕雀之辈，表示“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决心。《京口即事》歌颂史可法镇守扬州的英雄业绩。《千里》述自己参加王永祚领导的湖上抗清义军。《海上》四首，则以凝练沉重之笔，抒发登高望海的悲壮情怀，坚苍质实。如第一首：
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
诗中洋溢着决心报国、抗清复明的坚强信念。他劝友人善处珍惜，保持操守，“寄语故人多自爱，但辞青紫即神仙”（《友人来，座中占二绝》）。到垂暮之年，仍然表达其炽烈的爱国热忱，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自大同至西口》等。随着岁月的消失和希望的幻灭，渐知挥戈返日之无术，感伤沉郁的情绪稍增，但不灰心，至死犹坚，故其诗雄浑有力，慷慨悲壮，如《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目望河清。”《又酬傅处士次韵》：“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都可说是掷地作金石声。
顾炎武的诗是诗人崇高的人格和深厚学力的表现，笔墨矜重，不假巧饰，其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杜甫，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顾诗在清代评价就很高，沈德潜说：“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集》卷十一）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以反对阉党著名，清兵入关，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关心天下治乱安危，以学术经世，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扩大宋诗影响，推动浙派形成。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云门游记》、《感旧》、《宋六陵》、《哭外舅叶六桐先生》、《哭沈昆铜》等，抒发亡国之痛和怀念殉难亲友，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屡屡表白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如“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卧病旬日未已，间书所忆》），“莫恨西风多凛烈，黄花偏奈苦中看”（《书事》），“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尚未消”（《周公瑾砚》）等，皆勃郁浩然的正气。《山居杂咏》更是铿锵的誓言：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着多。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而农，号{艹}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举人，曾从永历桂王举兵抗清，南明灭后隐遁归山，埋首著述，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贡献卓著，学者称船山先生。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如《绝句》：“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荒。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借舒草之心“不死”，喻坚韧不拔之志和恢复故国“春色”的理想。《落花诗》、《补落花诗》、《遣兴诗》、《读指南集》等，缠绵悱恻，喻意深远。王夫之自叹“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王船山公年谱》引王夫之自题墓碑词），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九首之一：“乘春春去去何方，水曲山隈白昼长。绝代***三峡水，旧家亭榭半斜阳。轻阴犹护当时蒂，细雨旋催别树芳。唯有幽魂消不得，破寒深醴土膏香。”以落花飘魂抒写胸中郁结的亡国之恨，含蓄蕴藉，深沉瑰奇。七绝《走笔赠刘生思肯》：“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以诗明志，直到“垂死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初度日占》），仍然不忘故国岁月，于凄楚里见其高风亮节。
遗民诗人可与顾、黄、王并肩的，当推吴嘉纪和屈大均，吴多作危苦之词，屈则富于浪漫幻想。吴嘉纪（１６１８～１６８４）是一介布衣，与煮盐灶户为伍，困厄潦倒，深受压迫剥削和灾祸肆虐，诗歌极写兵燹灾荒和民生疾苦。《风潮行》、《朝雨下》、《海潮叹》等述泰州一带自然灾害，惨不忍睹。《挽饶母》。《难妇行》、《过兵行》等，揭露清军屠杀掳掠，令人发指。《临场歌》、《归东陶答汪三韩过访》等，反映官吏催租逼税，敲骨吸髓。《东家行》记江北婚嫁陋习，《李家娘》写“扬州十日”惨象，《一钱行赠林茂之》赞遗民品质，或长歌，或短制，直抒胸臆，纯用白描，但他运思深刻，写状如绘，如《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明白如话，不假雕饰，靠内在感情把盐工之苦写到极致，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形成直朴古淡的苍劲风格。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曾削发为僧，还俗改今名，北上游历，密谋抗清，“险阻艰难，备尝其苦”，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和《离骚》，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如万壑奔涛”，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五律出色，自谓“可比太白”。