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安门诗歌]
第四节 天安门诗歌
天安门诗歌产生于一九七六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们破坏国民经济、摧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终于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行动，在全国的心脏北京，规模最大，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象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伟大的“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①作为“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逼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①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象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象一把把利剑刺向“四人帮”的心脏，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编辑、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门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
“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百花滴血，祭文高诵。怀念总理，天地情恸。”②一篇题为《告慰英灵》的四言铭文，对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痛悼周总理的动人情景，作了这样感人至深的状写。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因“马列才略屈指数，治国安邦第一臣”③的丰功伟绩受到举世崇敬，而且以“总理一生为国酬，两袖清风无所有”①的高尚品德赢得万众爱戴。对这位千古伟人，人民将他比作明月、巨星、大鹏、春风、泰山、青松、栋梁、长虹……表达了无与伦比的敬爱之情。这种敬爱之情，在诗中凝结成了对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大鹏瞑慧目）十三首之十）②
周恩来总理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辞世的，人民虽然感于前途的变幻莫测而心情格外沉重，但是天安门诗歌中并不都是泪，它悲中有愤，有力地道出了人民此时此刻的坚定信念：“挥泪继承总理志，甘洒热血祭英魂。”“总理有知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不尽长江东流水，誓将遗愿得实现。”③这是天安门诗歌作为悼诗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对迫害周恩来总理、阴谋篡党窃国的“四人帮”，人民则以极大的愤怒，把他们比作蝇蛆、饕蚊、瘟鸡、鼠辈、蚍蜉、蟑螂、蜂蝎、毒蛇、妖魔、吕后、慈禧、白骨精……怒斥他们的滔天罪行。一首七言诗这样写道。
总理逝世留英名，竟有蝇蛆贬丰功。
排他抬己阴风起，吕后鬼魂逞***凶。
妖魔啮人喷迷雾，瘟鸡焉敢撼大鹏。
奋起马列千钧棒，痛打白骨变色龙。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八）①
对这一小撮害人精，人民不仅识别了他们的真面目，而且决心与其斗争到底。许多诗词用铿锵有力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战斗誓言和必胜的信心：
红心已为山河碎，奸党无端生是非。
中华逢此悲愤事，自有后人斩妖贼。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三）②
烈士碑前人如潮，缕缕哀思化怒涛。
东风吹向天地外，荡尽人间群魔妖。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十一）③
天安门诗歌的另一个异常严峻的主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责任的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捍卫马列主义，破除现代迷信，把思想从“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呼声，则是它的最强音。有一首自由体诗这样写道：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要真正的马列主义》）①
在“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握有重权的年代，能够喊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该是何等的胆识！象乌云密布的夜空响过一声惊雷，这首诗震撼着人民的心田，庄严地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饱尝十年屈辱和痛苦的中国人民誓将夺回自己地位和权力，扫除一切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妖雾，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
无疑，通往新时期的道路还充满着艰难险阻。“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这种战斗精神，在天安门诗歌中既化为了悲愤的誓言，又凝成了革命的呐喊：
亲爱的同志，
亲爱的战友：
不要过于悲痛，
抬起你那不屈的头；
不要说前面是浩瀚的沙漠，
要知道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绿洲。
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①
正是这种悲愤的誓言和革命的呐喊，使“四五”运动成为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是天安门诗歌的又一个主题。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划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人民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要不要“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因此，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天安门诗歌高高地举起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一首词这样写道：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
长相忆。
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
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卜算子》二十二首之九）①
另一首《献给周总理的歌》②还满怀豪情地预言：
试看明日世界，
