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
第一节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反动性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时，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使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出于反革命目的，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破坏。这场大破坏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文艺界受林彪、江青等人的摧残，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他们的“理论权威”康生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接着他们又诬陷昆曲《李慧娘》、电影《红河激浪》，并把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不夜城》和《林家铺子》打成“毒草”。“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们还制造了诬陷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震撼全国的大冤案。当时文艺界已经被他们搞得奄奄一息，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觉得过去抓的只是一些“个别问题”，要“占领阵地”，必须“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要作到这一点，光靠“笔杆子”不行，还得仰仗“枪杆子”。于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上海炮制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纲领，是他们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宣言书。
《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指鹿为马，说什么“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个论断下，十六年的文艺界被他们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是理论“黑”。他们把“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等文艺主张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所谓“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称之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后来他们又统诬之为“黑八论”。在“黑八论”之外，他们还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口号诬蔑为“全民文艺论”加以讨伐。二是作品“黑”。他们说十六年的文艺创作在这些“黑”理论的指导下，“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他们诬蔑这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写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三是队伍“黑”。他们对新中国的文艺队伍恨之入骨，诬蔑文艺工作者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的，说他们“不是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就是“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或者“在前进中掉队了”。他们鼓吹“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总之，“文艺黑线专政论”从理论上、创作上和队伍上，把十七年的文艺界描绘得一团漆黑，全面地抹煞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的成就。
《纪要》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还抛出一条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文艺路线。这条极左路线的要点是：第一，取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在《纪要》中歪曲和篡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敌视多样化和贵在创新的艺术规律，提出了搞“样板作品”这一荒谬透顶的口号。“样板”者，标准化也，即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按照他们树立的“样板作品”如法炮制，否则就给扣上“离经叛道”“文艺黑线回潮”等帽子。在文艺批评上，他们以“兴无灭资”为旗号，公开点电影《兵临城下》、《抓壮丁》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京剧剧目初探》的名，把建国后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论著诬蔑为“毒草”，宣布对它们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并且叫嚷“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要坚决顶住”，诬蔑对他们这条极左路线不满的人是“敌人”。他们杀气腾腾地声言要把文艺批评变成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匕首和手榴弹”。第二，践踏党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大槁文化虚无主义。他们在《纪要》中摆出一副最最“革命”的面孔，高喊“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甚至“五四”以来我国新文艺的光荣传统，否定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遗产，否定对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说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他们宣称要跟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创建什么“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林彪、江青一伙在《纪要》中，一方面扬言要“彻底搞掉”“文艺黑线”，一方面宣称要创造他们自己的“新文艺”，这一破一立，谈的似乎只是文艺问题，实际上文艺问题不过是个突破口，他们炮制《纪要》的根本目的是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自四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建国以来，为发展我国新的革命文艺付出了巨大心血。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炮制《纪要》的“座谈会”上，江青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提出的文艺创作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口号是个“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口号，说周恩来召开的民族音乐座谈会是同她唱对台戏，狂妄地叫喊要周恩来“作检讨”。后来“砸烂文艺黑线”、“横扫牛鬼蛇神”时，周恩来肯定和赞扬的作品以及受到周恩来关怀的文艺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相反地，江青和林彪则互相吹捧。在《纪要》中，林彪吹捧江青“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江青在部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林彪却“指示”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她的“意见”。江青则吹捧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两个反党野心家，一个自恃有枪杆子，需要笔杆子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一个自恃有笔杆子，需要枪杆子为其作护“法”的“尊神”。《纪要》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两杆子”结成的反革命联盟，妄图拿文艺界开刀，进而搞乱全党全国，最后乱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宣言书。
