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自成》等小说]
第二节 《李自成》等小说
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小说创作中，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可谓佼佼者。此外，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和克非的《春潮急》也是较好的两部长篇。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它们是萧条、荒芜年代的难得之作。
《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一九一○年生于河南邓县。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三十年代后期。一九三八年春，他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描写抗日游击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以后到重庆，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牛德全与红萝卜》（一九四二）、《春暖花开的时候》（一九四四）、《戎马恋》（一九四六）、《长夜》（一九四七）等中、长篇小说。《长夜》以作者少年时期被土匪掳去做“票子”的特殊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二十年代河南的土匪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黑暗、破败、混乱的现实，乡土气息比较浓厚。解放战争期间，姚雪垠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以及崇祯的政治生活，发表了《明代的锦衣卫》、《崇祯皇帝》等历史论文。解放后，姚雪垠回到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于一九五七年调至武汉作协。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
姚雪垠最初接触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是三十年代初期；产生创作这一历史长篇小说的动念是四十年代初期。但当时作者生活无着，无力从事专门研究及艺术构思。新中国成立后，姚雪垠广泛阅读、分析、鉴别明末清初历史资料，为《李自成》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九五七年正式动笔，一九六三年第一卷问世。第二卷大部分初稿完成于一九六五年以前，一九七二年以后补写了其余部分，一九七七年出版。
《李自成》全书计划出五卷，宗旨是通过表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由弱到强、又由成功到失败的过程，总结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历史经验。环绕这一历史事件，小说广泛描写明清之际社会变动中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幅我国封建社会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从已发表的第一、二卷看，作者部分地达到他的目的。对这部长篇，茅盾曾评价说：“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①
《李自成》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明末农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出色地描绘了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到强这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崇祯十一年冬，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走入低潮，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只有李自成一支拒不投降，受到官军的围追堵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的艺术内容的，第一卷以潼关南原大战为中心事件，描写李自成战败之后重整旗鼓，打出新局面。李自成以惊人的胆识亲历险境鼓动张献忠重新起义的“谷城会”，是全书精彩章节之一。第二卷写李自成在商洛山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以非凡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使局势转危为安。“商洛壮歌”单元写得有声有色，其中虽无潼关南原那样的大战，但也险情丛生，风波骤起，别具风光。随着农民军力量的发展，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分化，封建士大夫牛金星、李岩加入农民军，李自成的声势更加浩大。小说以主要篇幅描写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还用轻重不同的笔墨描写了张献忠谷城重新起义和罗汝才、老回回时而投降、时而造反的情况，显示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声威和错综纷坛的历史画面。
作者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展现农民军迅速发展、明皇朝急剧崩溃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及其社会原因。首先，小说形象地揭示了明末社会广大农民与官僚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一面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面是穷奢极欲，荒***无度。同时还用相当篇幅描写明皇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官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对清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冲突，中、小地主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争斗等等。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深刻地概括出李自成农民军发展壮大的社会环境。其次，小说注重表现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李自成作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农民革命领袖，对组织、发展这支队伍起着重大作用；起义军内部上至将领下至士兵赤胆忠心、团结一致；义军到处，开仓放赈，深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保护。此外，小说还描绘了革命阵营内部各路义军政治、军事素质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情况。小说没有回避农民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领袖人物有皇权思想与天命观，起义过程中忽视建立根据地等），描写了他们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
