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第三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文艺思想的初步解放
一、这一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九五六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不复存在了。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以及各种新旧思想的矛盾，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解决，而解决的方式，也不是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个问题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力量较强的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①。
面临这个新的历史转折，国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次大会在关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正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挤，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②。显然，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从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转移到为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一场新的战争”上来，这就是当时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为了从群众性阶级斗争转到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党和政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需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党中央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实际上这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要求在酝酿着。面对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说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戏曲改革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仅仅是就文学艺术而言的话，那么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和科技领域了，实际上这一方针已经体现着当时各项工作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扬民主的历史要求。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国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也注意从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中吸取历史教训。当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一方面着重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即现代迷信），号召我们“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当分析到中国情况时，文章指出：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这里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的总结中，提出了在我国发动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保证下，人们才能克服这里所讲的“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的不健康状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既体现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①
这一方针，就是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自由，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以便发展马列主义。但是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文艺批判和思想斗争中，缺乏各种不同意见的大胆自由的辩论，因此问题的讨论都不够深入。主观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和“左”倾教条主义逐渐滋长起来。有些人“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②。实际上我们常常在人民内部搞“舆论一律”，这种“一律”在哲学上是反辩证法的，在政治上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问题在批判胡风中已经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由此看来，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胡风以后，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的。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了文艺界思想的活跃和解放
一九五六年，我国文艺界形势如同全国一样，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本年二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三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从指导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走到这个新转折的轨道上来，因为这两次会议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提出以前召开的。这些会议对第二次文代大会以来的文艺批判运动和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讨论了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讨论了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问题等。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提出“在今后十二年内几倍地扩大我国作家的队伍，创作大量的无愧于我们的人民和时代的作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文艺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由于当时体现着思想解放精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没有提出，这些会议在总结和讨论文艺问题时，还不可能用新的思想观点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不可能正确回答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例如，一方面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一方面对什么是文学上的右倾保守主义，并没有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一方面提出“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要和我们的文艺创作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一方面对这些倾向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方法，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批评创作中的公式主义，一方面又以对所谓“自然主义”的批判冲淡了对公式主义这主要危险倾向的批判，而“自然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也没有形成倾向，批判中所举例证，也很难说是什么“自然主义”（如谷峪和李古北的小说），这说明文艺界当时思想的矛盾和混乱。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文艺界风气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伟大方针。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于是，思想解放的春风便很快吹遍了整个文艺界。
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初步实践这一方针的结果，文艺界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的活跃和解放。
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上，这种思想的活跃和解放，突出地表现为摆脱教条、联系实际、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大家集中思考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历史要求，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联系新的现实，以新的文学观念来丰富、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向和路线，如何真正地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照艺术规律办事，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文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围绕这个核心，人们重新探讨和争论过去那些在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例如：
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如何认识和处理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关系以及文艺是怎样和政治发生关系的？
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文艺要不要干预生活？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
怎样才能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
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陈涌（杨思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教条主义和“左”的文学思潮开火。他们对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大胆阐述了各自的见解。正如茅盾当时所指出的：“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帜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①这是建国以后最具有学术性、对文学发展最有积极意义的一次讨论。
