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行径及人民的抵]
第三节 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行径及人民的抵制和斗争
在十年动乱期间，文艺队伍被林彪、“四人帮“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打散了，文艺界仿佛不存在了，文艺园地呈现着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凉景象。对于林彪、“四人帮”疯狂践踏“双百”方针，在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罪恶行径，周恩来总理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抵制和斗争。
斗争是从周恩未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作品太少的批评开始的。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主席在与一位演员的谈话中曾对戏剧作品少的状况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繁荣文艺创作的要求。接着，一九七三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和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当着“四人帮”的面，严肃地指出：“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使“四人帮”恼羞成怒。江青当场放肆顶撞总理，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多，但都是毒草”。张春桥也含沙射影他说：“说少的，绝大多数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点，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事后，于会泳之流就按照这个调子，在文艺作品的“多”与“少”的问题上进行诡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这年四月底，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人员会上，“四人帮”一个亲信发难，大谈“多与少”的“辩证法”，狂妄地叫嚣：谁说现在的作品“少”，谁就是怀恋过去的毒草“多”，谁就是“为文艺黑线翻案”。十二月，于会泳在一个音乐座谈会上恶狠狠地给不满意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人扣上“立场反动”、“别有用心”的帽子。经过这番舆论准备和幕后策划，他们就在《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上抛出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这篇文章大谈“样板戏”的所谓“成就和意义”，说文化大革命前，毒草“多得充斥市场，泛滥成灾”，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反扑，咒骂他的批评是“阶级敌人放出来的阴风”。
这场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又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所谓“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斗争，矛头直指周总理。本来，一九七三年十月，周总理根据对外文化交流协定，批准了对外文委关于邀请两位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奏的报告。“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说这份报告宣扬了“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的“修正主义观点”，诬蔑周总理“开门揖盗”，“想从这方面打开缺口”“搞复辟”。这年年底他们召开了“全国音乐座谈会”。会上，于会泳等人狂叫：“在国际交往中，有人把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叫历史开倒车”，“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会后，“四人帮”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初澜”相继抛出《应当重视这场讨论》（《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抓住实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二月八日）、《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杀气腾腾地宣称：“音乐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之一”，“必须把这一批判纳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之中，进行到底！”在“四人帮”的策划与煽动下，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报刊就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批判”文章，其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是建国以来音乐界所罕见的。
与此同时，“四人帮”还发动了一场批判所谓“黑画”运动。一九七○——一九七三年期间，周总理根据对外宣传工作要“内外有别”、“不要强加于人”等原则，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并亲自抓宾馆装饰画的绘制工作。而“四人帮”却诬蔑出口的工艺美术品“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并给宾馆装饰画罗织“否定文化大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影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攻击八个样板戏”、“攻击五七道路”等罪名。他们办“黑画展”，开“声讨会”，审查作者的社会关系，扬言“根子在外事口”。他们还到处煽风点火，派人到各省市向宣传部门和美术界“宣讲”，于是各地也办起了“黑画展”。一时间，上下呼应，南北配合，搅得全国乌烟瘴气。
在“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旗号下，“四人帮”对一些新出现的文学作品，如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等也组织了围剿。《三上桃峰》是山西省参加一九七三年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它摆脱了“四人帮”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三突出原则”的影响，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帮风帮气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失为一出好戏。这惹怒了“四人帮”，它被打成“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孔孟之道”、“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样板戏唱对台戏”的“大毒草”。在这场围剿中，此剧的作者和其它有关人员均遭到迫害。《园丁之歌》由于写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强调了智育的重要性，破了“四人帮”的禁区，因而遭到“讨伐”。他们给《园丁之歌》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等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还有小说《生命》（辽宁）、《牧笛》（河南）和话剧《不平静的海滨》（山东）、《松涛曲》（黑龙江）、花鼓戏《还牛》（湖南）、汉剧《矿山货郎》（湖北）等。
一九七二年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部分文艺工作者恢复了工作，特别是广大业余作者的努力，文艺创作出现了一点活力，但是这一点小小的活力很快就被“四人帮”掀起的“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黑浪窒息了。这是“四人帮”继摧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成果之后的又一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新暴行，也是他们对周恩来总理和文艺工作者的疯狂报复。
然而，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威，一九七五年，他们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顶着高压，围绕着电影《创业》和《海霞》的问题，同“四人帮”展开了激烈而英勇的斗争。
《创业》是在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精神鼓舞下拍摄出来的一部好影片。它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石油工人的革命精神。一九七五年春节文化部审片时，江青专横地宣布《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声言“要查一查背景”。随后，其在文化部的亲信就下达“不准继续印制拷贝”、“不准向国外发行”、“停止广播”、“不准发表评论文章”等禁令，同时勒令编导人员和制片厂党委“检查”。经过两个月的策划，他们给《创业》罗织了“为某某人涂脂抹粉”、“着意宣扬活着的人”、写了“真人真事”等“十大罪状”，强迫影Ｖ狗庞常捌谋嗟蓟匙哦浴八娜税铩钡募笠宸撸白耪畏缦眨谝恍┝斓既撕臀囊展ぷ髡叩闹С窒拢葱鸥蠖飨猩晁摺?
