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第一节 概述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①不过，与戏剧以及小说、诗歌等相比，电影文学在我国还是一种相当年轻的品种。从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影小组开始领导国统区的进步电影事业起，电影才改变了摄制故事片只搞故事梗概或“幕表”的落后状况，产生了作为制片依据的电影文学剧本。而且，进步的电影文学创作，又是在白色恐怖和电影业资本家种种限制下进行的。中国电影从产生起就“根基浅、底子薄”，“先天不足”②，不象其他文艺体裁那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世代相传的创作经验和比较宏大的创作队伍。尽管如此，中国电影还是在拓荒开路中向前发展。
在解放战争期间，电影文学的创作发展较快，在国统区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如《松花江上》（金山编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又如《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剧）、《丽人行》（田汉编剧）、《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乌鸦与麻雀》（陈白尘执笔）等电影剧本，通过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深刻揭露，透出对未来光明的热情呼唤，有力地配合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一般说都在三十年代国统区进步电影剧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
在解放区，电影文学创作从无到有，为解放后全面创建人民电影事业做了准备。早在一九四六年，延安电影制片厂的陈波儿、伊明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伊琳，就先后写了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边区劳动英雄》和《留下他打老蒋》等故事片剧本，这是解放区人民电影文学初创时期的试笔之作。党对电影事业十分关怀。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对人民电影事业初创时期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中央指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结果将是窒息新的电影事业的生长，因而反倒帮助了旧的有害的影片夺得市场。”所以，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要求要实事求是。“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细节上的完美只能逐步达到，不能一蹴而就，这是要在实践、批评与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做到的。”指示还正确强调了电影题材多样化的问题：“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进步名著，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古代的历史故事亦可以选择。”①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切实，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电影编剧工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桥》（于敏）、《光芒万丈》（陈波儿、许珂）、《中华女儿》（颜一烟）等反映工业建设和东北抗日联军英雄事迹的电影剧本。其中《中华女儿》，在建国初普遍放映，影响很大，并在第五届国际电影比赛大会上，荣获“人民解放斗争奖”，第一次为人民电影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批电影剧本的创作和上述国统区进步电影创作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创建人民电影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的开端是良好的。可以说，新中国电影史打开的第一个篇章是光辉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举办的“国营电影新片展览月”，展出了二十六部新片（其中有六部纪录片）。这一批电影剧本的产生正是在建国前电影文学创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的指导下涌现出来的。这些剧本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生活，选取了较为多样的题材。水华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在保持原作精华的同时，做了不少适合电影特点的丰富和补充，生动表现了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揭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的深刻主题。于敏的《赵一曼》，再现了抗日烈士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武兆堤等原著、成荫改编的《钢铁战士》，塑造了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人民战士的崇高形象。贾克、赵寻的《民主青年进行曲》，描写了国统区的工人、学生为迎接全国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另外，反映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有孙谦的《光荣人家》；表现工人阶级内部新思想、新作风和旧思想、旧作风的斗争的，有吴祖光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红旗歌》和于敏的《高歌猛进》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反映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的。经历过长期斗争终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熟悉这些生活，并从对昔日斗争的回顾中，重新认识自己，教育和提高自己。这正是建国初期这些电影深受观众欢迎的根本原因。其中《白毛女》和《钢铁战士》，不仅在国内观众中反应强烈，而且在国际上也赢得了比较高的评价。在一九五一年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获“和平奖”。
新中国电影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和逐步壮大，对电影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这支队伍中，有象田汉、夏衍、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沈浮、孙瑜、柯灵、郑君里等这些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国统区领导和从事进步电影事业的作家，也有从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如水华、林杉、武兆堤、成荫、于敏、孙谦等。如果说前者在理论和创作经验的武装上要强一些的话，那么后者对革命战争和工农兵生活的熟悉以及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却使他们很快就出了成果，有的连续写了几部电影剧本；而正是这批作者推出了新中国电影史的“片头”，“为中国自有电影以来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党在国统区领导的进步电影所难以设想的非凡情景！”①
