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与“市场经济”]
四 文学与“市场经济”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01月26日21:41:44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在文学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们长时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压 力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政治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处理上的紧张状态，制约、规 定着作家的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这种特殊的关系，既给一些人带来(并不完全是文学上 的)荣耀，也给一些人带来苦难；后者在受挫和蒙受苦难中，形成崇高而悲壮的“自我意 识”。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仍一定程度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却仓促地遭 遇了另一性质的压力，这就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性社会的出 现——给文学带来的另一性质的影响。
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 “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 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 。“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 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 都受到了批判。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 ”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 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面对一系列令其惶惑的现象和问题：当代前此社会的那种“ 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 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 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 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和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 定了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 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 ，构成了新的压力。
在80年代，报刊和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 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 来，有极大增加。除了一般文学期刊外，大型的、可以刊发中、长篇小说的刊物，也从 “文革”前的一份(《收获》)，增加到十几二十份(注：有的刊物长期得以维持，也有的 创办不久就停刊；因而难以作出较准确的统计。)。其中，《收获》(上海)、《当代》( 北京)、《十月》(北京)、《中国作家》(北京)、《钟山》(南京)、《花城》(广州)，以 及90年代创办的《大家》(南宁)等，保持着较大的影响。由于读者需求的分化，也由于 文学写作在出版、流通上的“商品”性质的凸现，出版社和文学报刊的竞争加剧(注：19 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 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方式，利润上的收 益不是考虑的重点。)。生存、发展和利润上的考虑，又必然推动文学的“商品化”趋势 。在大众传媒的扩展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的潮流。大众文化最初也是“外来 ”的。香港、台湾等地的言情武侠小说，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大陆 流行。大众文化在80年代末以后的文化市场上，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至少是数 量、和在公众生活的地位上)。原来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的重要位 置受到很大的动摇。
文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与文学的“商品化”，在20世纪并不是新事物，甚至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世纪末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加上 历史某些线索的“断裂”，导致中国当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显得特别激烈。这一 迟到的现象导致作家对写作目的、性质的不同理解的身份上、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这种 分化(或分裂)，从某一角度看是无奈的，带有悲剧意味的；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理解 为正常、“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某一位置，获取某一成果，而不应企望选择一切位置 ，占有所有的成果。作为这一状况的反应，文学界部分作家存在复杂的心理情绪。或者 怀念80年代前期文学和“辉煌情景”，或者忧虑社会日益商品化将导致文学的毁灭，或 者因作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已从“中心”失落而感到价值得不到体现，或者继续虚构一 个统一的局面，宣称纯文学与流行文化已融合而不存在界限……。既想维持在80年代所 树立的“精神旗帜”的形象，又想在消费性文化的写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使一些作家处 于紧张的状态中。自然，清醒地选择、确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从惶 惑、紧张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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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在文学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们长时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压 力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政治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处理上的紧张状态，制约、规 定着作家的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这种特殊的关系，既给一些人带来(并不完全是文学上 的)荣耀，也给一些人带来苦难；后者在受挫和蒙受苦难中，形成崇高而悲壮的“自我意 识”。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仍一定程度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却仓促地遭 遇了另一性质的压力，这就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性社会的出 现——给文学带来的另一性质的影响。
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 “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 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 。“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 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 都受到了批判。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 ”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 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面对一系列令其惶惑的现象和问题：当代前此社会的那种“ 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 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 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 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和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 定了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 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 ，构成了新的压力。
在80年代，报刊和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 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 来，有极大增加。除了一般文学期刊外，大型的、可以刊发中、长篇小说的刊物，也从 “文革”前的一份(《收获》)，增加到十几二十份(注：有的刊物长期得以维持，也有的 创办不久就停刊；因而难以作出较准确的统计。)。其中，《收获》(上海)、《当代》( 北京)、《十月》(北京)、《中国作家》(北京)、《钟山》(南京)、《花城》(广州)，以 及90年代创办的《大家》(南宁)等，保持着较大的影响。由于读者需求的分化，也由于 文学写作在出版、流通上的“商品”性质的凸现，出版社和文学报刊的竞争加剧(注：19 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 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方式，利润上的收 益不是考虑的重点。)。生存、发展和利润上的考虑，又必然推动文学的“商品化”趋势 。在大众传媒的扩展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的潮流。大众文化最初也是“外来 ”的。香港、台湾等地的言情武侠小说，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大陆 流行。大众文化在80年代末以后的文化市场上，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至少是数 量、和在公众生活的地位上)。原来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的重要位 置受到很大的动摇。
文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与文学的“商品化”，在20世纪并不是新事物，甚至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世纪末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加上 历史某些线索的“断裂”，导致中国当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显得特别激烈。这一 迟到的现象导致作家对写作目的、性质的不同理解的身份上、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这种 分化(或分裂)，从某一角度看是无奈的，带有悲剧意味的；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理解 为正常、“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某一位置，获取某一成果，而不应企望选择一切位置 ，占有所有的成果。作为这一状况的反应，文学界部分作家存在复杂的心理情绪。或者 怀念80年代前期文学和“辉煌情景”，或者忧虑社会日益商品化将导致文学的毁灭，或 者因作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已从“中心”失落而感到价值得不到体现，或者继续虚构一 个统一的局面，宣称纯文学与流行文化已融合而不存在界限……。既想维持在80年代所 树立的“精神旗帜”的形象，又想在消费性文化的写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使一些作家处 于紧张的状态中。自然，清醒地选择、确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从惶 惑、紧张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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