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鼓吹集》等文艺评论集]
第二节 《鼓吹集》等文艺评论集
《鼓吹集》、《鼓吹续集》和《读书杂记》，是茅盾建国以后所写的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
《鼓吹集》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收入作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所写的短篇文艺论文四十多篇。《鼓吹续集》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版，主要收入作者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所写的短篇文艺论文十多篇。这些文艺评论文章，都是先后分别在《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的。《读书杂记》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出版，是作者“读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优秀短篇小说近百篇”，“当时随手札记，或长或短；既以志点滴之印象，自非就整体而论断”①，所以题名《读书杂记》。
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其中有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的探讨，对古今中外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文学新人的指导与鼓励等。论述深入浅出，时有精辟的见解。
一、从文艺界的实际出发，探讨有关理论问题，阐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当前的文艺创作。是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的一个重要内容。
建国以后，文艺界曾就思想斗争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先后开展过辩论和探讨；对于这些辩论和探讨，茅盾总是积极参加。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对待创作题材和如何看待讽刺与幽默作品等问题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有些则是对的。
关于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问题。他认为这是文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赞同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但是在如何服务这个问题上，在实践过程中，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文艺界曾经出现过强调“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现象，提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以及要求“定人、定时、定任务”等。对于这些，茅盾是不赞成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创作问题漫谈》中，就强调指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应该根据文艺的特点，按文艺规律办事。要看到“服务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他远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这些见解，较之那些不顾文艺特点、牺牲艺术以求“政治”的错误观点，还是具有批判作用的。
关于如何理解和塑造英雄人物问题。无产阶级要在文艺创作中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些人对英雄人物的理解，带有片面性，以为英雄人物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只能写优点，不能写缺点。后来“四人帮”搞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推行极左路线，抛出“根本任务”论，贩卖“三突出”，要求“高、大、全”，把塑造英雄人物的理论，搞得更为混乱。而茅盾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对这些“左”的理论进行过批判。他曾经指出：我们“要求塑造的英雄人物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又是现实的人；他们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集体主义的英雄；是从群众中间产生、而仍然是群众中一员的英雄，而不是从半空掉下来的超人式的英雄。”他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及其克服过程，因为“有缺点，经过斗争，终于改正”，不是公式，而是生活逻辑。他还说：“写一个英雄人物从一开始就是全智全能全德，不但从不犯错误，而且政治上、思想上高度成熟，那也很好；可是这就象个超人了，超人是很少的，会引起不真实之感。事实上倒是有缺点、也能犯错误，但在斗争中、在自觉的努力下，终于把自己锻炼成为更完善的英雄人物，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会更加大些。”①在当时来说，茅盾这些论述是很有针对性的。
关于如何对待创作题材问题。在创作上如何对待现代题材与历史题材，以及所谓尖端题材与非尖端题材、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是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繁荣文学创作的问题，在十六年中，在题材问题上曾经有过多次论争，一直存在“左”的干扰。茅盾在一九五九年，就曾经根据创作的规律，对题材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他首先表明，从整个文学创作来看，他“主张现代题材应当多于历史题材”。但是，他又强调最根本的，不是看作品的数量，而是看作品的质量。他说：“现代题材应该写，历史题材也应该写；如果历史题材超过了现代题材的比例，也要看历史题材的作品质量如何。如果质量好，那也是值得欢迎的。反之，如果现代题材的作品多而质量差，那也不值得高兴。”因此，他明确表示：“不大赞成勉强作家去写他自己没有把握的现代尖端题材而抛弃了他有把握写好的其他题材。”他强调指出：“从事物的本质来看，确有。尖端’和‘非尖端’之分；但作为作品的题材来看，尖端也罢，非尖端也罢，写得好的，同样有教育意义，同样是人民所喜爱的”。“总而言之，题材范围愈广阔，作品愈多样化，我们的文艺就愈繁荣发展。”①令人惋惜的是，我国当代文学在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才开始认识了作者在许多年前所阐述过的这个真理。
关于如何看待讽刺与幽默作品的问题。建国以来，讽刺和幽默的作品是很少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讽刺与幽默存在着错误的看法。如在文艺界讨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能否运用讽刺和幽默笔法时，有些人就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不必要或者不应该写讽刺和幽默的作品。对此，茅盾在一九六○年就曾经指出，写讽刺与幽默的作品，当然有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但是，那些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可以进行正面教育，何必旁敲侧击”“可以面命耳提，何必指桑骂槐”的思想观点是片面的，并分析其根源，“在于不曾明辨文学艺术和其他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其各自的特征确有不同。”他论述了“文学艺术要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但又是要通过反映现实的艺术形象来进行思想教育”这一特殊性，强调指出，讽刺作品和幽默作品是“文艺体裁中间的特殊品种”，“文学艺术大家庭中的一支”，“能发生独特的奇异的功效。更不用说，在满足人民对艺术欣赏的多方面的要求上，它们是不可缺少的。”①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讽刺与幽默作品的创作问题，长期没有很好解决，有些比较好的讽刺和幽默作品。被当作“毒草”批判，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在那种气候下，茅盾关于保护和提倡讽刺与幽默作品的这些见解，如果不是空谷足音，也是凤毛麟角，因而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二、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原则，对作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尤其注意奖掖后学，努力培养文艺新生力量，也是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的重要内容。