《大同感叹》、《猛虎行》、《菜人哀》等揭发清兵屠戮暴行，《旧京感怀》、《过大梁作》、《登罗浮绝顶》等诉说家国兴亡悲哀，《梅花岭吊史相国墓》、《哭顾宁人》、《赠傅青主》等抒发仰慕忠节之情，大都抚时感世，缘事而发，尤其表现坚定的民族立场和抗清意志的诗歌，可与顾炎武相比，如“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碧血照华夷”（《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孤臣余草莽，匪石一心坚”（《咏管宁》），“七尺今犹壮，堪为大汉捐”（《代景大夫舟自五屯所至永安州之作》），即使壮志难酬，兴复无望，他也信心满怀，“纵是灰寒终不灭，神灵看与蜃楼同”（《古铜蟾蜍歌》），“乾坤未毁终开辟，日月方新尚混茫”（《庚午元日作》）。他的诗“以气骨胜”，豪宕而多苍凉悲慨之音，如《通州望海》：“狼山牧草满，鱼海暮云黄。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混茫。乘槎无汉使，鞭石有秦皇。万里扶桑客，何时返故乡？”凭吊沧海，想象奇伟，在雄健夭矫里寄寓故国之思，凄楚感怆，却也写出“超然独行”的豪迈气概。
屈大均在清初影响颇大，又和陈恭尹、梁佩兰号称“岭南三大家”。陈恭尹（１６３１～１７００）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邺中》、《读秦纪》等，是所谓“人无数篇”的名作。梁佩兰（１６２９～１７０５）曾仕清朝，行藏出处与屈大均、陈恭尹有别，诗多酬赠与写景，七古苍凉伉爽，《易水行》、《养马行》等状写社会民情，寄有深意，能独开面。
其他遗民诗人，阎尔梅（１６０３～１６７９）的诗歌吊古伤今，感念时事，格调苍劲。《满巡抚赵福星遣官招余余却之》云：“殷商全赖西山士，蜀汉孤生北地王。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装。”表白全节，可谓硬骨铮铮。他长于古体，《绝贼臣胡谦光》、《沧州道中》等豪宕雄壮，诗情激楚，是富有特色的作品。杜溶（１６１１～１６８７）诗学杜甫，风格浑厚，五律《登金山塔》浑灏精深，负名当时，诗人吴伟业说：“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徐世昌辑《晚晴{移}诗汇》卷十八）《初闻灯船鼓吹歌》抚今追昔，感慨秦淮歌舞盛衰，令读者欷太息而不能禁。钱澄之（１６１２～１６９３）诗歌写甲申国变，足可证史。《悲愤诗》、《桂林杂诗》、《行路难》等，以永历时事寄于诗，时歌时泣，悲痛感人。《催粮行》、《乞儿行》、《田家苦》等，写民众流离无告惨状，情浓意深，沉郁悲怆。晚年隐居乡间，民族感情与田园闲适融合一体，在《田园杂诗》、《田间杂诗》、《夏日园居杂诗》里，白描直写，冲淡自然，既反映农村的生活，又砥砺自己的民族气节，“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并有独具一格的特点。归庄（１６１～１６７３）为人豪迈尚气节，与顾炎武有“归奇顾怪”之称。《悲昆山》、《伤家难作》、《断发》和《万古愁》曲等，声情激越，沉痛愤慨，《万古愁》更是清散曲少有的杰作。《落花诗》十六首，体物寄托，揭发士林的种种心态，哀婉酸苦。“不信江南百万户，锄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日》）写出遗民新的思想境界，也委实可贵。
第二节 古文三大家
清初散文 侯方域 魏禧 汪琬 其他古文家
唐宋古文的传统，在明代受到了复古派学秦汉文和公安、竟陵派抒写性灵的冲击。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学者们倡经世致用，以振兴民族。顺应时代的要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对散文写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散文在清初大致上回到了讲求“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上，并对“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扩展。清初的论说文多为学者所为，他们留心世务，研经治史，发表意见，作品不仅是优秀的散文，也有学术和思想上的价值，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顾炎武的《生员论》、《形势论》等。这时期明末的小品文处于衰落与蜕变期，作者仍然有人，如张岱、尤侗、廖燕等。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内容或沿袭晚明小品的文风，而以沧桑之思代替闲情之趣，或趋向严肃，如“匕首寸铁，刺人尤透”（廖燕《选古文小品序》），随着文网日密，也就逐渐消歇。
写作文学散文的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侯方域（１６１８～１６５４）少有才名，入清未仕。早期为文流于华藻，功力欠深，自述“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有“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之弊，后学八大家，转益多师，臻于成熟。《壮悔堂文集》１０卷，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议论而指斥权贵的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答田中丞书》等，抒情而摅写怀抱的如《与方密之书》、《祭吴次尾文》等，评说而论功罪的如《朋党论》、《王猛论》、《太子丹论》等，或义正词严，酣畅饱满，或缠绵悱恻，声情并茂，或雄辩汪洋，纵横奔放，有唐宋八大家的遗风。敢于打破文体壁垒，以小说为文，则是写掾吏、伶人、名伎、军校等下层人物的作品，如《赠丁掾序》，歌颂丁掾廉洁正直，忠于职守的优秀品质；《马伶传》用艺人马伶为求演技精进，投身为仆三年艺成的事迹；《任源邃传》赞扬平民出身的任源邃抗清被捕，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李姬传》再现风尘女子李香识大义、辨是非的品德和节操，都“以小说为古文辞”，提炼细节，揣摩说话，刻画神情，像《李姬传》所选的三个典型事件，精择李香对话组成，切合身份与心境，曲折生动，使人物个性鲜明，堪称性格化的语言，突破陈规，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