但是，如何运用电影这一形式表现崭新的生活，毕竟是新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新课题。建国后头两年的电影文学创作，虽然取得了上述的成绩，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有些作品存在着那种所谓“记录风格”，局限于事件的罗列，对生活缺乏艺术的提炼和概括；有的作品用抽象概念的讲述代替了对主题思想的形象的表达，作家不是对电影中的人物进行真实而生动的描绘，而是“变成了主人公硬性的提线人，甚至是强制他们行动的暴君。”②同时，在电影剧本编写的技巧上，也忽视这一视觉艺术的某些特殊规律，忽视对国统区进步电影剧作优良传统的继承。这对新中国电影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新片展览月”刚结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就开始了。这次批判运动，一方面是试图对电影工作音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一方面由于它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艺术问题，也迫使不少电影工作者产生了搞创作危险的情绪，面对诸如要求电影写政策、写“重大题材”等清规戒律疑虑重重、裹足不前；这就大大影响了电影文学创作的前进步伐。例如，一九五一年没有写出什么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五二年的电影剧本也很少，而仅有的几部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也未达到运动前的水平。为了扭转电影生产远远落后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形势和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局面，全国文协和文化部电影局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召开了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尖锐地指出了电影剧本数量少、质量低、不能满足电影制片需求，问题的症结在于电影的领导方面：他们忽视艺术创作规律，不顾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经常从主观愿望出发，用行政手段“分配”题材和主题，而如此“分配”的任务就往往落空；另一方面，编剧人员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成的剧本又往往被否定，或者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再加上电影剧本审查手续的繁复，造成了电影制片厂经常“停工待料”。同年九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对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简单粗暴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批评，也促使电影界进一步正视自己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颁布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对电影的各个片种均应加以适当的重视。首先，应加强故事片的创作，真实地表现我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各方面的生活和斗争，特别表现人民的新生活，创造新的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又指出：“电影题材计划，必须根据广大观众的需要与编剧力量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同时注意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除组织新的创作外，应尽量利用为人民所喜爱的我国现代和古典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①这些正确的方针对扭转电影文学创作的落后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这两年，电影文学创作有了转机和新的起色，产生了如《鸡毛信》（张骏祥）、《渡江侦察记》（沈默君）、《董存瑞》（丁洪、赵寰）、《平原游击队》（邢野等）、《南岛风云》（李英敏）、《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怒海轻骑》（海政文化部）、《宋景诗》（陈白尘等）等比较优秀的电影。这批电影文学剧本，无论从选材的广泛性和电影表现手段的运用上，还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新的提高和突破。如《董存瑞》就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董存瑞这位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人物，在剧中得到了真实而又生动的表现。剧作家以严谨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着眼点集中在对人的描绘上，抓住了人物的性格，既注意到传记片的真实性，又不拘泥于真人真事，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下了功夫。在艺术方面，剧作家也初步克服了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忽视电影编剧技巧的缺点，注意视觉形象的特点和画面的组接，成功地运用了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从而把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文艺的春天，电影自然也分享到滋养百花的煦风甘露，在前两年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大步向前迈进，这一年电影剧作园地欣欣向荣，一派生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突破了往年。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上甘岭》（林杉等编剧），它通过坑道缺水给人们带来的严峻考验，塑造了张忠发这一闪耀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光芒的战士形象，在新中国电影剧作中是一个新的开拓。青年电影剧作者海默选取新的题材，写出了《母亲》，塑造了在漫长岁月中为革命而斗争的母亲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个给新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气的优秀作品，张慧剑的《李时珍》为我国明代伟大的药学家、医学家李时珍立了传，赞美了他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高贵品格。他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电影文学剧本中出现的古代科学家的形象。如果说李时珍还不过是古人，那么《情长谊深》（徐昌霖）则写了生活在新中国的两个老科学家的形象，歌颂他们坚持真理、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祝福》和陈西禾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则是把现代文学名著改成电影剧本的成功尝试。这种改编，不仅扩大了现代文学名著的社会影响，而且也丰富了电影创作的题材来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年里，电影的风格也多样化了，胡石言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柳堡的故事》和杨履方根据自己同名话剧改编的《布谷鸟又叫了》这两部电影，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提炼上，显然都在抛弃一些旧的套套，追求一种活泼、健康的新意。这与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活跃是密切相关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柳堡的故事》的成就，在于它突破了某些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的框框，以抒情诗一般的笔调，真实地描写了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之间的纯洁爱情，表现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革命集体又应关心个人的深刻主题。