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第一节 概 述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以文学创作的“萧条期”、“灾难期”而载入文学史的。这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文学创作遭到严重的摧残。从一九六六年所谓“砸烂”“文艺黑线”（全国文联及其各文艺协会被迫解散、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文学出版社被迫取消、文艺工作者被迫到农场劳动）以后，直到一九七一年，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偌大的中国没有产生一部文学作品，这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一九七一年以后，由于“四人帮”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受到强烈反对，由于林彪的垮台和对“左”的错误开始有所触动（当然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之内），随着部分出版社和文艺刊物恢复活动，文学创作出现了“复苏”的苗头。然而“四人帮”这时又利用他们窃取的政治权力，极力把文学创作纳入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轨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除了“四人帮”直接插手炮制的“帮派”文艺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思想和艺术都较好的极少：相当一批作品沦为“四人帮”反动政治的奴婢，宣传极左思潮及其它反动思想，内容虚假，艺术低下；虽有一定生活基础，但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不同程度地受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影响，以及从概念出发，粗制滥造，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雷同化的作品，则占大多数。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文学创作荒芜和严重的历史大倒退。
小说创作的数量最多，从中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到十年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状况。
这个时期出现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它反映的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斗争，是按照“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臆造的。艺术上也极其低劣：人物不仅没有个性，连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也没有，全然变成了抽象精神的传声筒；结构支离破碎，情节不是按生活的逻辑发展，而是为作者的主观意图所驱使并淹没在大量的议论之中；语言是说教式的，干瘪乏味，无一点生活气息。这部作品很受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推崇，能够硬着头皮把它读完的人寥寥无几，它开创了变文学作品为赤裸裸政治说教的恶劣先例。从此，图解“四人帮”的反动思想、鼓吹极左路线的作品纷纷出笼。如南哨的《牛田洋》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七年潮汕地区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围垦牛田洋，然而半途而废，一九六二年部队接管了牛田洋，于是这个事业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小说通过这个故事极力丑化地方党委和否定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小说于林彪自我爆炸后作了修改，增添了批林的内容，但欲盖弥彰，为这个掌握军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思想倾向仍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四人帮”反动思潮影响下写作、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错误的作品，还有《前夕》（胡尹强）、《我们这一代》（卢群）、《大海铺路》（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等。
也有一些长篇小说受到“四人帮”反动思潮的较大影响，可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尚有某些可取之处，如谌容的《万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们在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然而应该指出，他们伪艺术构思以及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于打上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把路线是非搞颠倒；搞“三突出”，过分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等），因而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写，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金光大道》尤甚。
当然，长篇小说中的大多数还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虽然不象《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那样，自觉地去图解“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但也不象《万年青》和《金光大道》那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拿起笔来搞创作的新手，既无生活积累，又无文学修养，“四人帮”的那套创作谬论和模武被他们毫不怀疑地当作艺术规律接受了下来。他们写工业、写农业、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医务人员巡回医疗，不从真实的生活而从既定的观念出发（即从“四人帮”的思想观点出发），其笔下的矛盾冲突是虚假的，人物完全成了某种精神的化身，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艺术价值可言，但作为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文学现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四人帮”给文学创作造成的灾难。