茅盾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举凡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他都有所涉猎。当然，他评论的重点，是在我国当代文学方面；但由于作者的知识十分渊博，因而他的眼界宽广，立意深远，使他的文学评论真正呈现出一种体大思精的局面。
对短篇小说的评论，尤其是茅盾评论作家作品的一个重点。建国以后，他一直十分关心短篇小说的发展，从一九五○年就开始写短篇小说的评论，到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评论就更多。在专门评论短篇小说的十几篇文章中涉及的面相当广，内容丰富，有单篇作品的具体分析，也有对作家新作品的综合评述；有对同一题材的作品的专门评论，也有对同一时期作家作品的全面估价，有对短篇小说的性质和发展的论述，也有对短篇小说写得太长的原因的分析，等等。在评论中，所涉及的作品不下二百篇，涉及的作家几十人，其中既有赵树理、沙汀、欧阳山等老作家，也有杜鹏程、李準、王愿坚、王汶石、马烽、茹志鹃等后起之秀；既有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大批工农业余作者。茅盾通过比较广泛的评论，及时总结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经验，分析、比较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特点和风格，并对青年作家、业余作者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具体辅导，帮助他们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总之，在茅盾那里，评论的工作真正变成了园丁的工作，这对于培育和繁荣短篇小说的创作，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重视群众文艺创作，善于从群众创作中发现新事物的萌芽，成了茅盾文学评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实，在党的提倡下，茅盾一向十分关注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特别是对群众文艺创作中的新队伍、新成就、新经验，他总是及时地加以赞扬和总结，并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当跨入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群众文艺创作这一领域成为了他经常注意的一个对象，如《志愿军一日》出版后，他很快写了《为<志愿军一日>而欢呼》的评论，以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对这部“军事记实散文集”，从作者、内容、形象、风格、教育作用、历史意义等方面去分析总结它的特点和成就，为这部“雕满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英雄群像的丰碑”和“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灿烂的形象教材”的出版而热烈欢呼。此外，对新民歌《红旗歌谣》，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等群众创作，他也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把它们提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生事物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当然，他的这些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
茅盾总是从政治内容和艺术技巧高度统一的角度去评论作家作品，以对党的文艺事业和对作家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好则说好，差则说差，不随“风”弄墨，也不无原则地“喷香水”或者“泼冷水”。在这方面，茅盾为评论界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他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是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一个范例。在一九五八年关于评价《青春之歌》的讨论中，有人肯定这部作品，也有人否定这部作品，意见分歧很大。茅盾从作品实际出发，写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首先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肯定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有典型性的”，她那种“自觉、自愿、坚决进行自我改造的精神是一贯的”，“是值得今天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同时，他又指出这部作品在人物描写、结构和文学语言等三个方面存在的缺点。文章还强调指出，围绕《青春之歌》的讨论，“不但提出了对一部作品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提出评价作品时思想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光有工人阶级立场、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求熟悉特定的历史事实，这就叫做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茅盾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贯穿于他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骘之中，其中包括对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评论。他的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有助于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满腔热情、艰苦细致地培育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是茅盾评论工作始终注意的一个目标。鲁迅曾经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①。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批评家，是应当担负起“剪除恶草”和“灌溉佳花”的任务的，而剪除恶草的目的，归根到底，还在于使佳花开得更繁茂、更绚丽。茅盾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剪除恶草的，但更多的还是灌溉佳花。特别是对青年作家与业余作者的培植，不仅满腔热情，而且艰苦细致、切实具体。他认为辅导工作“从具体作品入手，就可以避免脱离实际；开几次讲座，讲讲文艺理论而不联系实际，不从具体的作品入手，收效不会太大。”①所以，他总是不辞劳苦地仔细阅读许多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评论，帮助他们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总结优点和缺点，经验与教训，明确继续努力的方向。《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读书杂记》等，就都体现着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艺术匠心。
三、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抓注重点，解剖麻雀，进行对比分析；言简意赅、生动灵活，使得这三部短篇文艺评论集具有着很大的说服力。