首先，秦兆阳、周勃等试图从多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中，找到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表现，挖出文艺批评简单化、庸俗化和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长期以来，有些人对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庸俗的阶级划分，否认共同的、基本的艺术规律，割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继承关系，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胡风曾批评过这种倾向，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在被社会主义思想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时期的现实主义。”①秦兆阳、周勃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脱离历史传统和共同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而是“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吸收当时苏联文艺界的一些批判教条主义的意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一）定义强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似乎“社会主义精神”只是作家的主观理念，不是有机地存在于生活真实中，不是有机地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卖性和历史具体性”之中，而必须另外去“结合”。这样，就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简单化了，造成以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以政治性取代真实性的倾向，在创作上使文艺作品不能写真实，而成为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在批评上单纯从作家的主观意图、作品选材、标语口号来论高低优劣，而不是建立在对作品艺术描写的有血有肉的分析上。（二）这个定义没有从文艺的特殊规律着眼，忽视了典型化问题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大意义，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却是以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为核心的。这就助长了以空洞的政治说教代替艺术典型塑造的坏风气。（三）有些人把这一创作方法解释成“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不承认文学的批判和暴露反面事物的任务。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与这一定义的指导思想也不是无关的。在题材、人物塑造等问题上种种“禁区”的设置，正是从这个“肯定的现实主义”来的。当把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深入展开的时候，秦兆阳、陈涌等都重提并论述了批判胡风时被强行压下去的“写真实”问题。他们从艺术的特殊规律着眼，分析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批评了多年来“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如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宣传，把政治标准第一理解为政治因素唯一，忽视了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等等。这些意见都中肯地指出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一些根本弱点。
其次，钱谷融、巴人等则从“人性”问题的角度，来探讨文艺的特殊规律，反对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的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倾向，他们注意到，仅仅一般他讲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并没有道出文艺的全部特点。那些图解生活本质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既然是“图解”，也就离不开具体的“图”——形象。因此，当我们强调文艺的形象性时，决不能离开它在描写对象上的重要特征，即“文学是人学”，它是写人的，写人的思想感情的，要通过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深刻真挚的思想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灵，舍此，文艺的社会作用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他们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钱谷融批评了那种把对人的描写仅仅归结为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的观点，这种观点助长了文艺创作上的图解政治的倾向。有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而又‘全面’的，但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他指出：“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忽视了人，也就必然忽视了对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揭示。巴人批评了我们许多作品“缺少人情味”，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因此不能打动读者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但这是‘矫情’，天下的事情是人做的，不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钱谷融、巴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当时活跃文艺思想是有益的，对创作也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再次，除了以上从基本原理方面对教条主义提出批评之外，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则着重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和指导思想上，敲响了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鼓点。他抓住电影和观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力地指责了“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的种种流弊，而最大的弊病就是违背了艺术规律，破坏了创作自由和艺术家的风格，埋没了人才，割断了进步电影事业的优良传统，使作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所谓“工农兵方向”，就是叫得再响，不也是等于被取消了吗？钟惦棐最后指出：“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显然，电影界的种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弊端”，从批判《武训传》以后就逐渐滋长起来了；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下，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来一次清算和总结，其目的就是为了文艺的新的繁荣。
三、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初露苗头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文艺界思想的活跃和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早春天气，文学创作上“百花齐放”的趋势，已经初露苗头。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广大作家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努力冲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狭隘目光，扩大观察生活的视野，加深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他们不甘心对丰富多采的生活作浮光掠影的描绘和虚假的粉饰，也不愿在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或者对这些问题做隔靴搔痒的回答。他们敢于反映真实的生活，敢于抒发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在恢复、发扬和深化。于是，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有了显著的克服：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有了明显的加强；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开始受到重视。这种新气象，在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创作中，都表现了出来。有些长篇小说虽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出版的，但它们却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或最后完成创作的，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决不是与后来的“批修”、“跃进”相联系，而是与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胜利相联系的（当然也有长期积累，不能完全归于这一时期的影响）。而生产过程较短的短篇小说、特写、诗歌、杂文以及戏剧等，却很快就“放”了出来，证明着创作风气的大转变。
首先，文学创作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姿态，大胆干预生活，尖锐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指出生活激流中的暗礁，呼唤和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当时许多有为的作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相声《买猴儿》和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等作品，并引起了激烈争论。之后，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易的《办公厅主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晓枫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李準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荔青的《马端的堕落》、林斤澜的《家信》、耿龙祥的《入党》等等特写和小说相继出现，引人注目。此外象何又化（秦兆阳）的《沉默》、耿龙祥的《明镜台》这样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也别具一格。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批判和讽刺，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指出：“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未，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①以上这一类作品,抓住了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又没有把生活和人物简单化，真实地揭示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对我们事业的损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其次，文学创作对人的道德、情操、精神世界的开掘更深了一步，描写也更真实了一些，对“人性”这个禁区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冲破。象《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的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人民丰富的感情世界，富有人情味的小说，虽然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但却是一九五七年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文艺界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①情况下写作出来的。表现男女爱情的作品，也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老套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过去由于过分强调了配合政策和中心任务的宣传，往往把爱情描写简单化，用一般化的政治关系的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无限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揭示，束缚了作家在爱情生活这个重要领域塑造人物的手脚。而现在出现的一批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则打破了这层人为的壁障。它们一般都能抓住爱情的特点，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歌颂美好的爱情，鞭挞丑恶的品质，发人深思，给人力量，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如李威仑的《爱情》、丰村的《周丽娟的幸福》、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小说，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话剧，都是在表现爱情生活方面颇有艺术特色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一、这一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九五六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不复存在了。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以及各种新旧思想的矛盾，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解决，而解决的方式，也不是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个问题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力量较强的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①。