历史是他们的这些反革命罪恶活动的最好见证。这年四月，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纪要》，十八日，林彪、江青一伙就以《解放军报》社论的方式，公布了《纪要》的内容①。与此同时，他们在报刊上组织对被《纪要》点了名的作家作品进行“围剿”。接着，他们很快地就从文艺领域“突破”到政治领域：五月八日，江青主持炮制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于《解放军报》上抛出，同一天，关锋也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抛出《擦亮眼睛，辨明是非》。进而，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同时抛出《评“三家村”》，十一日戚本禹在《红旗》上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两篇文章南北呼应，一唱一和，把邓拓的《燕山夜话》及他同吴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一场所谓“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和“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①的政治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始了。在这个运动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们窃取到手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把“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广到教育、新闻、出版、科技乃至公检法等各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叫嚷“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大破坏、大灾难、大浩劫落到了党、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头上。
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到的空前浩劫
如上所述，林彪、江青一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破坏，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日甚一日的政治大动荡中，文艺界又是被他们破坏得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纪要》出笼以后，整个文艺界就处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威之下。从一九大六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垮台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了一场场对所谓“文艺黑线”的“围剿”战，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天下无好人，冤狱遍国中，文艺界一片白色恐怖。
文艺界的组织机构首先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摧残。《纪要》抛出不久，他们就在一个文件里杀气腾腾地宣布要对文艺界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接着他们在《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编者按”中，公开点文艺界负责人的名，给他们扣上“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等帽子。之后，这些负责人纷纷被揪斗、“罢官”，全国文联、作家协会及其它文艺协会、各地分会均被强行解散，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中央和地方剧团及其它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了活动。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从组织上推行《纪要》的一个严重的步骤。从此，文艺领寻权就充全落在他们手里，文艺界变成了封建法西斯文艺专制卞义的一统天下。
林彪、江青等人控制了文艺界之后，就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在中国大兴文字狱，对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名为“革命大批判”的大扫荡、大迫害。
一批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及其作者，首当其冲，遭到迫害。林彪、江青一伙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发，组织“写作班子”在他们把持的报刊上轮番地无限上纲地围剿影片《燎原》、《怒潮》、《红河激浪》和小说《刘志丹》、《保卫延安》、《小城春秋》，以及歌剧《洪湖赤卫队》等，诬陷这些作品是为某某人“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为某某人“歌功颂德的黑小说”、为某某人“扬幡招魂的反动影片”……在这些诬陷活动中，林彪、江青一伙的“顾问”康生起的作用最为恶劣，他望风捕影，捏造事实，妄加罪名，置人死地。这些诬陷文章既为他们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了舆论，又为他们迫害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证据”。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江青等人发动了全国性反革命夺权后的所谓“斗批改”的那些充满腥凤血雨的日子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遭到非法的审查、逮捕、***和刑罚，连出版社的编辑、电影编导人员、支持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活动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以及作者的亲属乃至读者，都被株连。仅长篇小说《刘志丹》一案，上下左右被株连的就有万人之多。
十七年优秀的文学作品极少幸免，它们几乎都因获致了《纪要》所罗织的那些罪名而遭到“大批判”，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鼓吹叛徒哲学的黑标本”、“机会主义路线的颂歌”，以及“制造战争恐怖”、“丑化工农兵形象”、“为价级敌人张目”、“贩卖人性论”、“宣扬谈情说爱的低级趣味”等等。短短几年，在《红旗》、《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点名“批判”的作品就有小说《风雷》、《红旗谱》、《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一代***》、《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战斗的青春》、《朝阳花》，戏剧《谢瑶环》、《海瑞上疏》、《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关汉卿》，以及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等。在地方报刊上遭到讨伐的作品就更多了。至于电影，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宣判”过五十多部影片的“死刑”，十六年的影片全部被作为“文艺黑线”的“罪证”封存了起来。
与此同时，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以及中宣部制定的《文艺八条》，《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和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也部成为“大批判”的矛头所向，应该指出，所谓“黑八论”中的“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反“题材决定论”等文艺观点与文艺主张是正确的，在十六年不同历史阶段提出这些观点与主张，对纠正当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违背艺术规律的不良倾向，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反“火药味”论和“离经叛道”论，则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歪曲别人讲话的办法捏造的，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文艺观点；“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作为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至于《文艺八条》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更无可指责。那是六十年代初期，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为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调整文艺政策而召开的会议、制定的文件、撰写的社论，这些会议、文件和社论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至今还闪烁着它的真理的光芒。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肆意篡改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颠倒黑白，在报刊上连篇累犊地抛出“大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及其恶劣影响，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很久，也没有消除尽净。
这种“革命大批判”还在“挖”所谓“文艺黑线”的“租坟”的口号下，疯狂地推行《纪要》中鼓吹的文化虚无主义。在林彪、江青一伙授意炮制的文章里，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粗暴地否定①。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苏联戏剧艺术大师斯但尼斯拉夫斯基被斥为“剥削阶级的辩***”、“资本主义的吹鼓手”。对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卓有贡献的老作家巴金、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等，被打成“反动文人”、“反共老手”、“叛徒”、“特务”等，他们的作品如《而人行》、《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也被拉出来“示众”。
