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聂耳》和《红色娘子军》]
第五节 《聂耳》和《红色娘子军》
《聂耳》（于伶、盂波、郑君里）和《红色娘子军》（梁信）都是反映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电影文学作品，在当代电影文学发展史上，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贡献而占有重要的地位。
《聂耳》是一部传记电影文学剧本，它描写了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的战斗生涯。这部电影在一九六○年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是一部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这是当时评论界对《聂耳》的评价①。于伶是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戏剧活动的老作家，他的亲身经历给《聂耳》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部音乐家的传记片通过对聂耳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的生动描写，不仅表现了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土壤中成长、觉醒的真实情景，而且艺术地概括了当时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而正因为这一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翼，所以《聂耳》在展示人物的活动环境时，也真实地表现出了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
电影文学剧本对于聂耳从一个正直、热情、爱国的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一个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的过程，进行了真实而深刻的揭示。在这里，作者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真实地表现聂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的成长。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也是出自剧作家塑造聂耳这一艺术形象的构思意图。为了突出党对聂耳的领导和教育，剧作家描绘了如：“工人夜校赈灾游艺会”、“龙华握别”、“闸北劳军“、“北平联合大公演”、“长城抒怀”、“向往苏区”等许多动人的情节和场面。剧作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各具特色的规定情境，表现了党对聂耳的培养和教育。其中，郑雷电的快人快语，苏平的循循善诱，匡文涛、张曙在左翼电影、戏剧、音乐事业上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对聂耳的理解、关怀与满腔热情的支持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党在政治上、业务上对聂耳的辛勤培育。例如，当聂耳暂时在专演庸俗节目的“五花歌舞班”混饭吃的时候，郑雷电作为他的女友，又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他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而当他报考国立音乐专门学校碰壁之后，正在苦思出路的时候，郑雷电把他带到了工人中间去。革命戏剧家匡文涛对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更是鼓励和鞭策着聂耳为“创作中国的《马赛曲》”而进行艰苦的探索。正是这些方面深深地教育了聂耳，使他以实际行动参加了群众的政治斗争，展开了反对黄色音乐和反动音乐的斗争，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直到最后为田汉被捕前写在香烟纸壳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谱曲。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是描写得真切动人的，这是全剧的高潮，也是聂耳创作道路的总结。在这里，聂耳作为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音乐家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思想和艺术发展、成长的过程，概括了一代文艺工作者的革命道路，正是这一点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
谈到《聂耳》的艺术构思时，导演郑君里说：“这中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政治的线，一条是音乐的线。前者包括后者，但不等于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但有它自己发展的特点。在聂耳成长的过程中，这两条线辩证地相互影响，演变为错综复杂的情节。”①这就形成了《聂耳》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作者在塑造聂耳的形象时，紧紧抓住他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矛盾冲突；而在表现这些矛盾冲突时，作者又紧紧抓住聂耳政治思想的变化与音乐艺术的成长，以此为核心提炼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情节；随着聂耳在政治上的进步，他的音乐创作也就被引上了一条崭新的路子；而音乐创作上的进展又反过来推动聂耳在政治上继续前进。郑雷电第一次向聂耳提出人生观的问题之后，聂耳只是以投考国立音专、“要做个真正的音乐家”来回答，这样的回答当然是不够的。但等到郑雷电拉他参加工人夜校赈灾游艺会后，他就改变了天真的打算而“要求做一些革命工作了”。此后，他在参加党所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工作的实践中，不但思想日益进步，而且他的艺术创作也由于有了生活斗争的土壤和新思想的阳光，逐渐开出更茂盛的花朵。他为《扬子江暴风雨》歌剧谱的曲，唱出了工人的心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他为电影《桃李劫》作的插曲《毕业歌》从摄影场唱到电影院门口，从学校操场唱到农民剧团、工人夜校、小商店……他的歌曲以崭新的格调震动了当时的社会。
