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审美·解构 - 绪论：中国语境与思的路标
[余虹] 绪论：中国语境与思的路标（2003-4-9）
1.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大术语的语用十分复杂，必须加以限定才能成为反思文学理论的路标。一个了然的事实是：文学理论是话语而非其他。当这两大术语用于话语分析时，它们提示的是两大话语类型。"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以及由此推论派生的其他话语实践的品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后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质疑、批判、解构现代性话语之理性神话的话语品质，以及在后现代氛围中建构非本质主义、非决定论和非目的论之历史小叙述的话语实践。
由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术语还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的路标。 与西方不同， 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中国式政党实践，西方"现代"的动力基础则主要不是政党实践，尤其不是这样一种政党实践。有人对列宁主义政党和议会政党作了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是意识形态认同集团，后者是政见认同集团，前者以对宏大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来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革命队伍，以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为思想纲领，并由之推导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后者则以具体政见认同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议会斗争中支持政党政见的队伍，以所认同的政见为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后者以三民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认同是关键之关键，而为达到这一认同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教化（思想教育）则是其首要任务。[1] 我所谓的"中国式政党实践"指的就是以列宁主义政党方式行动的政党实践。而就中国"现代"的生成而言，共产党的实践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式"现代"的现实样式就是共产党1949年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新中国"。相比之下，西方"现代"的生成与政党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中西之不同"现代"的考察应取不同的路数。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由中国式政党实践导致的全方位的高度整合（社会、观念、心性的被组织化）乃中国式"现代"的根本规定性，如此之"现代境遇"是理解一切中国式"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与基础。
20世纪中国式政党实践分为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分别依托于两大话语和两种策略。与理解中国文学理论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政党实践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位置。第一阶段（五四后--文革）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和人类解放的叙事，这套叙事依托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理性信仰以及客观再现性的语言理性信仰而成为不容质疑的真理性元话语。列宁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补充修正之后（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概念，它指虚假意识，与"科学"相对；而列宁则认为不能将所有的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有些意识形态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第二阶段（文革后--）为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经济建设以务实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为手段。务实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可概之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猫论"，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可概之为对大众意识形态的默认和对精英意识形态斗争有限度的控制。在这一时期，针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已无必要，因为务实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与大众自发产生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拍即合（不像政治革命时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从外部灌输到大众中去），故而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已非政党的首要工作。为了保证务实主义的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施，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无论是来自右的干扰还是来自左的干扰都必须加以限制。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政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由无限度的信仰行为转化为有限度的策略行为。只要不影响安定团结，右一点、左一点都无关紧要。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政治革命的实践来加以确认，它主要有两大话语样式：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前者的基本形态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是其变体），后者的基本形态是审美浪漫主义（不同于革命浪漫主义，请参见第五章）。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之为现代性话语，关键在于它们都是现代性元话语（意识形态大叙述）的派生物（推论之物），前者依存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后者寄生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其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对历史理性和语言理性的形而上信仰。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话语本有的独断性和排它性必然导致相互间的拒斥与冲突，这种冲突恰恰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消长的内在动力，也是理解不同类型之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根据。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与古代诗文论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什么逻辑抽象和经验感悟之别，也不在于什么理论话语和即兴随笔之异，而在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处境对古代诗文论的基本冲突进行了根本的现代性改造。中国古代诗文论的基本结构是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冲突（参见附录2）。在中国古代相对松散的思想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冲突并不激烈。儒释道互补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支配地位，社会组织机构也相对自然化，凡此种种都未导致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斗争。文以治国诗以消遣似乎是中国古代诗文论潜在的共识，极端的实用主义和极端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古代都十分罕见，尽管实用主义更切合官方的需要，但也从未形成绝对独尊的局面。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处境中，古代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那种消极而兼容式的冲突转变成了积极的对抗性冲突，而且，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背后都有一套来自于西方的元话语支持和中国政党实践的权力支持。
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教化与认同在政党工作中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政党权力对革命工具主义理所当然的支持和利用，这也规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的基本价值格局：我/敌、正/误、进步/反动、善/恶、正统/异端、中心/边缘，审美自主主义被置于对立之一面，并也只是作为这种对立面才获得其存在的现实性。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随着意识形态教化在政党工作中的逐步淡化以及科学意识形态的危机，革命工具主义逐渐失去权力庇护和学理支持，由此导致了80年代早中期审美自主主义的复兴，从而颠倒了政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现代性冲突格局，审美自主主义一跃而成为学术思想界事实上的中心与权威。由于革命工具主义与权力的疏离，审美自主主义对革命工具主义的反叛不再具有反抗权力压迫的现实意义，而在学术思想上，以人道主义信仰为基础的审美自主主义（这一时期复兴的主要是审美浪漫主义，参见第五章）仍只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在其独断性和排它性上，它与其批判的对象没有什么两样。在失去权力介入之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突回到了书斋，并开始成为后现代批判的靶子。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经济建设的实践来加以确认。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意识形态教化（斗争）不再是政党的首要任务与非此不可的工作，不再是信仰行为而成了实施现代化工程的有限度的实用主义策略。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在政党工作中的位置之变化为后现代性文学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政党权力中心对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化态度导致了中国公共生活中较为灵活的、有限度的自由空间，这一条件使中国思想界既可以从容地咀嚼苦难的经历，又可以享有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启示，这就使思想界质疑现代性话语的基础成为可能。80年代后期以来所生成的后现代性文学理论有两种话语样式：解构批评和新历史主义。解构批评的主要工作是对现代性话语之形而上前提的质疑，亦即对现代性元话语生成的土壤--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的解构。