总之，在“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反革命喧嚣声中，十六年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中外优秀文艺遗产统统遭到禁钢和焚毁，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被诬蔑成“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受迫害最为惨重的还是文艺队伍。伴随着对文艺作品的“大批判”，就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大审查”。广大文艺工作者被或关进“牛棚”，或赶到“干校”，或投入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创作权利被剥夺长达十年之久。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田汉、老舍、赵树理、邵荃麟、杨朔、闻捷、侯金镜、巴人、孟超、以群、海默等百余知名人士都被摧残身亡。柳青、郭小川等被折磨致伤致病，虽然看到了十月的胜利，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也相继辞世。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的浩劫罄竹难书，他们用罪恶的双手，写下了我国新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三、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那个年代，面对着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的疯狂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完全处于被凌辱被宰割的地位，致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几乎毁于一旦。这个历史悲剧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总结其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修正主义的实质没有弄清楚，对党内国内形势又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因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错误方针。与这个错误方针相联系，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的形势和文艺队伍状况也作了错误的估计，如说建国后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等等。出于这种错误估计，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文艺界接二连三地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理论和文艺作品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被放弃了，文艺界完全变成了“一言堂”，“左”倾思潮通行无阻、恶性膨胀。这就是十年动乱发生的历史背景。考察这个历史背景就不难看出，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十年动乱期间得以猖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以“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制造现代迷信，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妆扮成“举得最高”、“跟得最紧”的“左派”，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在党中央窃踞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合法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地向全党全国发号施今，从政治上组织上推行其反革命战略部署；他们恶毒地利用了青少年缺乏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弱点并假他们之手，制造全社会规模的大混乱，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等等。无疑，这些方面都提供了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是，林彪、江青等人的上述反革命伎俩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利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修正主义的解释、对党内国内形势（包括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的估计、对文艺战线形势和文艺队伍状况的估计等重大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或者说，正是这些“左”的错误为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推行极左路线开了方便之门。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上的右的错误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左”的错误也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条件下，这种错误最容易被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号称“最最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因而损失也就更大。因此，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可能出现的“左”的错误，尤其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
第二，建国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大都是反右的，反“左”总是受阻，反不了。如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闪烁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讲话，以及在这些讲话的精神指导下召开的“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产生的《文艺八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文件、社论，都是反“左”的，可是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抵制，没有得到认真、普遍的贯彻执行。这样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误认识：“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左”即使错了，主观上也是革命的；为避免犯立场错误，凡事宁“左”勿右。因之，在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和摧残社会主义文艺时，许多人尽管思想不通，但行动上却要“紧跟”（从思想上完全接受“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虽然不乏其人，但那是极少数）。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文艺大批判”文章，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亲自策划炮制的，大量的还是“紧跟”的产物。这是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另一个方面的不容忽视的原因。可见，要使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除了在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列主义，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避免野心家、阴谋家再利用我们的“左”的错误以外，还要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对“左”倾思想的危害性的认识，从而铲除极左路线赖以横行的社会条件。
第三，十年动乱期间，文艺工作者由于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出戏、一首歌，就被打成“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列为“专案审查”，送往“干校”劳改，甚至投进监狱，林彪、江青等人的这种残害文艺工作者的封建法西斯的野蛮行径，能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行无阻，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用政治的方式乃至专政的方式解决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开了先例。建国后十六年间，动辄把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经常混淆两类矛盾，轻易地给作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做出“政治”处理。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无形中就使它“合法”化了。因而当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从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并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人们虽有怀疑和不满，但总的来说，大势所趋，还是把它当作一场“神圣”的“革命”运动接受了下来。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完全废止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文艺问题，坚决按艺术规律办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和权利——应该从广大文艺工作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里得出这个结论。