面临这个新的历史转折，国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次大会在关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正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挤，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②。显然，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从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转移到为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一场新的战争”上来，这就是当时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为了从群众性阶级斗争转到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党和政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需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党中央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实际上这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要求在酝酿着。面对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说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戏曲改革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仅仅是就文学艺术而言的话，那么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和科技领域了，实际上这一方针已经体现着当时各项工作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扬民主的历史要求。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国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也注意从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中吸取历史教训。当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一方面着重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即现代迷信），号召我们“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当分析到中国情况时，文章指出：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这里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的总结中，提出了在我国发动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保证下，人们才能克服这里所讲的“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的不健康状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既体现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①
这一方针，就是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自由，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以便发展马列主义。但是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文艺批判和思想斗争中，缺乏各种不同意见的大胆自由的辩论，因此问题的讨论都不够深入。主观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和“左”倾教条主义逐渐滋长起来。有些人“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②。实际上我们常常在人民内部搞“舆论一律”，这种“一律”在哲学上是反辩证法的，在政治上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问题在批判胡风中已经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由此看来，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胡风以后，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的。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了文艺界思想的活跃和解放
一九五六年，我国文艺界形势如同全国一样，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本年二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三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从指导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走到这个新转折的轨道上来，因为这两次会议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提出以前召开的。这些会议对第二次文代大会以来的文艺批判运动和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讨论了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讨论了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问题等。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提出“在今后十二年内几倍地扩大我国作家的队伍，创作大量的无愧于我们的人民和时代的作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文艺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由于当时体现着思想解放精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没有提出，这些会议在总结和讨论文艺问题时，还不可能用新的思想观点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不可能正确回答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例如，一方面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一方面对什么是文学上的右倾保守主义，并没有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一方面提出“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要和我们的文艺创作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一方面对这些倾向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方法，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批评创作中的公式主义，一方面又以对所谓“自然主义”的批判冲淡了对公式主义这主要危险倾向的批判，而“自然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也没有形成倾向，批判中所举例证，也很难说是什么“自然主义”（如谷峪和李古北的小说），这说明文艺界当时思想的矛盾和混乱。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文艺界风气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伟大方针。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于是，思想解放的春风便很快吹遍了整个文艺界。
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初步实践这一方针的结果，文艺界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的活跃和解放。
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上，这种思想的活跃和解放，突出地表现为摆脱教条、联系实际、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大家集中思考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历史要求，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联系新的现实，以新的文学观念来丰富、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向和路线，如何真正地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照艺术规律办事，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文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围绕这个核心，人们重新探讨和争论过去那些在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例如：
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如何认识和处理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关系以及文艺是怎样和政治发生关系的？
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文艺要不要干预生活？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
怎样才能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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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陈涌（杨思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教条主义和“左”的文学思潮开火。他们对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大胆阐述了各自的见解。正如茅盾当时所指出的：“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帜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①这是建国以后最具有学术性、对文学发展最有积极意义的一次讨论。
