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衍的电影理论及其创作实践]
第二节 夏衍的电影理论及其创作实践
夏衍，原名沈端先，一九○○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没落小地主家庭。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不仅积极从事电影和戏剧的创作，而且参与左翼电影和戏剧活动的领导工作。为了推动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了由夏衍负责的电影小组。这个小组为“明星”、“艺华”、“联华”等电影公司创作了一批思想内容比较进步的电影剧本。夏衍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先后创作或改编了《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文学剧本，加强了在电影界的革命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夏衍与于伶、宋之的等在重庆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团结国统区戏剧界人士，推动抗日与民主的宣传。总之，夏衍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电影与戏剧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建国后，夏衍在担任文化工作的一些领导职务的同时，在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方面也有新的建树和新的收获。一九六三年，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电影论文集》，不仅总结了中国电影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中国电影的革命传统，而且对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上，夏衍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主张题材要丰富多样，塑造人物要真实生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关于作品选材问题，他说：“既要鼓励作：家创作反映当前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新生活各个方面的作品，又要鼓励作家创作反映近百年来、特别是四十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作品；既要反映我国各族人民过去的斗争历史，又要改编我国古典的、近代的和现代的文学、戏剧名著；一方面要鼓励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向作家提供题材线索，使作家能够更好地反映当前的斗争，同时也可以根据创作人员不同的经历、特长和风格，让作家自由地选择题材，而不勉强他们去反映他们不熟悉的和力不胜任的事物。”①关于人物塑造问题，他强调要从生活真实出发，冲破那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框框和禁忌。他指出，描写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一定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来自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关的普通的劳动人民。是普通人，是中国的普通人，是新时代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总有个人的优点和缺点。”①因此，应该写出人物的真实性格和思想感情，要写得合情合理。这些观点都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对指导电影文学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在介绍和普及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知识、培养电影编剧队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本著作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结合着作者本人的创作经验），从电影艺术的特点的分析入手，对电影剧本创作的结构、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艺术技巧，做了生动的介绍。此外，对于电影剧本的改编，夏衍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将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在改编中，第一要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第二要力求保持原作的风格；第三，为了使没有读过原著，对作品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缺乏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要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夏衍在电影剧本的改编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建国后，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都获得了成功。他在改编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有：（一）部分地变动原著的人物关系，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林家铺子》把桥头陈老七，由林老板的债主，变为林老板的债户；（二）增添必要的人物，以补充主要人物的形象，如《祝福》中的小丫头阿香，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进戏剧纠葛，但对于展示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命运，却很有必要，特别最后，当祥林嫂被赶出鲁家踯躇街头时，平行表现阿香端着鱼盘上福礼的镜头，很有寓意；（三）对原著的人物性格加以必要的补充，以弥补原著的历史局限，如《林家铺子》增加揭示林老板压迫、剥削别人的一面；（四）在改编每一部作品时，都找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外部动作线，并形成揭示人物性格的贯串动作，更好地阐明主题，让改编者的倾向，在场面和情节的描写中自然流露。这几个方面，在夏衍改编的电影中，都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使改编后的作品，丰富了原著的细节，深化了原著的主题，而且情节简洁流畅；结构层次分明，风格朴素深沉。
夏衍在电影文学改编方面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创造性地发挥了原著的思想内容。三十年代，茅盾在创作《林家铺子》这篇小说的时候、一方面为了回避国民党文化检查的罗网，一方面为了响应当时我党的号召，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所以在刻画林老板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就侧重表现了他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大小军阀、党棍、土豪劣绅和大资本家重重压榨的境遇，对林老板惨淡经营、苦心挣扎，结果却遭到铺子倒闭、离妻携女、仓皇出逃的厄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中描写林老板虽然也受到重重的折磨，但“他是个好人”、“一点嗜好也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没有害过人，没起过歹心”，“连他的祖上都是好人”……这容易使今天的读者对林老板的处境和命运产生相当大的同情，而忽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进行深入的剖析。夏衍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时候，从五十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在不违背原小说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对林老板这个人物的性格，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增加了他压迫和剥削普通劳动人民和下层小业主的一面。原著中林老板的“存户”朱三太和张寡妇，风闻林家铺子不稳、要求提息还本的事件，只简单的提了几笔，电影剧本却写成了整整一场戏，表现了张寡妇和朱三大的孤苦无依，林老板的虚伪狡猾。剧本不仅把桥头陈老七改为林老板的债户，增加了“望仙桥上”林老板向陈老七“索债”的一段戏，而且还创造了“夺回小百货”这个崭新的戏剧情节：