从艺术构思上看，作者对《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头脑中的孕育过程及其最后创作的完成，在表现上也是独具匠心的。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每一个乐句，都曾经闪现在聂耳战斗的途程上（如闸北十九路军杭日的前沿阵地，古老雄伟的长城等），叫人深深感到歌曲的时代感是从民族的生死斗争中升华起来的，而音乐家的天才和灵感正反映着时代、民族和革命的要求；这样，剧作家就把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作为剧本整体构思的焦点，从而使剧中的“政治线”和“音乐线”辩证地相互影响与有机交错，并以此作为描绘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抒发剧作家思想感情的艺术手段。
对于《聂耳》这个电影文学剧本的不足之处，剧作家自己已经有过中肯的分析：“电影剧本中，几位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塑造，工人老江和朱大姊等人物的刻画，他们在戏剧情节中的作用与处理上，都是不深刻、不够分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演的处理与演员同志所表演的人物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至于聂耳这一人物的静的一面，表现他的思想深度，苦思苦索，苦苦追求，探索真理这些方面，剧本中也不够充分与饱满。而《义勇军进行曲》传布开之后的巨大和普遍的影响与作用，剧本中应有的渲染也不充分。特别是剧本中间竟没有反映出‘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这一伟大场面，没有反映这一运动中的千万学生群众广泛地唱聂耳歌曲”①。
梁信的《红色娘子军》一九六○年搬上银幕后，受到了国内观众和国际电影舆论的重视和赞扬。这部电影的问世，代表着我国电影文学创作水平的新突破和提高。梁信，吉林省扶余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等工作，一九五八年到广东琼崖深入生活后，写了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剧本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生活，运用电影艺术的手段热情歌颂了革命先辈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所创造的英雄业绩。作者用饱含血泪的笔墨，精心塑造了吴琼花这个从女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英雄形象，并着力刻画了党的政治工作者洲常青的形象。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的美好，十分感人。整部剧作，以富于传奇色彩的曲断情节，优美抒情的绚丽画面，生动形象的性格化语言，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创新的可贵努力。这种努力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学习掌握电影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上。
第一，作者注意到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塑造吴琼花的形象时，总是从把握她的强烈动作入手，从而使她的形象给人以直接可感性。剧本一开始，作者为了迅速给琼花寻找一个性格上有代表性的强烈动作，就选取了一个“跑”字：琼花从南霸天狱中逃出来，但立即又被再次抓回水牢吊在梁上，恶奴老四凶狠地鞭打，琼花咬紧牙关不吭声，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喷射出仇恨的怒火。老四边打边问：“还跑吗？贼丫头！臭奴才！”琼花：“跑！看不住就跑！”在“娘子军的诞生”和“参军”这两个场面中，琼花的心理、性格也是通过一系列富有特征的动作表现出来的。她带着一个女奴的仇和冤闯到了庄严肃穆的大会场，当连长要她说明一下参军动机时，她“噌”的一声扯开衣领，露出一排排血肉模糊的鞭伤。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动作的描写，揭示琼花的性格“又辣又急”，“辣”是写她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急”是写她的单纯善良、投奔光明的殷切愿望。
第二，作者充分利用电影的表现不受时间、空间束缚的特点，把握到组织情节的最大自由，做到出奇制胜、跌宕多姿，使人物、情节、语言、背景、气氛的刻画与渲染，为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作品的主题服务。例如，琼花的逃跑和洪常青的筹款，本来是两个互不关联的事件，作者却有目的地把它们编织成曲折动人的情节，使剧情的发展出现了微妙的波澜：琼花盲目逃跑，南府家丁鸣枪紧追，她于狭路上遇见一位华侨巨商。当观众刚知道这巨商是革命者洪常青假扮的时，他又马上被南府押入狱中。洪常青只有以阶下囚的身份，才有可能接近牢中的琼花。然而南霸天利令智昏，为了拉拢、利用这位“身势显赫、挥金如土”的“大人物”，又把他尊为上宾。而洪常青正是利用“座上客”的身份救出了琼花。这些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充满戏剧悬念，引人入胜，对于深刻表现人物的特殊命运和独有的个性，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渲染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红色娘子军》在剧本写作上不仅充分注意电影的特殊技巧，而且也吸收了戏剧、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样式的长处，在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等方面，形成一种新奇而又真实、浓烈而又清秀、复杂而又简洁的风格，整个作品感情炽烈而朴实。如描写琼花与洪常青在分界岭分手的这场戏，情深意浓，感人至深。无论是描写角度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还是画面的组合与分切及镜头的运用，都很得当地把琼花对洪常青的态度——从敌视、怀疑到尊敬、感恩——以及她思想感情的变化，揭示得丰富而准确，显得意境深邃，画外有音。
《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缺点是琼花的成熟阶段没有写好。作者头脑中有一个框子：“这是成熟了的琼花”、“共产党员的琼花”，这就捆住了他的手，使他不能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表现琼花性格上独特的东西，怕那样就“不成熟了”。结果使琼花参军后的个性不够鲜明，同时，由于从简单的“我们必胜”的概念出发，削弱了对敌人的描写，叫南霸天只有招架之功，结果没有从人物性格上挖掘新的戏剧情节，琼花也在炮火连天的宽阔战场上，被淹没在集体形象之中了。
