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第二节 历史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郭沫若作为著名的戏剧作家，主要从事历史剧创作。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四十年代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历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后，他创作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从思想风格上看，是他在历史剧创作方面的新探索和新收获。
五幕历史话剧《蔡文姬》创作于一九五九年。作者在历史剧创作搁笔多年之后，只用了七天时间，就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初稿，他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①作者所以要选取“文姬归汉”这一事件为曹操翻案，是因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曹操所以赎回蔡文姬，“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纯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的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也不是单纯靠着金壁的收买，而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②所以，通过“文姬归汉”，既可以表现曹操赏识蔡文姬的才干，广罗人才，在发展文化上的贡献；又可以表现曹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风度。
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蔡文姬，是作者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激情加以塑造的，作者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抗战开始由日本回国时，曾写过一首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愿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多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这首诗真实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所以，事隔二十年之后，我们是不难理解作者的这番话的：“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作者在塑造蔡文姬形象时，不仅把蔡文姬抛儿别女的感情和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而且把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境界，也给予了蔡文姬，使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蔡文姬是一位胸怀宽广，诗才横溢的爱国女诗人。她是名儒蔡邕的女儿，在中原的战乱中，幸遇南匈奴左贤王搭救，并结为夫妇，共同生活十二年，生了一男一女。但她一直怀念着故土，怀念着死去的父亲。当曹操平定中原之后，要在文治声教上做一番事业，派使者董祀、周近前往南匈奴迎她归汉，让她继承父业续修《汉书》时，她在“归”与“留”的问题上，却一度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一方面是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促使她归汉继承父业，另一方面又不堪忍受抛儿别女的悲苦，因而“去住两情兮难具陈”。加之副使周近的妄自尊大，声言“大兵随后”，激怒了左贤王，使蔡文姬对归汉更踌躇起来。后来，经过正使董祀的耐心解释和开导规劝，才促使她决定归汉，矛盾是性格发展的基础。蔡文姬并没因此摆脱思念儿女的痛苦，在她南返途中，到了长安郊外父亲蔡邕的墓畔，更是触景生情，悲恸欲绝。只是当董祀再次晓以大义，诚恳地希望她“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才使她如梦初醒，决心“以天下为己任”，最后从个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作者在塑造蔡文姬形象时，让她在归留未定和南返途中，吟着情思凄婉的《胡笳十八拍》的诗章，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蔡文姬归汉的复杂心情，说明《胡笳十八拍》这首千古绝唱，正是蔡文姬用血和泪写成的。剧本还通过曹操误听周近谗言，令董祀自裁，而蔡文姬披发跣足趋而救之的情节，表现了蔡文姬胸怀磊落，仗义执言的思想品格。
蔡文姬归汉后，用了八年功夫，追忆、整理出蔡邕的遗著四百多篇，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贡献。最后，作者还让她写出了胸怀开阔的诗篇《重睹芳华》：“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十有二载呵毡幕风砂。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金壁赎我呵重睹芳华。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所幸今日呵遐迩一家。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这样，就使蔡文姬的思想感情，终于飞跃到“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崇高境界。