魏禧（１６２４～１６８０）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要“关系天下国家之政”，反对模拟，不“依傍古人作活”，自谓“少好《左传》、苏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无专嗜，唯择吾所雅爱赏者”，博学多闻，身际易代，怀抱遗民思想，关心天下时务。人物传记表彰抗清殉国和坚守志节之士，如《许秀才传》、《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等，感慨激昂，低回往复，既有淋漓尽致的描摹，也有纡徐动荡的抒情，兼有欧、苏之长。《大铁椎传》是其名篇，叙事如状，写身怀绝技的剑侠遭际和愤懑，神情毕现，豪爽照人，篇末寄意不为世用的感慨，耐人寻味。政论散文则识见超人，精义迭现，《蔡京论》、《续朋党论》等独出己见，议论风生，《答南丰李作谋书》，谈教育人才应“恢宏其志气，砥砺其实用”，观点正确，方法可取，《宗子发文集序》提出积理练识，纠正模拟剽古之弊，识见精当，行文酣畅，凌厉雄杰，表现出善于议论的个性和明理致用的文章风格。
汪琬（１６２４～１６９０）散文力主纯正，对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汤琵琶传》等小说写法颇示不满，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经，叙事有法，碑传尤为擅长，“公卿志状皆得琬文为重”，受到后世正统文士的推崇。《陈处士墓表》、《申甫传》、《书沈通明事》等记事简当不繁，代表碑传文的水平。《答陈霭公书》、《陶渊明像赞并序》、《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清晰简要，自然流畅，与唐顺之、归有光等文风相近。记叙苏州市民反暴政的《周忠介公遗事》，为世称道，文以周顺昌事迹为主线，写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突出周被逮时苏州市民仗义执言和群情激愤的热烈场面，有些描写如“众益怒，将夺刃刃（毛）一鹭”，魏忠贤爪牙被打而“升木登屋”，抱头鼠窜，真实生动，称得上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近世论者提出廖燕可与“清初三大家”比肩。廖燕（１６４４～１７０５）字人也，号柴舟，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人。他思想之新颖，议论之大胆，甚至超过明代怪杰李贽。学术文《性论一》、《性论二》、《格物辨》等抨击程朱理学，胆识过人，史论文《汤武论》、《高宗杀岳武穆论》、《明太祖论》等，推翻陈说，无所蹈袭，《金圣叹先生传》真实生动，《半幅亭试茗记》抒写性灵，文笔恣肆疏隽，议论深闳，在清初散文作家中确实别具特色。清初散文家还有王猷定、冒襄、姜宸英、邵长蘅、王弘撰、宋起凤等，各以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特点抒发感情，反映现实，笔墨灵活，取材广泛，而以歌颂抗清斗争及其殉难的英雄志士，形成这一时期重要的写作题材。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长蘅的《阎典史传》、前述汪琬的《江天一传》，还有时间稍晚的全祖望《梅花岭记》等所表现的崇高民族思想，如清末黄摩西评论的：“云雷郁勃，风涛轩怒，震国民之耳鼓，至今渊渊作响。”（《国朝文汇序》）
第三节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钱谦益的行迹与心态 前期的诗作 宏伟沉郁典丽的《后秋兴》 虞山诗派
清初诗坛沿袭明季馀绪，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鼎足而三，而虞山派和娄东派，因钱谦益和吴伟业主领，出现新的局面，影响最大。
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一字牧斋，晚号蒙叟、绛云老人、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迎降，授官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旋归乡里，从事著述，秘密进行反清斗争。他曾是东林党魁，清流领袖，南明时却依附马士英、阮大城，后又事清，丧失大节，为士林所诟病。事后，他又和南明政权的抗清力量，如瞿式耜、郑成功等暗中联系，支持和参与反清活动，曾给永历桂王“上陈三局”，为其谋划，密件载《瞿式耜集》卷一《报中兴机会疏》里。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发动金陵之役，他前后奔走，赴金华和松江，策反清军将领，还密赴郑成功军营晤谈，与明遗民如黄宗羲、阎尔梅等密切往还，忏悔自赎，取得世人谅解。
在明朝钱谦益仕途蹭蹬，屡起屡踬，历尽坎坷挫折，感时愤世，郁塞苦闷。《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所谓“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泪两痕”。《乙丑五月削籍南归十首》、《费县三首》、《狱中杂诗三十首》等诗，既有清正之士的孤愤，也有失意者的感喟，其中写出东林人士的命运：“未成麟甲先供伐，稍出蓬蒿已被镌”，前后六君子被逮：“黄门北寺狱频仍，录牒刊章取次征”，以及自己劫后馀生：“抱蔓摘瓜馀我在，执手俱为未死人”，并和忧虑国事融作一体。如《狱中杂诗三十首》之十一：
三韩残破似辽西，并海缘边尽鼓鼙。东国已非箕子国，高骊今作下句骊。中华未必忧寒齿，群虏何当悔噬脐？莫倚居庸三路险，请封函谷一丸泥。
唇亡齿寒，提醒朝廷不要幻想依仗居庸关的天险，赶快封守山海关，加强边防。他狱解南还，拜望事功卓著而削职在家的孙承宗，作《谒高阳少师公于里第感旧述怀八首》，希望他再度出山，统筹边防，经略辽东，寄托收复失地的爱国之情。对李自成、张献忠纵横川、豫，杀明藩王，仇视憎恨，但也还有《王师二十四韵》，揭露“王师”疯狂屠杀，“堑沟填老弱，竿槊贯婴儿。血并流为谷，尸分踏作”的罪行，指出农民“相将持挺”揭竿而起，是“割剥缘肌尽，诛求到骨齐”的结果，《葛将军歌》不惜笔墨，讴歌市民领袖葛成，把他与反抗阉党而牺牲的苏州五义士并列，推崇备至。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经历故国沧桑、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他入清后的诗歌更显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廷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楚奏钟仪能忘旧，越吟庄舄忍思他”（《见盛集陶次他字韵诗重和五首》）的“羁囚”哀音。