对历史理性的解构集中表现为对革命工具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之"现实"和审美自主主义（审美浪漫主义）之"自我"的解构，将"现实"还原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造物，将"自我"还原为人道主义的话语构造物，进而解构派生"现实"和"自我"的"历史"信仰。对语言理性的解构则表现为对革命现实主义之语言"再现"历史的信念和审美浪漫主义之语言"表现"自我的信念之解构，将这种再现和表现都还原为符号幻象。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批判现代性话语的主要武器是西方现代语言美学和生命美学，这导致极端的批判者在背离和放弃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之后走向纯粹的语言游戏和神秘的生命体验。极端的审美形式主义者和审美神秘主义者提出"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回到语言、回到生命"的口号，他们在厌弃意识形态话语构造的现实与自我之后，对任何意义上的现实、历史和自我都不再关注。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批评中所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在90年代引起一些人的警惕和忧虑。这些人重新思考文学的历史性问题，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自我、历史的相关性。这种思考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拒绝回到旧历史主义的道路，亦即拒绝回到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不再制造和依托任何宏大的元话语来推论现实、历史、自我，而是在现代性批判之后的后现代思想氛围中思考和表述文学与历史（现实、自我）的关联。"新历史主义"的探索虽举步维艰，但却意义重大。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生成不仅与中国政党实践有关，还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但这个"西方"需要分解。西欧文学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表现为文学自主论对文学工具论的取代，它的主要任务是标划文学之不可侵犯的领地和文学自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则表现为新文学工具论对旧文学工具论的取代以及对新文学自主论的排斥，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文学之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文学理论话语既有西欧的影响（审美自主主义）也有东欧的影响（革命工具主义）。此外，西欧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文学自主论的反省批判，亦即它要拆解文学自我圈定的领地边界，让自律封闭的文学变成彻底自由的文学，而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对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信仰的解构。标定中西文学理论的具体相关性及其差异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历史性品质的重要一环（参见附录1）。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成的本土渊源也应注意，比如革命工具主义和儒家工具主义、审美自主主义和传统审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差异等等。
2.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样式与历史演变
发端于晚清而终止于80年代末的广义之"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产的主要方式。90年代"告别革命"则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状况。
从性质上看，现代性文学理论可分为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两大类别，后现代性文学理论可分为解构理论和建构理论两大类型。从时间的维度上看，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生于晚清而终结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迄今仍在继续。现代性文学理论的历史状况可分为学术化时期和政治化时期，学术化时期指晚清到五四的时期，这一时期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冲突以学术论争的样式出现，且冲突并不激烈。学术化时期又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文学革命之摆出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之基本立场与思路的阶段，第二阶段为五四新文学理论混杂兼容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阶段。政治化时期指五四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冲突以政治斗争的面貌出现，且冲突激烈。政治化时期也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工具主义借助政治权力逐步唯我独尊和彻底排除异已的阶段（五四后到文革），第二阶段是现代审美主义借政治宽松的时机全面复兴且在思想学术上压倒现代工具主义的阶段（文革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下面我以时间上的分期和性质上的分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作一勾勒。
a.现代性文学理论状况
a.1．晚清文学革命与两种现代性立场
20世纪的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端于晚清文学革命。
1898年到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号称"三界革命"。梁氏的"三界革命"可谓20世纪文学革命的开端。
流俗之见将梁氏的"三界革命"看作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笼而统之，流弊颇深。
事实上，梁氏的"三界革命"与诗文革新运动有巨大的差异，尽管它们之间也有联系。
让我们先看看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本身。这一运动有两大倾向首须区分：一是由龚自珍开其端的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倾向，二是由魏源开其端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倾向。龚自珍诗文革新论的思想基础是晚清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论，他反对晚清一代诗文论宗经卫道，泥古拘法，扼杀个性真我的风习。在道德政治上有强烈的异端色彩。不过，龚自珍式的诗文革新论并未成为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主流，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主流倾向是以魏源发端的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晚清一代的诗文论虽然在外表上装点着儒家话语，实际上却空谈义理，溺于考据，不关切实际世事，无益于现实人生，因而偏离了儒家诗文论的真精神。针对这一流弊，他们重新倡导儒家诗教文统经世致用优先的原则，强调真正的儒家之道是救世振衰之本。故而或以更原始的"六经之旨"取代宋儒之"义理"以恢复原儒"文以载道"之道的指义，或增经济一门要求人们走出故纸堆，在实际世事中发现"道"义，因此，以原教旨主义为主流倾向的晚清诗文革新运动在实质上是一次原始儒家诗文论的复兴运动。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既不是原始儒家诗文论的复兴，也不是对个体自然主义之异端诗文论的应合，而是受政治现代性追求的牵引对儒家诗文论的现代改造。
梁启超是最早敏感到中国的现代处境的先觉者之一。受进化论的影响，梁氏认为今之世界已不同于古之天下，而是"国竞之世"。在此一世界中，只有真正的现代国家才有强大的国力争雄自立。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就是因为它被突然抛入国竞之世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没有现代国力自卫。因此，为救亡图存，首须建立现代国家。而要建立现代国家就必须要有现代国民，要将古代"部民"变成现代"国民"就需要以现代思想进行全民教化，即所谓"新民"。而文学正是最好的新民之工具。为此，梁启超特别看重文学。不过，梁氏认为旧的文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担当新民之重任，必须对之进行革命。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新民之具。基于这一思路，梁氏倡言"三界革命"。
由于梁氏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的群治工具性，它不同于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诗文论；由于它强调文学为现代政治革命服务，并要求以欧西之道取代孔孟之道以更新文学的内容，以通俗之文取代精雅之文以更新文学的形式，从而彻底更替"文以载道"的具体内涵，它又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诗文论。正是这一差异使梁氏的"三界革命"区别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成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先声。
在梁氏的"三界革命"中可以看到一条政治化的文学革命之路。这一思路的显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现代性追求而论证现代政治革命的优先性，从而确立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的工具性思路。此一工具性思路与儒家诗文论的深层工具性原则一拍即合，但出于现代政治革命的需要它又与其政治性内涵相冲突。因此，这种政治化的文学革命具有双重面相：当其显露深层的工具性立场时，我们会觉得它和儒家诗文论没有什么两样；当其展示表层的政治性意涵时，我们又觉得它是一幅新面孔。但无论如何，由梁氏开其端的文学革命与其说是文学性的，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本身并无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政治内涵。
稍晚于梁启超的王国维与之不同，他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另一思路，我将其名之为艺术化的文学革命的思路。这一思路受西方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启示而专注于文学的自主自律性问题，从而与传统诗文论的工具性信念发生了根本冲突。
王国维在1903年到1908年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从而首次将美学眼界引入中国。与此同时，王国维本人也开始以西方美学理论为基础在中国思想界首次较为深入地阐述了文学自主性问题，提出了"纯文学"、"真正的文学"、"文学自己的价值"、"为文学而生活"、"专门的文学家"等说法。尤其重要的是，王国维不仅对旧文学工具论提出批评，对新文学工具论也进行批判。他明确反对以文学为政治的工具，主张文学与道德政治分离开来以坚守自己的神圣位置。他指出文学有自己的任务和功能，它不同于政治伦理，它的任务是表达哲学揭示的真理，其功能是让人们洞察人生的真相，以便摆脱日常欲望之执而从痛苦中超脱出来。此外他还指出文学作为一门美术应创造美的形式，从而使读者在审美的欣赏中摆脱日常的功利关系而得解脱。总而言之，文学有一种超现实关系的独立自主性质，剥夺了这种性质，也就剥夺了文学本身。
王国维立足于文学自主论首次深入批判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对文学的干涉与支配，批判了文学对政治伦理的盲目依附，批判了在名利诱惑之下文学对自己的出卖。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纯文学之不发达，主要原因是缺乏文学自主意识，缺乏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神圣位置的意识。