《布谷鸟又叫了》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批判了那种“不关心人”的官僚主义和在“革命”面孔掩盖下的极端自私的丑恶本质。此外，《新局长到来之前》（于彦夫据同名话剧改编）对于官僚主义和庸俗作风的揭露和批判，不仅内容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讽刺喜剧的艺术形式也新颖活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量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党提出的“双百”方针，确实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保证。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整个文艺事业开始受挫，电影受挫尤甚。钟惦棐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对发展电影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可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下，被当作“反对党领导电影事业”、“要求电影自由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而一批再批。电影评论中简单粗暴之风又起。一九五八年，配合社会上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一九五六年下一九五七年产生的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电影剧本被当作“白旗”来拔：《情长谊深》被指责为“取消党的领导”：《布谷鸟又叫了》被说成是“歪曲现实和歪曲党的领导”；反映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夜城》（柯灵），被说成是“美化剥削阶级”；《新局长到来之前》被禁映，等等。于是，电影编剧工作者在现代题材面前望而却步，不得已而涉及者，则多是粉饰现实的虚夸不实之作，是没有生命的纸糊假花。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出现的一百多部反映现代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作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党所领导的进步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国以来新的人民电影逐步打下的基础，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电影创作健康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被一九五七年的“左”倾和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所完全摧毁（“左”倾文艺思潮也还没有发展到象后来那样的严重程度）。人民电影仍在复杂的斗争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曲折道路。广大的电影文学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劳动，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献给了国庆十周年。一九五九年十月，文化部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检阅了三十八部故事影片。当然，如同戏剧文学一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优秀的电影文学作品多半只能是那些取材于历史的，因为这些作品可以避开现实中许多还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在历史题村的领域里，电影作者比较能够放开手来写，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作品。首先是取材于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作品：《聂耳》（于伶等）不仅塑造了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的真实生动的形象，也热情歌颂了左翼文艺运动，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党的女儿》（林杉）、《战火中的青春》（陆柱国等）、《回民支队》（李俊）等，在表现中国人民昨天的战争方面，比之建国初期的作品有了新的提高。不少取材于革命史的优秀小说、话剧，被改编为电影，也大大推动了电影的繁荣。如《青春之歌》（杨沫）、《林家铺子》（夏衍）、《红旗谱》（胡苏等）、《风暴》（金山）、《万水千山》（孙谦等）等，都既能保持原作长处，又能发挥电影特点，作出新的补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林则徐》（叶元）把取材的视野扩展到更早一些的时代，成功地把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林则徐搬上了银幕，这是继《宋景诗》、《李时珍》之后又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片，而且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成功。作者不仅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敢于正面肯定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志士仁人”的历史地位，而且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基础上，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
在一九五九年这个电影的相对“高产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有好的，但一是不多，二是也多少带着当时某些错误思潮给打上的斑痕。然而，只要是真正从生活出发，认真写了人物，又不完全迎合一时之见的，仍不失为较好的作品，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五朵金花》（季康等）、《老兵新传》（李準）、《今天我休息》（李天济）等，写出了我们时代新人的形象，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艺术上也各有新意。
但是，国庆十周年时出现的繁荣局面并没有能继续保持下去。一九五九年冬开始的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再加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都对电影创作的发展很不利，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尽管也产生了象《红色娘子军》（梁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这样的好作品，但整个说来，好的电影是不多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脱离实际的批判运动中形成的一些条条框框，严重地禁锢着电影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党看到了调整文艺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批评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艺术规律的种种“左”倾文艺思潮的表现，强调了艺术民主。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进一步贯彻了这一精神。翟白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就是电影界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始活跃的象征。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电影文学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一次高潮中出现的作品，虽然从数量上看并没有超过国庆十周年献礼，但在质量上却大大迈进了一步。