《有学集》中《夏五诗集》、《高会堂诗集》等，是记载反清复明的“专集”，《西湖杂感二十首》、《哭稼轩留守一百十韵》、《书梅村艳诗后四首》等，哀感顽艳，沉郁苍楚，既有“冬青树老六陵秋，恸哭遗民总白头”的失国之苦，也有“水天闲话天家事，传与人间总泪零”的耻辱，以及从心底发出的“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的忏悔自白，还有诋斥新朝，描写清兵蹂躏破坏的作品，如《吴巨手┇斋诗》：“人民城郭总萋迷，华观琼台长蒺藜。几家高户无蛛网，是岁空梁少燕泥。”在《后秋兴》（结集时题名《投笔集》）诗里，一扫哀悼明亡的悲怆凄苦，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胜利唱起嘹亮的凯歌，如第一叠《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一：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之二：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战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中兴在望，欣喜若狂，对郑成功进军南京和人民的支持，给予热情歌颂，气魄宏大。随着军事失利，功败垂成，他愤激之情不可遏止，连叠十三韵，记录郑成功与南明永历政权的军事斗争，以及他和柳如是的抗清活动，实为一部“诗史”。如《后秋兴八首之二·八月初二闻警而作》，听到郑成功军事受挫，他以棋为喻，要“小挫我当严警候”，不为所动，“换步移形须着眼”，再振旗鼓，转败为胜。第三叠《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记载只身会见郑成功以及柳如是的慷慨资助：“破除服珥装罗汉（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减损齑盐饷飞。”桂王被杀消息传来，“鼠忧泣血，感恸而作”，在《后秋兴十三》里说：“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明朝灭亡，孤寂无主，无所归依的失落和葬身无地的哀痛，使《投笔集》笼罩上沉郁悲凉的情调，表现“不成悲泣不成歌”的愤慨，画出思想情绪演进的轨迹。
钱谦益自觉地致力于清诗建设，嗤点前贤，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进行尖锐的批判，也各有所取，对复古派取其借鉴古人精神，但不囿于“汉魏盛唐”，剔除模仿形似；对反复古派“取其申写性灵”，摒弃其“师心而妄”，“轻才寡学”。他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的重要性，建立起“诗有本”的真情论，以真诚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感情为核心，达到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他主张转益多师，兼采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明七子模拟盛唐与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所作诗歌叙事抒情，各体兼擅，尤工近体，七言律诗情词怆恻，沉雄苍凉，入杜堂奥，学得神髓，长篇和组诗动辄几十韵和上百韵的有数十首之多。《后秋兴》是大型的七律组诗，８首一组，相互关联，１３组诗浑然一体，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连叠杜诗原韵，一叠再叠至十三叠１０４首，另附自题诗４首，澜翻不穷，无斧凿凑韵之痕，为历来次韵诗所未有，是一种创造性的史诗巨制，显示出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他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故能笼罩百家，肇开风气。他又延引后进，奖掖新人。王士礻真、施闰章、宋琬、冯班等人都是由他提携成名。曾受其亲炙的还有一批诗人。由于他在诗歌领域的重要地位，被称为清诗的开山宗匠。
受钱谦益的影响，在其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冯班（１６０２～１６７１）曾师从钱谦益，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沧浪诗话》，著《钝吟杂录》专摘严羽以禅喻诗之谬。他的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根柢徐、庾而出入温、李，抒发古国悲痛，婉而多讽。《题友人〈听雨舟〉》借画以抒明亡之恨，《余生》在隐居的平静里翻滚复国的希望，《有赠》则托古喻今：“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以史实和今景的交融写出讽刺南明不能御敌的故国哀思，寄托深沉而含蓄有味。冯班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或继承或私淑冯班诗论，批评王土慎的神韵说，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
第四节 吴伟业和“梅村体”叙事诗
吴伟业的身世 观照历史兴亡 痛失名节 梅村体——歌行体的新境界
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并称。吴伟业才华出众，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他的诗有程穆蘅、靳荣藩、吴翌凤等人分别进行笺注，这在清代诗人中罕有其比。
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１）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官至少詹事，明亡里居，清顺治十年（１６５３）被迫出仕，任秘书院侍讲，迁国于监祭酒，三年后丁嗣母忧南还，居家而殁。在明朝他以会元、榜眼、宫詹学士、复社领袖，主持湖广乡试，辅贰南雍，“为海内贤士大夫领袖”，名垂一时，但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仕明而明亡，不愿仕清而违心仕清，成了“两截人”，丧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遭世讥贬，深感愧疚，诗歌成了他的寄托，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其吟咏的主要内容。陈文述说：“千古哀怨托骚人，一代兴亡入诗史”（《读吴梅村诗集，因题长句》，《颐道堂诗集》卷一），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