依王国维的纯文学标准，中国文学中只有《红楼梦》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红楼梦》完成了文学本身的任务，并有文学应当具有的功能。《<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基于文学自主意识的作品评论。尽管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来规定文学本身的任务和功能不一定恰当，但从文学本身的任务和功能出发来评论作品却显示了一种文学的自觉。这种内在的自觉意识使这篇文章成为现代的。
基于文学的自觉意识，王国维还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他依据美在形式的理论提出"古雅"之说，以此来谈一般艺术作品的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其与壮美、优美等范畴区分开来。他依据审美关系理论来谈词之"境界"，将词之境界作为独立的审美世界来看待，从而为理解中国诗词艺术的独特空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无论是对西方美学的介绍还是其具体运用，王国维都表现出一种超出于时人的天才，这便是他对西方美学的准确领悟，此一领悟使王国维将西方美学中的艺术现代性追求（亦即艺术自主存在的追求）引入中国。王国维此举意义重大，因为，艺术自主性意识纯然是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意识，此一意识不仅反旧文学工具论也反任何新文学工具论，它的引入使梁启超式的新文学工具论得到有力的遏制，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内在冲突与张力。
a.2. 五四文学革命的双重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指1917年至1928年间的文学革命，标志是1917年"文学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和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一阶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文学"理论，并进行了"新文学"的初步尝试。
在这一时期，晚清文学革命中由梁启超和王国维摆出的两条思路有了进一步发展，也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辛亥革命后共和新政的失败导致一部分新知识分子意识到旧政治体制与旧思想意识的一体相关性，意识到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基础，意识到不彻底瓦解后者，前者就会不断死灰复燃，因此他们更急迫地主张进行文学革命，因为旧文学是旧的思想意识之摇蓝，而新文学亦可以是传播新思想意识的有力工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和《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集中表达了这一思路。为此，梁启超式的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思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认可和发扬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深层动机与目的其实也源于这种梁启超式的思路。五四白话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理论发言人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样是认可为政治革命而先思想文化革命这种策略的，只不过胡适比陈独秀更为执着地坚持这一策略。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革除旧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文言，就必须倡导新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白话。更重要的是，新的思想文化启蒙是一种大众启蒙，要使大众启蒙得以可能，就必须有能与大众交流的工具--白话。其实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文体运动中已经提供了这一思路，只不过，五四时期的现实条件更有利于白话之运动的推行罢了。
通常所谓"文学革命"就指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我不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依广义之文学革命的概念，五四白话文运动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方面，并且只是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思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之思想内容的革命，即打倒孔家店，以西方新思想为文学的内容。
以西方新思想为新文学的内容是思想文化启蒙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革命论者所指认的西方思想不同于梁启超式的欧西思想。后者取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路线偏重于以西方"公德"义务为文学的内容，目的是塑造能为国家献身的公民，前者取个体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路线偏重于以"个体"权利为文学的内容，目的是塑造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必然导致对文学的全面工具化要求，因为他不仅要求文学成为宣传新思想之工具，也要求文学将读者塑造成国家的工具。五四文学革命论者的个体自由主义立场与之不同，尽管他们也要求文学成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但这种新思想（个体自由主义）却鼓励作者和读者反对任何工具性要求，因此，一旦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底就必然走向文学自主和个体自由。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论者的个体自由主义立场与文学自主论天然亲和，并且也是经由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自主论的个体主义立场才得到进一步显露，它将文学自主论显示为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几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已经瓦解，新的共和政体又有名无实，整个社会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随着传统政体的瓦解，传统的意识形态面临全面危机，新的共和政体和军阀政治既不能维护旧意识形态更不能提供新意识形态，因此，整个思想领域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空前混乱又空前自由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西方个体自由主义思潮被普遍认同，西方各现代文艺思潮（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也汹涌而入。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彼此间虽有差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坚持艺术的自主自律。因此，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新文学家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都认可文学自主自律论。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认同导致五四新文学家要求对传统文学观（载道论和娱乐说）进行革命，这一革命意义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方文艺思潮的文学自主自律论大都是一些宣言式的论述，这些论述鲜明而富有煽动性，且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关，所以在五四的新文学家中被迅速认同。但由于这些宣言式论述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而流于肤浅，接受这些论述的新文学家对此也并无深入的理解。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虽激烈但并不坚实，它不像王国维的文学自主论因源于西方哲学美学而有实在的理路。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者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并不清楚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根本界线，一旦现实政治关怀笼罩了他们，放弃文学自主论就成了轻易而举的事情。这一点在创造社的一些成员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
总的来看，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兼容性和混杂性。在梁启超和王国维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是泾渭分明的，至少在王国维那里如此，而在五四新文学理论中这种界限不在了。对五四新文学论者而言，有两种牵引似乎是难以拒斥的，即思想启蒙的道义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关怀。出于前者，文学之为启蒙的工具似不可避免；出于后者，文学之自身存在的价值又不容忽视。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理清这两者的关系，故而在两种合法性面前徘徊。
a.3. 革命文学理论的唯我独尊与政治化的现代性冲突
从五四后到文革，可以说是一个政党政治革命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政党权力对文学革命的介入与控制，晚清以来的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之间潜在的对立、冲突与矛盾被推到了前台。
五四后中国政党政治革命的突出特征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意识形态教化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政党对文学理论的特殊要求，即要求文学理论论证文学作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唯一正当性和合法性，由之建立的革命文学工具论成为政党政治革命时期唯一合法的独尊样式（中国古代的儒家工具性文论和晚清到五四期间的新文学工具论都从未独尊和唯一到如此之程度）。
从性质上讲，革命文学理论大致经过了两大时期，即毛泽东"延安"讲话之前的"主义文艺理论"时期和讲话之后的"政党文艺理论"时期。主义文艺理论的功能是促使文艺成为主义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工具，在这一时期，政党对革命文学理论的控制并没有完成。政党文艺理论的功能是促使文艺成为政党政策认同的工具，在主义认同基本完成之后，政党政策认同就十分重要了，因为要达到政党的现实目标必须靠一步一步的行动。在1942年后，至少在解放区完成了政党对文艺理论的控制。
从形态上看，革命文学理论主要有三大类型：新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这三大形态的话语表述虽有不同，但对文学加以工具化的限定是一样的。这种限定在语言样式上是经由一系列前缀来完成的，比如"新写实主义"之"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之"革命"。在前缀限定上做文章是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策略。不同的前缀和不同的解释反映着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文学的不同的工具性要求。