第四，“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对一些文艺主张和文艺作品所开展的错误批判及其严重后果，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利用了。被他们在《纪要》里诬蔑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的那些文艺主张，大多在十六年就被批判过。那时的批判也简单粗暴得很，把许多理论是非搞乱了。如批判“写真实”的主张时，硬说“‘真实’有阶级性”，“‘写真实’是资产阶级口号”；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时，就给它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说什么“鼓吹‘现实主义’就是鼓吹‘揭露阴暗面’”，“发泄对党的不满”；批判“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时，曾出现过“主张写‘中间人物’就是反对塑造英雄人物”，“就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的荒唐结论……等等。这些充满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都为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所承袭和发挥，成为他们迫害文艺工作者的大棒。这个史实告诉我们：多年来，文艺领导工作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理论上的混乱，尽管与林彪、江青等人出于篡党窃国的目的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就其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损害来说，两者只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特别是前者为后者所利用，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在肃清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的极左略线流毒的同时，认真地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文艺理论工作上的错误，就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文艺就很难得到健康的发展。
第五，缺乏艺术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给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文艺工作者、摧残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可乘之机。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都谈过艺术民主问题。刘少奇说：“……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感想，至于你采纳不采纳，或者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修改，你有你的自由。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那当然是另一回事，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①周恩来更是反复强调过艺术民主的重要性，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然而艺术民主却经常遭到破坏，或者说，艺术民主作为一个原则一直没有在生活中真正地确立起来，而那种夸大个人作用，特别是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作法却愈演愈烈，这就往往使艺术民主变成了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林彪、江青等人就拼命制造现代迷信，把自己封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在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专制。张春桥就曾经这样宣布过：“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健全，如没有出版法等等，因而当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法西斯暴行时，文艺工作者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完全处于被宰割的地位。由此可见，艺术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十年动乱的历史从反面提高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
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时，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使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出于反革命目的，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破坏。这场大破坏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文艺界受林彪、江青等人的摧残，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他们的“理论权威”康生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接着他们又诬陷昆曲《李慧娘》、电影《红河激浪》，并把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不夜城》和《林家铺子》打成“毒草”。“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们还制造了诬陷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震撼全国的大冤案。当时文艺界已经被他们搞得奄奄一息，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觉得过去抓的只是一些“个别问题”，要“占领阵地”，必须“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要作到这一点，光靠“笔杆子”不行，还得仰仗“枪杆子”。于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上海炮制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纲领，是他们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宣言书。
《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指鹿为马，说什么“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个论断下，十六年的文艺界被他们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是理论“黑”。他们把“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等文艺主张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所谓“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称之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后来他们又统诬之为“黑八论”。在“黑八论”之外，他们还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口号诬蔑为“全民文艺论”加以讨伐。二是作品“黑”。他们说十六年的文艺创作在这些“黑”理论的指导下，“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他们诬蔑这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写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三是队伍“黑”。他们对新中国的文艺队伍恨之入骨，诬蔑文艺工作者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的，说他们“不是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就是“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或者“在前进中掉队了”。他们鼓吹“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总之，“文艺黑线专政论”从理论上、创作上和队伍上，把十七年的文艺界描绘得一团漆黑，全面地抹煞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的成就。