受“四人帮”创作谬论影响较少、相对他说思想和艺术都较好的作品屈指可数。这种作品大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已初步完成了，根底较好。如克非的《春潮急》和黎汝清的《万山红遍》。还应该提到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这部描写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在修复过程中的尖锐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一九六五年出版了第一部，这时出版了第二、三部。它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建国初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生动地刻画了一批矿山的领导干部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老工人的形象，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过较广泛影响。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部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四人帮”垮台之后出版的。作者的创作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他被长期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后来被迫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才获得创作的条件。一部小说的创作需要“告御状”才得以进行，这说明当时我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是多么的不正常！如果说《李自成》第二部得来颇为不易，那末张扬的《第二欢握手》的遭遇就更悲惨了。这部“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的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虽然并不成熟，但是由于它通过对三个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及其各自独特命运的描写，展现了爱国科学家的优美心灵，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虚伪、残暴，歌颂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歌颂了周总理，这对“四人帮”不准写爱情、不准歌颂知识分子的禁律来说，无疑是个勇敢的挑战，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作者重写数次，每一次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秘密流传。“四人帮”恼羞成怒，把作者投进监狱，残酷迫害达四年之久。受到读者的欢迎的作品不能公开出版，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这是人民同“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特殊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有力他说明了：凡属被人民承认了的东西都是不可战胜的。
同长篇一样，十年间短篇小说的创作也非常不景气。一九七一年前后，发表在报刊上的短篇都是领袖语录的图解，它们丧失了文学艺术的一切特点。后来虽然有所“提高”，但在“四人帮”帮风帮气的影响下大搞“主题先行”、“三突出”、“写走资派”，尽说假话、大话、空话，也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十年期间也有较好一点的作品，如《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山鹰展翅》（孙健忠）、《路标》、（侯建冰）、《带响的箭》（张登魁）等，这些作品不随波逐流，热情地塑造了革命老干部、深山老看山员。部队指挥员和少年儿童的形象，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就很难能可贵了。
戏剧和电影是“四人帮”控制最严密的部门，受到的摧残也最惨重。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四人帮”一方面窃取、篡改一九六四年京剧改革的成果，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把他们篡改过的剧目封为“样板戏”，并以所谓“样板戏”的“经验”作棍子，扼杀戏剧创作。同时，在戏剧问题上，江青还散布了许多谬论，她说，“话剧已经死了”、“传统的京剧就是歌剧”、“越剧是靡靡之音”等等，于是，话剧、新歌剧和地方戏曲被长期打入了冷宫。一九七三年以后，“四人帮”为了把戏剧变成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频繁地举行全国性戏剧调演活动。每次调演，他们都定调子，提要求，树样板，使当时戏剧舞台上的绝大部分剧目都染上“四人帮”的帮风帮气。
受到‘四人帮’赞扬和支持的剧目，如话剧《战船台》（杜冶秋、刘世正、王公亭编剧）、《风华正茂》（天津市话剧团集体创作，路希执笔）、《宣战》（江西省话剧团集体创作，陈其行执笔）等，都是一些帮味甚浓的作品。《战船台》在反映“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旗号下，歪曲工业领域的形势，鼓吹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为极左路线唱赞歌。《风华正茂》完全颠倒了教育领域的路线是非，它否定书本知识，否定正常的教学秩序，剧中歌颂的“革命闯将”是个张铁生式的人物。《宣战》也把实践知识与书本知识对立起来，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否定党的教育方针、路线和政策。这些剧目虽然不是“四人帮”一手炮制的“帮派”文艺，但它们塑造的“高大完美”“英雄形象”，都是张口路线、闭口斗争的“救世主”，都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吹鼓手。
有些剧目既宣传了错误的观点，又含有某些积极因素，但从总的倾向看，受“四人帮”反动思想影响的成分居多。它们中有反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大江飞虹》（江苏省话剧团集体创作）、表现商业工作者支援工业建设的评剧《向阳商店》（北京评剧团集体创作，郭启宏、胡沙执笔）、描写清洁队青年工人思想斗争的话剧《迎着朝阳》（李冰、胡庆树编剧）、歌颂农民主人翁精神的吉剧《队长不在家》（张国庆编剧）等。这些剧目存在的问题是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简单化、庸俗化，贬低群众，夸大个人作用。
比较好的剧目很少，而且其思想与艺术水平，跟建国后十七年的优秀剧作相比，要逊色得多，如湘剧《园丁之歌》（长沙市湘剧团改编，柳仲甫执笔），它的主要意义在于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肯定了人民教师的劳动和智育的地位，提出了“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这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晋剧《三上桃峰》（山西省文化局《三上桃峰》创作组）突破了“四人帮”动辄就是阶级斗争的框框，在不写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就构不成戏的时代，描写了人民内部矛盾，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风格。这两个剧目因不合“四人帮”的口胃，当时都遭到“批判”。此外，反对弄虚作假《颂扬实事求是作风的楚剧《追报表》（湖北省《追报表》创作组）、描写社会新风尚的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株州市文艺工作团创作级编剧，刘国祥执笔），也是较好的小戏曲剧目。
对于电影文学来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十年之久仅仅拍摄了不到三十部故事片。数量少，质量更差，主观臆造、歪曲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在改编上。《第二个春天》、《艳阴天》、《激战无名川》、《火红的年代》都是根据同名的话剧或小说改编的。这些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受“四人帮”极左思潮和“三突出”模式的影响，把原作中好的东西给改掉了，使之失去了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比较好的电影作品有《创业》（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海霞》（黎汝清原著，谢铁骊改编）和《闪闪的红星》（李心田原著，集体改编，王愿坚、陆柱国执笔）。《创业》和《海霞》搬上银幕以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但由于它们的拍摄和上映都得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在艺术上又触犯了“四人帮”的一些禁忌，因而遭到疯狂的围剿。此外，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生活的《难忘的战斗》（根据同名小说集体改编，孙景瑞、严励执笔），也是一部较少受“四人帮”创作谬论影响的影片。