《李自成》的突出成就在于塑造了一批生动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李自成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小说通过“潼关南原大战”、“谷城会”、“商洛壮歌”、“突围到鄂西”和“星驰入河南”等主要情节，着力表现了李自成政治上高瞻远瞩、英武果断和豁达大度的领袖风度，军事上骁勇善战、有胆有识、置身惊涛骇浪而能指挥若定的英雄气概，以及坚定刚毅的性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对这个人物的性格，作者主要是把他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的。小说一开卷，作者就让他处于几近全军覆没的逆境中，描写其临危不惧、以图再起的革命气概。奔赴谷城和商洛树旗，又着重表现其胸纳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亲赴石门谷平息杆子哗变的情节，极有感染力地描绘了其正气凛然的精神境界和有勇有谋的办事能力。以后，李自成突入鄂西，潜伏陨阳山，选择有利时机星驰河南，破洛阳、杀福王，号令民众，驰骋中原等情节，则进一步表现了李自成作为一代农民领袖的雄才大略。第二卷结束时，革命形势已大为改观，李自成的形象也在读者的心目中“由浅而深，由淡而浓，如迎面走来，愈走则面目愈明晰，笑貌愈亲切，终于赫然浑然一个形象与精神卓然不群的英雄人物出现了。”①
在众多起义农民的英雄群象中，刘宗敏、郝摇旗、张献忠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刘宗敏是李自成最得力的助手，小说驰骋想象，以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潼关南原大战三易战马找敌主将决战、商洛山危急时刻坐镇老营智破宋家寨、单人独骑背水一战飞马跃入汉水等情节，绘声绘色地刻划了他威严、剽悍、粗中有细、性如烈火而又肝胆照人的个性，郝摇旗是李自成军中另一员虎将，他胸怀坦荡，忠心耿耿，勇猛中略嫌鲁莽，还有较多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过一旦醒悟，便痛改前非，决不动摇。张献忠作为明末另一支义军领袖，他豁达豪放，聪明机智，在复杂纷坛的矛盾斗争中善于用人；但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遭受严重挫折坚定性不如李自成，狭隘的霸权思想占上风时根本不顾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作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神态和逼真的细节，出色地描绘了他豁达中有诡诈、粗犷中有幽默、剽悍中有智谋的性格，使之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
作者还塑造了一批英姿飒爽的古代妇女英雄形象。红娘子英武爽利，识见超群，然而又不失其未嫁姑娘的身份及风采。慧梅聪颖伶俐，热爱生活，在她身上，更多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优秀品质。高夫人在作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对这个人物的描写过分地现代化。此外，作者还生动地刻画了几个参加农民军的知识分子形象。牛金星、李岩都是举人造反，但音容笑貌、精神品格迥然相异。宋献策与牛、李二人都有区别。徐以显则又是一种类型。
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是一个描写得相当出色的形象。他并不象一般末代皇帝那样醉生梦死，而是励精图治，宵衣旰食，期待自己成为“中兴之主”；无奈明王朝已是病入膏盲，非个人力量所能整治。小说将崇祯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紫禁城内具体生活环境中，通过皇帝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他复杂的性格特点：刚愎、自信，易受蒙蔽而又自作聪明；专断、多疑而又故作宽仁大度；自称圣明而实则残忍、卑怯等。这些方面交织在一起，血肉丰满地表现了他的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除崇祯的形象外，精明干练而又色厉内在的内阁大臣杨嗣昌、老奸巨滑的总督洪承畴，也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作品中一些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如老马伕王长顺、农民杜狗娃、李岩的妻子汤夫人等，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较深。
《李自成》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小说的主要人物及基本情节大都有史可据，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资料。作者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见解进行了选择、改造和虚构。“潼关南原大战”属于虚构，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商洛壮歌”、“紫禁城内外”既有史实又有虚构。“谷城会”、“红娘子起义”等情节是根据民间传说创造的。总之，作者力图以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再现历史生活的本质。
宏伟而严谨的结构，富于变化的笔法，是《李自成》最为显著的艺术特色。这部长篇规模宏大，题材宽广，人物众多，然而它繁而不乱，既丰富多彩又脉络清楚：在矛盾冲突线索安排上，采取复线结构方法，即把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崇祯的明王朝之间的生死斗争作为主线，而把当时的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农民军的内部矛盾作为副线，在描写中抓主线带副线，使两条线主次分明又纵横交错；在情节的组合上，采取单元集中的方法，即将表现一组矛盾的完整过程的章节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单元，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以纵横驰骋、从容自如地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免琐碎，又可使单元之间情节发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单元转换及同一单元之内，常常采用横云断峰的布局，使文章跌宕多姿，如茅盾所说：“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雾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①作者这种结构方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的许多乡土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和典章制度的描写，使读者能够获得较广泛的历史知识，也加强了作品的民族气派。