曹操是剧本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作者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的正面形象。这一形象，与《三国演义》和过去舞台上的曹操形象截然不同，他不再是“乱世的奸雄”，而是治国、平天下的贤明宰相和民族英雄。作者采取间接烘托与直接描写，侧面渲染与正面表现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刻划曹操的形象。在前三幕中，曹操虽然没有出场，但通过使者董祀、周近的间接烘托和侧面渲染，他的思想性格和丰功伟绩，已经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到了第四、第五幕曹操出场后，作者对他的思想性格和文治声教，作了进一步的直接描写和正面表现，这就使曹操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明起来，终于刻画成了一位潇洒豪放、谈笑风生，具有平民风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动人形象。
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出色的军事家，在第一幕中，通过董祀与蔡文姬会面的场面就作了生动的描述。曹操主张“天地间，人为贵”。他“爱兵如命，视民如伤”。是他，“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在第二幕中，又通过周近和单于、去卑的谈话，歌颂曹操“会做诗、会写字、会下棋、会骑马射箭，会用兵、会用人。他的手下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当机立断，执法如山”，“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曹操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又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作者在第四幕中，通过他与曹丕评骘《胡笳十八拍》的具体情节，对人物作了细致的刻画。他吟哦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不断拍案叫绝：“好诗，好诗！”“好大的气魄，有胆力，说得出！”“简直是血写成的！”而曹丕赞赏文姬的诗，则着重在“多么精巧，多么和谐”的技巧方面。这种评论的不同，表明曹操的着眼点更高，看出他作为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对诗歌具有高深的造诣。
曹操作为一个贤明丞相，具有政治家的坦荡胸怀，他严峻果断，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但又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曾经听信周近的谗言，误判董祀“暗通关节，行为不端”，令其自裁，但当他发现自己由于轻信，主观武断，冤枉了董祀的时候，立刻撤销前令，把董祀晋升为长安典农中郎将，并从中吸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教训，这是十分可贵的。
剧本还通过曹操关怀蔡文姬的家庭生活，派人到南匈奴接回胡儿胡女，并主动作媒，让董祀与文姬结合，表现他曲尽人情的思想品德；通过曹操一条被面缝缝补补用了十年的生活细节，表现他的俭朴生活和平民风度，虽则失之夸张，却也是有案可查的。
董祀和周近，是作者特意设计的两个思想性格不同的使者，通过他们对曹操“文治武功”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方面去烘托和渲染曹操的思想作风和丰功伟绩。董祀为人忠厚，作风正派，能够正确理解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民族融和政策，对南匈奴的君臣尊重、诚挚，以礼相待。当蔡文姬处于犹豫和悲苦之中的时候，他又能加以诱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以说，董祀这个人物是曹操政治思想观点的形象化。作者落笔在他身上，而着眼却在曹操身上。周近目光短浅，猜忌多疑，他敬畏曹操，但并不真正理解曹操。他在南匈奴大谈曹操的武功声威，雄才大略，主要为了夸耀汉朝的军事、政治力量，以势压人。人们不难从历史上、甚至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一类人的影子，因此，这一人物也是有典型性的。
总之，剧本通过“文姬归汉”的典型事件，对蔡文姬、曹操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民族政策的胜利，表现了“以国事为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深刻主题，也达到了作者为曹操翻案的目的。
《蔡文姬》于一九五九年最初演出时，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看彩排，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四人帮”横行时期，《蔡文姬》遭到禁锢。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新公演此剧，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
在《蔡文姬》的评论中，不少人提出剧中的曹操形象过于“理想化”，剧本的主题也还不够集中，语言不够凝炼，对有关民族政策的一些描写还有待商榷等等，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武则天》是郭沫若建国后创作的第二个历史话剧，是继《蔡文姬》之后，又一个为历史人物翻案的作品。初稿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年五月号。经过二年多的演出实践，作者对初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将原来的五幕改为四幕，删去几个次要人物，一九六二年九月修改定稿，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