象《甲午风云》（希侬等）、《早春二月》（谢铁骊）、《小兵张嘎》（徐光耀）、《农奴》（黄宗江）、《兵临城下》（白刃等）、《李双双》（李準）、《红日》（瞿白音）、《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等，代表了新中国电影创作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就其艺术成就看，可以说在当时反接近国际电影先进水平的。这些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艺术功力，不仅超过了建国初期的作品，而且也强于一九五九年的大部分作品。象邓世昌（《甲午风云》）、萧涧秋（《早春二月》）、嘎子（《小兵张嘎》）、强巴（《农奴》）、李双双（《李双双》）等形象，写得各有时代特色和生动的个性。特别象赵崇武（《兵临城下》）这一形象的塑造，冲破了多年流行的脸谱化的老套子，真实揭示了他从坚持反动立场到弃暗投明的转变过程，十分真实习可信。《红日》对张灵甫的描写也有新的创造。这些银幕形象，将在中国电影长廊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六十年代初我国电影创作在质量上的提高，除了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所给予的保证之外，从电影界本身看，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一支不断成长壮大的、又红又专的电影剧作家队伍，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支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建国初会师的那一批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电影剧作家外，建国后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又有海默、瞿白音、沈默君、艾明之、梁信、张天民、李準、谢铁骊和白桦等，他们对新中国电影事业部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特别象海默这样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电影创作，而又那样认真、执着并有突出成就的作家，是十分可贵的。他的《母亲》、《洞萧横吹》等都是颇有影响的作品，可惜他正在创作的旺年，就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其次，重视电影理论和编剧技巧的研究。人民电影的初创时期，曾提倡过在纪录片基础上发展故事片剧本创作的所谓“纪录风格”，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编剧工作者迫切要求提高电影编剧的技巧，打破这种“纪录风格”，而在充分运用电影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上下功夫。为了满足电影艺术研究的要求，不断增多的电影刊物提供了讨论、争鸣的园地并介绍外国的动态和经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传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如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讲述了电影创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使广大电影编剧工作者受益匪浅。经过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探索与实践，不仅许多电影编剧工作者逐渐掌握了电影文学的艺术规律，写作技巧大大提高，而且不少的编剧和导演，艺术上逐步成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整个电影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在建国初期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以后的道路则是坎坷不平的。十七年中尽管时有干扰，但总地看来，它还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只有当十七年中那些“左”的错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加以利用并推向极端的时候，电影创作的发展道路才被堵塞了，这里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①不过，与戏剧以及小说、诗歌等相比，电影文学在我国还是一种相当年轻的品种。从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影小组开始领导国统区的进步电影事业起，电影才改变了摄制故事片只搞故事梗概或“幕表”的落后状况，产生了作为制片依据的电影文学剧本。而且，进步的电影文学创作，又是在白色恐怖和电影业资本家种种限制下进行的。中国电影从产生起就“根基浅、底子薄”，“先天不足”②，不象其他文艺体裁那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世代相传的创作经验和比较宏大的创作队伍。尽管如此，中国电影还是在拓荒开路中向前发展。
在解放战争期间，电影文学的创作发展较快，在国统区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如《松花江上》（金山编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又如《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剧）、《丽人行》（田汉编剧）、《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乌鸦与麻雀》（陈白尘执笔）等电影剧本，通过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深刻揭露，透出对未来光明的热情呼唤，有力地配合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一般说都在三十年代国统区进步电影剧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
在解放区，电影文学创作从无到有，为解放后全面创建人民电影事业做了准备。早在一九四六年，延安电影制片厂的陈波儿、伊明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伊琳，就先后写了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边区劳动英雄》和《留下他打老蒋》等故事片剧本，这是解放区人民电影文学初创时期的试笔之作。党对电影事业十分关怀。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对人民电影事业初创时期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中央指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结果将是窒息新的电影事业的生长，因而反倒帮助了旧的有害的影片夺得市场。”所以，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要求要实事求是。“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细节上的完美只能逐步达到，不能一蹴而就，这是要在实践、批评与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做到的。”指示还正确强调了电影题材多样化的问题：“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进步名著，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古代的历史故事亦可以选择。”①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切实，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电影编剧工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桥》（于敏）、《光芒万丈》（陈波儿、许珂）、《中华女儿》（颜一烟）等反映工业建设和东北抗日联军英雄事迹的电影剧本。其中《中华女儿》，在建国初普遍放映，影响很大，并在第五届国际电影比赛大会上，荣获“人民解放斗争奖”，第一次为人民电影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批电影剧本的创作和上述国统区进步电影创作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创建人民电影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的开端是良好的。