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李双双》和《早春二月》]
第六节 《李双双》和《早春二月》
《李双双》是作家李準根据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李准在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地进行艺术的磨炼和探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的欢迎，电影《李双双》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
电影剧本《李双双》是李準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和探索的结果。正如郭沫若在《李双双》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题词中所说，这部剧作“反映了新时代的农村面貌，表现了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气息浓厚，喜剧色彩缤纷，赢得大众喜爱，是一首农村集体经济的颂歌。”把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成电影剧本《李双双》，作者经历了一个对原作主题思想进一步开掘、对人物性格深入探索、对情节结构重新提炼的过程。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跃进”、“公社化”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但由于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表现人物的技巧，使英雄人物充分“生活化”、“人情化”，因而获得了打动人的艺术力量，作者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从更多的方面表现李双双的性格和新品质。电影从李双双和她丈夫喜旺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关系的变化中，揭示了社会的变化，力图写出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在集体经济制度下，集体主义的新品质、新思想在普通人身上的成长，作者根据当时他对生活的理解，饱含着对新人物的喜爱感情，从写人物和人物的性格冲突出发，在剧本中着力表现李双双大公无私、是非分明的性格特点。作者把戏剧矛盾的焦点放在家庭、夫妻关系的变化上，精心选择了可以表现性格特征的冲突方式，写了李双双和孙喜旺在公私是非斗争中饶有趣味的“拉锯战”。
出现在电影剧本中的李双双，是一个朴实、泼辣、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她“见到情理不顺的事就要阻拦”，公而忘私、心直口快，孙有婆偷公社的木板，她毅然出来阻止，金樵利用干部职权，企图分享救济粮，她坚决反对；金樵、孙有在麦茬地里撒粪，偷工取巧，她毫不留情向公社告发……她不怕得罪人，敢于同有损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孙喜旺却奉行另一种处世哲学，另一种道德观念，他主张息事宁人，以孙家祖孙三代不与人争吵为光荣传统，希望双双是一个只会做鞋烧饭、循规蹈矩的安分妻子，不许她多管闲事捅漏子。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带有夫妻关系的独特色彩。李双双决不容忍喜旺只讲私人交情不顾集体利益的思想行为，却又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殷切地期待他的觉悟。她不能允许他一味逞其夫权，也不能接受他的随意驾驭，却又不能不对他百般体贴，克尽做妻子的责任。她必须和他进行斗争，对他的错误言行毫不让步，却又不能不在感情深处对他眷念依依。作家对这种复杂细腻的关系的描写，分寸准确、表现得法，使剧本生出无穷的波澜。
在“约法三章”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中，李双双与孙喜旺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揭示了人物心理的全部秘密。当双双被选为妇女队长后，队里群众都喜气洋洋，但是金樵、孙有却颇为着急，孙喜旺感情更为复杂，他害怕从此便不能再驯服他的妻子了。他决计回家先来个下马威，收拾行囊包袱，声言这个家他待不下去了，企图以离家出走要挟李双双。这一手果然有效，李双双哭了，于是他提了三个条件。头两条李双双都勉强不提异议，可是第三条要李双双“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李双双一听，愤然抓起早已被她留下的包袱，用力向门外一丢，泪流满面地叫喜旺滚蛋……这一场好戏，既写了李双双不怕威胁的昂扬斗志，又写了她对丈夫的深情，真实地表现了新人物高尚美好的精神境界。孙喜旺做为一个不断克服农民意识的人物，也在双双的感召教育下，慢慢地进步，最后终于站到了李双双这一边来。他们夫妻经历了精神世界的风风雨雨，最终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达到了和睦团结。
为了丰富表现新人的艺术形式，李準在写电影剧本《李双双》时，探索一种“性格轻喜剧”的新体裁。这种社会主义新型喜剧，以轻松活泼的格调歌颂新人新事，同时也嘲讽那些正在衰亡着的旧思想、旧道德。剧本从性格矛盾出发，从人物关系和每个人物对事物看法的差异中，从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对比中，提炼自己的戏剧性，并表现出喜剧的幽默感来。《李双双》一剧，主要围绕双双和喜旺两人的性格矛盾，来揭示生活中人们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不同态度和思想。剧中的正面人物如双双、喜旺、支书、大凤、司机小王等，心理和形体动作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喜剧色彩，人物的精神状态都是乐观、愉快、朝气蓬勃。风趣幽默的；即使如金樵、孙有、孙有婆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思想落后或犯有不同的错误，但当他们与过去的旧思想、旧习惯告别后，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轻松愉快，他们是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由于作者紧紧把握住了这种新体裁的风格特点，剧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轻快、明朗的调子，戏剧节奏活泼、跳跃，让人们在笑声中领悟到作品严肃的主题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和教育。
电影文学剧本《早春二月》，是谢铁骊根据三十年代革命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谢铁骊，江苏省清江市人，一九二五年生。四十年代即开始从事戏剧活动。一九万五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在导演故事片《暴风骤雨》（一九六一年）中初露才华。一九六三年改编并导演了《早春二月》。原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我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精神面貌，揭露与控诉了那个黑暗的年代；电影剧本在时代气氛的渲染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有进一步的加强，尤其对那种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大众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剖析与批判，更显出新的特色。电影通过对主人公萧涧秋遭遇的描写，活生生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出路问题，它否定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道路，指出只有投身到人民大众的革命洪流中去，才是真正的出路。