围绕黍离之痛，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这类诗歌约有四种：一种以宫廷为中心，写帝王嫔妃戚畹的恩宠悲欢，引出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如《永和宫词》、《洛阳行》、《萧史青门曲》、《田家铁狮歌》等。第二种以明清战争和农民起义斗争为中心，通过重大事件的记述，揭示明朝走向灭亡的趋势，如《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第三种以歌伎艺人为中心，从见证者的角度，叙述南明福王小朝廷的衰败覆灭，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最后还有一种以平民百姓为中心，揭露清初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政和下层民众的痛苦，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捉船行》、《芦洲行》、《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厢园叟感赋》等。此外还有一些感愤国事，长歌当哭的作品，如《鸳湖曲》、《后东皋草堂歌》、《悲歌赠吴季子》等，几乎可备一代史实。他在《梅村诗话》中评自己写《临江参军》一诗：“余与机部（杨廷麟）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这种以“诗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开眼界，“指事传词，兴亡具备”，在形象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上，取得突出的成绩，高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
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这以清顺治十年出仕为标志，在灵与肉、道德操守与生命保存之间，吴伟业选择苟全性命，堕入失节辱志的痛苦深渊，让自赎灵魂的悲歌沉挚缠绵，哀伤欲绝。《自叹》、《过吴江有感》、《过淮阴有感》、组诗《遣闷》等，忏悔自赎，表现悲痛万分的心情，“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怀古兼吊侯朝宗》诗说：
河洛烽烟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诗人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在《贺新郎·病中有感》词里，自我剖析：“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临死仍不忘反省：“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自怨自艾，后悔不迭。吴伟业是真诚的，以诗自赎确实是其心音的流露，《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后两集，“立意截然分明”，表示他不回避和掩饰自己的污点，死时遗命家人敛以僧装，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用以表明身仕二姓的悔恨与自赎的真心。这类诗歌对我们认识在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的困扰与冲突里挣扎的人生悲剧，有着启迪作用。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吴伟业歌行成绩突出，誉满当世，袁枚说“公集以此体为第一”（《吴梅村全集》卷第二附“评”）。赵翼评吴伟业诗：“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为近代中之大家。”（《瓯北诗话》卷九）受其影响写作“梅村体”的吴兆骞（１６３１～１６８４）因丁酉科场案，遣戍黑龙江宁古塔，《秋笳集》描写塞外风光和郁愤情怀，苍凉激楚。吴兆骞的《榆关老翁行》、《白头宫女行》，以“老翁”和“宫女”的身世遭遇和荣辱变迁，反映家国灭亡，感慨沉沦，与“梅村体”诗歌一脉相承。至清末王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前后《彩云曲》、杨圻《天山曲》、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梅村体”的遗响。
第五节 词的中兴和纳兰性德
词的中兴 陈维崧和阳羡词派 朱彝尊和浙西词派 纳兰性德和“京华三绝”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当时的朱彝尊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犹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词人云集，高才辈出，仅顺、康两朝就逾二千家，词作五万馀首，绽开色彩各异的奇葩。
揭开清词帷幕的陈子龙（１６０８～１６４７）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接着是遗民词，王夫之、屈大均、今释澹归等为其代表。王夫之有《船山鼓棹词》初、二集和《潇湘怨词》。其词以顺治八年分界，前期词怆怀故国，宛转多思，如《满江红·新月》托意圆满的未来，表达复国信念；《忆秦娥·灯花》象征南明残局，写自己孤忠；《昭君怨·咏柳》以千丝万缕，诉亡国悲哀，等等，比兴寄托，寓意深邃。后期归隐衡阳，有《摸鱼儿》“潇湘小八景”８首，摹写河山秀丽，缅怀故国，激励斗志。康熙十年再写“大八景”，表达志节，抱定“石烂海还枯，孤心一点孤”（《菩萨蛮》）的意志，体兼骚、辨，芳菲缠绵，特多曲隐寄托情味，风格遒上。他以辛弃疾《摸鱼儿·暮春》情韵，兼宋末王沂孙《碧山乐府》遗意，不时突破音律的限制，熔铸“字字楚骚心”的蕴藉萧瑟的风格。屈大均《道援堂词》，又称《骚屑》，纵横跌宕，豪健雄放，《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纯以白描的潜气内转，抒发矢志复明之心。《紫萸香慢·送雁》咏物抒情，触发身世和处境的忧危，声情激越，都有辛词的气骨。《梦江南》和《木兰花慢》一字一泪，感伤凄婉，饱含遗民的亡国悲怀。自他们爱国之词出，便扭转了词风发展的轨辙。今释澹归（１６１４～１６８０）有《彳扁行堂词》，作于剃发出家之后，苍劲悲凉，沉痛凄厉。他喜次稼轩、竹山韵，如《贺新郎·感旧次竹山兵后寓吴韵》等，但比辛弃疾、蒋捷词多苦涩之味。《满江红·大风泊黄巢矶下》感叹身世，绾结黄巢，题新词益新。《沁园春·题骷髅图》七首等，联章叠韵，动辄数首或数十首，也开词坛未有之局，为雄放一派的翘楚。遗民词或写怀念故明，或记抗清复国，或咏物言志，表示不仕二姓的气节，或以古喻今，寄托回天无力的悲愤，鼓荡起词风向现实靠拢的势头。