《李自成》存在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李自成形象有些“现代化”和“理想化”，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为了表现李自成高于其他义军领袖，作者着力强调他“路子”对头，这显然是受了“四人帮”把一切都说成“路线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作者写李自成不象写张献忠、刘宗敏、崇祯那样挥洒自如，人物过分“政治化”，很少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真挚感情，这无疑是当时“造神”思潮的曲折反映。作品中还有其他一些强古人之难的地方，如用今人“忆苦思甜”的形式介绍红娘子的身世以强调她的阶级觉悟，让刘宗敏在审判吕维棋时长篇大论地批判孔孟等等。此外，其他人物也有人为“拔高”的偏向，如读者普遍感到高大人太“高”，红娘子太“红”。
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万山红遍》的作者黎汝清，山东省博兴县人，少年时代在家乡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五年转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参加过解放昌潍、济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一九五八年后调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组。一丸六○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发表过诗歌、散文、儿童文学作品和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曾被改编为电影《海霞》。《万山红遍》上、下两卷，分别于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在南方山区的故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活动在九里十八坪一带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大队长郝大成、党代表吴可征的率领下，走井冈山道路。开赴四岭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小说即以此为契机，展现了对那个艰苦斗争年代里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互斗争和相互消长过程的描写。
这是一个充满深刻革命危机的战斗的年代。“时势造英雄”，小说的主人公郝大成就是这样被推向了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在作者笔下，郝大成是一个有着坚强的体魄和性格的红军指挥员。幼年的打猎生活和流传在家乡一带的“红绫会”起义的故事，磨炼了他的斗争意志，赋予了他反抗旧社会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通过吴可征）的教育下，他才获得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走向了与父辈不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说，郝大成作为新的一代贫苦山民的代表，他继承了老一辈的光荣斗争传统，却抛弃了他们的自发斗争的形式，——这就是作者给自己选择的塑造崭新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历史环境。
正如经验告诉人们的那样，在“四人帮”鼓吹的那些荒谬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下，英雄人物往往是无法写或写不好的。作者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从现实主义的要求出发，通过一系列较为典型的情节，令人可信地揭示了郝大成如何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一个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的具体过程。他和吴可征率领的红军大队，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曾经面临着反革命武装的追击、“围剿”和革命队伍内部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蚀、破坏这样两重危险。多次的失败促使他们必须思考新的斗争方式，他们终于拒绝了以县委特派员身分出现的黄国信的流动游击政策，而以井冈山道路为榜样，走向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自此，郝大成的性格又获得了一次“飞跃”：由于他找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他的智慧和才能才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这样，小说就以真实、具体的艺术描绘，把读者带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环境，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敌人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白色区域里逐步取得自由，站稳脚跟；同时还使读者看到了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英雄人物，是历史和无数革命群众的实践，赋予了郝大成以英雄的品格和英雄的光彩。
郝大成的形象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受到“三突出”的影响：每个关键时刻总是由于郝大成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甚至连攀登劈云岭险峰这样很具体的任务，最后也必须由负责指挥整个部队作战的郝大成去完成，并以书中另一个英雄人物赵铁牛的攀登失败作为“铺垫”。这样处理的结果，突出了郝大成，却削弱了对红军大队整个英雄集体的描写，并终将影响到郝大成的形象。
党代表的吴可征是仅次于郝大成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但这个人物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只是郝大成的一个影子。这再次说明受到了“三突出”影响的作者的创作思想给全书带来了怎样的局限。
在红军战士中，史少平的形象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在作者笔下，这个人物的行踪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多次出没于敌人盘踞的巢穴之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机警，出奇制胜，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部队的行动。如大闹谷敬文的“庆功宴”、潜入敌人腹地侦察任洪元旅部的兵力部署情况等等，都是表现史少平性格的很有力的场面，成为全书中比较精彩的章节。