郭沫若为了写这个戏，除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参看了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他认为这“两种剧本都是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于虚构，并把武后写成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①因此，他在充分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从隋朝到初唐这期间，不断出现豪门争权、大臣篡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历史特点，选取徐敬业叛变谋反为中心事件，来设置人物和安排情节，尽量使剧本的人物、地点、时间三者集中统一。作者把地点局限在洛阳，把时间局限在由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把裴炎和骆宾王作为主要反面人物，上官婉儿作为转变人物，在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正面表现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武则天是剧本的主要人物。作者把她处理成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的开明君主。她出身寒微，能体察民间疾苦，提出了“建言十二事”的开明政治主张；精通文史，坚信人定胜天；管理朝政，专心致志，广开言路，明敏果断；用人唯才，“外举不避怨”，不拘资历，不问门第，破格选拔；敢于同豪门贵族作不懈的斗争，又注意“以道德感化天下”。
剧本主要通过平息裴炎、骆宾王串连徐敬业叛变谋反这一主要事件，反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展示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开明君主的思想性格，从而达到为武则天翻案的目的。当太子贤等人在东宫暗藏兵器，图谋不轨的行为被发现后，她主动请唐高宗亲临会审，对太子贤和赵道生、上官婉儿等人，区别罪行的轻重，果断而正确地作出处置，初步表现了她识大体、顾大局、宽宏大量、爱惜人才的政治才干。特别是当她得悉裴炎、骆宾王已串连徐敬业，准备在扬州起兵叛变后，在斗争激烈，形势紫迫的重要时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叛乱迅速平息下来，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更是集中表现了她沉着明敏，多谋善断，精明干练的政治家的性格。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细节去刻画武则天，如通过她对《谏净章》的解释，表现“兼听则明”的思想；对“檄文”的评点，表现她沉着坚定的性格：对《剪彩花》的议论，表现她“人定胜天”的信念。这些，都使武则天的形象更加生动、突出。
上官婉儿是剧中的转变人物，她聪明能干，个性倔强。她的祖父和父亲过去参加叛乱活动，被武则天杀掉，她和母亲也被发配到宫廷充役。最初，她由于想报仇，同情裴炎、骆宾王的阴谋活动。后来，当地于武则天左右侍候之际，逐步认识了武后的为人和各项政治措施，看清了裴炎、骆宾王等阴谋叛乱的反动本质，终于转变过来，检举揭发了裴炎等的罪行。上官婉儿的转变，更加映衬出武则天的宽宏大量和英明睿智。
裴炎是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豪门贵族的代表。他妄图推翻武后，阴谋自立；他两面三刀，阴险狡诈。为了达到篡位的目的，他表面顺从武后，背后大施诡计。他具有一切阴谋家性格中极其残忍的一面，例如，他先是利用太子贤招降纳叛，后又把太子贤暗中杀害；先是利用骆宾王与徐敬业串连，后又把骆宾王秘密禁闭。最后谋反事败，无法抵赖，还拚死宣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千古如此。”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阴谋家，这一反派人物的刻画成功，更加烘托出店代历史上女政治家的非凡品质与杰出才能。
骆宾王是一个畏难苟安的无行文人，他有才艺，但缺乏“器识”，利欲薰心，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年近七十，仍积极参与裴炎、徐敬业的叛乱活动，充当秘密使者。他施出无行文人的伎俩，为裴炎篡位炮制蛊惑人心的民谣，为徐敬业谋叛草拟“讨伐”武后的檄文。作者没有把这个初唐的著名诗人写得更坏，谋叛事败后，他终于有了悔改之意，被发配到杭州灵隐寺剃度为僧。
如果说《蔡文姬》的戏剧冲突是着重以“感情”的色彩展开的话，那么，《武则天》的戏剧冲突则是着重以“理智”的色彩展开的。这种不同，是由剧本的主题思想所决定的。《武则天》中的人物间的复杂关系，是为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决定着，他们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人物的言行，都是受着政治斗争的严格制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此外，台词的议论性，也是《武则天》的一个特点。作者通过人物滔滔不绝的议论，充分展示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这是为剧本特定的思想内容所决定的，也是和它具有的“理智”的色彩分不开的。
作品对武则天形象的塑造，把她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开明君主这个基本方面，还她本来的历史面目，应该说是成功的，也达到了为武则天翻案的目的。但是，作为对一个历史人物实事求是的评价，武则天形象是有些过于“理想化”的。作者说：“翻案何妨傅粉多”①。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准确性。自然，对历史上那些蒙垢的杰出人物，适当他说些好话是应该的；但如傅粉过厚，那也会使读者和观众觉得失真，有违历史剧创作的审美目的。