茅盾的文艺理论批评，一向都是注意摆事实、讲道理的。由于他的文艺理论修养很深，有丰富的文学历史知识，又有切实的创作实践经验，因此，在开展评论时，能够旁征博引，提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见解。例如他对《儒林外史》中的进步思想的评论，就能结合作者吴敬梓的身世、教养，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去分析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论述精辟，说理透彻。但是，他并不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他和一些同志在关于“歇后语”问题（《关于“歇后语”》）以及关于艺术技巧与世界观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关于艺术技巧的通讯》），都是本着科学的精神，民主的态度，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提到读者面前，通过讨论和商量，最后由事实——实践做出结论。他说：“如果出来坚实的论据。证明我的论点站不住，我将毫不迟疑地取消我的论点。”这样，经过充分的讨论，他往往一方面通过说理，继续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另方面又虚心吸取对方提出的一些可取的意见，以补原来论述中的缺陷。
抓住要点，进行对比分析，在茅盾的文学评论中，是经常运用的方法。其中，有对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有对同一作家前期和后期的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也有对同一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对比分析……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不仅能够使评论具体生动，而且能够使论述的问题，更容易显示出它的本质和特点。如他在论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时，通过对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与《离婚》的对比分析，以及对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与《蜚蜚姑娘》的对比分析，说明前者的主题思想之所以比后者更为深刻，原因就在于《祝福》和《羊脂球》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又如他在评论《水游》的人物描写时，着重通过对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的描写的对比分析，深刻地指出了“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①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行之有效的对比分析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文学评论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茅盾的文艺论文，言之有物，注意说理，既不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也不搬弄词藻、哗众取宠，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简明朴实的特色。在形式上，他的文艺论文不拘一格，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多样。有长达两万多字的《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也有短至几百字的《对于“鸣”和“争”的一点小意见》；有论述式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也有漫谈式的《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有会议的报告《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读书的随笔《<力原>读后感》；有通讯体《<关于艺术技巧>的通讯》，也有杂记体《读书杂记》。
总之，茅盾的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总结了建国后文学创作的许多宝贵经验，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树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
《鼓吹集》、《鼓吹续集》和《读书杂记》，是茅盾建国以后所写的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
《鼓吹集》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收入作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所写的短篇文艺论文四十多篇。《鼓吹续集》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版，主要收入作者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所写的短篇文艺论文十多篇。这些文艺评论文章，都是先后分别在《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的。《读书杂记》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出版，是作者“读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优秀短篇小说近百篇”，“当时随手札记，或长或短；既以志点滴之印象，自非就整体而论断”①，所以题名《读书杂记》。
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其中有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的探讨，对古今中外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文学新人的指导与鼓励等。论述深入浅出，时有精辟的见解。
一、从文艺界的实际出发，探讨有关理论问题，阐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当前的文艺创作。是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的一个重要内容。
建国以后，文艺界曾就思想斗争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先后开展过辩论和探讨；对于这些辩论和探讨，茅盾总是积极参加。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对待创作题材和如何看待讽刺与幽默作品等问题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有些则是对的。
关于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问题。他认为这是文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赞同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但是在如何服务这个问题上，在实践过程中，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文艺界曾经出现过强调“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现象，提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以及要求“定人、定时、定任务”等。对于这些，茅盾是不赞成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创作问题漫谈》中，就强调指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应该根据文艺的特点，按文艺规律办事。要看到“服务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他远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这些见解，较之那些不顾文艺特点、牺牲艺术以求“政治”的错误观点，还是具有批判作用的。