在反面人物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是谷敬文的形象。这是一个狡猾的、很不容易对付的地方民团的反动头子（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封为三县“剿共”司令），处处显示着他那老谋深算、狡兔三窟的经营本领。在这个人物身上，不但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阴险的本性，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和虚弱的本质。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出现的黄国信，是躲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后来被俘叛变，堕落为敌人的奸细。他原是富商的儿子，后来混入革命队伍，妄图由此发迹，平步青云。由于这种投机思想的作祟，便很自然地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害怕或本能地逃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的革命道路。这样的人物在革命队伍内部是有某种代表性的，但作者对他的描写不深刻、无个性，概念压过了生活真实，没有跳出当时描写这类人物的流行的框框和套套。
占据伏虎岭的“齐心会”的领导者周威，是地主阶级家庭内部斗争中的受害者，他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可能从这个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但是他又一下子摆脱不掉封建的宗族观念，这使他和反动地主武装的头子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并给予对四岭山垂涎已久的谷敬文以可乘之机。周威的这种特殊地位，一度使他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争取中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构成了敌我友三方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总之，《万山红遍》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艺术描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历史面貌。小说中也存在着某些缺乏生活内容和脱离艺术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如一些多余的议论和不恰当地引用语录），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春潮急》的作者克非（本名刘绍祥），长期在四川省安县、绵阳一带做农村工作，写过新闻报道和短篇小说。《春潮急》是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必由之路》的第一部，于一九五九年写出初稿，一九七四年修改后出版。
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一样，《春潮急》也是从农业社建立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现成观念出发，构思自己的故事情节的；但是由于作者的独特生活积累、独特的语言与表现手法，使得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创作中具有了一些难能可贵的特点。
首先，小说以生动的情节真实地描写了解放初期农村新的贫富分化和贫苦农民的痛苦境况：金毛牛是个力大无比的“巨人”，论力气，论农活，他都应该是土地的主人，但由于土改后接连遭到冰雹、山洪、黄牛坠崖等意外事故的袭击，他重新沦为雇工，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被压成了个贫病交迫的潦倒人；孤立无援的年轻寡妇徐元菊和土地、弱子一起都成了被攫取的对象；豆腐干幺婶也受着重利的盘剥……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描写在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
其次，作者选择了川西北的一个美丽的山村——梨花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艺术描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无论是土地、副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如修整坝田、伐竹造纸、上山烧炭和开辟肥源等等），还是烤食“冻粑”、喝刺梨子烧的香茶的生活习俗，抑或是经过作者加工的幽默、生动的四川方言，都使作品反映的生活以川西北特有的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是四川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库存”，把当地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习惯的、精神气质上的复杂因素溶进形象，表现着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第三，作者受“三突出”创作模式影响较少，能够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一些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如金毛牛、徐元菊等。张久洪的描写最为成功，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不向母亲透露，但工作上，却能明察秋毫，仗义执言。从这个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不追求豪言壮语式的外在表现，而是努力使人物性格生活比。在反面人物李春山、徐锅巴胡和加钢黄蟮也不失为具有特色的形象，但他们多少有些漫画化。
第四，细节描写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气息。如小说第一章写复员军人李克进村之前遇到“蚱蜢老汉”卖假牛，受骗的李克向“黄胡子大爷”请教卖牛人怎样把一头失去耕作能力的老牛打扮成“漂漂亮亮一个大家伙”，“黄胡子大爷”说：“这种人耍鬼的手艺有的是，几斤蜂渣，几斗酒糟，加点精料一喂，再拿刨子把牛角一刨，两把瓦片灰往身上一抹，就打扮出来了！不光肥肥壮壮，看起来还嫩皮嫩肉的哩！……”小说第四十二章，开始变了的“蚱蜢老汉”又这样揭穿另一个自吹自擂的牛贩子：“你这牛好是好，可后蹄不盖前蹄，下田怕落深呢；后胛高过前胛，最多顶个家鸭。另外，腰杆闪闪，做活懒懒；屁股尖尖，上坡掀掀：鼻梁狭狭，性子辣辣；嘴筒短短，吃草缓缓……”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显示了作家的生活积累于创作是何等重要：它不仅制约着作品特定的生活内容，还左右着作家的才能和风格。
遗憾的是，这部长篇小说多少也打上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印记，加小说中还有许多空洞的路线斗争议论，描写阶级斗争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甚至趋时随俗地引述和批判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等等。但它毕竟带着我国文学的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进入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存在说明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绵延的。
