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学活动]
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学活动
茅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而且是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
茅盾从事文艺理论评论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比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更早一些。一九二一年一月，他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努力改革《小说月报》，写了《文学与人生》、《什么是文学》、《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艺论文，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批判鸳鸯蝴蝶派、颓废派。并从事世界进步文学的译介工作。一九二八年夏赴日本，除进行小说创作外，曾写《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尤其在研究我国神话方面，进行了开拓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初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等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文艺阵地》等刊物。总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文学创作、翻译介绍世界进步文学和文812艺理论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散文《白杨礼赞》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文艺理论批评《论无产阶级艺术》、《问题中的大众文艺》、《鲁迅论》、《冰心论》、《读〈倪焕之〉》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可以视为他解放后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艺批评的先导。
建国以后，茅盾以其全部热忱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主编过《人民文学》和《译文》。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培育新生力量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茅盾在新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时时可以看到这位前辈作家的心血和影响：他的见解和理论，同他的那些具有示范性的作品一道，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作者。
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总结了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十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在文艺运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号召作家“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他作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建国四年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下文学创作还赶不上形势发展要求的原因，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问题，号召作家在新的形势下，努力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在一九六○年七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他作了《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总结了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群众文艺运动发展的新气象、新特点，论述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的发展，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并在文学创作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选择题材、如何看待“人情味”等几个问题上。批判了当时的一些看法，这些批判，今天看来未必都尽恰当，但作为当代文艺斗争史上的一些研究资料，仍具有参考价值。此外，茅盾还在其他一些会议上，作过有关文艺的报告或讲话。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作了《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艺术技巧》的讲演；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性问题》的发言；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等等。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茅盾往往能够结合当时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发别人所未发，言别人所未言，极有见地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对于培养青年作家、提高创作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交往方面，茅盾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努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九五四年曾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缓和国际局势大会，写了《斯德哥尔摩杂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五八年十月和一九六二年二月，再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先后到塔什干和开罗参加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团结世界进步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茅盾在建国后担负着繁重的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在文艺创作方面，只是写了一些散文，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散文集《跃进中的东北》。但是，为了培养文艺新生力量，提高文艺创作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挤出时间，在十六年中，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先后编辑出版了《鼓吹集》、《鼓吹续集》、《读书杂记》等短篇评论集和《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等长篇文艺论著。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召开的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茅盾以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的身份致了开幕词，宣布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发言。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发表了《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批判“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和精神枷锁，促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此外，还先后发表了文艺评论《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评论文集》（上、下册），收入茅盾建国以来所写的主要文艺论文。
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力图从实际出发研究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是茅盾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一贯的指导思想。一九五八年，他把建国后十年所写的文艺论文编成《鼓吹集》出版时，曾经说明：所谓《鼓吹集》，就是“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小册子”的意思。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
茅盾十分注意联系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对文艺运动以及理论与创作问题，及时地进行研究和评论。建国后在文艺运动、思想斗争和创作实践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茅盾的文艺评论中，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
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我们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成败得失，注重技巧训练，尊重艺术规律，同时在文风和语气上平等待人，既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又谦虚谨慎，不强加于人，——这是茅盾文艺评论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尽管由于时过境迁，或者由于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他的有些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的评论方法和作风，还是值得后来者借鉴的。茅盾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特别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他指出内容空虚反动的作品，如同行尸走肉，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也不能行远垂久。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社会的文学，一个文学部门，一个作家的作品时，“思想性的准则，在于它在当时当地起了进步作用还是反动作用，在于它给读者以怎样的精神鼓舞，怎样的理想。艺术性的准则，在于它的品种、流派、风格既多且新呢，还是寥寥无几而陈陈相因？在于它用怎样活泼新颖的艺术形象以表达它的思想内容？”①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后，“左”倾思潮相当严重的时候，茅盾仍然呼吁文学批评家，要尽自己的责任，“不单单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要分析它的艺术性”②，这是很可宝贵的。他还以自己的评论实践，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总而言之，在我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工作中，由于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长期间在很多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中，充斥着空洞的政治口号和贫乏的思想分析，而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则很少提倡认真的研究与切实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茅盾的那一系列内容充实、说理精当的评论佳什，在建国以来的文学评论中是独树一帜的，是特别值得提倡的。也可以说，在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茅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茅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而且是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