《纪要》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还抛出一条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文艺路线。这条极左路线的要点是：第一，取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在《纪要》中歪曲和篡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敌视多样化和贵在创新的艺术规律，提出了搞“样板作品”这一荒谬透顶的口号。“样板”者，标准化也，即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按照他们树立的“样板作品”如法炮制，否则就给扣上“离经叛道”“文艺黑线回潮”等帽子。在文艺批评上，他们以“兴无灭资”为旗号，公开点电影《兵临城下》、《抓壮丁》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京剧剧目初探》的名，把建国后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论著诬蔑为“毒草”，宣布对它们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并且叫嚷“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要坚决顶住”，诬蔑对他们这条极左路线不满的人是“敌人”。他们杀气腾腾地声言要把文艺批评变成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匕首和手榴弹”。第二，践踏党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大槁文化虚无主义。他们在《纪要》中摆出一副最最“革命”的面孔，高喊“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甚至“五四”以来我国新文艺的光荣传统，否定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遗产，否定对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说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他们宣称要跟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创建什么“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林彪、江青一伙在《纪要》中，一方面扬言要“彻底搞掉”“文艺黑线”，一方面宣称要创造他们自己的“新文艺”，这一破一立，谈的似乎只是文艺问题，实际上文艺问题不过是个突破口，他们炮制《纪要》的根本目的是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自四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建国以来，为发展我国新的革命文艺付出了巨大心血。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炮制《纪要》的“座谈会”上，江青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提出的文艺创作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口号是个“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口号，说周恩来召开的民族音乐座谈会是同她唱对台戏，狂妄地叫喊要周恩来“作检讨”。后来“砸烂文艺黑线”、“横扫牛鬼蛇神”时，周恩来肯定和赞扬的作品以及受到周恩来关怀的文艺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相反地，江青和林彪则互相吹捧。在《纪要》中，林彪吹捧江青“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江青在部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林彪却“指示”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她的“意见”。江青则吹捧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两个反党野心家，一个自恃有枪杆子，需要笔杆子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一个自恃有笔杆子，需要枪杆子为其作护“法”的“尊神”。《纪要》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两杆子”结成的反革命联盟，妄图拿文艺界开刀，进而搞乱全党全国，最后乱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宣言书。
历史是他们的这些反革命罪恶活动的最好见证。这年四月，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纪要》，十八日，林彪、江青一伙就以《解放军报》社论的方式，公布了《纪要》的内容①。与此同时，他们在报刊上组织对被《纪要》点了名的作家作品进行“围剿”。接着，他们很快地就从文艺领域“突破”到政治领域：五月八日，江青主持炮制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于《解放军报》上抛出，同一天，关锋也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抛出《擦亮眼睛，辨明是非》。进而，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同时抛出《评“三家村”》，十一日戚本禹在《红旗》上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两篇文章南北呼应，一唱一和，把邓拓的《燕山夜话》及他同吴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一场所谓“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和“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①的政治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始了。在这个运动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们窃取到手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把“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广到教育、新闻、出版、科技乃至公检法等各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叫嚷“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大破坏、大灾难、大浩劫落到了党、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头上。
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到的空前浩劫
如上所述，林彪、江青一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破坏，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日甚一日的政治大动荡中，文艺界又是被他们破坏得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纪要》出笼以后，整个文艺界就处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威之下。从一九大六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垮台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了一场场对所谓“文艺黑线”的“围剿”战，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天下无好人，冤狱遍国中，文艺界一片白色恐怖。
文艺界的组织机构首先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摧残。《纪要》抛出不久，他们就在一个文件里杀气腾腾地宣布要对文艺界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接着他们在《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编者按”中，公开点文艺界负责人的名，给他们扣上“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等帽子。之后，这些负责人纷纷被揪斗、“罢官”，全国文联、作家协会及其它文艺协会、各地分会均被强行解散，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中央和地方剧团及其它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了活动。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从组织上推行《纪要》的一个严重的步骤。从此，文艺领寻权就充全落在他们手里，文艺界变成了封建法西斯文艺专制卞义的一统天下。
林彪、江青等人控制了文艺界之后，就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在中国大兴文字狱，对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名为“革命大批判”的大扫荡、大迫害。
一批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及其作者，首当其冲，遭到迫害。林彪、江青一伙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发，组织“写作班子”在他们把持的报刊上轮番地无限上纲地围剿影片《燎原》、《怒潮》、《红河激浪》和小说《刘志丹》、《保卫延安》、《小城春秋》，以及歌剧《洪湖赤卫队》等，诬陷这些作品是为某某人“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为某某人“歌功颂德的黑小说”、为某某人“扬幡招魂的反动影片”……在这些诬陷活动中，林彪、江青一伙的“顾问”康生起的作用最为恶劣，他望风捕影，捏造事实，妄加罪名，置人死地。这些诬陷文章既为他们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了舆论，又为他们迫害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证据”。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江青等人发动了全国性反革命夺权后的所谓“斗批改”的那些充满腥凤血雨的日子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遭到非法的审查、逮捕、***和刑罚，连出版社的编辑、电影编导人员、支持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活动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以及作者的亲属乃至读者，都被株连。仅长篇小说《刘志丹》一案，上下左右被株连的就有万人之多。