《聂耳》（于伶、盂波、郑君里）和《红色娘子军》（梁信）都是反映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电影文学作品，在当代电影文学发展史上，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贡献而占有重要的地位。
《聂耳》是一部传记电影文学剧本，它描写了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的战斗生涯。这部电影在一九六○年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是一部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这是当时评论界对《聂耳》的评价①。于伶是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戏剧活动的老作家，他的亲身经历给《聂耳》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部音乐家的传记片通过对聂耳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的生动描写，不仅表现了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土壤中成长、觉醒的真实情景，而且艺术地概括了当时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而正因为这一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翼，所以《聂耳》在展示人物的活动环境时，也真实地表现出了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
电影文学剧本对于聂耳从一个正直、热情、爱国的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一个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的过程，进行了真实而深刻的揭示。在这里，作者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真实地表现聂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的成长。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也是出自剧作家塑造聂耳这一艺术形象的构思意图。为了突出党对聂耳的领导和教育，剧作家描绘了如：“工人夜校赈灾游艺会”、“龙华握别”、“闸北劳军“、“北平联合大公演”、“长城抒怀”、“向往苏区”等许多动人的情节和场面。剧作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各具特色的规定情境，表现了党对聂耳的培养和教育。其中，郑雷电的快人快语，苏平的循循善诱，匡文涛、张曙在左翼电影、戏剧、音乐事业上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对聂耳的理解、关怀与满腔热情的支持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党在政治上、业务上对聂耳的辛勤培育。例如，当聂耳暂时在专演庸俗节目的“五花歌舞班”混饭吃的时候，郑雷电作为他的女友，又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他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而当他报考国立音乐专门学校碰壁之后，正在苦思出路的时候，郑雷电把他带到了工人中间去。革命戏剧家匡文涛对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更是鼓励和鞭策着聂耳为“创作中国的《马赛曲》”而进行艰苦的探索。正是这些方面深深地教育了聂耳，使他以实际行动参加了群众的政治斗争，展开了反对黄色音乐和反动音乐的斗争，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直到最后为田汉被捕前写在香烟纸壳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谱曲。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是描写得真切动人的，这是全剧的高潮，也是聂耳创作道路的总结。在这里，聂耳作为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音乐家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思想和艺术发展、成长的过程，概括了一代文艺工作者的革命道路，正是这一点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
谈到《聂耳》的艺术构思时，导演郑君里说：“这中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政治的线，一条是音乐的线。前者包括后者，但不等于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但有它自己发展的特点。在聂耳成长的过程中，这两条线辩证地相互影响，演变为错综复杂的情节。”①这就形成了《聂耳》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作者在塑造聂耳的形象时，紧紧抓住他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矛盾冲突；而在表现这些矛盾冲突时，作者又紧紧抓住聂耳政治思想的变化与音乐艺术的成长，以此为核心提炼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情节；随着聂耳在政治上的进步，他的音乐创作也就被引上了一条崭新的路子；而音乐创作上的进展又反过来推动聂耳在政治上继续前进。郑雷电第一次向聂耳提出人生观的问题之后，聂耳只是以投考国立音专、“要做个真正的音乐家”来回答，这样的回答当然是不够的。但等到郑雷电拉他参加工人夜校赈灾游艺会后，他就改变了天真的打算而“要求做一些革命工作了”。此后，他在参加党所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工作的实践中，不但思想日益进步，而且他的艺术创作也由于有了生活斗争的土壤和新思想的阳光，逐渐开出更茂盛的花朵。他为《扬子江暴风雨》歌剧谱的曲，唱出了工人的心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他为电影《桃李劫》作的插曲《毕业歌》从摄影场唱到电影院门口，从学校操场唱到农民剧团、工人夜校、小商店……他的歌曲以崭新的格调震动了当时的社会。