清初词坛，流派纷纭，迭现高潮，出现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后者又与曹贞吉、顾贞观合称“京华三绝”。
阳羡词宗陈维崧（１６２５～１６８２）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为明末著名复社文人。陈维崧少有才名，入清后出游四方，晚年举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检讨。他学识渊博，性情豪迈，才情卓越，兼以过人的哀乐，学习苏、辛，使豪放词大放异彩，平生所作一千八百馀首，居古今词人之冠。他尊词体，以词并肩“经”“史”，摈弃“小道”和“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敢拈大题目，写出大意义，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无愧“词史”之称。《夏初临·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尉迟杯·许月度新自金陵归，以〈青溪集〉示我感赋》等，眷怀故国，悲悼明朝灭亡；《贺新郎·纤夫词》、《八声甘州·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等，记赋役征丁、兵燹破坏之苦；《南乡子·江南杂咏》、《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写苛捐杂税、自然灾害，抒民生之哀，均可存“史”，并冲破“诗庄词媚”的畛域，对词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其风格导源于辛弃疾，但开疆辟远，比辛词抑郁悲哀更重。他也学苏轼逸怀浩气，却因生活沉重，没有苏词的洒脱旷达。感伤故国之情于悲愤苦涩里盘旋曲折，如《夏初临·本意》中“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使上阕所写“山市成围”的景观纳入“铜驼”、“金谷”、“鹃啼”的氛围，笼罩悲悼家国的阴影，令人黯然神伤。名词《醉落魄·咏鹰》咏物言志，抒发壮志难酬的悲壮襟怀，个性更为突出：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描写鹰睥睨一切的雄姿，比喻作者像鹰搏击人间“狐兔”，却难以奋飞，苦闷感慨，词气激烈。以豪情抒悲愤，是陈词的风格特征。他在唐宋之后异军突起，成为清词的一面旗帜，集结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等大批阳羡派词人，为词的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走向鼎盛，阳羡派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扬上下，绵亘康、雍、乾三朝。
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字锡鬯，号竹，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出仕清廷。博通经史，工诗词古文，尤长于词，有《江湖载酒集》等词集４种，是浙西词派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和陈维崧并称“朱陈”，执掌词坛牛耳，开创清词新格局。他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张为圭臬，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还与汪森辑录《词综》，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朱彝尊词集里“宴嬉逸乐”的欢愉之辞，有《静志居琴趣》写男女爱情，《茶烟阁体物集》和《蕃锦集》的咏物集句。其中情词为世称颂，独具风韵，如《高阳台》“桥影流虹”，《无闷·雨夜》“密雨垂丝”，《城头月》“别离偏比相逢易”，《鹊桥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挚，圆转流美。《桂殿秋》描写心心相印的男女爱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词的佳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也提出词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所以《江湖载酒集》中的词作，时见愤激，哀婉沉郁，如《长亭怨慢·雁》、《风蝶令·石城怀古》、《百字令·度居庸关》、《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等。《卖花声·雨花台》抚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写得视野开阔，精警有力，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风格：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炼，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抒，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清词振兴的硕果是纳兰性德（１６５４～１６８５），他原名成德，因避讳改名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长子。康熙进士，官至一等侍卫，深受宠信，但他厌倦随驾扈从的仕宦生涯，产生“临履之忧”的恐惧和志向难酬的苦闷，再目睹官场的腐败，日夕读《左传》、《离骚》自我排遣，失望和烦恼让他“读《离骚》，洗尽秋江日夜潮”（《忆王孙》），随处宣泄勃郁傺的心情，如他扈驾外出所写的《蝶恋花·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缀景荒凉，设色冷淡，个人命运的“幽怨”和回顾历史引发的惆怅，同悼亡的心灵创伤融为一体，酿成哀郁凄婉的情调，贯穿他的全部词作。如《好事近》“马首望青山”，《望海潮·宝珠洞》等的思古伤今，《金缕曲·赠梁汾》、《金缕曲·简梁汾时为吴汉槎作归计》等对人才落魄的悲愤，《忆王孙》“西风一夜剪芭蕉”等抨击黑暗，都透现出词人的极度烦闷和不平，也折射出他“羁栖良苦”的悲哀与怨愤。
