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业》等电影和戏剧作品]
第三节 《创业》等电影和戏剧作品
电影《创业》，是七十年代中期百花凋零的电影园地中迎风挺立的一株腊梅。它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六十年代初期在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以英雄气概艰苦创业的历史史实和生活画面。剧本以昂扬的基调，浓重的色彩，豪放的笔触，强烈的节奏，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严峻的考验中迸发出来的发愤图强的精神面貌。
剧本的作者张天民，河北省涿县人。他解放初开始创作，一九五四年后一直任电影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鸿雁》、《路考》等。
《创业》的突出成就，在于它较成功地塑造了周挺杉和华程两个人物形象。
周挺杉是铁人式的石油工人的英雄形象。作品塑造这一形象，遵循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了揭示英雄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作品在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广阔背景上，描绘他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战斗的成长过程。解放前，周挺杉是油矿的奴隶，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心头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解放后，周挺杉做了生活的主人，阶级仇和幸福感使他焕发出建设祖国的热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周挺杉的朴素阶级感情化作了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英勇献身的政治觉悟。伴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演变，周挺杉从旧社会的奴隶到新中国的主人，又成长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战士。
周挺杉的思想性格，带有“火辣辣”的个性特色，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迎接解放时，周挺杉面对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的诅咒，他奋而反击；六十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建设面临困难时，他豪迈地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周挺杉的性格，有烈如火、行如风的一面，也有深沉、细密的一面。他对秦发愤忍着伤痛跪在钢板上擦机器的行动，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在给养短缺的困难时刻，他自己吃土豆，把一个个窝头暗中放进战友的饭盒；夜深人静，他挑灯给战友缝补衣衫……这些饱含阶级情谊的举动表明，周挺杉既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又是年轻战友的慈爱兄长。周挺杉疾恶如仇，然而对阶级弟兄的思想毛病，却不是横眉立目。他要从魏国华脑中捉“虫”这个带有几分戏谑的动作，表现了他在热情的逗趣中所透出的原则性和对同志的关怀、爱护。
作者塑造周挺杉的形象，既从大处落笔，通过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展示他的英雄行为和优秀品质；又从小处着墨，运用典型细节的精雕细刻表现他的英雄性格和心理。比如，用一个美孚油桶、一只还债苹果等道具、用蹾碎一个茶杯、“抢”走一本《列宁选集》等动作，以及在情节发展的关键处，多次用“一双愤怒的眼睛”的特写，渲染人物的情绪，揭示人物的心理。这些富于银幕感的艺术处理，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是深刻的。
华程是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党的工作者的艺术形象。他是身披解放战争的硝烟走进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行列的。华程把党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斗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来。这个人物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对群众襟怀坦荡，平易近人。他既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党的思想化为群众的行动，又哂形薏准镀笠导业牡ㄊ叮桌鞣缧械芈柿烊褐诔宸嫦菡蟆；潭杂谌褐诶此担谘虾兴俏屡诶阎兴橇α浚诖煺壑兴切判摹?