可以说，新中国电影史打开的第一个篇章是光辉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举办的“国营电影新片展览月”，展出了二十六部新片（其中有六部纪录片）。这一批电影剧本的产生正是在建国前电影文学创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的指导下涌现出来的。这些剧本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生活，选取了较为多样的题材。水华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在保持原作精华的同时，做了不少适合电影特点的丰富和补充，生动表现了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揭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的深刻主题。于敏的《赵一曼》，再现了抗日烈士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武兆堤等原著、成荫改编的《钢铁战士》，塑造了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人民战士的崇高形象。贾克、赵寻的《民主青年进行曲》，描写了国统区的工人、学生为迎接全国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另外，反映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有孙谦的《光荣人家》；表现工人阶级内部新思想、新作风和旧思想、旧作风的斗争的，有吴祖光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红旗歌》和于敏的《高歌猛进》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反映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的。经历过长期斗争终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熟悉这些生活，并从对昔日斗争的回顾中，重新认识自己，教育和提高自己。这正是建国初期这些电影深受观众欢迎的根本原因。其中《白毛女》和《钢铁战士》，不仅在国内观众中反应强烈，而且在国际上也赢得了比较高的评价。在一九五一年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获“和平奖”。
新中国电影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和逐步壮大，对电影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这支队伍中，有象田汉、夏衍、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沈浮、孙瑜、柯灵、郑君里等这些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国统区领导和从事进步电影事业的作家，也有从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如水华、林杉、武兆堤、成荫、于敏、孙谦等。如果说前者在理论和创作经验的武装上要强一些的话，那么后者对革命战争和工农兵生活的熟悉以及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却使他们很快就出了成果，有的连续写了几部电影剧本；而正是这批作者推出了新中国电影史的“片头”，“为中国自有电影以来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党在国统区领导的进步电影所难以设想的非凡情景！”①
但是，如何运用电影这一形式表现崭新的生活，毕竟是新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新课题。建国后头两年的电影文学创作，虽然取得了上述的成绩，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有些作品存在着那种所谓“记录风格”，局限于事件的罗列，对生活缺乏艺术的提炼和概括；有的作品用抽象概念的讲述代替了对主题思想的形象的表达，作家不是对电影中的人物进行真实而生动的描绘，而是“变成了主人公硬性的提线人，甚至是强制他们行动的暴君。”②同时，在电影剧本编写的技巧上，也忽视这一视觉艺术的某些特殊规律，忽视对国统区进步电影剧作优良传统的继承。这对新中国电影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新片展览月”刚结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就开始了。这次批判运动，一方面是试图对电影工作音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一方面由于它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艺术问题，也迫使不少电影工作者产生了搞创作危险的情绪，面对诸如要求电影写政策、写“重大题材”等清规戒律疑虑重重、裹足不前；这就大大影响了电影文学创作的前进步伐。例如，一九五一年没有写出什么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五二年的电影剧本也很少，而仅有的几部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也未达到运动前的水平。为了扭转电影生产远远落后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形势和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局面，全国文协和文化部电影局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召开了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尖锐地指出了电影剧本数量少、质量低、不能满足电影制片需求，问题的症结在于电影的领导方面：他们忽视艺术创作规律，不顾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经常从主观愿望出发，用行政手段“分配”题材和主题，而如此“分配”的任务就往往落空；另一方面，编剧人员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成的剧本又往往被否定，或者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再加上电影剧本审查手续的繁复，造成了电影制片厂经常“停工待料”。同年九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对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简单粗暴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批评，也促使电影界进一步正视自己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颁布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对电影的各个片种均应加以适当的重视。首先，应加强故事片的创作，真实地表现我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各方面的生活和斗争，特别表现人民的新生活，创造新的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又指出：“电影题材计划，必须根据广大观众的需要与编剧力量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同时注意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除组织新的创作外，应尽量利用为人民所喜爱的我国现代和古典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①这些正确的方针对扭转电影文学创作的落后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这两年，电影文学创作有了转机和新的起色，产生了如《鸡毛信》（张骏祥）、《渡江侦察记》（沈默君）、《董存瑞》（丁洪、赵寰）、《平原游击队》（邢野等）、《南岛风云》（李英敏）、《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怒海轻骑》（海政文化部）、《宋景诗》（陈白尘等）等比较优秀的电影。这批电影文学剧本，无论从选材的广泛性和电影表现手段的运用上，还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新的提高和突破。