十七年优秀的文学作品极少幸免，它们几乎都因获致了《纪要》所罗织的那些罪名而遭到“大批判”，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鼓吹叛徒哲学的黑标本”、“机会主义路线的颂歌”，以及“制造战争恐怖”、“丑化工农兵形象”、“为价级敌人张目”、“贩卖人性论”、“宣扬谈情说爱的低级趣味”等等。短短几年，在《红旗》、《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点名“批判”的作品就有小说《风雷》、《红旗谱》、《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一代***》、《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战斗的青春》、《朝阳花》，戏剧《谢瑶环》、《海瑞上疏》、《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关汉卿》，以及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等。在地方报刊上遭到讨伐的作品就更多了。至于电影，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宣判”过五十多部影片的“死刑”，十六年的影片全部被作为“文艺黑线”的“罪证”封存了起来。
与此同时，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以及中宣部制定的《文艺八条》，《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和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也部成为“大批判”的矛头所向，应该指出，所谓“黑八论”中的“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反“题材决定论”等文艺观点与文艺主张是正确的，在十六年不同历史阶段提出这些观点与主张，对纠正当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违背艺术规律的不良倾向，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反“火药味”论和“离经叛道”论，则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歪曲别人讲话的办法捏造的，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文艺观点；“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作为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至于《文艺八条》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更无可指责。那是六十年代初期，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为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调整文艺政策而召开的会议、制定的文件、撰写的社论，这些会议、文件和社论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至今还闪烁着它的真理的光芒。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肆意篡改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颠倒黑白，在报刊上连篇累犊地抛出“大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及其恶劣影响，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很久，也没有消除尽净。
这种“革命大批判”还在“挖”所谓“文艺黑线”的“租坟”的口号下，疯狂地推行《纪要》中鼓吹的文化虚无主义。在林彪、江青一伙授意炮制的文章里，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粗暴地否定①。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苏联戏剧艺术大师斯但尼斯拉夫斯基被斥为“剥削阶级的辩***”、“资本主义的吹鼓手”。对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卓有贡献的老作家巴金、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等，被打成“反动文人”、“反共老手”、“叛徒”、“特务”等，他们的作品如《而人行》、《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也被拉出来“示众”。
总之，在“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反革命喧嚣声中，十六年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中外优秀文艺遗产统统遭到禁钢和焚毁，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被诬蔑成“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受迫害最为惨重的还是文艺队伍。伴随着对文艺作品的“大批判”，就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大审查”。广大文艺工作者被或关进“牛棚”，或赶到“干校”，或投入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创作权利被剥夺长达十年之久。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田汉、老舍、赵树理、邵荃麟、杨朔、闻捷、侯金镜、巴人、孟超、以群、海默等百余知名人士都被摧残身亡。柳青、郭小川等被折磨致伤致病，虽然看到了十月的胜利，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也相继辞世。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的浩劫罄竹难书，他们用罪恶的双手，写下了我国新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三、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那个年代，面对着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的疯狂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完全处于被凌辱被宰割的地位，致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几乎毁于一旦。这个历史悲剧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总结其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修正主义的实质没有弄清楚，对党内国内形势又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因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错误方针。与这个错误方针相联系，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的形势和文艺队伍状况也作了错误的估计，如说建国后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等等。出于这种错误估计，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文艺界接二连三地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理论和文艺作品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被放弃了，文艺界完全变成了“一言堂”，“左”倾思潮通行无阻、恶性膨胀。这就是十年动乱发生的历史背景。考察这个历史背景就不难看出，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十年动乱期间得以猖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以“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制造现代迷信，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妆扮成“举得最高”、“跟得最紧”的“左派”，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在党中央窃踞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合法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地向全党全国发号施今，从政治上组织上推行其反革命战略部署；他们恶毒地利用了青少年缺乏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弱点并假他们之手，制造全社会规模的大混乱，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等等。无疑，这些方面都提供了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是，林彪、江青等人的上述反革命伎俩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利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修正主义的解释、对党内国内形势（包括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的估计、对文艺战线形势和文艺队伍状况的估计等重大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或者说，正是这些“左”的错误为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推行极左路线开了方便之门。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上的右的错误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左”的错误也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条件下，这种错误最容易被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号称“最最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因而损失也就更大。因此，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可能出现的“左”的错误，尤其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