郭沫若作为著名的戏剧作家，主要从事历史剧创作。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四十年代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历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后，他创作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从思想风格上看，是他在历史剧创作方面的新探索和新收获。
五幕历史话剧《蔡文姬》创作于一九五九年。作者在历史剧创作搁笔多年之后，只用了七天时间，就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初稿，他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①作者所以要选取“文姬归汉”这一事件为曹操翻案，是因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曹操所以赎回蔡文姬，“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纯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的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也不是单纯靠着金壁的收买，而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②所以，通过“文姬归汉”，既可以表现曹操赏识蔡文姬的才干，广罗人才，在发展文化上的贡献；又可以表现曹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风度。
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蔡文姬，是作者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激情加以塑造的，作者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抗战开始由日本回国时，曾写过一首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愿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多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这首诗真实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所以，事隔二十年之后，我们是不难理解作者的这番话的：“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作者在塑造蔡文姬形象时，不仅把蔡文姬抛儿别女的感情和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而且把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境界，也给予了蔡文姬，使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蔡文姬是一位胸怀宽广，诗才横溢的爱国女诗人。她是名儒蔡邕的女儿，在中原的战乱中，幸遇南匈奴左贤王搭救，并结为夫妇，共同生活十二年，生了一男一女。但她一直怀念着故土，怀念着死去的父亲。当曹操平定中原之后，要在文治声教上做一番事业，派使者董祀、周近前往南匈奴迎她归汉，让她继承父业续修《汉书》时，她在“归”与“留”的问题上，却一度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一方面是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促使她归汉继承父业，另一方面又不堪忍受抛儿别女的悲苦，因而“去住两情兮难具陈”。加之副使周近的妄自尊大，声言“大兵随后”，激怒了左贤王，使蔡文姬对归汉更踌躇起来。后来，经过正使董祀的耐心解释和开导规劝，才促使她决定归汉，矛盾是性格发展的基础。蔡文姬并没因此摆脱思念儿女的痛苦，在她南返途中，到了长安郊外父亲蔡邕的墓畔，更是触景生情，悲恸欲绝。只是当董祀再次晓以大义，诚恳地希望她“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才使她如梦初醒，决心“以天下为己任”，最后从个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作者在塑造蔡文姬形象时，让她在归留未定和南返途中，吟着情思凄婉的《胡笳十八拍》的诗章，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蔡文姬归汉的复杂心情，说明《胡笳十八拍》这首千古绝唱，正是蔡文姬用血和泪写成的。剧本还通过曹操误听周近谗言，令董祀自裁，而蔡文姬披发跣足趋而救之的情节，表现了蔡文姬胸怀磊落，仗义执言的思想品格。
蔡文姬归汉后，用了八年功夫，追忆、整理出蔡邕的遗著四百多篇，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贡献。最后，作者还让她写出了胸怀开阔的诗篇《重睹芳华》：“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十有二载呵毡幕风砂。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金壁赎我呵重睹芳华。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所幸今日呵遐迩一家。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这样，就使蔡文姬的思想感情，终于飞跃到“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崇高境界。