从艺术构思上看，作者对《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头脑中的孕育过程及其最后创作的完成，在表现上也是独具匠心的。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每一个乐句，都曾经闪现在聂耳战斗的途程上（如闸北十九路军杭日的前沿阵地，古老雄伟的长城等），叫人深深感到歌曲的时代感是从民族的生死斗争中升华起来的，而音乐家的天才和灵感正反映着时代、民族和革命的要求；这样，剧作家就把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作为剧本整体构思的焦点，从而使剧中的“政治线”和“音乐线”辩证地相互影响与有机交错，并以此作为描绘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抒发剧作家思想感情的艺术手段。
对于《聂耳》这个电影文学剧本的不足之处，剧作家自己已经有过中肯的分析：“电影剧本中，几位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塑造，工人老江和朱大姊等人物的刻画，他们在戏剧情节中的作用与处理上，都是不深刻、不够分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演的处理与演员同志所表演的人物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至于聂耳这一人物的静的一面，表现他的思想深度，苦思苦索，苦苦追求，探索真理这些方面，剧本中也不够充分与饱满。而《义勇军进行曲》传布开之后的巨大和普遍的影响与作用，剧本中应有的渲染也不充分。特别是剧本中间竟没有反映出‘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这一伟大场面，没有反映这一运动中的千万学生群众广泛地唱聂耳歌曲”①。
梁信的《红色娘子军》一九六○年搬上银幕后，受到了国内观众和国际电影舆论的重视和赞扬。这部电影的问世，代表着我国电影文学创作水平的新突破和提高。梁信，吉林省扶余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等工作，一九五八年到广东琼崖深入生活后，写了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剧本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生活，运用电影艺术的手段热情歌颂了革命先辈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所创造的英雄业绩。作者用饱含血泪的笔墨，精心塑造了吴琼花这个从女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英雄形象，并着力刻画了党的政治工作者洲常青的形象。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的美好，十分感人。整部剧作，以富于传奇色彩的曲断情节，优美抒情的绚丽画面，生动形象的性格化语言，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创新的可贵努力。这种努力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学习掌握电影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上。
第一，作者注意到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塑造吴琼花的形象时，总是从把握她的强烈动作入手，从而使她的形象给人以直接可感性。剧本一开始，作者为了迅速给琼花寻找一个性格上有代表性的强烈动作，就选取了一个“跑”字：琼花从南霸天狱中逃出来，但立即又被再次抓回水牢吊在梁上，恶奴老四凶狠地鞭打，琼花咬紧牙关不吭声，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喷射出仇恨的怒火。老四边打边问：“还跑吗？贼丫头！臭奴才！”琼花：“跑！看不住就跑！”在“娘子军的诞生”和“参军”这两个场面中，琼花的心理、性格也是通过一系列富有特征的动作表现出来的。她带着一个女奴的仇和冤闯到了庄严肃穆的大会场，当连长要她说明一下参军动机时，她“噌”的一声扯开衣领，露出一排排血肉模糊的鞭伤。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动作的描写，揭示琼花的性格“又辣又急”，“辣”是写她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急”是写她的单纯善良、投奔光明的殷切愿望。
第二，作者充分利用电影的表现不受时间、空间束缚的特点，把握到组织情节的最大自由，做到出奇制胜、跌宕多姿，使人物、情节、语言、背景、气氛的刻画与渲染，为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作品的主题服务。例如，琼花的逃跑和洪常青的筹款，本来是两个互不关联的事件，作者却有目的地把它们编织成曲折动人的情节，使剧情的发展出现了微妙的波澜：琼花盲目逃跑，南府家丁鸣枪紧追，她于狭路上遇见一位华侨巨商。当观众刚知道这巨商是革命者洪常青假扮的时，他又马上被南府押入狱中。洪常青只有以阶下囚的身份，才有可能接近牢中的琼花。然而南霸天利令智昏，为了拉拢、利用这位“身势显赫、挥金如土”的“大人物”，又把他尊为上宾。而洪常青正是利用“座上客”的身份救出了琼花。这些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充满戏剧悬念，引人入胜，对于深刻表现人物的特殊命运和独有的个性，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渲染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红色娘子军》在剧本写作上不仅充分注意电影的特殊技巧，而且也吸收了戏剧、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样式的长处，在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等方面，形成一种新奇而又真实、浓烈而又清秀、复杂而又简洁的风格，整个作品感情炽烈而朴实。如描写琼花与洪常青在分界岭分手的这场戏，情深意浓，感人至深。无论是描写角度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还是画面的组合与分切及镜头的运用，都很得当地把琼花对洪常青的态度——从敌视、怀疑到尊敬、感恩——以及她思想感情的变化，揭示得丰富而准确，显得意境深邃，画外有音。
《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缺点是琼花的成熟阶段没有写好。作者头脑中有一个框子：“这是成熟了的琼花”、“共产党员的琼花”，这就捆住了他的手，使他不能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表现琼花性格上独特的东西，怕那样就“不成熟了”。结果使琼花参军后的个性不够鲜明，同时，由于从简单的“我们必胜”的概念出发，削弱了对敌人的描写，叫南霸天只有招架之功，结果没有从人物性格上挖掘新的戏剧情节，琼花也在炮火连天的宽阔战场上，被淹没在集体形象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