与此同时，电影《海霞》摄制组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揭露“四人帮”迫害《海霞》的罪行。制片厂决定拍摄这部故事片时，江青大为不满，说此影片的编导“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向摄制组施加压力。然而摄制组仍然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在三年之内把电影搞上去”的号召，投入了拍摄，影片拍成后送审，“四人帮”不予通过，并给影片罗列了数十条“罪状”。后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观看并肯定了这部影片，江青恼羞成怒，指使于会泳组织“评论”，策划大规模的“围剿”。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创业》编剧的信上写下了意见：“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还作了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谈话，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此，“四人帮”表面上装着“拥护”，也唱起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高调，暗地里却组织人马查报纸、翻书刊，炮制《从中、长篇小说的出版看文学创作情况》、《全国文艺刊物出版情况》等所谓“调查报告”，拼凑数字，制造假繁荣，进行对抗。江青还给其在文化部的亲信打气说：“有人要把文艺革命翻过来，……我给顶着，老子不怕。”果然，就在这年秋天，他们发动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抓“现代投降派”的运动，继而于年底和第二年春天，趁周恩来总理病危和逝世之机，又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对党、人民和文艺工作者进行反攻倒算。他们诬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评是“政治谣言”、“奇谈怪论”，咒骂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同他们作了坚决斗争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他们胁迫《创业》的编剧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承认“影片有错误”，追逼《海霞》的编导交出揭发他们罪行信的底稿。他们在文艺界追查“政治谣言”，批判“奇谈怪论”，搞得人心惶惶，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垮台。
正如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人民和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之间的斗争，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也是在文艺思想上辩证唯物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同公式主义、帮八股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①从这个尖锐的斗争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四人帮”敢于如此专横跋扈和能够如此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允许他们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向党和人民发号施令：而不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那就休想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他们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文艺界十年动乱的历史，就是文艺工作者被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历史。
然而历史终究是属于人民的。在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勇无畏的战士。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就是其中的最优秀的代表。她敢于破除现代迷信，勇于捍卫真理，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主席蒙受奇冤大辱时，大义凛然地喊出了人民的声音，并以歌曲为武器，在狱中同“四人帮”作顽强的斗争，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外，撰文驳斥“四人帮”诬陷《上海的早晨》的谬论因而受到迫害的桑伟川，对“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公开提出不同看法因而被逼身死的赵云龙，冒着生命危险写信揭发“四人帮”攻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罪行的朱锦多，敢于向“四人帮”扼杀《创业》的行径及其谬论挑战的李春光等，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们也会记住他们的名字的。
十年动乱证明党培育起来的文艺队伍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队伍。它虽然被打散了，但并没有被摧垮、压倒。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各种方式坚持了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有的宁肯放下自己的笔，也决不随波逐流去炮制“瞒”与“骗”的文艺。有的身处逆境却不思个人安危、而是去思考生活和斗争。有的在潜心构思自己的作品，用默默地战斗去迎接胜利的明天。有的在敌人的高压之下仍然大无畏地用笔进行抗争……
同“四人帮”及其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作斗争的最壮烈的一幕，还是以诗歌为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个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它呼唤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诞生！
在十年动乱期间，文艺队伍被林彪、“四人帮“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打散了，文艺界仿佛不存在了，文艺园地呈现着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凉景象。对于林彪、“四人帮”疯狂践踏“双百”方针，在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罪恶行径，周恩来总理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抵制和斗争。
