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学创作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开创了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奠基之作。自此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郭沫若一直以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学活动家的姿态，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由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的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的“创造社”，主要在他的号召和领导之下，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一支劲旅，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战士。当一九二六年初北伐战争开始时，他奋然投笔从戎，以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失败后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转赴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由于国民党通令缉捕，他被迫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流亡的十年期间，他在我国史学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这一工作，不仅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具有重大社会价值，对于他以后的历史剧创作，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文化界团结救国的旗帜，他在抗战期间写下了《屈原》、《虎符》等六个历史剧，借古喻今，揭露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历史剧创作中既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又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少有的佳作，尤其是《屈原》一剧，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传诵已久的作品。
这样，综观郭沫若在解放前的创作和学术贡献——二十年代的诗歌，三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四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已分别达到了他一生文学和学术事业的高峰。解放后，他主要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也产生过一些佳作和提出过某些精到的见解，但总的说，没有超出他解放前的水平。
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多年憧憬的新中国变成了现实，他也由旧时代的诅咒者一变而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热情歌手。据统计，郭沫若在建国后二十八年间共写了九百多首诗，比建国前三十年写的诗多了将近一倍①。在十六年中，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长春集》、《百花齐放》、《潮汐集》（其中《汐集》为作者解放前所作新旧体诗词，大部分未发表过）、《东风集》、《骆驼集》（建国十周年诗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出版了《沫若诗词选》（作者建国后二十八年间的诗词选集）、《东风第一枝》、《郭沫若闽游诗集》等。这些诗集里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多采的生活，也记录了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尽管有些诗锤炼不够，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作者那颗赤子般的热诚而真挚的心的跳动——这一点，正是一个诗人必备的重要素质，这也是作者从写作《女神》的时代起，就是以此见长的。
和建国前相比，作者在诗歌创作上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由于时代的变化，作者由过去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战斗精神所决定的激越昂扬、“狂飚突进”的格调，变为从容舒徐、热情欢快的调子。这是时代决定的。过去，作者作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曾经为打碎旧世界的镣铐、建立光明的中国而大声疾呼、顽强战斗，他诅咒旧中国是“脓血污秽着的屠场”，“群鬼叫号着的坟墓”……①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新中国诞生后，诗人的愿望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的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已经象巨人似地“屹立亚东”②，光芒四射。于是，诗人便情不自禁地对新中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喜悦和热情，并对她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充满了信任、尊敬和热爱，他那火山爆发式的感情，这时犹如长江大河泻入一漫平川，呈现出一种乐观、欢快而又雍容、庄严的态势，如《新华颂》中那音节铿锵的诗句，就显示了这种特色。
其次，由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气象万千；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我们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扩大，加之诗人建国后在国内外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大大开拓了他的生活领域，为他的诗歌创作的题材带来了巨大变化。打开作者的一本本诗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那“铁浪奔腾出，孔雀大开屏”①的钢铁工业的壮丽场面，那“横流壁立锁蛟龙，万丈高堤气势雄”②的水利建设的宏伟图景；而且还可以听到“人民友谊乾坤远，国际精神日月高”③的友谊的颂歌，“我们高举起火炬，把受压迫者的心房照亮；我们横扫着铁帚，把殖民主义者的魔影扫光”④的进军的号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建国后在诗歌内容上的重要开拓。
第三，由于作者生活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在诗情和意境的酝酿、提炼上，有时更显得遐思联翩。如在
《骆驼》一诗中，他借着那“沙漠的船”的不断行进，这样寄寓着他的远思：
看呵，璀璨的火云
已在天际弥漫，
长征不会有
歇脚的一天，
纵使走到天尽头，