首先，秦兆阳、周勃等试图从多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中，找到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表现，挖出文艺批评简单化、庸俗化和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长期以来，有些人对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庸俗的阶级划分，否认共同的、基本的艺术规律，割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继承关系，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胡风曾批评过这种倾向，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在被社会主义思想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时期的现实主义。”①秦兆阳、周勃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脱离历史传统和共同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而是“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吸收当时苏联文艺界的一些批判教条主义的意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一）定义强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似乎“社会主义精神”只是作家的主观理念，不是有机地存在于生活真实中，不是有机地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卖性和历史具体性”之中，而必须另外去“结合”。这样，就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简单化了，造成以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以政治性取代真实性的倾向，在创作上使文艺作品不能写真实，而成为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在批评上单纯从作家的主观意图、作品选材、标语口号来论高低优劣，而不是建立在对作品艺术描写的有血有肉的分析上。（二）这个定义没有从文艺的特殊规律着眼，忽视了典型化问题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大意义，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却是以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为核心的。这就助长了以空洞的政治说教代替艺术典型塑造的坏风气。（三）有些人把这一创作方法解释成“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不承认文学的批判和暴露反面事物的任务。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与这一定义的指导思想也不是无关的。在题材、人物塑造等问题上种种“禁区”的设置，正是从这个“肯定的现实主义”来的。当把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深入展开的时候，秦兆阳、陈涌等都重提并论述了批判胡风时被强行压下去的“写真实”问题。他们从艺术的特殊规律着眼，分析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批评了多年来“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如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宣传，把政治标准第一理解为政治因素唯一，忽视了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等等。这些意见都中肯地指出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一些根本弱点。
其次，钱谷融、巴人等则从“人性”问题的角度，来探讨文艺的特殊规律，反对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的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倾向，他们注意到，仅仅一般他讲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并没有道出文艺的全部特点。那些图解生活本质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既然是“图解”，也就离不开具体的“图”——形象。因此，当我们强调文艺的形象性时，决不能离开它在描写对象上的重要特征，即“文学是人学”，它是写人的，写人的思想感情的，要通过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深刻真挚的思想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灵，舍此，文艺的社会作用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他们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钱谷融批评了那种把对人的描写仅仅归结为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的观点，这种观点助长了文艺创作上的图解政治的倾向。有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而又‘全面’的，但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他指出：“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忽视了人，也就必然忽视了对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揭示。巴人批评了我们许多作品“缺少人情味”，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因此不能打动读者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但这是‘矫情’，天下的事情是人做的，不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钱谷融、巴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当时活跃文艺思想是有益的，对创作也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再次，除了以上从基本原理方面对教条主义提出批评之外，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则着重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和指导思想上，敲响了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鼓点。他抓住电影和观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力地指责了“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的种种流弊，而最大的弊病就是违背了艺术规律，破坏了创作自由和艺术家的风格，埋没了人才，割断了进步电影事业的优良传统，使作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所谓“工农兵方向”，就是叫得再响，不也是等于被取消了吗？钟惦棐最后指出：“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显然，电影界的种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弊端”，从批判《武训传》以后就逐渐滋长起来了；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下，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来一次清算和总结，其目的就是为了文艺的新的繁荣。
三、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初露苗头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文艺界思想的活跃和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早春天气，文学创作上“百花齐放”的趋势，已经初露苗头。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广大作家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努力冲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狭隘目光，扩大观察生活的视野，加深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他们不甘心对丰富多采的生活作浮光掠影的描绘和虚假的粉饰，也不愿在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或者对这些问题做隔靴搔痒的回答。他们敢于反映真实的生活，敢于抒发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在恢复、发扬和深化。于是，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有了显著的克服：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有了明显的加强；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开始受到重视。这种新气象，在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创作中，都表现了出来。有些长篇小说虽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出版的，但它们却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或最后完成创作的，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决不是与后来的“批修”、“跃进”相联系，而是与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胜利相联系的（当然也有长期积累，不能完全归于这一时期的影响）。而生产过程较短的短篇小说、特写、诗歌、杂文以及戏剧等，却很快就“放”了出来，证明着创作风气的大转变。
首先，文学创作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姿态，大胆干预生活，尖锐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指出生活激流中的暗礁，呼唤和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当时许多有为的作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相声《买猴儿》和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等作品，并引起了激烈争论。之后，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易的《办公厅主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晓枫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李準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荔青的《马端的堕落》、林斤澜的《家信》、耿龙祥的《入党》等等特写和小说相继出现，引人注目。此外象何又化（秦兆阳）的《沉默》、耿龙祥的《明镜台》这样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也别具一格。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批判和讽刺，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指出：“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未，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①以上这一类作品,抓住了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又没有把生活和人物简单化，真实地揭示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对我们事业的损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其次，文学创作对人的道德、情操、精神世界的开掘更深了一步，描写也更真实了一些，对“人性”这个禁区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冲破。象《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的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人民丰富的感情世界，富有人情味的小说，虽然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但却是一九五七年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文艺界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①情况下写作出来的。表现男女爱情的作品，也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老套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过去由于过分强调了配合政策和中心任务的宣传，往往把爱情描写简单化，用一般化的政治关系的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无限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揭示，束缚了作家在爱情生活这个重要领域塑造人物的手脚。而现在出现的一批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则打破了这层人为的壁障。它们一般都能抓住爱情的特点，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歌颂美好的爱情，鞭挞丑恶的品质，发人深思，给人力量，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如李威仑的《爱情》、丰村的《周丽娟的幸福》、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小说，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话剧，都是在表现爱情生活方面颇有艺术特色和思想深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