写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是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被“四人帮”破坏殆尽。他们不仅要求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按“三突出”的模式，去完成“根本任务”，而且不准写真人真事，他们拼命鼓吹“高于生活”，胡说绘景抒情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使散文创作走上闭门造车、弄虚作假、满纸空话、千篇一律的反现实主义道路。一些写作领域因此成了禁区，干预生活的特写、杂文消失了，抒发个人感受的随笔、小品不见了，描绘祖国山川景物的游记也绝迹了。
当时影响较大或被推崇的，是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艺通讯（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等），以及反映工农业领域革命和建设的散文（如收入《在昔阳大地上》中的作品）和报告文学（如收入《他们特别能战斗》中的作品）。这些散文作品受极左思潮影响，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等革命精神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同时文风虚浮，说了不少假话、空话、大话。当然，与其说这些是作品中的问题，不如说它们首先是生活中的问题，是被“四人帮”的帮风帮气毒化了的社会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为数不多的一些抒情散文，如《珍珠赋》和《红军路上》两个集子中的部分篇章，尽管也打上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的印记，但同“四人帮”的帮文有所不同。其中谢璞的《珍珠赋》是当时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它以诗意的构思和激情的笔调，抒写了如珍珠般闪光的洞庭湖的新面貌，赞美了洞庭湖畔人民为建设家园而付出的辛勤劳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创作组的《迢迢银河水》、《娄山晨曦》等篇章，赞美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在新的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保持和发扬了昔日红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一些较好的作品。
诗歌创作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受到“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在“新诗也要学习样板戏”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号下，抒情诗几乎被扼杀了，叙事诗成了“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的斗争”等反动口号的产物。这个时期充斥报刊的是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没有形象、没有诗味的“诗歌”。但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作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天安门诗歌是矗立在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学创作，虽然是荒芜的、萧条的、令人沮丧的，但却也出现了以往不曾见过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诸如天安门诗歌的产生、手抄本作品的流传、“四人帮”的“帮派”文学猖獗等等。研究这些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它的特点和社会作用，对于认识体会主义文艺 运动的发展规律，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以文学创作的“萧条期”、“灾难期”而载入文学史的。这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文学创作遭到严重的摧残。从一九六六年所谓“砸烂”“文艺黑线”（全国文联及其各文艺协会被迫解散、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文学出版社被迫取消、文艺工作者被迫到农场劳动）以后，直到一九七一年，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偌大的中国没有产生一部文学作品，这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一九七一年以后，由于“四人帮”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受到强烈反对，由于林彪的垮台和对“左”的错误开始有所触动（当然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之内），随着部分出版社和文艺刊物恢复活动，文学创作出现了“复苏”的苗头。然而“四人帮”这时又利用他们窃取的政治权力，极力把文学创作纳入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轨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除了“四人帮”直接插手炮制的“帮派”文艺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思想和艺术都较好的极少：相当一批作品沦为“四人帮”反动政治的奴婢，宣传极左思潮及其它反动思想，内容虚假，艺术低下；虽有一定生活基础，但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不同程度地受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影响，以及从概念出发，粗制滥造，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雷同化的作品，则占大多数。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文学创作荒芜和严重的历史大倒退。
小说创作的数量最多，从中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到十年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状况。
这个时期出现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它反映的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斗争，是按照“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臆造的。艺术上也极其低劣：人物不仅没有个性，连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也没有，全然变成了抽象精神的传声筒；结构支离破碎，情节不是按生活的逻辑发展，而是为作者的主观意图所驱使并淹没在大量的议论之中；语言是说教式的，干瘪乏味，无一点生活气息。这部作品很受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推崇，能够硬着头皮把它读完的人寥寥无几，它开创了变文学作品为赤裸裸政治说教的恶劣先例。从此，图解“四人帮”的反动思想、鼓吹极左路线的作品纷纷出笼。如南哨的《牛田洋》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七年潮汕地区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围垦牛田洋，然而半途而废，一九六二年部队接管了牛田洋，于是这个事业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小说通过这个故事极力丑化地方党委和否定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小说于林彪自我爆炸后作了修改，增添了批林的内容，但欲盖弥彰，为这个掌握军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思想倾向仍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四人帮”反动思潮影响下写作、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错误的作品，还有《前夕》（胡尹强）、《我们这一代》（卢群）、《大海铺路》（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等。