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小说创作中，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可谓佼佼者。此外，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和克非的《春潮急》也是较好的两部长篇。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它们是萧条、荒芜年代的难得之作。
《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一九一○年生于河南邓县。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三十年代后期。一九三八年春，他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描写抗日游击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以后到重庆，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牛德全与红萝卜》（一九四二）、《春暖花开的时候》（一九四四）、《戎马恋》（一九四六）、《长夜》（一九四七）等中、长篇小说。《长夜》以作者少年时期被土匪掳去做“票子”的特殊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二十年代河南的土匪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黑暗、破败、混乱的现实，乡土气息比较浓厚。解放战争期间，姚雪垠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以及崇祯的政治生活，发表了《明代的锦衣卫》、《崇祯皇帝》等历史论文。解放后，姚雪垠回到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于一九五七年调至武汉作协。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
姚雪垠最初接触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是三十年代初期；产生创作这一历史长篇小说的动念是四十年代初期。但当时作者生活无着，无力从事专门研究及艺术构思。新中国成立后，姚雪垠广泛阅读、分析、鉴别明末清初历史资料，为《李自成》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九五七年正式动笔，一九六三年第一卷问世。第二卷大部分初稿完成于一九六五年以前，一九七二年以后补写了其余部分，一九七七年出版。
《李自成》全书计划出五卷，宗旨是通过表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由弱到强、又由成功到失败的过程，总结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历史经验。环绕这一历史事件，小说广泛描写明清之际社会变动中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幅我国封建社会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从已发表的第一、二卷看，作者部分地达到他的目的。对这部长篇，茅盾曾评价说：“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①
《李自成》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明末农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出色地描绘了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到强这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崇祯十一年冬，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走入低潮，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只有李自成一支拒不投降，受到官军的围追堵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的艺术内容的，第一卷以潼关南原大战为中心事件，描写李自成战败之后重整旗鼓，打出新局面。李自成以惊人的胆识亲历险境鼓动张献忠重新起义的“谷城会”，是全书精彩章节之一。第二卷写李自成在商洛山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以非凡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使局势转危为安。“商洛壮歌”单元写得有声有色，其中虽无潼关南原那样的大战，但也险情丛生，风波骤起，别具风光。随着农民军力量的发展，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分化，封建士大夫牛金星、李岩加入农民军，李自成的声势更加浩大。小说以主要篇幅描写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还用轻重不同的笔墨描写了张献忠谷城重新起义和罗汝才、老回回时而投降、时而造反的情况，显示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声威和错综纷坛的历史画面。
作者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展现农民军迅速发展、明皇朝急剧崩溃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及其社会原因。首先，小说形象地揭示了明末社会广大农民与官僚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一面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面是穷奢极欲，荒***无度。同时还用相当篇幅描写明皇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官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对清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冲突，中、小地主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争斗等等。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深刻地概括出李自成农民军发展壮大的社会环境。其次，小说注重表现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李自成作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农民革命领袖，对组织、发展这支队伍起着重大作用；起义军内部上至将领下至士兵赤胆忠心、团结一致；义军到处，开仓放赈，深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保护。此外，小说还描绘了革命阵营内部各路义军政治、军事素质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情况。小说没有回避农民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领袖人物有皇权思想与天命观，起义过程中忽视建立根据地等），描写了他们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