纳兰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爱情词低回悠渺，执著缠绵，是其词作的重要题材，有《相见欢》“落花如梦凄迷”，《蝶恋花》“眼底风光留不住”等。与原配卢氏伉俪情笃，而他必须护驾扈从，轮值宫廷，难以忍受别离与相思的痛苦，孰料婚后３年，卢氏死于难产。为爱妻早逝所写悼亡词，如《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等，一字一咽，颡泪泣血，不仅极哀怨之致，也显示了纯正的情操，可与苏轼《江城子·记梦》相比。纳兰词标出悼亡的有七阕，未标题目而词近追恋亡妇、怀念旧情的有三四十首。既有“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蝶恋花》）的倾诉，也有《山花子》的梦见亡妻，醒来惟见遗物的无限哀伤：
欲话心情梦已阑，镜中依约见春山。方悔从前真草草，等闲看。环佩只应归月下，钿钗何意寄人间。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
纳兰词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纯任感情在笔端倾泻。他还吸收李清照、秦观的婉约特色，铸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惠风词话》的作者况周颐甚至把他推到“国初第一词人”的位置。
曹贞吉（１６３４～约１６９８）咏物怀古、哀生伤逝之词，寄托遥深，如《百字令·咏史》、《贺新郎·再赠柳敬亭》、《满庭芳·和人潼关》等，雄深苍浑，法度谨严又能出以新意，并折射世事。《留客住·鹧鸪》是其“绝调”名篇，为世所重。顾贞观（１６３７～１７１４）为救科场案发配宁古塔的吴兆骞写的两首《金缕曲》，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极为著名。所著《弹指词》以情取胜，宛转幽怨。此外吴伟业、彭孙、毛奇龄等，也写有优秀词作，蔚成群星闪烁的灿烂景观。
第六节 王士礻真与康熙诗坛
“钱王代兴” 王士礻真的神韵说和其神韵诗 入蜀使粤诗的变化 康熙朝的其他诗人
继遗民诗人之后崛起的诗人有王士礻真、朱彝尊、施闰章、宋琬、赵执信、查慎行等人，最负盛名的是王士礻真。
王士礻真（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他出身世家大族，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受家庭的熏陶，自幼能作诗，并有诗名。顺治十六年选为扬州推官，其诗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的称赞，并希望他代已而起，主持风雅。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礻真成为一代正宗。他论诗以神韵为宗。早在南朝时人们就用神韵来品评人物，评论绘画。用来论诗，其主旨与锤嵘《诗品》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大体相同，而以“不着一字，尽得***”（《二十四诗品》）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为最高境界，《蚕尾续集序》说：“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酸威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神韵也。”指出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正是其创作的典范。
王士礻真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是在这三次转变中，提倡“神韵说”是贯穿始终的。在他的诗作中，风神独绝的神韵诗占了主流，尤其是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的“山水清音”，冲和淡远，风致清新，继承王维、孟浩然一派的家数，含情绵渺而出之纤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２４岁在济南大明湖所赋《秋柳四首》，为其成名之作，大江南北和者不下数十家。诗中博取秋柳凋伤的自然意象和历史兴废的人事意象，把对秋柳的感伤推向了历史、空间的无限，使人感到秋柳无时不关情，秋柳无处不销魂，秋柳无人不伤神，表达了易代之后人们普遍的物是人非、盛景难住的幻灭感。此后他在南京作的《秦淮杂诗》２０首、在扬州作的《冶春绝句二十首》都委婉地表现了朝代更替的悲哀，如《秦淮杂诗》第一首：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这些诗含蓄空灵，把鼎革后的失落与迷茫，转向超脱和玄远，追求幽静淡泊之美，强化了诗的审美特征。代表作《再过露筋祠》：
翠羽明尚伊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还有《寄陈伯玑金陵》：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
前者描绘水乡河湖纵横的宁谧景色，宛然如画，特别是风神清秀的白莲，既实写祠外之景，又虚应神像与贞女，“不即不离，天然入妙”，引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翅膀，馀音袅袅。后者思念孤居南京的朋友，不直陈其情，借“杨柳”、“残笛”和“潇潇”细雨，谱出悠悠思念的心曲，言近意远，令人低遐想。
入蜀使粤诗的变异，是王士礻真宗宋的反映和结果。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典试四川和二十四年（１６８５）祭告南海所作《蜀道集》、《南海集》，如施闰章所说：“往日篇章清如水，年来才力重如山。”（《学馀诗集》，《施愚山全集》卷三十九）意境开阔，气概不凡，风格苍劲雄放。如《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南阳》、《荥泽渡河二首》等，即景感怀，吊古伤今，格调激越，气韵沉健。如《登白帝城》：