萧涧秋面对封建黑暗势力的包围，对于苦难的文嫂真是一心一意地救困扶危，奉行道义，但结果是孤儿夭折，寡妇自杀。在血的教训中，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本来想救活他们，但结果却杀害了他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无补于事的，反而酿成了惨痛的悲剧。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主义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应该看到，作者在改编的过程中，不是美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而是通过生动的戏剧情节，批判了它们。原著中没有王福生这个学生，改编时加了他，这就使萧涧秋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救得文嫂，也救不了依靠打柴为生，终日不得温炮的王福生。改掉原作中萧涧秋对陶岚、文嫂皆有爱恋的情节，加强了主题的深度。原作的结尾，没有指明萧涧秋的出路，改编中突出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和小市民阶层的可鄙，士绅的无耻，加强了萧涧秋不愿沉沦、追求理想的性格的一面（虽然显得有些概念化），指出他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的必然性，因而也就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原作中低沉、郁闷的气氛。
《早春二月》在艺术上也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电影文学作品。作者对萧涧秋这个人物的塑造，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他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对于他痛恨黑暗统治、向往自由光明、同情穷苦人民的思想，作品给予了肯定和歌颂：对于他没有找到出路时的彷徨、苦闷以及他试图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自我完善”，把自己从苦闷中拯救出来而遭到的曲折和惨败，作品所进行的描写一点也不是概念化和简单化的，而是象生活一样真实——既表现了他为人的正直、善良，又表现了他脱离时代和人民的孤独和空虚。作者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既委婉地批判了萧涧秋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又辩证地告诉人们，这种“主义”在当时反对三大敌人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也还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部电影的表现手法是新颖的，作者在追求一种幽雅、细腻的艺术风格，力图通过在作品中渲染出来的诗情画意。来含蓄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作者善于以敏锐的艺术目光，从自然景物和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中，挖掘出一种充满人情和人性的“美”，并情景交融地加以表现，这就大大加强了作品感人的艺术魅力。作品中对萧涧秋与陶岚爱情关系的描写，对他与文嫂一家关系的描写，对他与穷学生王福生关系的描写，都是在深远的诗的意境中爆发出一种揪人心肺的感情的力量。这种感情的力量把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的追求与实行逃避现实的“道德自我完善”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李双双》是作家李準根据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李准在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地进行艺术的磨炼和探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的欢迎，电影《李双双》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
电影剧本《李双双》是李準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和探索的结果。正如郭沫若在《李双双》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题词中所说，这部剧作“反映了新时代的农村面貌，表现了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气息浓厚，喜剧色彩缤纷，赢得大众喜爱，是一首农村集体经济的颂歌。”把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成电影剧本《李双双》，作者经历了一个对原作主题思想进一步开掘、对人物性格深入探索、对情节结构重新提炼的过程。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跃进”、“公社化”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但由于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表现人物的技巧，使英雄人物充分“生活化”、“人情化”，因而获得了打动人的艺术力量，作者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从更多的方面表现李双双的性格和新品质。电影从李双双和她丈夫喜旺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关系的变化中，揭示了社会的变化，力图写出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在集体经济制度下，集体主义的新品质、新思想在普通人身上的成长，作者根据当时他对生活的理解，饱含着对新人物的喜爱感情，从写人物和人物的性格冲突出发，在剧本中着力表现李双双大公无私、是非分明的性格特点。作者把戏剧矛盾的焦点放在家庭、夫妻关系的变化上，精心选择了可以表现性格特征的冲突方式，写了李双双和孙喜旺在公私是非斗争中饶有趣味的“拉锯战”。
出现在电影剧本中的李双双，是一个朴实、泼辣、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她“见到情理不顺的事就要阻拦”，公而忘私、心直口快，孙有婆偷公社的木板，她毅然出来阻止，金樵利用干部职权，企图分享救济粮，她坚决反对；金樵、孙有在麦茬地里撒粪，偷工取巧，她毫不留情向公社告发……她不怕得罪人，敢于同有损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孙喜旺却奉行另一种处世哲学，另一种道德观念，他主张息事宁人，以孙家祖孙三代不与人争吵为光荣传统，希望双双是一个只会做鞋烧饭、循规蹈矩的安分妻子，不许她多管闲事捅漏子。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带有夫妻关系的独特色彩。李双双决不容忍喜旺只讲私人交情不顾集体利益的思想行为，却又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殷切地期待他的觉悟。她不能允许他一味逞其夫权，也不能接受他的随意驾驭，却又不能不对他百般体贴，克尽做妻子的责任。她必须和他进行斗争，对他的错误言行毫不让步，却又不能不在感情深处对他眷念依依。作家对这种复杂细腻的关系的描写，分寸准确、表现得法，使剧本生出无穷的波澜。