关于如何理解和塑造英雄人物问题。无产阶级要在文艺创作中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些人对英雄人物的理解，带有片面性，以为英雄人物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只能写优点，不能写缺点。后来“四人帮”搞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推行极左路线，抛出“根本任务”论，贩卖“三突出”，要求“高、大、全”，把塑造英雄人物的理论，搞得更为混乱。而茅盾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对这些“左”的理论进行过批判。他曾经指出：我们“要求塑造的英雄人物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又是现实的人；他们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集体主义的英雄；是从群众中间产生、而仍然是群众中一员的英雄，而不是从半空掉下来的超人式的英雄。”他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及其克服过程，因为“有缺点，经过斗争，终于改正”，不是公式，而是生活逻辑。他还说：“写一个英雄人物从一开始就是全智全能全德，不但从不犯错误，而且政治上、思想上高度成熟，那也很好；可是这就象个超人了，超人是很少的，会引起不真实之感。事实上倒是有缺点、也能犯错误，但在斗争中、在自觉的努力下，终于把自己锻炼成为更完善的英雄人物，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会更加大些。”①在当时来说，茅盾这些论述是很有针对性的。
关于如何对待创作题材问题。在创作上如何对待现代题材与历史题材，以及所谓尖端题材与非尖端题材、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是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繁荣文学创作的问题，在十六年中，在题材问题上曾经有过多次论争，一直存在“左”的干扰。茅盾在一九五九年，就曾经根据创作的规律，对题材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他首先表明，从整个文学创作来看，他“主张现代题材应当多于历史题材”。但是，他又强调最根本的，不是看作品的数量，而是看作品的质量。他说：“现代题材应该写，历史题材也应该写；如果历史题材超过了现代题材的比例，也要看历史题材的作品质量如何。如果质量好，那也是值得欢迎的。反之，如果现代题材的作品多而质量差，那也不值得高兴。”因此，他明确表示：“不大赞成勉强作家去写他自己没有把握的现代尖端题材而抛弃了他有把握写好的其他题材。”他强调指出：“从事物的本质来看，确有。尖端’和‘非尖端’之分；但作为作品的题材来看，尖端也罢，非尖端也罢，写得好的，同样有教育意义，同样是人民所喜爱的”。“总而言之，题材范围愈广阔，作品愈多样化，我们的文艺就愈繁荣发展。”①令人惋惜的是，我国当代文学在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才开始认识了作者在许多年前所阐述过的这个真理。
关于如何看待讽刺与幽默作品的问题。建国以来，讽刺和幽默的作品是很少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讽刺与幽默存在着错误的看法。如在文艺界讨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能否运用讽刺和幽默笔法时，有些人就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不必要或者不应该写讽刺和幽默的作品。对此，茅盾在一九六○年就曾经指出，写讽刺与幽默的作品，当然有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但是，那些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可以进行正面教育，何必旁敲侧击”“可以面命耳提，何必指桑骂槐”的思想观点是片面的，并分析其根源，“在于不曾明辨文学艺术和其他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其各自的特征确有不同。”他论述了“文学艺术要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但又是要通过反映现实的艺术形象来进行思想教育”这一特殊性，强调指出，讽刺作品和幽默作品是“文艺体裁中间的特殊品种”，“文学艺术大家庭中的一支”，“能发生独特的奇异的功效。更不用说，在满足人民对艺术欣赏的多方面的要求上，它们是不可缺少的。”①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讽刺与幽默作品的创作问题，长期没有很好解决，有些比较好的讽刺和幽默作品。被当作“毒草”批判，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在那种气候下，茅盾关于保护和提倡讽刺与幽默作品的这些见解，如果不是空谷足音，也是凤毛麟角，因而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二、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原则，对作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尤其注意奖掖后学，努力培养文艺新生力量，也是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的重要内容。
茅盾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举凡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他都有所涉猎。当然，他评论的重点，是在我国当代文学方面；但由于作者的知识十分渊博，因而他的眼界宽广，立意深远，使他的文学评论真正呈现出一种体大思精的局面。
对短篇小说的评论，尤其是茅盾评论作家作品的一个重点。建国以后，他一直十分关心短篇小说的发展，从一九五○年就开始写短篇小说的评论，到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评论就更多。在专门评论短篇小说的十几篇文章中涉及的面相当广，内容丰富，有单篇作品的具体分析，也有对作家新作品的综合评述；有对同一题材的作品的专门评论，也有对同一时期作家作品的全面估价，有对短篇小说的性质和发展的论述，也有对短篇小说写得太长的原因的分析，等等。在评论中，所涉及的作品不下二百篇，涉及的作家几十人，其中既有赵树理、沙汀、欧阳山等老作家，也有杜鹏程、李準、王愿坚、王汶石、马烽、茹志鹃等后起之秀；既有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大批工农业余作者。茅盾通过比较广泛的评论，及时总结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经验，分析、比较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特点和风格，并对青年作家、业余作者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具体辅导，帮助他们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总之，在茅盾那里，评论的工作真正变成了园丁的工作，这对于培育和繁荣短篇小说的创作，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重视群众文艺创作，善于从群众创作中发现新事物的萌芽，成了茅盾文学评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实，在党的提倡下，茅盾一向十分关注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特别是对群众文艺创作中的新队伍、新成就、新经验，他总是及时地加以赞扬和总结，并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当跨入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群众文艺创作这一领域成为了他经常注意的一个对象，如《志愿军一日》出版后，他很快写了《为<志愿军一日>而欢呼》的评论，以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对这部“军事记实散文集”，从作者、内容、形象、风格、教育作用、历史意义等方面去分析总结它的特点和成就，为这部“雕满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英雄群像的丰碑”和“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灿烂的形象教材”的出版而热烈欢呼。此外，对新民歌《红旗歌谣》，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等群众创作，他也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把它们提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生事物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当然，他的这些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