天外也还有乐园。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加增添了欢乐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四，在诗歌形式方面，郭沫若在建国后似乎更加趋向于多样化的统一了。诗人才思敏捷，很富于创造性，无论旧体格律诗和古风，或者现代自由诗和民歌体，诗人都能根据内容的需要，广征博采，娴熟而灵活地加以驾驭。他写格律诗，注意锤字炼句，音律严谨，且时以俗语入诗，增强了时代生活气息，使古老的形式和现代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写自由诗，讲究节奏的音乐美，一气写来，笔酣墨饱，挥洒自如；写民歌体，注意群众语言的采用，以期收到反复吟唱、琅琅上口的效果。
当然，诗人有些诗，虽然真挚、自然，无粉饰，少拘谨，但锤炼不够，语言平白，少诗味，这是一个缺点。诗人自己曾经幽默他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虽是戏谑之言，却也看出他是觉着自己的毛病了。
诗歌以外，在戏剧创作上，郭沫若也有新的贡献。他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进行历史剧创作的新尝试，以鲜明的观点、新鲜的立意和浓郁的诗情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观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六三年，作者还创作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郑成功》。
此外，郭沫若还写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艺评论，先后出版了评论集和专著《雄鸡集》、《读<随园诗话>札记》、《离骚今译》、《李白与杜甫》等，《雄鸡集》收入作者建国后至一九五八年间有关文艺的报告、讲话和评论三十多篇，其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以及新诗的发展等问题的论述，都有许多深刻、有益的见解。
在“四人帮、统治时期，郭沫若也遭受到了诬陷和迫害，尤其是在所谓“批林批孔”以后，更是深受江青一伙的纠缠之苦，作者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停止了歌唱，用沉默表示了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抗议。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诗人，使他那积压在心头的愤懑，顿时化作了又一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唱出了“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肺腑之声。这声音，成了亿万人民欢庆胜利的凯歌，一九七八年，他在病重之际，仍坚持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继后，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这两次在新长征开始时的对全国科学家和文艺家的热情讲话，不期竟成了这位在科学、文化战线上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杰出战士的最后遗言。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郭沫若与世长辞了！对于这位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文学、艺术、文字学、历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的文化巨人，党中央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并继承、学习他的精神遗产，已成立“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重新修订出版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十六卷本，并搜集、整理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开创了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奠基之作。自此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郭沫若一直以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学活动家的姿态，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由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的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的“创造社”，主要在他的号召和领导之下，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一支劲旅，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战士。当一九二六年初北伐战争开始时，他奋然投笔从戎，以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失败后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转赴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由于国民党通令缉捕，他被迫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流亡的十年期间，他在我国史学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这一工作，不仅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具有重大社会价值，对于他以后的历史剧创作，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文化界团结救国的旗帜，他在抗战期间写下了《屈原》、《虎符》等六个历史剧，借古喻今，揭露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历史剧创作中既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又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少有的佳作，尤其是《屈原》一剧，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传诵已久的作品。
这样，综观郭沫若在解放前的创作和学术贡献——二十年代的诗歌，三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四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已分别达到了他一生文学和学术事业的高峰。解放后，他主要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也产生过一些佳作和提出过某些精到的见解，但总的说，没有超出他解放前的水平。
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多年憧憬的新中国变成了现实，他也由旧时代的诅咒者一变而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热情歌手。据统计，郭沫若在建国后二十八年间共写了九百多首诗，比建国前三十年写的诗多了将近一倍①。在十六年中，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长春集》、《百花齐放》、《潮汐集》（其中《汐集》为作者解放前所作新旧体诗词，大部分未发表过）、《东风集》、《骆驼集》（建国十周年诗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出版了《沫若诗词选》（作者建国后二十八年间的诗词选集）、《东风第一枝》、《郭沫若闽游诗集》等。这些诗集里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多采的生活，也记录了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尽管有些诗锤炼不够，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作者那颗赤子般的热诚而真挚的心的跳动——这一点，正是一个诗人必备的重要素质，这也是作者从写作《女神》的时代起，就是以此见长的。