当新文学工具论与政党权力一体化而成为革命文学工具论之后，其学术性品质迅速政治化。内在于革命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认同要求必然排斥任何异端，因此，它在其倡导之初就摆出了一副好斗的架势，对五四新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排斥）。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五四新文学理论中的个体自由主义倾向和艺术自由论倾向，它并不反对五四新文学理论中的工具性倾向。随着政党权力的逐步扩大，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之间的学术性分歧便演变成了政治性对抗。正是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的政治性冲突决定着中国文学理论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品质。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审美自主论的现代性必得在其反抗革命工具论的政治性压制中加以理解，而革命工具论的现代性也必得在其对审美自主论的政治性排斥和压制中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审美自主论对革命工具论的抵制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一直是消极和无力的，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与西方审美现代性之反抗启蒙现代性不同，中国的审美自主论缺乏思想言谈之基本自由的制度性保证，政党实践导致的高度整体化最终剥夺了思想言谈的基本自由（文革是极端）；其二，有效地质疑现代性必须一种后现代性思想资源，而审美自主论的思想资源仍是现代性的。
a.4. 审美文学理论的复兴与现代性的黄昏
五四以后的政党政治革命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导致政党权力中心彻底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所谓党的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随着这一调整，中国社会开始由"政治革命的时代"走向"经济建设的时代"。
政党权力中心对其路线方针的根本调整改变了它对意识形态的态度，这一改变对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被逐渐形式化了，实用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成了新的政党意识形态。如此这般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大众自发产生的实用主义态度一相即合，故而针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已无必要（不像政治革命时期，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因而需要将其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在经济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仅仅成了一种针对精英的、为保证实用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尽快实施的、有限度的策略。具体而言，即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一局面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而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只要不影响安定团结和危及党的领导，右一点，左一点都无关紧要。
政党权力中心对意识形态教化（斗争）的态度之转变从根本上影响到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格局。首先，政党权力中心不再要求文学成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工具，故而寄生一地这种权力要求的革命文学工具论（听命于这一要求）和审美文学自主论（抵制这种要求）都失去了现实的权力依托。在此一度才可理解何以80年代初以来革命文学工具论无可换回地衰落，而80年代早中期的审美文学自主论的复兴也成了一种回光返照。概言之，随着政党权力中心淡化意识形态教化的要求，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也进入了它的黄昏。其次，政党权力中心为实施实用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对精英意识形态斗争的限制不仅为革命文学工具论继续排挤审美文学自主论（反右）留下了有限度的余地，也为审美文学自主论反抗革命文学工具论（反左）的排挤留下了有限度的自由。80年代早中期的审美主义的复兴及其与工具主义断断续续的论争可以说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向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过渡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余响。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审美主义的复兴首先是在审美浪漫主义这一维度上展开的。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其实是意识形态对抗格局发生根本颠倒的结果。官方政治实践造成的灾难在根本上动摇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信仰,而官方的反省宽容姿态以及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心不在焉则为长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人道主义复兴提供了社会条件。到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取官方意识形态而代之成为事实上的思想权威。80年代中后期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复兴则主要是对审美浪漫主义文化霸权的置疑与挑战。
由于80年代早中期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充分展开了政治革命时期被压抑的意识形态冲突，并颠倒了这一冲突中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边缘位置，从而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突带到了黄昏。
b. 后现代性文学理论状况
b.1. 解构批评与非历史化倾向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的黄昏状态，即现代性冲突的颠倒状态，这种"颠倒"因竭尽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之最后的可能而使之走向"黄昏"。在此颠倒中，审美文学自主论（审美浪漫主义）取革命文学工具论（革命现实主义）而代之成为现代性冲突的主导方面，但此一"颠倒"并未触及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它只是两种现代性话语冲突中主次位置的颠倒而已。不过，"颠倒之黄昏"不等于"终结"，"终结"有赖于从根本上抽取其基础，而对现代性话语之基础的根本性反思与质疑只有跳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才有可能。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是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自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政党政治革命的基础以来，此一神话是不容置疑的，否则，（科学）意识形态教化作为政党政治革命之首要任务的正当性就要受到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革命文学工具论将马克思主义认信为科学意识形态，审美文学自主论也将人道主义认信为科学意识形态，正是科学意识形态的排它性导致了两者的冲突。
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科学）意识形态教化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使政党权力不允许任何质疑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行为存在，即使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某种异议也必须以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只是当政党工作重心实实在在地由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无需（科学）意识形态教化之后，跳出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并对意识形态之科学性进行学理上的反思与质疑才有现实可能，即摆脱权力的干涉（尽管这种摆脱是有限度的）才有可能。
自80年代后期以来，质疑意识形态之科学性的工作在两大焦点上展开，其一是解构"自我"（"人"），进而解构作为审美文学自主论（审美浪漫主义）之元话语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性；其二是解构"现实"，进而解构作为革命文学工具论（革命现实主义）之元话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我"（"人"）的解构之所以先于对"现实"的解构，是因为在80年代早中期颠倒的现代性冲突中审美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已压倒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现实"再现。对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解构最终指向其形而上信仰：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的解构工作在学理上都借助了西方的后现代思想资源。
b.2. 后现代状况下新历史主义的建构努力
解构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依托某科学意识形态而建立唯我独尊之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动受到了根本抑制，于是，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格局无可挽回地多元化了。此外，丧失了科学性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推导和派生文学理论的真理性元话语，文学理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文学实践，由"大理论"变成"小批评"，其"理论"的启示性泉源不再是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元话语而是不确定的偶发性文学经验和自身不断受到置疑的"小理论"。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现实"和"自我"（"人"）的解构主要借助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生命哲学，此一"借助"导致了走向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纯诗理论和实验小说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后现代情境中，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并没有上升为唯我独尊的大理论，而是很快受到质疑。90年代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是在质疑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之非历史化倾向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历史主义思潮，此一思潮主张超越语言（封闭）和超越生命（体悟），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自我）的联系，并试图以后现代方式思考和谈论文学的历史性问题。而新的问题是：在摆脱了宏大叙事对文学与现实历史关联的控制之后如何在宏大叙事之外找到文学与历史相关的方式？在走出独断论的陷井之后，如何摆脱虚无主义又不至于重新回到独断论？
注 释：