也有一些长篇小说受到“四人帮”反动思潮的较大影响，可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尚有某些可取之处，如谌容的《万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们在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然而应该指出，他们伪艺术构思以及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于打上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把路线是非搞颠倒；搞“三突出”，过分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等），因而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写，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金光大道》尤甚。
当然，长篇小说中的大多数还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虽然不象《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那样，自觉地去图解“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但也不象《万年青》和《金光大道》那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拿起笔来搞创作的新手，既无生活积累，又无文学修养，“四人帮”的那套创作谬论和模武被他们毫不怀疑地当作艺术规律接受了下来。他们写工业、写农业、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医务人员巡回医疗，不从真实的生活而从既定的观念出发（即从“四人帮”的思想观点出发），其笔下的矛盾冲突是虚假的，人物完全成了某种精神的化身，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艺术价值可言，但作为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文学现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四人帮”给文学创作造成的灾难。
受“四人帮”创作谬论影响较少、相对他说思想和艺术都较好的作品屈指可数。这种作品大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已初步完成了，根底较好。如克非的《春潮急》和黎汝清的《万山红遍》。还应该提到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这部描写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在修复过程中的尖锐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一九六五年出版了第一部，这时出版了第二、三部。它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建国初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生动地刻画了一批矿山的领导干部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老工人的形象，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过较广泛影响。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部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四人帮”垮台之后出版的。作者的创作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他被长期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后来被迫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才获得创作的条件。一部小说的创作需要“告御状”才得以进行，这说明当时我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是多么的不正常！如果说《李自成》第二部得来颇为不易，那末张扬的《第二欢握手》的遭遇就更悲惨了。这部“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的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虽然并不成熟，但是由于它通过对三个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及其各自独特命运的描写，展现了爱国科学家的优美心灵，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虚伪、残暴，歌颂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歌颂了周总理，这对“四人帮”不准写爱情、不准歌颂知识分子的禁律来说，无疑是个勇敢的挑战，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作者重写数次，每一次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秘密流传。“四人帮”恼羞成怒，把作者投进监狱，残酷迫害达四年之久。受到读者的欢迎的作品不能公开出版，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这是人民同“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特殊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有力他说明了：凡属被人民承认了的东西都是不可战胜的。
同长篇一样，十年间短篇小说的创作也非常不景气。一九七一年前后，发表在报刊上的短篇都是领袖语录的图解，它们丧失了文学艺术的一切特点。后来虽然有所“提高”，但在“四人帮”帮风帮气的影响下大搞“主题先行”、“三突出”、“写走资派”，尽说假话、大话、空话，也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十年期间也有较好一点的作品，如《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山鹰展翅》（孙健忠）、《路标》、（侯建冰）、《带响的箭》（张登魁）等，这些作品不随波逐流，热情地塑造了革命老干部、深山老看山员。部队指挥员和少年儿童的形象，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就很难能可贵了。
戏剧和电影是“四人帮”控制最严密的部门，受到的摧残也最惨重。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四人帮”一方面窃取、篡改一九六四年京剧改革的成果，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把他们篡改过的剧目封为“样板戏”，并以所谓“样板戏”的“经验”作棍子，扼杀戏剧创作。同时，在戏剧问题上，江青还散布了许多谬论，她说，“话剧已经死了”、“传统的京剧就是歌剧”、“越剧是靡靡之音”等等，于是，话剧、新歌剧和地方戏曲被长期打入了冷宫。一九七三年以后，“四人帮”为了把戏剧变成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频繁地举行全国性戏剧调演活动。每次调演，他们都定调子，提要求，树样板，使当时戏剧舞台上的绝大部分剧目都染上“四人帮”的帮风帮气。