和建国前相比，作者在诗歌创作上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由于时代的变化，作者由过去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战斗精神所决定的激越昂扬、“狂飚突进”的格调，变为从容舒徐、热情欢快的调子。这是时代决定的。过去，作者作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曾经为打碎旧世界的镣铐、建立光明的中国而大声疾呼、顽强战斗，他诅咒旧中国是“脓血污秽着的屠场”，“群鬼叫号着的坟墓”……①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新中国诞生后，诗人的愿望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的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已经象巨人似地“屹立亚东”②，光芒四射。于是，诗人便情不自禁地对新中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喜悦和热情，并对她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充满了信任、尊敬和热爱，他那火山爆发式的感情，这时犹如长江大河泻入一漫平川，呈现出一种乐观、欢快而又雍容、庄严的态势，如《新华颂》中那音节铿锵的诗句，就显示了这种特色。
其次，由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气象万千；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我们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扩大，加之诗人建国后在国内外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大大开拓了他的生活领域，为他的诗歌创作的题材带来了巨大变化。打开作者的一本本诗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那“铁浪奔腾出，孔雀大开屏”①的钢铁工业的壮丽场面，那“横流壁立锁蛟龙，万丈高堤气势雄”②的水利建设的宏伟图景；而且还可以听到“人民友谊乾坤远，国际精神日月高”③的友谊的颂歌，“我们高举起火炬，把受压迫者的心房照亮；我们横扫着铁帚，把殖民主义者的魔影扫光”④的进军的号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建国后在诗歌内容上的重要开拓。
第三，由于作者生活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在诗情和意境的酝酿、提炼上，有时更显得遐思联翩。如在
《骆驼》一诗中，他借着那“沙漠的船”的不断行进，这样寄寓着他的远思：
看呵，璀璨的火云
已在天际弥漫，
长征不会有
歇脚的一天，
纵使走到天尽头，
天外也还有乐园。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加增添了欢乐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四，在诗歌形式方面，郭沫若在建国后似乎更加趋向于多样化的统一了。诗人才思敏捷，很富于创造性，无论旧体格律诗和古风，或者现代自由诗和民歌体，诗人都能根据内容的需要，广征博采，娴熟而灵活地加以驾驭。他写格律诗，注意锤字炼句，音律严谨，且时以俗语入诗，增强了时代生活气息，使古老的形式和现代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写自由诗，讲究节奏的音乐美，一气写来，笔酣墨饱，挥洒自如；写民歌体，注意群众语言的采用，以期收到反复吟唱、琅琅上口的效果。
当然，诗人有些诗，虽然真挚、自然，无粉饰，少拘谨，但锤炼不够，语言平白，少诗味，这是一个缺点。诗人自己曾经幽默他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虽是戏谑之言，却也看出他是觉着自己的毛病了。
诗歌以外，在戏剧创作上，郭沫若也有新的贡献。他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进行历史剧创作的新尝试，以鲜明的观点、新鲜的立意和浓郁的诗情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观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六三年，作者还创作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郑成功》。
此外，郭沫若还写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艺评论，先后出版了评论集和专著《雄鸡集》、《读<随园诗话>札记》、《离骚今译》、《李白与杜甫》等，《雄鸡集》收入作者建国后至一九五八年间有关文艺的报告、讲话和评论三十多篇，其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以及新诗的发展等问题的论述，都有许多深刻、有益的见解。
在“四人帮、统治时期，郭沫若也遭受到了诬陷和迫害，尤其是在所谓“批林批孔”以后，更是深受江青一伙的纠缠之苦，作者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停止了歌唱，用沉默表示了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抗议。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诗人，使他那积压在心头的愤懑，顿时化作了又一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唱出了“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肺腑之声。这声音，成了亿万人民欢庆胜利的凯歌，一九七八年，他在病重之际，仍坚持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继后，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这两次在新长征开始时的对全国科学家和文艺家的热情讲话，不期竟成了这位在科学、文化战线上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杰出战士的最后遗言。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郭沫若与世长辞了！对于这位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文学、艺术、文字学、历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的文化巨人，党中央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并继承、学习他的精神遗产，已成立“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重新修订出版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十六卷本，并搜集、整理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