[1] 请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六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大术语的语用十分复杂，必须加以限定才能成为反思文学理论的路标。一个了然的事实是：文学理论是话语而非其他。当这两大术语用于话语分析时，它们提示的是两大话语类型。"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以及由此推论派生的其他话语实践的品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后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质疑、批判、解构现代性话语之理性神话的话语品质，以及在后现代氛围中建构非本质主义、非决定论和非目的论之历史小叙述的话语实践。
由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术语还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的路标。 与西方不同， 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中国式政党实践，西方"现代"的动力基础则主要不是政党实践，尤其不是这样一种政党实践。有人对列宁主义政党和议会政党作了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是意识形态认同集团，后者是政见认同集团，前者以对宏大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来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革命队伍，以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为思想纲领，并由之推导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后者则以具体政见认同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议会斗争中支持政党政见的队伍，以所认同的政见为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后者以三民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认同是关键之关键，而为达到这一认同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教化（思想教育）则是其首要任务。[1] 我所谓的"中国式政党实践"指的就是以列宁主义政党方式行动的政党实践。而就中国"现代"的生成而言，共产党的实践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式"现代"的现实样式就是共产党1949年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新中国"。相比之下，西方"现代"的生成与政党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中西之不同"现代"的考察应取不同的路数。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由中国式政党实践导致的全方位的高度整合（社会、观念、心性的被组织化）乃中国式"现代"的根本规定性，如此之"现代境遇"是理解一切中国式"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与基础。
20世纪中国式政党实践分为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分别依托于两大话语和两种策略。与理解中国文学理论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政党实践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位置。第一阶段（五四后--文革）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和人类解放的叙事，这套叙事依托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理性信仰以及客观再现性的语言理性信仰而成为不容质疑的真理性元话语。列宁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补充修正之后（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概念，它指虚假意识，与"科学"相对；而列宁则认为不能将所有的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有些意识形态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第二阶段（文革后--）为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经济建设以务实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为手段。务实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可概之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猫论"，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可概之为对大众意识形态的默认和对精英意识形态斗争有限度的控制。在这一时期，针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已无必要，因为务实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与大众自发产生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拍即合（不像政治革命时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从外部灌输到大众中去），故而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已非政党的首要工作。为了保证务实主义的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施，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无论是来自右的干扰还是来自左的干扰都必须加以限制。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政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由无限度的信仰行为转化为有限度的策略行为。只要不影响安定团结，右一点、左一点都无关紧要。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政治革命的实践来加以确认，它主要有两大话语样式：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前者的基本形态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是其变体），后者的基本形态是审美浪漫主义（不同于革命浪漫主义，请参见第五章）。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之为现代性话语，关键在于它们都是现代性元话语（意识形态大叙述）的派生物（推论之物），前者依存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后者寄生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其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对历史理性和语言理性的形而上信仰。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话语本有的独断性和排它性必然导致相互间的拒斥与冲突，这种冲突恰恰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消长的内在动力，也是理解不同类型之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根据。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与古代诗文论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什么逻辑抽象和经验感悟之别，也不在于什么理论话语和即兴随笔之异，而在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处境对古代诗文论的基本冲突进行了根本的现代性改造。中国古代诗文论的基本结构是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冲突（参见附录2）。在中国古代相对松散的思想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冲突并不激烈。儒释道互补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支配地位，社会组织机构也相对自然化，凡此种种都未导致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斗争。文以治国诗以消遣似乎是中国古代诗文论潜在的共识，极端的实用主义和极端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古代都十分罕见，尽管实用主义更切合官方的需要，但也从未形成绝对独尊的局面。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处境中，古代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那种消极而兼容式的冲突转变成了积极的对抗性冲突，而且，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背后都有一套来自于西方的元话语支持和中国政党实践的权力支持。
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教化与认同在政党工作中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政党权力对革命工具主义理所当然的支持和利用，这也规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的基本价值格局：我/敌、正/误、进步/反动、善/恶、正统/异端、中心/边缘，审美自主主义被置于对立之一面，并也只是作为这种对立面才获得其存在的现实性。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随着意识形态教化在政党工作中的逐步淡化以及科学意识形态的危机，革命工具主义逐渐失去权力庇护和学理支持，由此导致了80年代早中期审美自主主义的复兴，从而颠倒了政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现代性冲突格局，审美自主主义一跃而成为学术思想界事实上的中心与权威。由于革命工具主义与权力的疏离，审美自主主义对革命工具主义的反叛不再具有反抗权力压迫的现实意义，而在学术思想上，以人道主义信仰为基础的审美自主主义（这一时期复兴的主要是审美浪漫主义，参见第五章）仍只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在其独断性和排它性上，它与其批判的对象没有什么两样。在失去权力介入之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突回到了书斋，并开始成为后现代批判的靶子。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经济建设的实践来加以确认。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意识形态教化（斗争）不再是政党的首要任务与非此不可的工作，不再是信仰行为而成了实施现代化工程的有限度的实用主义策略。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在政党工作中的位置之变化为后现代性文学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政党权力中心对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化态度导致了中国公共生活中较为灵活的、有限度的自由空间，这一条件使中国思想界既可以从容地咀嚼苦难的经历，又可以享有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启示，这就使思想界质疑现代性话语的基础成为可能。80年代后期以来所生成的后现代性文学理论有两种话语样式：解构批评和新历史主义。解构批评的主要工作是对现代性话语之形而上前提的质疑，亦即对现代性元话语生成的土壤--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的解构。