茅盾总是从政治内容和艺术技巧高度统一的角度去评论作家作品，以对党的文艺事业和对作家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好则说好，差则说差，不随“风”弄墨，也不无原则地“喷香水”或者“泼冷水”。在这方面，茅盾为评论界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他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是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一个范例。在一九五八年关于评价《青春之歌》的讨论中，有人肯定这部作品，也有人否定这部作品，意见分歧很大。茅盾从作品实际出发，写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首先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肯定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有典型性的”，她那种“自觉、自愿、坚决进行自我改造的精神是一贯的”，“是值得今天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同时，他又指出这部作品在人物描写、结构和文学语言等三个方面存在的缺点。文章还强调指出，围绕《青春之歌》的讨论，“不但提出了对一部作品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提出评价作品时思想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光有工人阶级立场、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求熟悉特定的历史事实，这就叫做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茅盾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贯穿于他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骘之中，其中包括对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评论。他的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有助于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满腔热情、艰苦细致地培育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是茅盾评论工作始终注意的一个目标。鲁迅曾经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①。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批评家，是应当担负起“剪除恶草”和“灌溉佳花”的任务的，而剪除恶草的目的，归根到底，还在于使佳花开得更繁茂、更绚丽。茅盾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剪除恶草的，但更多的还是灌溉佳花。特别是对青年作家与业余作者的培植，不仅满腔热情，而且艰苦细致、切实具体。他认为辅导工作“从具体作品入手，就可以避免脱离实际；开几次讲座，讲讲文艺理论而不联系实际，不从具体的作品入手，收效不会太大。”①所以，他总是不辞劳苦地仔细阅读许多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评论，帮助他们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总结优点和缺点，经验与教训，明确继续努力的方向。《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读书杂记》等，就都体现着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艺术匠心。
三、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抓注重点，解剖麻雀，进行对比分析；言简意赅、生动灵活，使得这三部短篇文艺评论集具有着很大的说服力。
茅盾的文艺理论批评，一向都是注意摆事实、讲道理的。由于他的文艺理论修养很深，有丰富的文学历史知识，又有切实的创作实践经验，因此，在开展评论时，能够旁征博引，提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见解。例如他对《儒林外史》中的进步思想的评论，就能结合作者吴敬梓的身世、教养，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去分析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论述精辟，说理透彻。但是，他并不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他和一些同志在关于“歇后语”问题（《关于“歇后语”》）以及关于艺术技巧与世界观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关于艺术技巧的通讯》），都是本着科学的精神，民主的态度，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提到读者面前，通过讨论和商量，最后由事实——实践做出结论。他说：“如果出来坚实的论据。证明我的论点站不住，我将毫不迟疑地取消我的论点。”这样，经过充分的讨论，他往往一方面通过说理，继续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另方面又虚心吸取对方提出的一些可取的意见，以补原来论述中的缺陷。
抓住要点，进行对比分析，在茅盾的文学评论中，是经常运用的方法。其中，有对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有对同一作家前期和后期的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也有对同一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对比分析……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不仅能够使评论具体生动，而且能够使论述的问题，更容易显示出它的本质和特点。如他在论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时，通过对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与《离婚》的对比分析，以及对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与《蜚蜚姑娘》的对比分析，说明前者的主题思想之所以比后者更为深刻，原因就在于《祝福》和《羊脂球》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又如他在评论《水游》的人物描写时，着重通过对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的描写的对比分析，深刻地指出了“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①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行之有效的对比分析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文学评论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茅盾的文艺论文，言之有物，注意说理，既不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也不搬弄词藻、哗众取宠，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简明朴实的特色。在形式上，他的文艺论文不拘一格，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多样。有长达两万多字的《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也有短至几百字的《对于“鸣”和“争”的一点小意见》；有论述式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也有漫谈式的《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有会议的报告《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读书的随笔《<力原>读后感》；有通讯体《<关于艺术技巧>的通讯》，也有杂记体《读书杂记》。
总之，茅盾的这三部短篇文艺论文集，总结了建国后文学创作的许多宝贵经验，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树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