《李自成》的突出成就在于塑造了一批生动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李自成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小说通过“潼关南原大战”、“谷城会”、“商洛壮歌”、“突围到鄂西”和“星驰入河南”等主要情节，着力表现了李自成政治上高瞻远瞩、英武果断和豁达大度的领袖风度，军事上骁勇善战、有胆有识、置身惊涛骇浪而能指挥若定的英雄气概，以及坚定刚毅的性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对这个人物的性格，作者主要是把他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的。小说一开卷，作者就让他处于几近全军覆没的逆境中，描写其临危不惧、以图再起的革命气概。奔赴谷城和商洛树旗，又着重表现其胸纳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亲赴石门谷平息杆子哗变的情节，极有感染力地描绘了其正气凛然的精神境界和有勇有谋的办事能力。以后，李自成突入鄂西，潜伏陨阳山，选择有利时机星驰河南，破洛阳、杀福王，号令民众，驰骋中原等情节，则进一步表现了李自成作为一代农民领袖的雄才大略。第二卷结束时，革命形势已大为改观，李自成的形象也在读者的心目中“由浅而深，由淡而浓，如迎面走来，愈走则面目愈明晰，笑貌愈亲切，终于赫然浑然一个形象与精神卓然不群的英雄人物出现了。”①
在众多起义农民的英雄群象中，刘宗敏、郝摇旗、张献忠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刘宗敏是李自成最得力的助手，小说驰骋想象，以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潼关南原大战三易战马找敌主将决战、商洛山危急时刻坐镇老营智破宋家寨、单人独骑背水一战飞马跃入汉水等情节，绘声绘色地刻划了他威严、剽悍、粗中有细、性如烈火而又肝胆照人的个性，郝摇旗是李自成军中另一员虎将，他胸怀坦荡，忠心耿耿，勇猛中略嫌鲁莽，还有较多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过一旦醒悟，便痛改前非，决不动摇。张献忠作为明末另一支义军领袖，他豁达豪放，聪明机智，在复杂纷坛的矛盾斗争中善于用人；但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遭受严重挫折坚定性不如李自成，狭隘的霸权思想占上风时根本不顾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作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神态和逼真的细节，出色地描绘了他豁达中有诡诈、粗犷中有幽默、剽悍中有智谋的性格，使之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
作者还塑造了一批英姿飒爽的古代妇女英雄形象。红娘子英武爽利，识见超群，然而又不失其未嫁姑娘的身份及风采。慧梅聪颖伶俐，热爱生活，在她身上，更多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优秀品质。高夫人在作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对这个人物的描写过分地现代化。此外，作者还生动地刻画了几个参加农民军的知识分子形象。牛金星、李岩都是举人造反，但音容笑貌、精神品格迥然相异。宋献策与牛、李二人都有区别。徐以显则又是一种类型。
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是一个描写得相当出色的形象。他并不象一般末代皇帝那样醉生梦死，而是励精图治，宵衣旰食，期待自己成为“中兴之主”；无奈明王朝已是病入膏盲，非个人力量所能整治。小说将崇祯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紫禁城内具体生活环境中，通过皇帝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他复杂的性格特点：刚愎、自信，易受蒙蔽而又自作聪明；专断、多疑而又故作宽仁大度；自称圣明而实则残忍、卑怯等。这些方面交织在一起，血肉丰满地表现了他的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除崇祯的形象外，精明干练而又色厉内在的内阁大臣杨嗣昌、老奸巨滑的总督洪承畴，也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作品中一些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如老马伕王长顺、农民杜狗娃、李岩的妻子汤夫人等，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较深。
《李自成》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小说的主要人物及基本情节大都有史可据，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资料。作者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见解进行了选择、改造和虚构。“潼关南原大战”属于虚构，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商洛壮歌”、“紫禁城内外”既有史实又有虚构。“谷城会”、“红娘子起义”等情节是根据民间传说创造的。总之，作者力图以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再现历史生活的本质。
宏伟而严谨的结构，富于变化的笔法，是《李自成》最为显著的艺术特色。这部长篇规模宏大，题材宽广，人物众多，然而它繁而不乱，既丰富多彩又脉络清楚：在矛盾冲突线索安排上，采取复线结构方法，即把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崇祯的明王朝之间的生死斗争作为主线，而把当时的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农民军的内部矛盾作为副线，在描写中抓主线带副线，使两条线主次分明又纵横交错；在情节的组合上，采取单元集中的方法，即将表现一组矛盾的完整过程的章节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单元，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以纵横驰骋、从容自如地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免琐碎，又可使单元之间情节发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单元转换及同一单元之内，常常采用横云断峰的布局，使文章跌宕多姿，如茅盾所说：“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雾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①作者这种结构方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的许多乡土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和典章制度的描写，使读者能够获得较广泛的历史知识，也加强了作品的民族气派。