斗争是从周恩未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作品太少的批评开始的。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主席在与一位演员的谈话中曾对戏剧作品少的状况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繁荣文艺创作的要求。接着，一九七三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和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当着“四人帮”的面，严肃地指出：“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使“四人帮”恼羞成怒。江青当场放肆顶撞总理，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多，但都是毒草”。张春桥也含沙射影他说：“说少的，绝大多数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点，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事后，于会泳之流就按照这个调子，在文艺作品的“多”与“少”的问题上进行诡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这年四月底，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人员会上，“四人帮”一个亲信发难，大谈“多与少”的“辩证法”，狂妄地叫嚣：谁说现在的作品“少”，谁就是怀恋过去的毒草“多”，谁就是“为文艺黑线翻案”。十二月，于会泳在一个音乐座谈会上恶狠狠地给不满意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人扣上“立场反动”、“别有用心”的帽子。经过这番舆论准备和幕后策划，他们就在《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上抛出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这篇文章大谈“样板戏”的所谓“成就和意义”，说文化大革命前，毒草“多得充斥市场，泛滥成灾”，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反扑，咒骂他的批评是“阶级敌人放出来的阴风”。
这场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又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所谓“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斗争，矛头直指周总理。本来，一九七三年十月，周总理根据对外文化交流协定，批准了对外文委关于邀请两位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奏的报告。“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说这份报告宣扬了“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的“修正主义观点”，诬蔑周总理“开门揖盗”，“想从这方面打开缺口”“搞复辟”。这年年底他们召开了“全国音乐座谈会”。会上，于会泳等人狂叫：“在国际交往中，有人把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叫历史开倒车”，“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会后，“四人帮”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初澜”相继抛出《应当重视这场讨论》（《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抓住实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二月八日）、《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杀气腾腾地宣称：“音乐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之一”，“必须把这一批判纳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之中，进行到底！”在“四人帮”的策划与煽动下，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报刊就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批判”文章，其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是建国以来音乐界所罕见的。
与此同时，“四人帮”还发动了一场批判所谓“黑画”运动。一九七○——一九七三年期间，周总理根据对外宣传工作要“内外有别”、“不要强加于人”等原则，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并亲自抓宾馆装饰画的绘制工作。而“四人帮”却诬蔑出口的工艺美术品“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并给宾馆装饰画罗织“否定文化大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影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攻击八个样板戏”、“攻击五七道路”等罪名。他们办“黑画展”，开“声讨会”，审查作者的社会关系，扬言“根子在外事口”。他们还到处煽风点火，派人到各省市向宣传部门和美术界“宣讲”，于是各地也办起了“黑画展”。一时间，上下呼应，南北配合，搅得全国乌烟瘴气。
在“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旗号下，“四人帮”对一些新出现的文学作品，如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等也组织了围剿。《三上桃峰》是山西省参加一九七三年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它摆脱了“四人帮”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三突出原则”的影响，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帮风帮气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失为一出好戏。这惹怒了“四人帮”，它被打成“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孔孟之道”、“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样板戏唱对台戏”的“大毒草”。在这场围剿中，此剧的作者和其它有关人员均遭到迫害。《园丁之歌》由于写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强调了智育的重要性，破了“四人帮”的禁区，因而遭到“讨伐”。他们给《园丁之歌》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等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还有小说《生命》（辽宁）、《牧笛》（河南）和话剧《不平静的海滨》（山东）、《松涛曲》（黑龙江）、花鼓戏《还牛》（湖南）、汉剧《矿山货郎》（湖北）等。
一九七二年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部分文艺工作者恢复了工作，特别是广大业余作者的努力，文艺创作出现了一点活力，但是这一点小小的活力很快就被“四人帮”掀起的“击退文艺黑线回潮”的黑浪窒息了。这是“四人帮”继摧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成果之后的又一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新暴行，也是他们对周恩来总理和文艺工作者的疯狂报复。
然而，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威，一九七五年，他们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顶着高压，围绕着电影《创业》和《海霞》的问题，同“四人帮”展开了激烈而英勇的斗争。
《创业》是在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精神鼓舞下拍摄出来的一部好影片。它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石油工人的革命精神。一九七五年春节文化部审片时，江青专横地宣布《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声言“要查一查背景”。随后，其在文化部的亲信就下达“不准继续印制拷贝”、“不准向国外发行”、“停止广播”、“不准发表评论文章”等禁令，同时勒令编导人员和制片厂党委“检查”。经过两个月的策划，他们给《创业》罗织了“为某某人涂脂抹粉”、“着意宣扬活着的人”、写了“真人真事”等“十大罪状”，强迫影Ｖ狗庞常捌谋嗟蓟匙哦浴八娜税铩钡募笠宸撸白耪畏缦眨谝恍┝斓既撕臀囊展ぷ髡叩闹С窒拢葱鸥蠖飨猩晁摺?