“风展红旗如画”。
到了公元二千年，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将用双手
捧起祖国的河水，
我们将用双手
棒起祖国的泥沙，
我们将高声呼唤着您，
——向着过去，
向着未来，
向着海角天涯：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已经实现了
您代表党中央
提出的宏伟规划。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这繁荣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象宣言象战鼓的诗句，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显示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决心。
天安门诗歌既有强烈的爱，又有强烈的恨，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是作为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中一种同敌人作战的武器出现的，因而就呈现出建国后诗歌创作不曾有过的战斗风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天安门诗歌的作者大都不是专业诗人，有的从未涉猎过诗歌创作这个领域，甚至当时也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在写诗。然而，“愤怒出诗人”，他们完全是出于战斗的要求拿起笔来的。在他们的笔下，语言的锤炼和格律的安排，尽管还远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那些饱和着人民的血和泪、爱和愤的沉吟与呐喊，确实汇成了人间的伟大诗篇。这些诗篇是出自人民之手的战斗的艺术，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
第一，它朴素真挚。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总理和人民》）①
这首诗以朴实的口语入诗，没有半句雕饰。真理本身就是朴实的，朴实的东西也最有力量。由于这首诗表现出了人民同周总理心连心的真挚感情，平易直白的语言反而使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天安门诗歌中，象这样朴素真挚的诗不少，如“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信仰敌人怕。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②“书店没卖您的作品，出版社没印您的诗文，您雄伟战斗的一生，就是一部读不完看不尽的宝贵经典。”③等等。人们读这些诗，主要不是作美学欣赏和诗味的品尝，而是在倾听着自己的心说话。就作者和读者如此声息相通来说，天安门诗歌的艺术效果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它壮烈悲愤。
天安门诗歌多为悼诗。悼诗一向以悲感人；然而天安门诗歌悲中有愤。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诗情。这些诗在感念周恩来总理的功德和痛惜他过早离去的同时，几乎篇篇都以满腔愤怒声讨了迫害周恩来总理、压制人民悼念活动的“四人帮”。一首诗这样写道：
今年清明不一般，人人心中都了然。
含泪凝视总理像，更恨妖魔掀狂澜。
小小爬虫不自量，报纸上面作文章。
自吹自擂不要脸，实际是个野心狼！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三）①
这里的爱与恨决非出自个人的恩怨，而完全基于革命的大义。因此，“横眉几斥粉面丑，愿倾热血化江流”②、“中国不变色，抛头何所惜”③、“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④等誓言，使天安门诗歌分外壮烈悲愤。这壮烈悲愤之情犹如气贯长虹，惊天地，泣鬼神，有着巨大的感人力量。
第三，它曲折坚韧。
“四五”运动是在特别恶劣的政治气候下发生的，诗中的悲愤与抗争往往采取曲折的表达方式，然而在一些或以古喻今或以事比附的诗句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斗争性格：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扬眉剑出鞘》六首之一）①
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看来年。
（《神州正演捉鳖兵》十六首之十二）②
面对着封建法西斯的暴政，“扬眉剑出鞘”，人民已经行动了起来。但斗争是艰巨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花开花落看来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人民也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战胜敌人。在这样的人民面前，“四人帮”怎能不心惊胆颤？！
第四，它机智锋利。
作为一种战斗艺术，天安门诗歌还巧妙地运用了谐音隐喻的表现手法，在诙谐与幽默之中透露着机智与锋利，有效地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如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③的诗：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把“四人帮”几个头目的姓连缀在一起，构成一个人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丑恶形象，并在揶揄嘲讽中表达出严肃的战斗内容，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才智。此外，还有一些“藏头诗”，通过诗句头一个字的巧妙安排，连读起来便构成了诸如“江青靠边”、“迟群早晚得完”等隐喻性的口号。
天安门诗歌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它却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它所以能拨动亿万人民的心弦，根本原因在于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种属于人民的诗歌，一扫文艺创作十年虚假的恶习，恢复了说真话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告诉我们：诗歌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同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相干，一味“歌功颂德”，堆砌“豪言壮语”，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其次，它在诗体上是百花齐放的，有诗有词有曲，诗中又有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这些诗体形式都很好地表现了它的革命内容。这一点不仅对“四人帮”禁锢文艺创作的那些清规戒律是个彻底的否定，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长期以来在诗歌民族形式的探索上存在的那种独尊一帜的极端作法是不适宜的。总之，天安门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的文艺解放开了先河。