对历史理性的解构集中表现为对革命工具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之"现实"和审美自主主义（审美浪漫主义）之"自我"的解构，将"现实"还原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造物，将"自我"还原为人道主义的话语构造物，进而解构派生"现实"和"自我"的"历史"信仰。对语言理性的解构则表现为对革命现实主义之语言"再现"历史的信念和审美浪漫主义之语言"表现"自我的信念之解构，将这种再现和表现都还原为符号幻象。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批判现代性话语的主要武器是西方现代语言美学和生命美学，这导致极端的批判者在背离和放弃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之后走向纯粹的语言游戏和神秘的生命体验。极端的审美形式主义者和审美神秘主义者提出"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回到语言、回到生命"的口号，他们在厌弃意识形态话语构造的现实与自我之后，对任何意义上的现实、历史和自我都不再关注。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批评中所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在90年代引起一些人的警惕和忧虑。这些人重新思考文学的历史性问题，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自我、历史的相关性。这种思考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拒绝回到旧历史主义的道路，亦即拒绝回到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不再制造和依托任何宏大的元话语来推论现实、历史、自我，而是在现代性批判之后的后现代思想氛围中思考和表述文学与历史（现实、自我）的关联。"新历史主义"的探索虽举步维艰，但却意义重大。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生成不仅与中国政党实践有关，还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但这个"西方"需要分解。西欧文学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表现为文学自主论对文学工具论的取代，它的主要任务是标划文学之不可侵犯的领地和文学自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则表现为新文学工具论对旧文学工具论的取代以及对新文学自主论的排斥，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文学之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文学理论话语既有西欧的影响（审美自主主义）也有东欧的影响（革命工具主义）。此外，西欧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文学自主论的反省批判，亦即它要拆解文学自我圈定的领地边界，让自律封闭的文学变成彻底自由的文学，而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对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信仰的解构。标定中西文学理论的具体相关性及其差异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历史性品质的重要一环（参见附录1）。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成的本土渊源也应注意，比如革命工具主义和儒家工具主义、审美自主主义和传统审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差异等等。
2.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样式与历史演变
发端于晚清而终止于80年代末的广义之"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产的主要方式。90年代"告别革命"则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状况。
从性质上看，现代性文学理论可分为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两大类别，后现代性文学理论可分为解构理论和建构理论两大类型。从时间的维度上看，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生于晚清而终结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迄今仍在继续。现代性文学理论的历史状况可分为学术化时期和政治化时期，学术化时期指晚清到五四的时期，这一时期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冲突以学术论争的样式出现，且冲突并不激烈。学术化时期又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文学革命之摆出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之基本立场与思路的阶段，第二阶段为五四新文学理论混杂兼容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阶段。政治化时期指五四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现代工具主义和现代审美主义的冲突以政治斗争的面貌出现，且冲突激烈。政治化时期也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工具主义借助政治权力逐步唯我独尊和彻底排除异已的阶段（五四后到文革），第二阶段是现代审美主义借政治宽松的时机全面复兴且在思想学术上压倒现代工具主义的阶段（文革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下面我以时间上的分期和性质上的分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作一勾勒。
a.现代性文学理论状况
a.1．晚清文学革命与两种现代性立场
20世纪的现代性文学理论发端于晚清文学革命。
1898年到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号称"三界革命"。梁氏的"三界革命"可谓20世纪文学革命的开端。
流俗之见将梁氏的"三界革命"看作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笼而统之，流弊颇深。
事实上，梁氏的"三界革命"与诗文革新运动有巨大的差异，尽管它们之间也有联系。
让我们先看看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本身。这一运动有两大倾向首须区分：一是由龚自珍开其端的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倾向，二是由魏源开其端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倾向。龚自珍诗文革新论的思想基础是晚清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论，他反对晚清一代诗文论宗经卫道，泥古拘法，扼杀个性真我的风习。在道德政治上有强烈的异端色彩。不过，龚自珍式的诗文革新论并未成为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主流，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主流倾向是以魏源发端的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晚清一代的诗文论虽然在外表上装点着儒家话语，实际上却空谈义理，溺于考据，不关切实际世事，无益于现实人生，因而偏离了儒家诗文论的真精神。针对这一流弊，他们重新倡导儒家诗教文统经世致用优先的原则，强调真正的儒家之道是救世振衰之本。故而或以更原始的"六经之旨"取代宋儒之"义理"以恢复原儒"文以载道"之道的指义，或增经济一门要求人们走出故纸堆，在实际世事中发现"道"义，因此，以原教旨主义为主流倾向的晚清诗文革新运动在实质上是一次原始儒家诗文论的复兴运动。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既不是原始儒家诗文论的复兴，也不是对个体自然主义之异端诗文论的应合，而是受政治现代性追求的牵引对儒家诗文论的现代改造。
梁启超是最早敏感到中国的现代处境的先觉者之一。受进化论的影响，梁氏认为今之世界已不同于古之天下，而是"国竞之世"。在此一世界中，只有真正的现代国家才有强大的国力争雄自立。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就是因为它被突然抛入国竞之世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没有现代国力自卫。因此，为救亡图存，首须建立现代国家。而要建立现代国家就必须要有现代国民，要将古代"部民"变成现代"国民"就需要以现代思想进行全民教化，即所谓"新民"。而文学正是最好的新民之工具。为此，梁启超特别看重文学。不过，梁氏认为旧的文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担当新民之重任，必须对之进行革命。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新民之具。基于这一思路，梁氏倡言"三界革命"。
由于梁氏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的群治工具性，它不同于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诗文论；由于它强调文学为现代政治革命服务，并要求以欧西之道取代孔孟之道以更新文学的内容，以通俗之文取代精雅之文以更新文学的形式，从而彻底更替"文以载道"的具体内涵，它又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诗文论。正是这一差异使梁氏的"三界革命"区别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成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先声。
在梁氏的"三界革命"中可以看到一条政治化的文学革命之路。这一思路的显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现代性追求而论证现代政治革命的优先性，从而确立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的工具性思路。此一工具性思路与儒家诗文论的深层工具性原则一拍即合，但出于现代政治革命的需要它又与其政治性内涵相冲突。因此，这种政治化的文学革命具有双重面相：当其显露深层的工具性立场时，我们会觉得它和儒家诗文论没有什么两样；当其展示表层的政治性意涵时，我们又觉得它是一幅新面孔。但无论如何，由梁氏开其端的文学革命与其说是文学性的，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本身并无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政治内涵。
稍晚于梁启超的王国维与之不同，他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另一思路，我将其名之为艺术化的文学革命的思路。这一思路受西方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启示而专注于文学的自主自律性问题，从而与传统诗文论的工具性信念发生了根本冲突。
王国维在1903年到1908年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从而首次将美学眼界引入中国。与此同时，王国维本人也开始以西方美学理论为基础在中国思想界首次较为深入地阐述了文学自主性问题，提出了"纯文学"、"真正的文学"、"文学自己的价值"、"为文学而生活"、"专门的文学家"等说法。尤其重要的是，王国维不仅对旧文学工具论提出批评，对新文学工具论也进行批判。他明确反对以文学为政治的工具，主张文学与道德政治分离开来以坚守自己的神圣位置。他指出文学有自己的任务和功能，它不同于政治伦理，它的任务是表达哲学揭示的真理，其功能是让人们洞察人生的真相，以便摆脱日常欲望之执而从痛苦中超脱出来。此外他还指出文学作为一门美术应创造美的形式，从而使读者在审美的欣赏中摆脱日常的功利关系而得解脱。总而言之，文学有一种超现实关系的独立自主性质，剥夺了这种性质，也就剥夺了文学本身。
王国维立足于文学自主论首次深入批判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对文学的干涉与支配，批判了文学对政治伦理的盲目依附，批判了在名利诱惑之下文学对自己的出卖。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纯文学之不发达，主要原因是缺乏文学自主意识，缺乏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神圣位置的意识。