与此同时，电影《海霞》摄制组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揭露“四人帮”迫害《海霞》的罪行。制片厂决定拍摄这部故事片时，江青大为不满，说此影片的编导“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向摄制组施加压力。然而摄制组仍然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在三年之内把电影搞上去”的号召，投入了拍摄，影片拍成后送审，“四人帮”不予通过，并给影片罗列了数十条“罪状”。后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观看并肯定了这部影片，江青恼羞成怒，指使于会泳组织“评论”，策划大规模的“围剿”。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创业》编剧的信上写下了意见：“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还作了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谈话，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此，“四人帮”表面上装着“拥护”，也唱起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高调，暗地里却组织人马查报纸、翻书刊，炮制《从中、长篇小说的出版看文学创作情况》、《全国文艺刊物出版情况》等所谓“调查报告”，拼凑数字，制造假繁荣，进行对抗。江青还给其在文化部的亲信打气说：“有人要把文艺革命翻过来，……我给顶着，老子不怕。”果然，就在这年秋天，他们发动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抓“现代投降派”的运动，继而于年底和第二年春天，趁周恩来总理病危和逝世之机，又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对党、人民和文艺工作者进行反攻倒算。他们诬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评是“政治谣言”、“奇谈怪论”，咒骂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同他们作了坚决斗争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他们胁迫《创业》的编剧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承认“影片有错误”，追逼《海霞》的编导交出揭发他们罪行信的底稿。他们在文艺界追查“政治谣言”，批判“奇谈怪论”，搞得人心惶惶，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垮台。
正如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人民和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之间的斗争，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也是在文艺思想上辩证唯物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同公式主义、帮八股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①从这个尖锐的斗争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四人帮”敢于如此专横跋扈和能够如此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允许他们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向党和人民发号施令：而不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那就休想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他们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文艺界十年动乱的历史，就是文艺工作者被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历史。
然而历史终究是属于人民的。在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勇无畏的战士。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就是其中的最优秀的代表。她敢于破除现代迷信，勇于捍卫真理，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主席蒙受奇冤大辱时，大义凛然地喊出了人民的声音，并以歌曲为武器，在狱中同“四人帮”作顽强的斗争，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外，撰文驳斥“四人帮”诬陷《上海的早晨》的谬论因而受到迫害的桑伟川，对“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公开提出不同看法因而被逼身死的赵云龙，冒着生命危险写信揭发“四人帮”攻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罪行的朱锦多，敢于向“四人帮”扼杀《创业》的行径及其谬论挑战的李春光等，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们也会记住他们的名字的。
十年动乱证明党培育起来的文艺队伍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队伍。它虽然被打散了，但并没有被摧垮、压倒。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各种方式坚持了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有的宁肯放下自己的笔，也决不随波逐流去炮制“瞒”与“骗”的文艺。有的身处逆境却不思个人安危、而是去思考生活和斗争。有的在潜心构思自己的作品，用默默地战斗去迎接胜利的明天。有的在敌人的高压之下仍然大无畏地用笔进行抗争……
同“四人帮”及其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作斗争的最壮烈的一幕，还是以诗歌为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个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它呼唤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