在“约法三章”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中，李双双与孙喜旺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揭示了人物心理的全部秘密。当双双被选为妇女队长后，队里群众都喜气洋洋，但是金樵、孙有却颇为着急，孙喜旺感情更为复杂，他害怕从此便不能再驯服他的妻子了。他决计回家先来个下马威，收拾行囊包袱，声言这个家他待不下去了，企图以离家出走要挟李双双。这一手果然有效，李双双哭了，于是他提了三个条件。头两条李双双都勉强不提异议，可是第三条要李双双“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李双双一听，愤然抓起早已被她留下的包袱，用力向门外一丢，泪流满面地叫喜旺滚蛋……这一场好戏，既写了李双双不怕威胁的昂扬斗志，又写了她对丈夫的深情，真实地表现了新人物高尚美好的精神境界。孙喜旺做为一个不断克服农民意识的人物，也在双双的感召教育下，慢慢地进步，最后终于站到了李双双这一边来。他们夫妻经历了精神世界的风风雨雨，最终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达到了和睦团结。
为了丰富表现新人的艺术形式，李準在写电影剧本《李双双》时，探索一种“性格轻喜剧”的新体裁。这种社会主义新型喜剧，以轻松活泼的格调歌颂新人新事，同时也嘲讽那些正在衰亡着的旧思想、旧道德。剧本从性格矛盾出发，从人物关系和每个人物对事物看法的差异中，从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对比中，提炼自己的戏剧性，并表现出喜剧的幽默感来。《李双双》一剧，主要围绕双双和喜旺两人的性格矛盾，来揭示生活中人们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不同态度和思想。剧中的正面人物如双双、喜旺、支书、大凤、司机小王等，心理和形体动作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喜剧色彩，人物的精神状态都是乐观、愉快、朝气蓬勃。风趣幽默的；即使如金樵、孙有、孙有婆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思想落后或犯有不同的错误，但当他们与过去的旧思想、旧习惯告别后，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轻松愉快，他们是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由于作者紧紧把握住了这种新体裁的风格特点，剧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轻快、明朗的调子，戏剧节奏活泼、跳跃，让人们在笑声中领悟到作品严肃的主题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和教育。
电影文学剧本《早春二月》，是谢铁骊根据三十年代革命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谢铁骊，江苏省清江市人，一九二五年生。四十年代即开始从事戏剧活动。一九万五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在导演故事片《暴风骤雨》（一九六一年）中初露才华。一九六三年改编并导演了《早春二月》。原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我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精神面貌，揭露与控诉了那个黑暗的年代；电影剧本在时代气氛的渲染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有进一步的加强，尤其对那种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大众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剖析与批判，更显出新的特色。电影通过对主人公萧涧秋遭遇的描写，活生生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出路问题，它否定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道路，指出只有投身到人民大众的革命洪流中去，才是真正的出路。
萧涧秋面对封建黑暗势力的包围，对于苦难的文嫂真是一心一意地救困扶危，奉行道义，但结果是孤儿夭折，寡妇自杀。在血的教训中，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本来想救活他们，但结果却杀害了他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无补于事的，反而酿成了惨痛的悲剧。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主义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应该看到，作者在改编的过程中，不是美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而是通过生动的戏剧情节，批判了它们。原著中没有王福生这个学生，改编时加了他，这就使萧涧秋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救得文嫂，也救不了依靠打柴为生，终日不得温炮的王福生。改掉原作中萧涧秋对陶岚、文嫂皆有爱恋的情节，加强了主题的深度。原作的结尾，没有指明萧涧秋的出路，改编中突出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和小市民阶层的可鄙，士绅的无耻，加强了萧涧秋不愿沉沦、追求理想的性格的一面（虽然显得有些概念化），指出他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的必然性，因而也就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原作中低沉、郁闷的气氛。
《早春二月》在艺术上也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电影文学作品。作者对萧涧秋这个人物的塑造，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他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对于他痛恨黑暗统治、向往自由光明、同情穷苦人民的思想，作品给予了肯定和歌颂：对于他没有找到出路时的彷徨、苦闷以及他试图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自我完善”，把自己从苦闷中拯救出来而遭到的曲折和惨败，作品所进行的描写一点也不是概念化和简单化的，而是象生活一样真实——既表现了他为人的正直、善良，又表现了他脱离时代和人民的孤独和空虚。作者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既委婉地批判了萧涧秋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又辩证地告诉人们，这种“主义”在当时反对三大敌人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也还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部电影的表现手法是新颖的，作者在追求一种幽雅、细腻的艺术风格，力图通过在作品中渲染出来的诗情画意。来含蓄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作者善于以敏锐的艺术目光，从自然景物和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中，挖掘出一种充满人情和人性的“美”，并情景交融地加以表现，这就大大加强了作品感人的艺术魅力。作品中对萧涧秋与陶岚爱情关系的描写，对他与文嫂一家关系的描写，对他与穷学生王福生关系的描写，都是在深远的诗的意境中爆发出一种揪人心肺的感情的力量。这种感情的力量把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的追求与实行逃避现实的“道德自我完善”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