华程这个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对“四人帮”的创作谬论的一个大胆的反叛。从政治上看，当时正是“四人帮”炮制“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说甚嚣尘上之时，《创业》却通过华程的形象讴歌革命的老干部，这是个十分勇敢的行动。从艺术上看，作者没有按照当时风靡文坛的“三突出”模式去处理华程和周挺杉的关系。在剧中，华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是周挺杉的陪衬，而是引路人——一位良师益友。
《创业》的精彩的场面描写，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叛徒冯超的较量，是贯串全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剧本着重描写了四场重大斗争。“裕明别墅”斗争是预言着胜利的序幕，它和“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的尾声相照应，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牛棚会议”、“库房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场面，处理得不沉闷、不板滞。特别是“库房会议”一场戏，作者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交织了敌我双方的紧张的矛盾斗争、使台上台下此起彼应，构成情节的大起大落，是很有动作性的。
由于时代和作者认识的局限，剧本还存在着人为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及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甚合理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作者塑造的爱国知识分子章易之的形象，在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的年代，应该说是作者有胆识的表现。但是，作者赋予章易之民主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在解放初期是可以的，到了五十年代末期，让他依然如故因而不自觉地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就缺少生活根据了。对周挺杉性格的刻画，在突出他的苦干精神和顽强意志时，没有能使之和尊重科学的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此外个别细节描写也欠妥当，如数九隆冬之季，让工人在篝火旁夜读“两论”。《创业》的艺术实践表明，不能低估“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即使象《创业》这样力求突破帮风帮气束缚的作品，也难免受到污染。
王愿坚、陆柱国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以昂扬激越的格调，着力塑造了少年英雄潘冬子的形象。它既为同潘冬子有着大致相似童年的老革命留下了历史的剪影，使他们在幸福的回忆中激起继续革命的豪情，又使青少年能从中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潘冬子是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搏斗，是他成长的时代环境。父亲随红军远征，母亲壮烈牺牲，在革命长辈的爱抚下，受到游击战争的艰苦磨炼，是他的独特经历。这个时代环境和独特经历决定着少年英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此，剧本作了深刻的揭示：胡汉三打在他身上的鞭痕，白狗子射在父亲身上的子弹，夺去母亲生命的罪恶的火焰，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斩断吊绑他的绳索的红军砍刀，吴大叔细针密线为他缝制的棉衣，人民群众冒着千难方险献给游击队的白盐，又把爱的雨露洒进他的心田。正是在这种恨与爱两种感情的交织中，他萌发了阶级意识，进而在革命长辈的培育下，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最后英姿勃勃地加入红军的行列。
《闪闪的红星》在塑造潘冬子的形象对，较好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潘冬子是主要人物，又是受教育者；作为次要人物的革命长辈，则是教育者。剧本以潘冬子为中心设置情节，既加强了主角形象，使之充实丰满，又把革命长辈的戏写足，体现领路人的作用。无疑，这样处理是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
浓郁的抒情性是《闪闪的红星》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随着剧情的发展，节奏和情绪时而欢腾明快，时而悲壮深沉，时而飞扬激越，则而清新舒展，一组组无言的画面构成深远的意境。如：江南春色，父母目送冬子上学；秋高气爽，雄鹰展翅，冬子走上新的征程；湍急的山溪，冬子磨刀霍霍；茂源米店，冬子劈柴铿铿……都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激起读者情感的波澜。剧本还以闪闪的红星这个富于象征性的道具作为连缀情节的纽带：从小冬子在解救他的红军战士军帽上看到红星，到父亲临别赠红星、母子长夜盼天明看红星、冬子激流勇进手捧红星走上新征程，再到红星缀在他的军帽上，象征着党的光芒始终照耀着冬子生命的途程。作者对于红星的反复点染，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
《闪闪的红星》由于原作基础好，加上改编者的创造性劳动，其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英雄人物要“高、大、全”的错误理论影响下，作者对潘冬子形象的塑造尽管注意了儿童的特点，但还是有明显的“***化”毛病。如母亲就义时，潘冬子对群众的劝阻。特别是进入戏剧高潮，为了表现英雄性格的形成，作者让冬子轻而易举地劈死胡汉三。这些描写是不真实的。
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出小戏，角色只有四个，情节也不复杂。全剧围绕着怎样对待不愿学习文化课的学生陶利，在两个小学教师俞英和方觉之间展开戏剧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种教育方法的矛盾，赞颂了人民教师的光荣劳动。