《李自成》存在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李自成形象有些“现代化”和“理想化”，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为了表现李自成高于其他义军领袖，作者着力强调他“路子”对头，这显然是受了“四人帮”把一切都说成“路线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作者写李自成不象写张献忠、刘宗敏、崇祯那样挥洒自如，人物过分“政治化”，很少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真挚感情，这无疑是当时“造神”思潮的曲折反映。作品中还有其他一些强古人之难的地方，如用今人“忆苦思甜”的形式介绍红娘子的身世以强调她的阶级觉悟，让刘宗敏在审判吕维棋时长篇大论地批判孔孟等等。此外，其他人物也有人为“拔高”的偏向，如读者普遍感到高大人太“高”，红娘子太“红”。
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万山红遍》的作者黎汝清，山东省博兴县人，少年时代在家乡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五年转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参加过解放昌潍、济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一九五八年后调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组。一丸六○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发表过诗歌、散文、儿童文学作品和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曾被改编为电影《海霞》。《万山红遍》上、下两卷，分别于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在南方山区的故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活动在九里十八坪一带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大队长郝大成、党代表吴可征的率领下，走井冈山道路。开赴四岭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小说即以此为契机，展现了对那个艰苦斗争年代里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互斗争和相互消长过程的描写。
这是一个充满深刻革命危机的战斗的年代。“时势造英雄”，小说的主人公郝大成就是这样被推向了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在作者笔下，郝大成是一个有着坚强的体魄和性格的红军指挥员。幼年的打猎生活和流传在家乡一带的“红绫会”起义的故事，磨炼了他的斗争意志，赋予了他反抗旧社会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通过吴可征）的教育下，他才获得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走向了与父辈不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说，郝大成作为新的一代贫苦山民的代表，他继承了老一辈的光荣斗争传统，却抛弃了他们的自发斗争的形式，——这就是作者给自己选择的塑造崭新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历史环境。
正如经验告诉人们的那样，在“四人帮”鼓吹的那些荒谬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下，英雄人物往往是无法写或写不好的。作者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从现实主义的要求出发，通过一系列较为典型的情节，令人可信地揭示了郝大成如何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一个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的具体过程。他和吴可征率领的红军大队，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曾经面临着反革命武装的追击、“围剿”和革命队伍内部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蚀、破坏这样两重危险。多次的失败促使他们必须思考新的斗争方式，他们终于拒绝了以县委特派员身分出现的黄国信的流动游击政策，而以井冈山道路为榜样，走向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自此，郝大成的性格又获得了一次“飞跃”：由于他找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他的智慧和才能才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这样，小说就以真实、具体的艺术描绘，把读者带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环境，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敌人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白色区域里逐步取得自由，站稳脚跟；同时还使读者看到了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英雄人物，是历史和无数革命群众的实践，赋予了郝大成以英雄的品格和英雄的光彩。
郝大成的形象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受到“三突出”的影响：每个关键时刻总是由于郝大成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甚至连攀登劈云岭险峰这样很具体的任务，最后也必须由负责指挥整个部队作战的郝大成去完成，并以书中另一个英雄人物赵铁牛的攀登失败作为“铺垫”。这样处理的结果，突出了郝大成，却削弱了对红军大队整个英雄集体的描写，并终将影响到郝大成的形象。
党代表的吴可征是仅次于郝大成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但这个人物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只是郝大成的一个影子。这再次说明受到了“三突出”影响的作者的创作思想给全书带来了怎样的局限。
在红军战士中，史少平的形象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在作者笔下，这个人物的行踪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多次出没于敌人盘踞的巢穴之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机警，出奇制胜，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部队的行动。如大闹谷敬文的“庆功宴”、潜入敌人腹地侦察任洪元旅部的兵力部署情况等等，都是表现史少平性格的很有力的场面，成为全书中比较精彩的章节。