茅盾从事文艺理论评论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比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更早一些。一九二一年一月，他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努力改革《小说月报》，写了《文学与人生》、《什么是文学》、《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艺论文，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批判鸳鸯蝴蝶派、颓废派。并从事世界进步文学的译介工作。一九二八年夏赴日本，除进行小说创作外，曾写《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尤其在研究我国神话方面，进行了开拓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初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等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文艺阵地》等刊物。总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文学创作、翻译介绍世界进步文学和文812艺理论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散文《白杨礼赞》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文艺理论批评《论无产阶级艺术》、《问题中的大众文艺》、《鲁迅论》、《冰心论》、《读〈倪焕之〉》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可以视为他解放后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艺批评的先导。
建国以后，茅盾以其全部热忱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主编过《人民文学》和《译文》。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培育新生力量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茅盾在新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时时可以看到这位前辈作家的心血和影响：他的见解和理论，同他的那些具有示范性的作品一道，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作者。
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总结了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十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在文艺运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号召作家“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他作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建国四年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下文学创作还赶不上形势发展要求的原因，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问题，号召作家在新的形势下，努力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在一九六○年七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他作了《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总结了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群众文艺运动发展的新气象、新特点，论述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的发展，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并在文学创作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选择题材、如何看待“人情味”等几个问题上。批判了当时的一些看法，这些批判，今天看来未必都尽恰当，但作为当代文艺斗争史上的一些研究资料，仍具有参考价值。此外，茅盾还在其他一些会议上，作过有关文艺的报告或讲话。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作了《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艺术技巧》的讲演；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性问题》的发言；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等等。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茅盾往往能够结合当时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发别人所未发，言别人所未言，极有见地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对于培养青年作家、提高创作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交往方面，茅盾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努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九五四年曾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缓和国际局势大会，写了《斯德哥尔摩杂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五八年十月和一九六二年二月，再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先后到塔什干和开罗参加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团结世界进步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茅盾在建国后担负着繁重的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在文艺创作方面，只是写了一些散文，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散文集《跃进中的东北》。但是，为了培养文艺新生力量，提高文艺创作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挤出时间，在十六年中，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先后编辑出版了《鼓吹集》、《鼓吹续集》、《读书杂记》等短篇评论集和《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等长篇文艺论著。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召开的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茅盾以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的身份致了开幕词，宣布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发言。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发表了《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批判“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和精神枷锁，促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此外，还先后发表了文艺评论《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评论文集》（上、下册），收入茅盾建国以来所写的主要文艺论文。
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力图从实际出发研究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是茅盾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一贯的指导思想。一九五八年，他把建国后十年所写的文艺论文编成《鼓吹集》出版时，曾经说明：所谓《鼓吹集》，就是“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小册子”的意思。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
茅盾十分注意联系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对文艺运动以及理论与创作问题，及时地进行研究和评论。建国后在文艺运动、思想斗争和创作实践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茅盾的文艺评论中，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
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我们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成败得失，注重技巧训练，尊重艺术规律，同时在文风和语气上平等待人，既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又谦虚谨慎，不强加于人，——这是茅盾文艺评论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尽管由于时过境迁，或者由于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他的有些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的评论方法和作风，还是值得后来者借鉴的。茅盾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特别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他指出内容空虚反动的作品，如同行尸走肉，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也不能行远垂久。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社会的文学，一个文学部门，一个作家的作品时，“思想性的准则，在于它在当时当地起了进步作用还是反动作用，在于它给读者以怎样的精神鼓舞，怎样的理想。艺术性的准则，在于它的品种、流派、风格既多且新呢，还是寥寥无几而陈陈相因？在于它用怎样活泼新颖的艺术形象以表达它的思想内容？”①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后，“左”倾思潮相当严重的时候，茅盾仍然呼吁文学批评家，要尽自己的责任，“不单单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要分析它的艺术性”②，这是很可宝贵的。他还以自己的评论实践，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总而言之，在我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工作中，由于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长期间在很多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中，充斥着空洞的政治口号和贫乏的思想分析，而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则很少提倡认真的研究与切实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茅盾的那一系列内容充实、说理精当的评论佳什，在建国以来的文学评论中是独树一帜的，是特别值得提倡的。也可以说，在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茅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