依王国维的纯文学标准，中国文学中只有《红楼梦》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红楼梦》完成了文学本身的任务，并有文学应当具有的功能。《<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基于文学自主意识的作品评论。尽管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来规定文学本身的任务和功能不一定恰当，但从文学本身的任务和功能出发来评论作品却显示了一种文学的自觉。这种内在的自觉意识使这篇文章成为现代的。
基于文学的自觉意识，王国维还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他依据美在形式的理论提出"古雅"之说，以此来谈一般艺术作品的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其与壮美、优美等范畴区分开来。他依据审美关系理论来谈词之"境界"，将词之境界作为独立的审美世界来看待，从而为理解中国诗词艺术的独特空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无论是对西方美学的介绍还是其具体运用，王国维都表现出一种超出于时人的天才，这便是他对西方美学的准确领悟，此一领悟使王国维将西方美学中的艺术现代性追求（亦即艺术自主存在的追求）引入中国。王国维此举意义重大，因为，艺术自主性意识纯然是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意识，此一意识不仅反旧文学工具论也反任何新文学工具论，它的引入使梁启超式的新文学工具论得到有力的遏制，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内在冲突与张力。
a.2. 五四文学革命的双重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指1917年至1928年间的文学革命，标志是1917年"文学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和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一阶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文学"理论，并进行了"新文学"的初步尝试。
在这一时期，晚清文学革命中由梁启超和王国维摆出的两条思路有了进一步发展，也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辛亥革命后共和新政的失败导致一部分新知识分子意识到旧政治体制与旧思想意识的一体相关性，意识到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基础，意识到不彻底瓦解后者，前者就会不断死灰复燃，因此他们更急迫地主张进行文学革命，因为旧文学是旧的思想意识之摇蓝，而新文学亦可以是传播新思想意识的有力工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和《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集中表达了这一思路。为此，梁启超式的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思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认可和发扬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深层动机与目的其实也源于这种梁启超式的思路。五四白话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理论发言人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样是认可为政治革命而先思想文化革命这种策略的，只不过胡适比陈独秀更为执着地坚持这一策略。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革除旧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文言，就必须倡导新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白话。更重要的是，新的思想文化启蒙是一种大众启蒙，要使大众启蒙得以可能，就必须有能与大众交流的工具--白话。其实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文体运动中已经提供了这一思路，只不过，五四时期的现实条件更有利于白话之运动的推行罢了。
通常所谓"文学革命"就指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我不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依广义之文学革命的概念，五四白话文运动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方面，并且只是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思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之思想内容的革命，即打倒孔家店，以西方新思想为文学的内容。
以西方新思想为新文学的内容是思想文化启蒙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革命论者所指认的西方思想不同于梁启超式的欧西思想。后者取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路线偏重于以西方"公德"义务为文学的内容，目的是塑造能为国家献身的公民，前者取个体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路线偏重于以"个体"权利为文学的内容，目的是塑造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必然导致对文学的全面工具化要求，因为他不仅要求文学成为宣传新思想之工具，也要求文学将读者塑造成国家的工具。五四文学革命论者的个体自由主义立场与之不同，尽管他们也要求文学成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但这种新思想（个体自由主义）却鼓励作者和读者反对任何工具性要求，因此，一旦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底就必然走向文学自主和个体自由。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论者的个体自由主义立场与文学自主论天然亲和，并且也是经由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自主论的个体主义立场才得到进一步显露，它将文学自主论显示为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几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已经瓦解，新的共和政体又有名无实，整个社会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随着传统政体的瓦解，传统的意识形态面临全面危机，新的共和政体和军阀政治既不能维护旧意识形态更不能提供新意识形态，因此，整个思想领域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空前混乱又空前自由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西方个体自由主义思潮被普遍认同，西方各现代文艺思潮（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也汹涌而入。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彼此间虽有差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坚持艺术的自主自律。因此，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新文学家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都认可文学自主自律论。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认同导致五四新文学家要求对传统文学观（载道论和娱乐说）进行革命，这一革命意义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方文艺思潮的文学自主自律论大都是一些宣言式的论述，这些论述鲜明而富有煽动性，且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关，所以在五四的新文学家中被迅速认同。但由于这些宣言式论述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而流于肤浅，接受这些论述的新文学家对此也并无深入的理解。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虽激烈但并不坚实，它不像王国维的文学自主论因源于西方哲学美学而有实在的理路。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者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并不清楚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根本界线，一旦现实政治关怀笼罩了他们，放弃文学自主论就成了轻易而举的事情。这一点在创造社的一些成员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
总的来看，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兼容性和混杂性。在梁启超和王国维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是泾渭分明的，至少在王国维那里如此，而在五四新文学理论中这种界限不在了。对五四新文学论者而言，有两种牵引似乎是难以拒斥的，即思想启蒙的道义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关怀。出于前者，文学之为启蒙的工具似不可避免；出于后者，文学之自身存在的价值又不容忽视。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理清这两者的关系，故而在两种合法性面前徘徊。
a.3. 革命文学理论的唯我独尊与政治化的现代性冲突
从五四后到文革，可以说是一个政党政治革命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政党权力对文学革命的介入与控制，晚清以来的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之间潜在的对立、冲突与矛盾被推到了前台。
五四后中国政党政治革命的突出特征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意识形态教化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政党对文学理论的特殊要求，即要求文学理论论证文学作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唯一正当性和合法性，由之建立的革命文学工具论成为政党政治革命时期唯一合法的独尊样式（中国古代的儒家工具性文论和晚清到五四期间的新文学工具论都从未独尊和唯一到如此之程度）。
从性质上讲，革命文学理论大致经过了两大时期，即毛泽东"延安"讲话之前的"主义文艺理论"时期和讲话之后的"政党文艺理论"时期。主义文艺理论的功能是促使文艺成为主义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工具，在这一时期，政党对革命文学理论的控制并没有完成。政党文艺理论的功能是促使文艺成为政党政策认同的工具，在主义认同基本完成之后，政党政策认同就十分重要了，因为要达到政党的现实目标必须靠一步一步的行动。在1942年后，至少在解放区完成了政党对文艺理论的控制。
从形态上看，革命文学理论主要有三大类型：新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这三大形态的话语表述虽有不同，但对文学加以工具化的限定是一样的。这种限定在语言样式上是经由一系列前缀来完成的，比如"新写实主义"之"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之"革命"。在前缀限定上做文章是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策略。不同的前缀和不同的解释反映着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文学的不同的工具性要求。