在反面人物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是谷敬文的形象。这是一个狡猾的、很不容易对付的地方民团的反动头子（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封为三县“剿共”司令），处处显示着他那老谋深算、狡兔三窟的经营本领。在这个人物身上，不但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阴险的本性，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和虚弱的本质。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出现的黄国信，是躲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后来被俘叛变，堕落为敌人的奸细。他原是富商的儿子，后来混入革命队伍，妄图由此发迹，平步青云。由于这种投机思想的作祟，便很自然地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害怕或本能地逃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的革命道路。这样的人物在革命队伍内部是有某种代表性的，但作者对他的描写不深刻、无个性，概念压过了生活真实，没有跳出当时描写这类人物的流行的框框和套套。
占据伏虎岭的“齐心会”的领导者周威，是地主阶级家庭内部斗争中的受害者，他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可能从这个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但是他又一下子摆脱不掉封建的宗族观念，这使他和反动地主武装的头子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并给予对四岭山垂涎已久的谷敬文以可乘之机。周威的这种特殊地位，一度使他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争取中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构成了敌我友三方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总之，《万山红遍》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艺术描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历史面貌。小说中也存在着某些缺乏生活内容和脱离艺术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如一些多余的议论和不恰当地引用语录），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春潮急》的作者克非（本名刘绍祥），长期在四川省安县、绵阳一带做农村工作，写过新闻报道和短篇小说。《春潮急》是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必由之路》的第一部，于一九五九年写出初稿，一九七四年修改后出版。
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一样，《春潮急》也是从农业社建立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现成观念出发，构思自己的故事情节的；但是由于作者的独特生活积累、独特的语言与表现手法，使得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创作中具有了一些难能可贵的特点。
首先，小说以生动的情节真实地描写了解放初期农村新的贫富分化和贫苦农民的痛苦境况：金毛牛是个力大无比的“巨人”，论力气，论农活，他都应该是土地的主人，但由于土改后接连遭到冰雹、山洪、黄牛坠崖等意外事故的袭击，他重新沦为雇工，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被压成了个贫病交迫的潦倒人；孤立无援的年轻寡妇徐元菊和土地、弱子一起都成了被攫取的对象；豆腐干幺婶也受着重利的盘剥……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描写在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
其次，作者选择了川西北的一个美丽的山村——梨花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艺术描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无论是土地、副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如修整坝田、伐竹造纸、上山烧炭和开辟肥源等等），还是烤食“冻粑”、喝刺梨子烧的香茶的生活习俗，抑或是经过作者加工的幽默、生动的四川方言，都使作品反映的生活以川西北特有的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是四川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库存”，把当地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习惯的、精神气质上的复杂因素溶进形象，表现着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第三，作者受“三突出”创作模式影响较少，能够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一些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如金毛牛、徐元菊等。张久洪的描写最为成功，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不向母亲透露，但工作上，却能明察秋毫，仗义执言。从这个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不追求豪言壮语式的外在表现，而是努力使人物性格生活比。在反面人物李春山、徐锅巴胡和加钢黄蟮也不失为具有特色的形象，但他们多少有些漫画化。
第四，细节描写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气息。如小说第一章写复员军人李克进村之前遇到“蚱蜢老汉”卖假牛，受骗的李克向“黄胡子大爷”请教卖牛人怎样把一头失去耕作能力的老牛打扮成“漂漂亮亮一个大家伙”，“黄胡子大爷”说：“这种人耍鬼的手艺有的是，几斤蜂渣，几斗酒糟，加点精料一喂，再拿刨子把牛角一刨，两把瓦片灰往身上一抹，就打扮出来了！不光肥肥壮壮，看起来还嫩皮嫩肉的哩！……”小说第四十二章，开始变了的“蚱蜢老汉”又这样揭穿另一个自吹自擂的牛贩子：“你这牛好是好，可后蹄不盖前蹄，下田怕落深呢；后胛高过前胛，最多顶个家鸭。另外，腰杆闪闪，做活懒懒；屁股尖尖，上坡掀掀：鼻梁狭狭，性子辣辣；嘴筒短短，吃草缓缓……”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显示了作家的生活积累于创作是何等重要：它不仅制约着作品特定的生活内容，还左右着作家的才能和风格。
遗憾的是，这部长篇小说多少也打上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印记，加小说中还有许多空洞的路线斗争议论，描写阶级斗争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甚至趋时随俗地引述和批判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等等。但它毕竟带着我国文学的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进入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存在说明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绵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