赤甲白盐相向生，丹青绝壁斗峥嵘。千江一线虎须口，万里孤帆鱼复城。跃马雄图馀垒迹，卧龙遗庙枕潮声。飞楼直上闻哀角，落日涛头气不平。
凭吊历史古迹，刻画名城形胜，抒发兴亡感慨，声情悲壮，风格接近杜甫。此外，清新自然如《茅山进香曲》，轻捷明快如《大风渡江四首》，格调激越如《枭矶灵泽夫人祠二首》，旖旎柔媚如《悼亡诗·哭张宜人作》等，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但神韵诗为其独擅，实践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也开创了神韵诗派，成员中较为著名的有吴雯、洪、宗元鼎等人。
康熙诗坛上，朱彝尊和王士礻真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宋琬也称“南施北宋”，四人由明入清，在新朝应举仕进，统领诗坛。只有查慎行和赵执信于清朝定鼎后出生，是大家中的后劲。
朱彝尊的成就主要在词，诗也卓然名家，被尊为浙派开山祖。他早年生活贫困，遭逢丧乱，参加抗清斗争，《祁六座上逢沈五》、《祁六紫芝轩席上留别》。《梅市逢魏壁》等可见抗清活动的蛛丝马迹。诗歌感慨沧桑，沉痛激切，如《同沈十二咏燕》：“节物惊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来归。春风无限伤心地，莫近乌衣巷口飞。”咏物抒怀，借飞燕表达亡国之悲；笔触所及，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捉人行》、《马草行》、《晓入郡城》等，揭露兵火乱后的萧条景象和统治者的残酷野蛮，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登临游览吊古伤今，如《雁门关》、《鸳鸯湖棹歌》１００首等，可称佳篇。随着应试博学鸿词，入仕清廷，“一著朝衫底事差”，创作跌入低谷，歌功颂德、交际应酬之作连篇累牍。归田后描写自然山水如《天游观万峰亭》、《延平晚宿》等生动形象，清丽可读。作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的《玉带生歌》，以吟咏文天祥遗砚，推崇民族英雄文天祥及其抗元气节，曲折流露自己的心绪，是前期诗歌的回声。他的诗以学力、辞藻见长，用笔雄健，叹息故国沦亡，感慨民生疾苦，俯仰艰难身世，大抵苍凉悲壮，郁怒激烈，但后期格调平和，追求醇雅，安于恬淡，师法也从学唐到兼取两宋，诗歌风格的转变，比较鲜明地反映了清初诗坛演变的趋势，带有典型的过渡意义。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比较关心现实生活和民间苦难，诗歌铺叙时事，叹息民艰，如《卖船行》、《临江悯旱》、《牧童谣》、《浮萍兔丝篇》、《病儿词》等，写到“君看死者仆江侧，伙伴何人敢哭声”（《百支行》），“不见西南战地赤，杀人如草鸟不食”（《棕毛行》），也极为真挚沉痛。他宗法唐人，反对浮华，但格调平缓，温柔敦厚，缺少“唯杀恚怒之音”。他认为“兴朝治宽大，文禁尚疏略”（《携李遇计甫草》），词场无须“兵气”，应当温婉和气，即使上述反映民瘼的作品，也终和且平。工于五言，风格空灵淡泊，如《燕子矶》：“绝壁寒云外，孤亭落照间。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描绘长江矶石一带空阔寂寥的景色，虽有沧桑易代之感，但冲淡闲远，委婉忠厚，较多文人高雅的格调和诗教的品质，反映出他与遗民诗人的区别。
宋琬（１６１４～１６７３）诗突出反映“中丁家难，晚遭逆变”的伤时叹世之感，《庚寅狱中感怀》、《晨星叹》、《九哀歌》、《诏狱行》等，写其受诬系狱，“百口若卵危，万端付瓦裂”（《寄怀施愚山少参》）的不幸遭遇，抒发盘郁胸中的哀痛愁苦。施闰章读后说：“摧折惊魂断，哀歌带血腥。”关注民生的如《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渔家词》等，感慨沉重。凭吊故国如《赵五弦斋中讠燕集限郎字》、《长歌寄怀姜如须》等，苍凉激宕。写山水风光的如《登华山云峰台》、《登西岳庙万寿阁》等，诗风雄健，别开一境。其诗由学明七子上溯到宋、唐。他擅写七言诗，风格雄深磊落，虽迭遭变故，困厄多于欢愉，时发激昂悲愤之音，但总的表现委婉中正，怨而不怒，“境事既极，亦复不于和平”，与施闰章诗歌具有共同倾向。
查慎行（１６５０～１７２７）受学于黄宗羲，诗歌学苏、陆，尤致力苏轼，得宋人之长，是浙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赵翼对其评价极高，说：“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瓯北诗话》卷十）诗歌擅长白描，气求调畅，词务清新，入深出浅，时见精妙。如《芜湖关》、《麻阳运船行》、《白杨堤晚泊》等铺写时事，慷慨愤激；《闸口观罾渔者》、《芦州行》、《悯农诗》等，刻写民瘼，情辞真切。旅途纪游和登临怀古，佳什联翩，短章如《舟夜书所见》：“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极写渔灯变幻之妙。长篇古风如《五老峰观海绵歌》《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等意境壮阔，笔墨雄放。近体凝练有力，如《题杜集后》：“漂泊西南且未还，几曾蒿目委时艰。三重茅底床床漏，突兀胸中屋万间。”颇有陆游之风。在清初学宋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
赵执信（１６６２～１７４４）著《谈龙录》推崇“诗中有人”之旨，诗歌注重反映现实，力去浮靡，揭露社会黑暗，申诉官吏罪恶，如《氓入城行》记述县令带爪牙鹰犬下乡搜利，百姓奋起反抗，“一呼万应齐挥拳”，极为可贵。其他《道傍碑》、《吴民多》、《水车怨》等也“直而切”，或写自然灾害，或刺催科官吏，爱憎分明。罢官漫游和归田闲居之作，也时露愤激和不平，《寄洪思》：“垂堂高坐本难安，身外鸿毛掷一官”；《涉淄水感怀》：“而今不作齐门客，才溯清淄最上流”；《感事二首》之二：“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等，都用语尖锐，思致清新。即使写山水美景和田园风光，也色彩鲜明，自然真切，如《蓬莱阁望诸岛歌》、《太白酒楼歌》等。在神韵诗风靡天下时，他“越佚山左门庭”，宗法晚唐，自写性情，清新峭拔，不讲含蓄，刻发露，和神韵诗冲和淡远异趣。在当时诗人的盛世之音里，惟他似乎有不谐和的变调。其他彭孙、宋荦、顾景星等，也都以各自的成绩，装点清初诗歌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