第二，建国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大都是反右的，反“左”总是受阻，反不了。如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闪烁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讲话，以及在这些讲话的精神指导下召开的“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产生的《文艺八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文件、社论，都是反“左”的，可是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抵制，没有得到认真、普遍的贯彻执行。这样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误认识：“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左”即使错了，主观上也是革命的；为避免犯立场错误，凡事宁“左”勿右。因之，在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和摧残社会主义文艺时，许多人尽管思想不通，但行动上却要“紧跟”（从思想上完全接受“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虽然不乏其人，但那是极少数）。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文艺大批判”文章，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亲自策划炮制的，大量的还是“紧跟”的产物。这是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另一个方面的不容忽视的原因。可见，要使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除了在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列主义，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避免野心家、阴谋家再利用我们的“左”的错误以外，还要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对“左”倾思想的危害性的认识，从而铲除极左路线赖以横行的社会条件。
第三，十年动乱期间，文艺工作者由于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出戏、一首歌，就被打成“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列为“专案审查”，送往“干校”劳改，甚至投进监狱，林彪、江青等人的这种残害文艺工作者的封建法西斯的野蛮行径，能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行无阻，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用政治的方式乃至专政的方式解决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开了先例。建国后十六年间，动辄把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经常混淆两类矛盾，轻易地给作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做出“政治”处理。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无形中就使它“合法”化了。因而当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从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并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人们虽有怀疑和不满，但总的来说，大势所趋，还是把它当作一场“神圣”的“革命”运动接受了下来。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完全废止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文艺问题，坚决按艺术规律办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和权利——应该从广大文艺工作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里得出这个结论。
第四，“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对一些文艺主张和文艺作品所开展的错误批判及其严重后果，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利用了。被他们在《纪要》里诬蔑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的那些文艺主张，大多在十六年就被批判过。那时的批判也简单粗暴得很，把许多理论是非搞乱了。如批判“写真实”的主张时，硬说“‘真实’有阶级性”，“‘写真实’是资产阶级口号”；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时，就给它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说什么“鼓吹‘现实主义’就是鼓吹‘揭露阴暗面’”，“发泄对党的不满”；批判“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时，曾出现过“主张写‘中间人物’就是反对塑造英雄人物”，“就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的荒唐结论……等等。这些充满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都为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所承袭和发挥，成为他们迫害文艺工作者的大棒。这个史实告诉我们：多年来，文艺领导工作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理论上的混乱，尽管与林彪、江青等人出于篡党窃国的目的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就其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损害来说，两者只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特别是前者为后者所利用，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在肃清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的极左略线流毒的同时，认真地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文艺理论工作上的错误，就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文艺就很难得到健康的发展。
第五，缺乏艺术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给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文艺工作者、摧残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可乘之机。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都谈过艺术民主问题。刘少奇说：“……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感想，至于你采纳不采纳，或者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修改，你有你的自由。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那当然是另一回事，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①周恩来更是反复强调过艺术民主的重要性，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然而艺术民主却经常遭到破坏，或者说，艺术民主作为一个原则一直没有在生活中真正地确立起来，而那种夸大个人作用，特别是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作法却愈演愈烈，这就往往使艺术民主变成了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林彪、江青等人就拼命制造现代迷信，把自己封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在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专制。张春桥就曾经这样宣布过：“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健全，如没有出版法等等，因而当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法西斯暴行时，文艺工作者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完全处于被宰割的地位。由此可见，艺术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十年动乱的历史从反面提高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