寿生有点踌躇：“新年里，怕不好吧！”
林老板把围脖套在颈上，责怪，又象讽刺似地：“你良心好，什么新年不新年，走，有帐收帐，没有钱就搬货。”对伙计做了一个手势，出去。
晚间，陈老七的小杂货铺。
林老板不由分说地把一些小百货搬走。陈老七苦苦哀求，林老板面不改色。伙计把面盆、毛巾之类装在带来的箩斗里。
……
改编者在描绘这些戏剧性场面时，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林老板压迫剥削弱小者的一面，准确精当地表现了林老板“对豺狼是绵羊，对绵羊则是野狗”的自私、残忍的阶级本性，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充分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林老板这个形象更加完整、更加典型，从而发展和深化了原著的思想内容。
另外，夏衍在改编过程中，采用言简意贱、意境深远的手法，揭示了林家铺子倒闭这一平凡事件背后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深刻的社会内容，使作品成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也集中表现了作者于朴素中见深刻的艺术风格。剧本一开始，描写林老板的女儿明秀散学回家，在路上听到同学们的几句对话，以此把时代背景和即将展开的矛盾冲突点明。接着，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将林老板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层次清晰地展示出来。作者精心安排了学生在街头抵制日货的宣传讲演，从上海涌来仓皇逃难的人群，上海客人的坐逼货款，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等一系列情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把那个时代动乱的投影，聚集在这个小小的店铺里，推动着矛盾逐渐炽热化，使戏剧冲突进入高潮——林家铺子宣告倒闭。高潮过后，余波未平，剧本还揭露了国民党官僚、政客、大资本家之流，象一群饿狗似的在林家铺子里抢骨头的场面；又表现了张寡妇因儿子被踩死急得发疯、朱三太在绝望中叫骂晕倒的情节。剧本结尾，林老板在船舱里低头沉思，船外虽然阳光灿烂，一片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色，可是仍见岸上有七、八个国民党士兵走过，有的提着抢来的鸡子，连年幼无知的明秀想贪看风景，也被船老大用眼色阻止，急忙躲回舱里……改编者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始终牢牢掌握着林家铺子的命运和整个动乱时代的内在联系，朴素的笔触，描绘出深刻而生动的社会画面，抒发了浓郁的诗情。在死水微澜般的平凡事件的后面，使人看到剧本所反映的问题远远地超出了林家铺子的狭窄范围，展现了那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
《林家铺子》改编的成功，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对促进我国电影文学事业的繁荣，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夏衍，原名沈端先，一九○○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没落小地主家庭。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不仅积极从事电影和戏剧的创作，而且参与左翼电影和戏剧活动的领导工作。为了推动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了由夏衍负责的电影小组。这个小组为“明星”、“艺华”、“联华”等电影公司创作了一批思想内容比较进步的电影剧本。夏衍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先后创作或改编了《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文学剧本，加强了在电影界的革命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夏衍与于伶、宋之的等在重庆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团结国统区戏剧界人士，推动抗日与民主的宣传。总之，夏衍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电影与戏剧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建国后，夏衍在担任文化工作的一些领导职务的同时，在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方面也有新的建树和新的收获。一九六三年，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电影论文集》，不仅总结了中国电影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中国电影的革命传统，而且对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上，夏衍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主张题材要丰富多样，塑造人物要真实生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关于作品选材问题，他说：“既要鼓励作：家创作反映当前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新生活各个方面的作品，又要鼓励作家创作反映近百年来、特别是四十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作品；既要反映我国各族人民过去的斗争历史，又要改编我国古典的、近代的和现代的文学、戏剧名著；一方面要鼓励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向作家提供题材线索，使作家能够更好地反映当前的斗争，同时也可以根据创作人员不同的经历、特长和风格，让作家自由地选择题材，而不勉强他们去反映他们不熟悉的和力不胜任的事物。”①关于人物塑造问题，他强调要从生活真实出发，冲破那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框框和禁忌。他指出，描写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一定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来自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关的普通的劳动人民。是普通人，是中国的普通人，是新时代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总有个人的优点和缺点。”①因此，应该写出人物的真实性格和思想感情，要写得合情合理。