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理论研究 - 我对诗歌的一点看法
我对诗歌的一点看法
马识途
我不是诗人，或者说我没有进入解放后新诗人的行列，但是我也曾年轻过，所以我也写过诗，写过很多的诗。我想用有限的方块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更想用诗歌去唤醒人民，救亡图存。后来我不用方块字写诗了，我用生命和鲜血来写诗，写没字的更为壮丽的诗。然而我对方块字的新诗仍寄以关怀。我还热爱和诵习中国传统诗词，并且从小就创作传统诗词，至今未辍。因此我乐意到这个会上来和诗人们座谈诗歌问题，向高明请教。
我想先说一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是怎么写诗的。我们那个时代是人民蒙受苦难的时代，是国家濒临灭亡的世纪，祖国需要我们用烈火般的语言去唤醒人民，起来战斗。因此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和那个时代的诗。那个时代的人民需要的是黑夜的呐喊，黎明的号角，光明的火把，战斗的鼙鼓。他们不愿意听小鸟在金丝笼里的啾鸣，不想听阁子笼里的无病呻吟，不想听吃饱了打嗝的梦呓，更不想听卿卿我我，唧唧哝哝。他们只想听战斗的歌声。那个时代的诗是光明和黑暗争夺空间的红烛，是用灵魂燃烧的熊熊烈火，是在重锤下闪射的灿烂火花，是轰隆隆从东方滚滚而来的太阳。于是我们便有了艾青的战斗的火把，催着人们去迎接太阳，有了田间的嘭嘭的鼓点，合着人民雄壮的步伐，去迎接血与火的斗争，有了光未然的大气蓬勃，歌颂祖国雄魄的黄河大合唱和他的脍炙人口的革命抒情曲《五月的鲜花》。连我这个那时只用鲜血写诗的人，也用诗歌发出生命的呐喊。无论现在的评论家会说什么，我以为那个时代的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永不疲倦地为人民歌唱，在诗艺上也达到很高水平，他们是尽了他们作为诗人的黎明的号角和时代的鼓手这样的历史使命的。这种号角和鼓手的传统延续到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是继承了“五四”新诗的革命传统，也是继承了“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古诗优良传统。当然，也许受到历史的局限，由于过分强调号角和鼓手作用，有的诗歌过于政治化，内容的确是革命的，格调是昂扬的，但诗艺有时讲究不够，更不注重格律，许多是自由体，以至被讽为分行的散文。其时闻一多和何其芳曾提出诗歌格律问题，可是没有引起注意。这种倾向解放后有所发展，也延续到现在。
各个时代自然有其不同的诗歌背景，有不同的诗风诗艺，有不同的诗品诗人。到了新时期，诗人们的思想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的诗歌从此走上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不少好诗和诗人。不过形式还是自由体，更加散文化，更少格律规范，不讲形式，不顾格律，以至节拍和韵脚也不要了。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新潮的出现是好事，为新诗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有的新潮走过了头，严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出现了诗的“私化”、“贵族化”、“非诗化”的倾向。有人说：“总体而言，思想越来越狭窄化，情绪越来越琐屑化，语言越来越油腻化，至‘私诗’日盛，乃至脂粉气，遗老气，或在纤巧调侃中集体表现出苍白、平庸”。有的甚至说：“当前中国新诗不但不像中国诗，甚至根本不像诗，不是诗了。”有的指出当代诗歌的“疏离”说：“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生活和国家的兴衰治乱，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绝缘，……沉溺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开掘，拒绝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和谐契合，把创作主体变成封闭式的自我，这自然难以和读者发生共振。”我在《星星》诗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也说过：“把诗当作先哲格言蹩脚的形象解释，把诗当作某种口号的艺术翻版，把诗当作散文的分行排列，那都不是诗。把诗当作神经病患者的梦呓，把诗当作生之无望者的呻吟，把诗当作***狂者的感官刺激，那更不是诗。然而现在就有这样的诗，而且并不少见，这也许是‘中国诗人满街走’的原因之一吧。”这些评论，也许有些偏颇，难免令某些诗人不快，然而绝非无的放矢。因此最近几年出现新诗坛的冷落，就不足为怪了。诗歌，人民是永远需要的，但是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理所当然地抛弃诗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新诗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切，已经由前几年出版的《绿风》诗刊第4期上诗人周涛的一篇文章《新诗十三问》，在《星星》诗刊上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最近我又看到老诗人光未然为《光未然诗存》写的序：《与年轻读者们谈谈心》，老诗人对于过去时代的诗，对于他自己的诗和现代的诗的看法，特别是对于诗的艺术形式和用字遣词上的看法，实在是语重心长，很值得我们思考。