曹操是剧本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作者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的正面形象。这一形象，与《三国演义》和过去舞台上的曹操形象截然不同，他不再是“乱世的奸雄”，而是治国、平天下的贤明宰相和民族英雄。作者采取间接烘托与直接描写，侧面渲染与正面表现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刻划曹操的形象。在前三幕中，曹操虽然没有出场，但通过使者董祀、周近的间接烘托和侧面渲染，他的思想性格和丰功伟绩，已经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到了第四、第五幕曹操出场后，作者对他的思想性格和文治声教，作了进一步的直接描写和正面表现，这就使曹操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明起来，终于刻画成了一位潇洒豪放、谈笑风生，具有平民风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动人形象。
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出色的军事家，在第一幕中，通过董祀与蔡文姬会面的场面就作了生动的描述。曹操主张“天地间，人为贵”。他“爱兵如命，视民如伤”。是他，“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在第二幕中，又通过周近和单于、去卑的谈话，歌颂曹操“会做诗、会写字、会下棋、会骑马射箭，会用兵、会用人。他的手下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当机立断，执法如山”，“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曹操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又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作者在第四幕中，通过他与曹丕评骘《胡笳十八拍》的具体情节，对人物作了细致的刻画。他吟哦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不断拍案叫绝：“好诗，好诗！”“好大的气魄，有胆力，说得出！”“简直是血写成的！”而曹丕赞赏文姬的诗，则着重在“多么精巧，多么和谐”的技巧方面。这种评论的不同，表明曹操的着眼点更高，看出他作为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对诗歌具有高深的造诣。
曹操作为一个贤明丞相，具有政治家的坦荡胸怀，他严峻果断，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但又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曾经听信周近的谗言，误判董祀“暗通关节，行为不端”，令其自裁，但当他发现自己由于轻信，主观武断，冤枉了董祀的时候，立刻撤销前令，把董祀晋升为长安典农中郎将，并从中吸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教训，这是十分可贵的。
剧本还通过曹操关怀蔡文姬的家庭生活，派人到南匈奴接回胡儿胡女，并主动作媒，让董祀与文姬结合，表现他曲尽人情的思想品德；通过曹操一条被面缝缝补补用了十年的生活细节，表现他的俭朴生活和平民风度，虽则失之夸张，却也是有案可查的。
董祀和周近，是作者特意设计的两个思想性格不同的使者，通过他们对曹操“文治武功”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方面去烘托和渲染曹操的思想作风和丰功伟绩。董祀为人忠厚，作风正派，能够正确理解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民族融和政策，对南匈奴的君臣尊重、诚挚，以礼相待。当蔡文姬处于犹豫和悲苦之中的时候，他又能加以诱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以说，董祀这个人物是曹操政治思想观点的形象化。作者落笔在他身上，而着眼却在曹操身上。周近目光短浅，猜忌多疑，他敬畏曹操，但并不真正理解曹操。他在南匈奴大谈曹操的武功声威，雄才大略，主要为了夸耀汉朝的军事、政治力量，以势压人。人们不难从历史上、甚至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一类人的影子，因此，这一人物也是有典型性的。
总之，剧本通过“文姬归汉”的典型事件，对蔡文姬、曹操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民族政策的胜利，表现了“以国事为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深刻主题，也达到了作者为曹操翻案的目的。
《蔡文姬》于一九五九年最初演出时，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看彩排，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四人帮”横行时期，《蔡文姬》遭到禁锢。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新公演此剧，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
在《蔡文姬》的评论中，不少人提出剧中的曹操形象过于“理想化”，剧本的主题也还不够集中，语言不够凝炼，对有关民族政策的一些描写还有待商榷等等，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武则天》是郭沫若建国后创作的第二个历史话剧，是继《蔡文姬》之后，又一个为历史人物翻案的作品。初稿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年五月号。经过二年多的演出实践，作者对初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将原来的五幕改为四幕，删去几个次要人物，一九六二年九月修改定稿，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