这些观点都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对指导电影文学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在介绍和普及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知识、培养电影编剧队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本著作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结合着作者本人的创作经验），从电影艺术的特点的分析入手，对电影剧本创作的结构、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艺术技巧，做了生动的介绍。此外，对于电影剧本的改编，夏衍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将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在改编中，第一要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第二要力求保持原作的风格；第三，为了使没有读过原著，对作品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缺乏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要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夏衍在电影剧本的改编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建国后，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都获得了成功。他在改编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有：（一）部分地变动原著的人物关系，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林家铺子》把桥头陈老七，由林老板的债主，变为林老板的债户；（二）增添必要的人物，以补充主要人物的形象，如《祝福》中的小丫头阿香，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进戏剧纠葛，但对于展示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命运，却很有必要，特别最后，当祥林嫂被赶出鲁家踯躇街头时，平行表现阿香端着鱼盘上福礼的镜头，很有寓意；（三）对原著的人物性格加以必要的补充，以弥补原著的历史局限，如《林家铺子》增加揭示林老板压迫、剥削别人的一面；（四）在改编每一部作品时，都找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外部动作线，并形成揭示人物性格的贯串动作，更好地阐明主题，让改编者的倾向，在场面和情节的描写中自然流露。这几个方面，在夏衍改编的电影中，都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使改编后的作品，丰富了原著的细节，深化了原著的主题，而且情节简洁流畅；结构层次分明，风格朴素深沉。
夏衍在电影文学改编方面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创造性地发挥了原著的思想内容。三十年代，茅盾在创作《林家铺子》这篇小说的时候、一方面为了回避国民党文化检查的罗网，一方面为了响应当时我党的号召，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所以在刻画林老板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就侧重表现了他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大小军阀、党棍、土豪劣绅和大资本家重重压榨的境遇，对林老板惨淡经营、苦心挣扎，结果却遭到铺子倒闭、离妻携女、仓皇出逃的厄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中描写林老板虽然也受到重重的折磨，但“他是个好人”、“一点嗜好也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没有害过人，没起过歹心”，“连他的祖上都是好人”……这容易使今天的读者对林老板的处境和命运产生相当大的同情，而忽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进行深入的剖析。夏衍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时候，从五十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在不违背原小说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对林老板这个人物的性格，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增加了他压迫和剥削普通劳动人民和下层小业主的一面。原著中林老板的“存户”朱三太和张寡妇，风闻林家铺子不稳、要求提息还本的事件，只简单的提了几笔，电影剧本却写成了整整一场戏，表现了张寡妇和朱三大的孤苦无依，林老板的虚伪狡猾。剧本不仅把桥头陈老七改为林老板的债户，增加了“望仙桥上”林老板向陈老七“索债”的一段戏，而且还创造了“夺回小百货”这个崭新的戏剧情节：
寿生有点踌躇：“新年里，怕不好吧！”
林老板把围脖套在颈上，责怪，又象讽刺似地：“你良心好，什么新年不新年，走，有帐收帐，没有钱就搬货。”对伙计做了一个手势，出去。
晚间，陈老七的小杂货铺。
林老板不由分说地把一些小百货搬走。陈老七苦苦哀求，林老板面不改色。伙计把面盆、毛巾之类装在带来的箩斗里。
……
改编者在描绘这些戏剧性场面时，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林老板压迫剥削弱小者的一面，准确精当地表现了林老板“对豺狼是绵羊，对绵羊则是野狗”的自私、残忍的阶级本性，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充分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林老板这个形象更加完整、更加典型，从而发展和深化了原著的思想内容。
另外，夏衍在改编过程中，采用言简意贱、意境深远的手法，揭示了林家铺子倒闭这一平凡事件背后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深刻的社会内容，使作品成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也集中表现了作者于朴素中见深刻的艺术风格。剧本一开始，描写林老板的女儿明秀散学回家，在路上听到同学们的几句对话，以此把时代背景和即将展开的矛盾冲突点明。接着，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将林老板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层次清晰地展示出来。作者精心安排了学生在街头抵制日货的宣传讲演，从上海涌来仓皇逃难的人群，上海客人的坐逼货款，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等一系列情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把那个时代动乱的投影，聚集在这个小小的店铺里，推动着矛盾逐渐炽热化，使戏剧冲突进入高潮——林家铺子宣告倒闭。高潮过后，余波未平，剧本还揭露了国民党官僚、政客、大资本家之流，象一群饿狗似的在林家铺子里抢骨头的场面；又表现了张寡妇因儿子被踩死急得发疯、朱三太在绝望中叫骂晕倒的情节。剧本结尾，林老板在船舱里低头沉思，船外虽然阳光灿烂，一片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色，可是仍见岸上有七、八个国民党士兵走过，有的提着抢来的鸡子，连年幼无知的明秀想贪看风景，也被船老大用眼色阻止，急忙躲回舱里……改编者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始终牢牢掌握着林家铺子的命运和整个动乱时代的内在联系，朴素的笔触，描绘出深刻而生动的社会画面，抒发了浓郁的诗情。在死水微澜般的平凡事件的后面，使人看到剧本所反映的问题远远地超出了林家铺子的狭窄范围，展现了那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
《林家铺子》改编的成功，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对促进我国电影文学事业的繁荣，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