天安门诗歌产生于一九七六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们破坏国民经济、摧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终于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行动，在全国的心脏北京，规模最大，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象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伟大的“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①作为“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逼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①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象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象一把把利剑刺向“四人帮”的心脏，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编辑、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门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
“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百花滴血，祭文高诵。怀念总理，天地情恸。”②一篇题为《告慰英灵》的四言铭文，对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痛悼周总理的动人情景，作了这样感人至深的状写。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因“马列才略屈指数，治国安邦第一臣”③的丰功伟绩受到举世崇敬，而且以“总理一生为国酬，两袖清风无所有”①的高尚品德赢得万众爱戴。对这位千古伟人，人民将他比作明月、巨星、大鹏、春风、泰山、青松、栋梁、长虹……表达了无与伦比的敬爱之情。这种敬爱之情，在诗中凝结成了对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大鹏瞑慧目）十三首之十）②
周恩来总理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辞世的，人民虽然感于前途的变幻莫测而心情格外沉重，但是天安门诗歌中并不都是泪，它悲中有愤，有力地道出了人民此时此刻的坚定信念：“挥泪继承总理志，甘洒热血祭英魂。”“总理有知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不尽长江东流水，誓将遗愿得实现。”③这是天安门诗歌作为悼诗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对迫害周恩来总理、阴谋篡党窃国的“四人帮”，人民则以极大的愤怒，把他们比作蝇蛆、饕蚊、瘟鸡、鼠辈、蚍蜉、蟑螂、蜂蝎、毒蛇、妖魔、吕后、慈禧、白骨精……怒斥他们的滔天罪行。一首七言诗这样写道。
总理逝世留英名，竟有蝇蛆贬丰功。
排他抬己阴风起，吕后鬼魂逞***凶。
妖魔啮人喷迷雾，瘟鸡焉敢撼大鹏。
奋起马列千钧棒，痛打白骨变色龙。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八）①
对这一小撮害人精，人民不仅识别了他们的真面目，而且决心与其斗争到底。许多诗词用铿锵有力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战斗誓言和必胜的信心：
红心已为山河碎，奸党无端生是非。
中华逢此悲愤事，自有后人斩妖贼。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三）②
烈士碑前人如潮，缕缕哀思化怒涛。
东风吹向天地外，荡尽人间群魔妖。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十一）③
天安门诗歌的另一个异常严峻的主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责任的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捍卫马列主义，破除现代迷信，把思想从“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呼声，则是它的最强音。有一首自由体诗这样写道：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要真正的马列主义》）①
在“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握有重权的年代，能够喊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该是何等的胆识！象乌云密布的夜空响过一声惊雷，这首诗震撼着人民的心田，庄严地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饱尝十年屈辱和痛苦的中国人民誓将夺回自己地位和权力，扫除一切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妖雾，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
无疑，通往新时期的道路还充满着艰难险阻。“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这种战斗精神，在天安门诗歌中既化为了悲愤的誓言，又凝成了革命的呐喊：
亲爱的同志，
亲爱的战友：
不要过于悲痛，
抬起你那不屈的头；
不要说前面是浩瀚的沙漠，
要知道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绿洲。
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①
正是这种悲愤的誓言和革命的呐喊，使“四五”运动成为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是天安门诗歌的又一个主题。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划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人民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要不要“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因此，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天安门诗歌高高地举起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一首词这样写道：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
长相忆。
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
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卜算子》二十二首之九）①
另一首《献给周总理的歌》②还满怀豪情地预言：
试看明日世界，
“风展红旗如画”。
到了公元二千年，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将用双手