郭沫若为了写这个戏，除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参看了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他认为这“两种剧本都是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于虚构，并把武后写成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①因此，他在充分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从隋朝到初唐这期间，不断出现豪门争权、大臣篡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历史特点，选取徐敬业叛变谋反为中心事件，来设置人物和安排情节，尽量使剧本的人物、地点、时间三者集中统一。作者把地点局限在洛阳，把时间局限在由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把裴炎和骆宾王作为主要反面人物，上官婉儿作为转变人物，在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正面表现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武则天是剧本的主要人物。作者把她处理成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的开明君主。她出身寒微，能体察民间疾苦，提出了“建言十二事”的开明政治主张；精通文史，坚信人定胜天；管理朝政，专心致志，广开言路，明敏果断；用人唯才，“外举不避怨”，不拘资历，不问门第，破格选拔；敢于同豪门贵族作不懈的斗争，又注意“以道德感化天下”。
剧本主要通过平息裴炎、骆宾王串连徐敬业叛变谋反这一主要事件，反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展示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开明君主的思想性格，从而达到为武则天翻案的目的。当太子贤等人在东宫暗藏兵器，图谋不轨的行为被发现后，她主动请唐高宗亲临会审，对太子贤和赵道生、上官婉儿等人，区别罪行的轻重，果断而正确地作出处置，初步表现了她识大体、顾大局、宽宏大量、爱惜人才的政治才干。特别是当她得悉裴炎、骆宾王已串连徐敬业，准备在扬州起兵叛变后，在斗争激烈，形势紫迫的重要时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叛乱迅速平息下来，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更是集中表现了她沉着明敏，多谋善断，精明干练的政治家的性格。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细节去刻画武则天，如通过她对《谏净章》的解释，表现“兼听则明”的思想；对“檄文”的评点，表现她沉着坚定的性格：对《剪彩花》的议论，表现她“人定胜天”的信念。这些，都使武则天的形象更加生动、突出。
上官婉儿是剧中的转变人物，她聪明能干，个性倔强。她的祖父和父亲过去参加叛乱活动，被武则天杀掉，她和母亲也被发配到宫廷充役。最初，她由于想报仇，同情裴炎、骆宾王的阴谋活动。后来，当地于武则天左右侍候之际，逐步认识了武后的为人和各项政治措施，看清了裴炎、骆宾王等阴谋叛乱的反动本质，终于转变过来，检举揭发了裴炎等的罪行。上官婉儿的转变，更加映衬出武则天的宽宏大量和英明睿智。
裴炎是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豪门贵族的代表。他妄图推翻武后，阴谋自立；他两面三刀，阴险狡诈。为了达到篡位的目的，他表面顺从武后，背后大施诡计。他具有一切阴谋家性格中极其残忍的一面，例如，他先是利用太子贤招降纳叛，后又把太子贤暗中杀害；先是利用骆宾王与徐敬业串连，后又把骆宾王秘密禁闭。最后谋反事败，无法抵赖，还拚死宣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千古如此。”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阴谋家，这一反派人物的刻画成功，更加烘托出店代历史上女政治家的非凡品质与杰出才能。
骆宾王是一个畏难苟安的无行文人，他有才艺，但缺乏“器识”，利欲薰心，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年近七十，仍积极参与裴炎、徐敬业的叛乱活动，充当秘密使者。他施出无行文人的伎俩，为裴炎篡位炮制蛊惑人心的民谣，为徐敬业谋叛草拟“讨伐”武后的檄文。作者没有把这个初唐的著名诗人写得更坏，谋叛事败后，他终于有了悔改之意，被发配到杭州灵隐寺剃度为僧。
如果说《蔡文姬》的戏剧冲突是着重以“感情”的色彩展开的话，那么，《武则天》的戏剧冲突则是着重以“理智”的色彩展开的。这种不同，是由剧本的主题思想所决定的。《武则天》中的人物间的复杂关系，是为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决定着，他们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人物的言行，都是受着政治斗争的严格制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此外，台词的议论性，也是《武则天》的一个特点。作者通过人物滔滔不绝的议论，充分展示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这是为剧本特定的思想内容所决定的，也是和它具有的“理智”的色彩分不开的。
作品对武则天形象的塑造，把她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开明君主这个基本方面，还她本来的历史面目，应该说是成功的，也达到了为武则天翻案的目的。但是，作为对一个历史人物实事求是的评价，武则天形象是有些过于“理想化”的。作者说：“翻案何妨傅粉多”①。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准确性。自然，对历史上那些蒙垢的杰出人物，适当他说些好话是应该的；但如傅粉过厚，那也会使读者和观众觉得失真，有违历史剧创作的审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