如《董存瑞》就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董存瑞这位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人物，在剧中得到了真实而又生动的表现。剧作家以严谨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着眼点集中在对人的描绘上，抓住了人物的性格，既注意到传记片的真实性，又不拘泥于真人真事，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下了功夫。在艺术方面，剧作家也初步克服了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忽视电影编剧技巧的缺点，注意视觉形象的特点和画面的组接，成功地运用了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从而把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文艺的春天，电影自然也分享到滋养百花的煦风甘露，在前两年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大步向前迈进，这一年电影剧作园地欣欣向荣，一派生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突破了往年。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上甘岭》（林杉等编剧），它通过坑道缺水给人们带来的严峻考验，塑造了张忠发这一闪耀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光芒的战士形象，在新中国电影剧作中是一个新的开拓。青年电影剧作者海默选取新的题材，写出了《母亲》，塑造了在漫长岁月中为革命而斗争的母亲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个给新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气的优秀作品，张慧剑的《李时珍》为我国明代伟大的药学家、医学家李时珍立了传，赞美了他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高贵品格。他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电影文学剧本中出现的古代科学家的形象。如果说李时珍还不过是古人，那么《情长谊深》（徐昌霖）则写了生活在新中国的两个老科学家的形象，歌颂他们坚持真理、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祝福》和陈西禾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则是把现代文学名著改成电影剧本的成功尝试。这种改编，不仅扩大了现代文学名著的社会影响，而且也丰富了电影创作的题材来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年里，电影的风格也多样化了，胡石言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柳堡的故事》和杨履方根据自己同名话剧改编的《布谷鸟又叫了》这两部电影，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提炼上，显然都在抛弃一些旧的套套，追求一种活泼、健康的新意。这与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活跃是密切相关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柳堡的故事》的成就，在于它突破了某些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的框框，以抒情诗一般的笔调，真实地描写了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之间的纯洁爱情，表现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革命集体又应关心个人的深刻主题。《布谷鸟又叫了》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批判了那种“不关心人”的官僚主义和在“革命”面孔掩盖下的极端自私的丑恶本质。此外，《新局长到来之前》（于彦夫据同名话剧改编）对于官僚主义和庸俗作风的揭露和批判，不仅内容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讽刺喜剧的艺术形式也新颖活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量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党提出的“双百”方针，确实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保证。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整个文艺事业开始受挫，电影受挫尤甚。钟惦棐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对发展电影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可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下，被当作“反对党领导电影事业”、“要求电影自由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而一批再批。电影评论中简单粗暴之风又起。一九五八年，配合社会上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一九五六年下一九五七年产生的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电影剧本被当作“白旗”来拔：《情长谊深》被指责为“取消党的领导”：《布谷鸟又叫了》被说成是“歪曲现实和歪曲党的领导”；反映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夜城》（柯灵），被说成是“美化剥削阶级”；《新局长到来之前》被禁映，等等。于是，电影编剧工作者在现代题材面前望而却步，不得已而涉及者，则多是粉饰现实的虚夸不实之作，是没有生命的纸糊假花。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出现的一百多部反映现代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作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党所领导的进步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国以来新的人民电影逐步打下的基础，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电影创作健康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被一九五七年的“左”倾和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所完全摧毁（“左”倾文艺思潮也还没有发展到象后来那样的严重程度）。人民电影仍在复杂的斗争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曲折道路。广大的电影文学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劳动，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献给了国庆十周年。一九五九年十月，文化部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检阅了三十八部故事影片。当然，如同戏剧文学一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优秀的电影文学作品多半只能是那些取材于历史的，因为这些作品可以避开现实中许多还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在历史题村的领域里，电影作者比较能够放开手来写，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作品。首先是取材于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作品：《聂耳》（于伶等）不仅塑造了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的真实生动的形象，也热情歌颂了左翼文艺运动，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党的女儿》（林杉）、《战火中的青春》（陆柱国等）、《回民支队》（李俊）等，在表现中国人民昨天的战争方面，比之建国初期的作品有了新的提高。