受到‘四人帮’赞扬和支持的剧目，如话剧《战船台》（杜冶秋、刘世正、王公亭编剧）、《风华正茂》（天津市话剧团集体创作，路希执笔）、《宣战》（江西省话剧团集体创作，陈其行执笔）等，都是一些帮味甚浓的作品。《战船台》在反映“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旗号下，歪曲工业领域的形势，鼓吹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为极左路线唱赞歌。《风华正茂》完全颠倒了教育领域的路线是非，它否定书本知识，否定正常的教学秩序，剧中歌颂的“革命闯将”是个张铁生式的人物。《宣战》也把实践知识与书本知识对立起来，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否定党的教育方针、路线和政策。这些剧目虽然不是“四人帮”一手炮制的“帮派”文艺，但它们塑造的“高大完美”“英雄形象”，都是张口路线、闭口斗争的“救世主”，都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吹鼓手。
有些剧目既宣传了错误的观点，又含有某些积极因素，但从总的倾向看，受“四人帮”反动思想影响的成分居多。它们中有反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大江飞虹》（江苏省话剧团集体创作）、表现商业工作者支援工业建设的评剧《向阳商店》（北京评剧团集体创作，郭启宏、胡沙执笔）、描写清洁队青年工人思想斗争的话剧《迎着朝阳》（李冰、胡庆树编剧）、歌颂农民主人翁精神的吉剧《队长不在家》（张国庆编剧）等。这些剧目存在的问题是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简单化、庸俗化，贬低群众，夸大个人作用。
比较好的剧目很少，而且其思想与艺术水平，跟建国后十七年的优秀剧作相比，要逊色得多，如湘剧《园丁之歌》（长沙市湘剧团改编，柳仲甫执笔），它的主要意义在于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肯定了人民教师的劳动和智育的地位，提出了“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这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晋剧《三上桃峰》（山西省文化局《三上桃峰》创作组）突破了“四人帮”动辄就是阶级斗争的框框，在不写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就构不成戏的时代，描写了人民内部矛盾，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风格。这两个剧目因不合“四人帮”的口胃，当时都遭到“批判”。此外，反对弄虚作假《颂扬实事求是作风的楚剧《追报表》（湖北省《追报表》创作组）、描写社会新风尚的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株州市文艺工作团创作级编剧，刘国祥执笔），也是较好的小戏曲剧目。
对于电影文学来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十年之久仅仅拍摄了不到三十部故事片。数量少，质量更差，主观臆造、歪曲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在改编上。《第二个春天》、《艳阴天》、《激战无名川》、《火红的年代》都是根据同名的话剧或小说改编的。这些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受“四人帮”极左思潮和“三突出”模式的影响，把原作中好的东西给改掉了，使之失去了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比较好的电影作品有《创业》（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海霞》（黎汝清原著，谢铁骊改编）和《闪闪的红星》（李心田原著，集体改编，王愿坚、陆柱国执笔）。《创业》和《海霞》搬上银幕以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但由于它们的拍摄和上映都得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在艺术上又触犯了“四人帮”的一些禁忌，因而遭到疯狂的围剿。此外，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生活的《难忘的战斗》（根据同名小说集体改编，孙景瑞、严励执笔），也是一部较少受“四人帮”创作谬论影响的影片。
写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是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被“四人帮”破坏殆尽。他们不仅要求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按“三突出”的模式，去完成“根本任务”，而且不准写真人真事，他们拼命鼓吹“高于生活”，胡说绘景抒情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使散文创作走上闭门造车、弄虚作假、满纸空话、千篇一律的反现实主义道路。一些写作领域因此成了禁区，干预生活的特写、杂文消失了，抒发个人感受的随笔、小品不见了，描绘祖国山川景物的游记也绝迹了。
当时影响较大或被推崇的，是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艺通讯（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等），以及反映工农业领域革命和建设的散文（如收入《在昔阳大地上》中的作品）和报告文学（如收入《他们特别能战斗》中的作品）。这些散文作品受极左思潮影响，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等革命精神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同时文风虚浮，说了不少假话、空话、大话。当然，与其说这些是作品中的问题，不如说它们首先是生活中的问题，是被“四人帮”的帮风帮气毒化了的社会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为数不多的一些抒情散文，如《珍珠赋》和《红军路上》两个集子中的部分篇章，尽管也打上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的印记，但同“四人帮”的帮文有所不同。其中谢璞的《珍珠赋》是当时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它以诗意的构思和激情的笔调，抒写了如珍珠般闪光的洞庭湖的新面貌，赞美了洞庭湖畔人民为建设家园而付出的辛勤劳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创作组的《迢迢银河水》、《娄山晨曦》等篇章，赞美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在新的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保持和发扬了昔日红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一些较好的作品。
诗歌创作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受到“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在“新诗也要学习样板戏”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号下，抒情诗几乎被扼杀了，叙事诗成了“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的斗争”等反动口号的产物。这个时期充斥报刊的是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没有形象、没有诗味的“诗歌”。但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作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天安门诗歌是矗立在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学创作，虽然是荒芜的、萧条的、令人沮丧的，但却也出现了以往不曾见过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诸如天安门诗歌的产生、手抄本作品的流传、“四人帮”的“帮派”文学猖獗等等。研究这些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它的特点和社会作用，对于认识体会主义文艺 运动的发展规律，不会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