这出戏产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很有现实针对性。首先，它响亮地提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当”这个尖锐的问题。当时“四人帮”正大肆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荒谬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威下，谁提倡智育，谁就被扣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帽子，致使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到灾难性的大破坏。《园丁之歌》通过俞英之口说出了智育对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无疑是对“四人帮”否定文化、否定智育的罪恶行径的有力批判。其次，它挣脱了“四人帮，强加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一是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说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被“四人帮”统统咒骂为“臭老九”的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里多是反面形象，较好一点的待遇也不过是“再教育”的对象。《园丁之歌》反其道而行之。它不仅让知识分子当了作品的正面主人公，而且把人民教师赞誉为培育祖国下一代的辛勤“园丁”。应该说，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剧本在上述两点上能够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园丁之歌》的艺术构思比较精巧。全剧以玩具火车为引线展开矛盾冲突和揭示人物精神面貌：陶利拆下算盘珠子作火车车轮，表明他把自己要当一个火车司机的理想同学习文化知识对立了起来；方觉用没收玩具火车的办法教育陶利，表明他把学生的理想同自己传授文化知识的工作割裂了开来；俞英则以玩具火车为契机，因势利导，帮助陶利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这种精巧的构思给剧本带来了情节集中、思想明快的特点，此外，方觉拽掉陶利的钮扣，俞英又给他缝上等细节处理，也是颇具匠心的，它形象地表现了两种教育方法及其产生的不同后果。
当然，这出小戏并不十全十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影响。如为了表明俞英有“路线觉悟”，作者让她骂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权威”。当然，《园丁之歌》存在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造成的，不如说是产生它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留下的印记。
电影《创业》，是七十年代中期百花凋零的电影园地中迎风挺立的一株腊梅。它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六十年代初期在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以英雄气概艰苦创业的历史史实和生活画面。剧本以昂扬的基调，浓重的色彩，豪放的笔触，强烈的节奏，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严峻的考验中迸发出来的发愤图强的精神面貌。
剧本的作者张天民，河北省涿县人。他解放初开始创作，一九五四年后一直任电影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鸿雁》、《路考》等。
《创业》的突出成就，在于它较成功地塑造了周挺杉和华程两个人物形象。
周挺杉是铁人式的石油工人的英雄形象。作品塑造这一形象，遵循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了揭示英雄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作品在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广阔背景上，描绘他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战斗的成长过程。解放前，周挺杉是油矿的奴隶，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心头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解放后，周挺杉做了生活的主人，阶级仇和幸福感使他焕发出建设祖国的热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周挺杉的朴素阶级感情化作了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英勇献身的政治觉悟。伴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演变，周挺杉从旧社会的奴隶到新中国的主人，又成长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战士。
周挺杉的思想性格，带有“火辣辣”的个性特色，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迎接解放时，周挺杉面对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的诅咒，他奋而反击；六十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建设面临困难时，他豪迈地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周挺杉的性格，有烈如火、行如风的一面，也有深沉、细密的一面。他对秦发愤忍着伤痛跪在钢板上擦机器的行动，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在给养短缺的困难时刻，他自己吃土豆，把一个个窝头暗中放进战友的饭盒；夜深人静，他挑灯给战友缝补衣衫……这些饱含阶级情谊的举动表明，周挺杉既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又是年轻战友的慈爱兄长。周挺杉疾恶如仇，然而对阶级弟兄的思想毛病，却不是横眉立目。他要从魏国华脑中捉“虫”这个带有几分戏谑的动作，表现了他在热情的逗趣中所透出的原则性和对同志的关怀、爱护。
作者塑造周挺杉的形象，既从大处落笔，通过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展示他的英雄行为和优秀品质；又从小处着墨，运用典型细节的精雕细刻表现他的英雄性格和心理。比如，用一个美孚油桶、一只还债苹果等道具、用蹾碎一个茶杯、“抢”走一本《列宁选集》等动作，以及在情节发展的关键处，多次用“一双愤怒的眼睛”的特写，渲染人物的情绪，揭示人物的心理。这些富于银幕感的艺术处理，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是深刻的。
华程是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党的工作者的艺术形象。他是身披解放战争的硝烟走进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行列的。华程把党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斗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来。这个人物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对群众襟怀坦荡，平易近人。他既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党的思想化为群众的行动，又哂形薏准镀笠导业牡ㄊ叮桌鞣缧械芈柿烊褐诔宸嫦菡蟆；潭杂谌褐诶此担谘虾兴俏屡诶阎兴橇α浚诖煺壑兴切判摹?