捧起祖国的河水，
我们将用双手
棒起祖国的泥沙，
我们将高声呼唤着您，
——向着过去，
向着未来，
向着海角天涯：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已经实现了
您代表党中央
提出的宏伟规划。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这繁荣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象宣言象战鼓的诗句，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显示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决心。
天安门诗歌既有强烈的爱，又有强烈的恨，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是作为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中一种同敌人作战的武器出现的，因而就呈现出建国后诗歌创作不曾有过的战斗风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天安门诗歌的作者大都不是专业诗人，有的从未涉猎过诗歌创作这个领域，甚至当时也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在写诗。然而，“愤怒出诗人”，他们完全是出于战斗的要求拿起笔来的。在他们的笔下，语言的锤炼和格律的安排，尽管还远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那些饱和着人民的血和泪、爱和愤的沉吟与呐喊，确实汇成了人间的伟大诗篇。这些诗篇是出自人民之手的战斗的艺术，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
第一，它朴素真挚。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总理和人民》）①
这首诗以朴实的口语入诗，没有半句雕饰。真理本身就是朴实的，朴实的东西也最有力量。由于这首诗表现出了人民同周总理心连心的真挚感情，平易直白的语言反而使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天安门诗歌中，象这样朴素真挚的诗不少，如“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信仰敌人怕。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②“书店没卖您的作品，出版社没印您的诗文，您雄伟战斗的一生，就是一部读不完看不尽的宝贵经典。”③等等。人们读这些诗，主要不是作美学欣赏和诗味的品尝，而是在倾听着自己的心说话。就作者和读者如此声息相通来说，天安门诗歌的艺术效果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它壮烈悲愤。
天安门诗歌多为悼诗。悼诗一向以悲感人；然而天安门诗歌悲中有愤。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诗情。这些诗在感念周恩来总理的功德和痛惜他过早离去的同时，几乎篇篇都以满腔愤怒声讨了迫害周恩来总理、压制人民悼念活动的“四人帮”。一首诗这样写道：
今年清明不一般，人人心中都了然。
含泪凝视总理像，更恨妖魔掀狂澜。
小小爬虫不自量，报纸上面作文章。
自吹自擂不要脸，实际是个野心狼！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三）①
这里的爱与恨决非出自个人的恩怨，而完全基于革命的大义。因此，“横眉几斥粉面丑，愿倾热血化江流”②、“中国不变色，抛头何所惜”③、“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④等誓言，使天安门诗歌分外壮烈悲愤。这壮烈悲愤之情犹如气贯长虹，惊天地，泣鬼神，有着巨大的感人力量。
第三，它曲折坚韧。
“四五”运动是在特别恶劣的政治气候下发生的，诗中的悲愤与抗争往往采取曲折的表达方式，然而在一些或以古喻今或以事比附的诗句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斗争性格：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扬眉剑出鞘》六首之一）①
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看来年。
（《神州正演捉鳖兵》十六首之十二）②
面对着封建法西斯的暴政，“扬眉剑出鞘”，人民已经行动了起来。但斗争是艰巨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花开花落看来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人民也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战胜敌人。在这样的人民面前，“四人帮”怎能不心惊胆颤？！
第四，它机智锋利。
作为一种战斗艺术，天安门诗歌还巧妙地运用了谐音隐喻的表现手法，在诙谐与幽默之中透露着机智与锋利，有效地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如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③的诗：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把“四人帮”几个头目的姓连缀在一起，构成一个人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丑恶形象，并在揶揄嘲讽中表达出严肃的战斗内容，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才智。此外，还有一些“藏头诗”，通过诗句头一个字的巧妙安排，连读起来便构成了诸如“江青靠边”、“迟群早晚得完”等隐喻性的口号。
天安门诗歌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它却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它所以能拨动亿万人民的心弦，根本原因在于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种属于人民的诗歌，一扫文艺创作十年虚假的恶习，恢复了说真话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告诉我们：诗歌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同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相干，一味“歌功颂德”，堆砌“豪言壮语”，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其次，它在诗体上是百花齐放的，有诗有词有曲，诗中又有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这些诗体形式都很好地表现了它的革命内容。这一点不仅对“四人帮”禁锢文艺创作的那些清规戒律是个彻底的否定，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长期以来在诗歌民族形式的探索上存在的那种独尊一帜的极端作法是不适宜的。总之，天安门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的文艺解放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