与诗坛新诗有些冷落的同时，中华传统诗词似乎也同样陷入某种困境。载负着中华诗歌传统的中国传统诗词，自从“五四”运动一片“打倒孔家店”声中，也被视为反动，大大地冷落了。自那以后，传统诗词虽然没有被当作洪水猛兽，至少是弃之若敝屣了，因此中国的诗歌传统一下子被割断了。新兴的新诗，虽然在内容上是紧扣时代步伐，鼓吹革命，歌颂人民的，但其形式却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和中国的传统诗词完全割断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民革命需要诗歌这个武器，然而当时传统诗词却为远离革命斗争的士大夫以至封建余孽所掌握和垄断，他们不可能用传统诗词这个武器来声援革命斗争，相反的以之来反对革命。而传统诗词所使用的文言和谨严的格律，不易为革命人民所掌握，所以革命家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自然引进了容易为大家掌握和使用的西方诗歌的自由体这种形式。从此以后，能够用中国传统诗词这种形式来表达感情，进行革命斗争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之，不过如毛泽东、鲁迅等少数人而已。但是说来奇怪也不奇怪的是，自从1976年清明，人民用传统诗词悼念周总理，抒发革命感情，反对“四人帮”，出现了《天安门诗抄》后，传统诗词 便悄悄地兴起，创作突然勃兴，形成全国的声势。十多年来，几乎无地无诗社，无省无诗刊。在中华诗词学会登记在册的已经六千余人。即以这次香港《回归颂》的征稿看，海内外投稿者达五万余人。可以说重现了《天安门诗抄》的荣光。即使传统诗词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新诗界的重视，其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创作日趋繁荣。
不过传统诗词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近年以来，在表面繁荣下却潜伏着危机，和新诗一样，也日益陷入困境。诗词界出现了许多问题，早已为有识之士所关注。其中心问题就是传统诗词如何赶上时代，锐意进行改革，使之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到现在，多次提出传统诗词改革的问题。我虽然不承认传统诗词是“夕阳艺术”，却总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忧。我在1996年的中华诗词学会第九次年会上发言，综合近年来诗词界许多吟友的看法，提出“六忧”之说。即一忧格调过于高古，二忧作品过于俗烂，三忧格律难以改进，四忧词语难以出新，五忧后继乏人，六忧阵地坚持困难。也许还有七忧八忧。到会许多吟友，颇有同感，并非我的无病呻吟，但诗词改革至今收效甚微。目前中华诗词学会似乎还存在一些组织上的问题，亟需其主管部门中国作协予以关注解决。总之，无论新诗歌还是传统诗词，目前都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诗界和作家协会的注意。中国作家协会及时地召开这样一次座谈会，我觉得很好。我相信在这个会上将要有许多真知灼见发表，对于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识途
我不是诗人，或者说我没有进入解放后新诗人的行列，但是我也曾年轻过，所以我也写过诗，写过很多的诗。我想用有限的方块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更想用诗歌去唤醒人民，救亡图存。后来我不用方块字写诗了，我用生命和鲜血来写诗，写没字的更为壮丽的诗。然而我对方块字的新诗仍寄以关怀。我还热爱和诵习中国传统诗词，并且从小就创作传统诗词，至今未辍。因此我乐意到这个会上来和诗人们座谈诗歌问题，向高明请教。
我想先说一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是怎么写诗的。我们那个时代是人民蒙受苦难的时代，是国家濒临灭亡的世纪，祖国需要我们用烈火般的语言去唤醒人民，起来战斗。因此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和那个时代的诗。那个时代的人民需要的是黑夜的呐喊，黎明的号角，光明的火把，战斗的鼙鼓。他们不愿意听小鸟在金丝笼里的啾鸣，不想听阁子笼里的无病呻吟，不想听吃饱了打嗝的梦呓，更不想听卿卿我我，唧唧哝哝。他们只想听战斗的歌声。那个时代的诗是光明和黑暗争夺空间的红烛，是用灵魂燃烧的熊熊烈火，是在重锤下闪射的灿烂火花，是轰隆隆从东方滚滚而来的太阳。于是我们便有了艾青的战斗的火把，催着人们去迎接太阳，有了田间的嘭嘭的鼓点，合着人民雄壮的步伐，去迎接血与火的斗争，有了光未然的大气蓬勃，歌颂祖国雄魄的黄河大合唱和他的脍炙人口的革命抒情曲《五月的鲜花》。连我这个那时只用鲜血写诗的人，也用诗歌发出生命的呐喊。无论现在的评论家会说什么，我以为那个时代的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永不疲倦地为人民歌唱，在诗艺上也达到很高水平，他们是尽了他们作为诗人的黎明的号角和时代的鼓手这样的历史使命的。这种号角和鼓手的传统延续到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是继承了“五四”新诗的革命传统，也是继承了“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古诗优良传统。当然，也许受到历史的局限，由于过分强调号角和鼓手作用，有的诗歌过于政治化，内容的确是革命的，格调是昂扬的，但诗艺有时讲究不够，更不注重格律，许多是自由体，以至被讽为分行的散文。其时闻一多和何其芳曾提出诗歌格律问题，可是没有引起注意。这种倾向解放后有所发展，也延续到现在。