当新文学工具论与政党权力一体化而成为革命文学工具论之后，其学术性品质迅速政治化。内在于革命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认同要求必然排斥任何异端，因此，它在其倡导之初就摆出了一副好斗的架势，对五四新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排斥）。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五四新文学理论中的个体自由主义倾向和艺术自由论倾向，它并不反对五四新文学理论中的工具性倾向。随着政党权力的逐步扩大，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之间的学术性分歧便演变成了政治性对抗。正是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的政治性冲突决定着中国文学理论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品质。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审美自主论的现代性必得在其反抗革命工具论的政治性压制中加以理解，而革命工具论的现代性也必得在其对审美自主论的政治性排斥和压制中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审美自主论对革命工具论的抵制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一直是消极和无力的，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与西方审美现代性之反抗启蒙现代性不同，中国的审美自主论缺乏思想言谈之基本自由的制度性保证，政党实践导致的高度整体化最终剥夺了思想言谈的基本自由（文革是极端）；其二，有效地质疑现代性必须一种后现代性思想资源，而审美自主论的思想资源仍是现代性的。
a.4. 审美文学理论的复兴与现代性的黄昏
五四以后的政党政治革命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导致政党权力中心彻底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所谓党的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随着这一调整，中国社会开始由"政治革命的时代"走向"经济建设的时代"。
政党权力中心对其路线方针的根本调整改变了它对意识形态的态度，这一改变对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被逐渐形式化了，实用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成了新的政党意识形态。如此这般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大众自发产生的实用主义态度一相即合，故而针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已无必要（不像政治革命时期，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因而需要将其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在经济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仅仅成了一种针对精英的、为保证实用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尽快实施的、有限度的策略。具体而言，即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一局面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而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只要不影响安定团结和危及党的领导，右一点，左一点都无关紧要。
政党权力中心对意识形态教化（斗争）的态度之转变从根本上影响到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格局。首先，政党权力中心不再要求文学成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工具，故而寄生一地这种权力要求的革命文学工具论（听命于这一要求）和审美文学自主论（抵制这种要求）都失去了现实的权力依托。在此一度才可理解何以80年代初以来革命文学工具论无可换回地衰落，而80年代早中期的审美文学自主论的复兴也成了一种回光返照。概言之，随着政党权力中心淡化意识形态教化的要求，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也进入了它的黄昏。其次，政党权力中心为实施实用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对精英意识形态斗争的限制不仅为革命文学工具论继续排挤审美文学自主论（反右）留下了有限度的余地，也为审美文学自主论反抗革命文学工具论（反左）的排挤留下了有限度的自由。80年代早中期的审美主义的复兴及其与工具主义断断续续的论争可以说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向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过渡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余响。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审美主义的复兴首先是在审美浪漫主义这一维度上展开的。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其实是意识形态对抗格局发生根本颠倒的结果。官方政治实践造成的灾难在根本上动摇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信仰,而官方的反省宽容姿态以及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心不在焉则为长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人道主义复兴提供了社会条件。到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取官方意识形态而代之成为事实上的思想权威。80年代中后期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复兴则主要是对审美浪漫主义文化霸权的置疑与挑战。
由于80年代早中期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充分展开了政治革命时期被压抑的意识形态冲突，并颠倒了这一冲突中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边缘位置，从而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突带到了黄昏。
b. 后现代性文学理论状况
b.1. 解构批评与非历史化倾向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的黄昏状态，即现代性冲突的颠倒状态，这种"颠倒"因竭尽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冲突之最后的可能而使之走向"黄昏"。在此颠倒中，审美文学自主论（审美浪漫主义）取革命文学工具论（革命现实主义）而代之成为现代性冲突的主导方面，但此一"颠倒"并未触及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它只是两种现代性话语冲突中主次位置的颠倒而已。不过，"颠倒之黄昏"不等于"终结"，"终结"有赖于从根本上抽取其基础，而对现代性话语之基础的根本性反思与质疑只有跳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才有可能。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是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自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政党政治革命的基础以来，此一神话是不容置疑的，否则，（科学）意识形态教化作为政党政治革命之首要任务的正当性就要受到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革命文学工具论将马克思主义认信为科学意识形态，审美文学自主论也将人道主义认信为科学意识形态，正是科学意识形态的排它性导致了两者的冲突。
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科学）意识形态教化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使政党权力不允许任何质疑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行为存在，即使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某种异议也必须以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只是当政党工作重心实实在在地由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无需（科学）意识形态教化之后，跳出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并对意识形态之科学性进行学理上的反思与质疑才有现实可能，即摆脱权力的干涉（尽管这种摆脱是有限度的）才有可能。
自80年代后期以来，质疑意识形态之科学性的工作在两大焦点上展开，其一是解构"自我"（"人"），进而解构作为审美文学自主论（审美浪漫主义）之元话语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性；其二是解构"现实"，进而解构作为革命文学工具论（革命现实主义）之元话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我"（"人"）的解构之所以先于对"现实"的解构，是因为在80年代早中期颠倒的现代性冲突中审美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已压倒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现实"再现。对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解构最终指向其形而上信仰：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的解构工作在学理上都借助了西方的后现代思想资源。
b.2. 后现代状况下新历史主义的建构努力
解构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依托某科学意识形态而建立唯我独尊之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冲动受到了根本抑制，于是，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格局无可挽回地多元化了。此外，丧失了科学性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推导和派生文学理论的真理性元话语，文学理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文学实践，由"大理论"变成"小批评"，其"理论"的启示性泉源不再是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元话语而是不确定的偶发性文学经验和自身不断受到置疑的"小理论"。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现实"和"自我"（"人"）的解构主要借助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生命哲学，此一"借助"导致了走向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纯诗理论和实验小说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后现代情境中，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并没有上升为唯我独尊的大理论，而是很快受到质疑。90年代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是在质疑审美形式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之非历史化倾向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历史主义思潮，此一思潮主张超越语言（封闭）和超越生命（体悟），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自我）的联系，并试图以后现代方式思考和谈论文学的历史性问题。而新的问题是：在摆脱了宏大叙事对文学与现实历史关联的控制之后如何在宏大叙事之外找到文学与历史相关的方式？在走出独断论的陷井之后，如何摆脱虚无主义又不至于重新回到独断论？
注 释：
[1] 请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六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