不少取材于革命史的优秀小说、话剧，被改编为电影，也大大推动了电影的繁荣。如《青春之歌》（杨沫）、《林家铺子》（夏衍）、《红旗谱》（胡苏等）、《风暴》（金山）、《万水千山》（孙谦等）等，都既能保持原作长处，又能发挥电影特点，作出新的补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林则徐》（叶元）把取材的视野扩展到更早一些的时代，成功地把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林则徐搬上了银幕，这是继《宋景诗》、《李时珍》之后又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片，而且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成功。作者不仅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敢于正面肯定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志士仁人”的历史地位，而且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基础上，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
在一九五九年这个电影的相对“高产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有好的，但一是不多，二是也多少带着当时某些错误思潮给打上的斑痕。然而，只要是真正从生活出发，认真写了人物，又不完全迎合一时之见的，仍不失为较好的作品，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五朵金花》（季康等）、《老兵新传》（李準）、《今天我休息》（李天济）等，写出了我们时代新人的形象，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艺术上也各有新意。
但是，国庆十周年时出现的繁荣局面并没有能继续保持下去。一九五九年冬开始的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再加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都对电影创作的发展很不利，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尽管也产生了象《红色娘子军》（梁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这样的好作品，但整个说来，好的电影是不多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脱离实际的批判运动中形成的一些条条框框，严重地禁锢着电影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党看到了调整文艺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批评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艺术规律的种种“左”倾文艺思潮的表现，强调了艺术民主。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进一步贯彻了这一精神。翟白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就是电影界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始活跃的象征。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电影文学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一次高潮中出现的作品，虽然从数量上看并没有超过国庆十周年献礼，但在质量上却大大迈进了一步。象《甲午风云》（希侬等）、《早春二月》（谢铁骊）、《小兵张嘎》（徐光耀）、《农奴》（黄宗江）、《兵临城下》（白刃等）、《李双双》（李準）、《红日》（瞿白音）、《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等，代表了新中国电影创作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就其艺术成就看，可以说在当时反接近国际电影先进水平的。这些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艺术功力，不仅超过了建国初期的作品，而且也强于一九五九年的大部分作品。象邓世昌（《甲午风云》）、萧涧秋（《早春二月》）、嘎子（《小兵张嘎》）、强巴（《农奴》）、李双双（《李双双》）等形象，写得各有时代特色和生动的个性。特别象赵崇武（《兵临城下》）这一形象的塑造，冲破了多年流行的脸谱化的老套子，真实揭示了他从坚持反动立场到弃暗投明的转变过程，十分真实习可信。《红日》对张灵甫的描写也有新的创造。这些银幕形象，将在中国电影长廊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六十年代初我国电影创作在质量上的提高，除了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所给予的保证之外，从电影界本身看，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一支不断成长壮大的、又红又专的电影剧作家队伍，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支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建国初会师的那一批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电影剧作家外，建国后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又有海默、瞿白音、沈默君、艾明之、梁信、张天民、李準、谢铁骊和白桦等，他们对新中国电影事业部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特别象海默这样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电影创作，而又那样认真、执着并有突出成就的作家，是十分可贵的。他的《母亲》、《洞萧横吹》等都是颇有影响的作品，可惜他正在创作的旺年，就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其次，重视电影理论和编剧技巧的研究。人民电影的初创时期，曾提倡过在纪录片基础上发展故事片剧本创作的所谓“纪录风格”，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编剧工作者迫切要求提高电影编剧的技巧，打破这种“纪录风格”，而在充分运用电影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上下功夫。为了满足电影艺术研究的要求，不断增多的电影刊物提供了讨论、争鸣的园地并介绍外国的动态和经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传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如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讲述了电影创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使广大电影编剧工作者受益匪浅。经过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探索与实践，不仅许多电影编剧工作者逐渐掌握了电影文学的艺术规律，写作技巧大大提高，而且不少的编剧和导演，艺术上逐步成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整个电影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在建国初期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以后的道路则是坎坷不平的。十七年中尽管时有干扰，但总地看来，它还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只有当十七年中那些“左”的错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加以利用并推向极端的时候，电影创作的发展道路才被堵塞了，这里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