各个时代自然有其不同的诗歌背景，有不同的诗风诗艺，有不同的诗品诗人。到了新时期，诗人们的思想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的诗歌从此走上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不少好诗和诗人。不过形式还是自由体，更加散文化，更少格律规范，不讲形式，不顾格律，以至节拍和韵脚也不要了。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新潮的出现是好事，为新诗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有的新潮走过了头，严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出现了诗的“私化”、“贵族化”、“非诗化”的倾向。有人说：“总体而言，思想越来越狭窄化，情绪越来越琐屑化，语言越来越油腻化，至‘私诗’日盛，乃至脂粉气，遗老气，或在纤巧调侃中集体表现出苍白、平庸”。有的甚至说：“当前中国新诗不但不像中国诗，甚至根本不像诗，不是诗了。”有的指出当代诗歌的“疏离”说：“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生活和国家的兴衰治乱，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绝缘，……沉溺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开掘，拒绝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和谐契合，把创作主体变成封闭式的自我，这自然难以和读者发生共振。”我在《星星》诗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也说过：“把诗当作先哲格言蹩脚的形象解释，把诗当作某种口号的艺术翻版，把诗当作散文的分行排列，那都不是诗。把诗当作神经病患者的梦呓，把诗当作生之无望者的呻吟，把诗当作***狂者的感官刺激，那更不是诗。然而现在就有这样的诗，而且并不少见，这也许是‘中国诗人满街走’的原因之一吧。”这些评论，也许有些偏颇，难免令某些诗人不快，然而绝非无的放矢。因此最近几年出现新诗坛的冷落，就不足为怪了。诗歌，人民是永远需要的，但是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理所当然地抛弃诗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新诗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切，已经由前几年出版的《绿风》诗刊第4期上诗人周涛的一篇文章《新诗十三问》，在《星星》诗刊上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最近我又看到老诗人光未然为《光未然诗存》写的序：《与年轻读者们谈谈心》，老诗人对于过去时代的诗，对于他自己的诗和现代的诗的看法，特别是对于诗的艺术形式和用字遣词上的看法，实在是语重心长，很值得我们思考。
与诗坛新诗有些冷落的同时，中华传统诗词似乎也同样陷入某种困境。载负着中华诗歌传统的中国传统诗词，自从“五四”运动一片“打倒孔家店”声中，也被视为反动，大大地冷落了。自那以后，传统诗词虽然没有被当作洪水猛兽，至少是弃之若敝屣了，因此中国的诗歌传统一下子被割断了。新兴的新诗，虽然在内容上是紧扣时代步伐，鼓吹革命，歌颂人民的，但其形式却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和中国的传统诗词完全割断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民革命需要诗歌这个武器，然而当时传统诗词却为远离革命斗争的士大夫以至封建余孽所掌握和垄断，他们不可能用传统诗词这个武器来声援革命斗争，相反的以之来反对革命。而传统诗词所使用的文言和谨严的格律，不易为革命人民所掌握，所以革命家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自然引进了容易为大家掌握和使用的西方诗歌的自由体这种形式。从此以后，能够用中国传统诗词这种形式来表达感情，进行革命斗争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之，不过如毛泽东、鲁迅等少数人而已。但是说来奇怪也不奇怪的是，自从1976年清明，人民用传统诗词悼念周总理，抒发革命感情，反对“四人帮”，出现了《天安门诗抄》后，传统诗词 便悄悄地兴起，创作突然勃兴，形成全国的声势。十多年来，几乎无地无诗社，无省无诗刊。在中华诗词学会登记在册的已经六千余人。即以这次香港《回归颂》的征稿看，海内外投稿者达五万余人。可以说重现了《天安门诗抄》的荣光。即使传统诗词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新诗界的重视，其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创作日趋繁荣。
不过传统诗词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近年以来，在表面繁荣下却潜伏着危机，和新诗一样，也日益陷入困境。诗词界出现了许多问题，早已为有识之士所关注。其中心问题就是传统诗词如何赶上时代，锐意进行改革，使之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到现在，多次提出传统诗词改革的问题。我虽然不承认传统诗词是“夕阳艺术”，却总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忧。我在1996年的中华诗词学会第九次年会上发言，综合近年来诗词界许多吟友的看法，提出“六忧”之说。即一忧格调过于高古，二忧作品过于俗烂，三忧格律难以改进，四忧词语难以出新，五忧后继乏人，六忧阵地坚持困难。也许还有七忧八忧。到会许多吟友，颇有同感，并非我的无病呻吟，但诗词改革至今收效甚微。目前中华诗词学会似乎还存在一些组织上的问题，亟需其主管部门中国作协予以关注解决。总之，无论新诗歌还是传统诗词，目前都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诗界和作家协会的注意。中国作家协会及时地召开这样一次座谈会，我觉得很好。我相信在这个会上将要有许多真知灼见发表，对于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