华程这个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对“四人帮”的创作谬论的一个大胆的反叛。从政治上看，当时正是“四人帮”炮制“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说甚嚣尘上之时，《创业》却通过华程的形象讴歌革命的老干部，这是个十分勇敢的行动。从艺术上看，作者没有按照当时风靡文坛的“三突出”模式去处理华程和周挺杉的关系。在剧中，华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是周挺杉的陪衬，而是引路人——一位良师益友。
《创业》的精彩的场面描写，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叛徒冯超的较量，是贯串全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剧本着重描写了四场重大斗争。“裕明别墅”斗争是预言着胜利的序幕，它和“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的尾声相照应，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牛棚会议”、“库房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场面，处理得不沉闷、不板滞。特别是“库房会议”一场戏，作者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交织了敌我双方的紧张的矛盾斗争、使台上台下此起彼应，构成情节的大起大落，是很有动作性的。
由于时代和作者认识的局限，剧本还存在着人为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及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甚合理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作者塑造的爱国知识分子章易之的形象，在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的年代，应该说是作者有胆识的表现。但是，作者赋予章易之民主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在解放初期是可以的，到了五十年代末期，让他依然如故因而不自觉地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就缺少生活根据了。对周挺杉性格的刻画，在突出他的苦干精神和顽强意志时，没有能使之和尊重科学的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此外个别细节描写也欠妥当，如数九隆冬之季，让工人在篝火旁夜读“两论”。《创业》的艺术实践表明，不能低估“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即使象《创业》这样力求突破帮风帮气束缚的作品，也难免受到污染。
王愿坚、陆柱国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以昂扬激越的格调，着力塑造了少年英雄潘冬子的形象。它既为同潘冬子有着大致相似童年的老革命留下了历史的剪影，使他们在幸福的回忆中激起继续革命的豪情，又使青少年能从中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潘冬子是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搏斗，是他成长的时代环境。父亲随红军远征，母亲壮烈牺牲，在革命长辈的爱抚下，受到游击战争的艰苦磨炼，是他的独特经历。这个时代环境和独特经历决定着少年英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此，剧本作了深刻的揭示：胡汉三打在他身上的鞭痕，白狗子射在父亲身上的子弹，夺去母亲生命的罪恶的火焰，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斩断吊绑他的绳索的红军砍刀，吴大叔细针密线为他缝制的棉衣，人民群众冒着千难方险献给游击队的白盐，又把爱的雨露洒进他的心田。正是在这种恨与爱两种感情的交织中，他萌发了阶级意识，进而在革命长辈的培育下，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最后英姿勃勃地加入红军的行列。
《闪闪的红星》在塑造潘冬子的形象对，较好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潘冬子是主要人物，又是受教育者；作为次要人物的革命长辈，则是教育者。剧本以潘冬子为中心设置情节，既加强了主角形象，使之充实丰满，又把革命长辈的戏写足，体现领路人的作用。无疑，这样处理是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
浓郁的抒情性是《闪闪的红星》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随着剧情的发展，节奏和情绪时而欢腾明快，时而悲壮深沉，时而飞扬激越，则而清新舒展，一组组无言的画面构成深远的意境。如：江南春色，父母目送冬子上学；秋高气爽，雄鹰展翅，冬子走上新的征程；湍急的山溪，冬子磨刀霍霍；茂源米店，冬子劈柴铿铿……都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激起读者情感的波澜。剧本还以闪闪的红星这个富于象征性的道具作为连缀情节的纽带：从小冬子在解救他的红军战士军帽上看到红星，到父亲临别赠红星、母子长夜盼天明看红星、冬子激流勇进手捧红星走上新征程，再到红星缀在他的军帽上，象征着党的光芒始终照耀着冬子生命的途程。作者对于红星的反复点染，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
《闪闪的红星》由于原作基础好，加上改编者的创造性劳动，其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英雄人物要“高、大、全”的错误理论影响下，作者对潘冬子形象的塑造尽管注意了儿童的特点，但还是有明显的“***化”毛病。如母亲就义时，潘冬子对群众的劝阻。特别是进入戏剧高潮，为了表现英雄性格的形成，作者让冬子轻而易举地劈死胡汉三。这些描写是不真实的。
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出小戏，角色只有四个，情节也不复杂。全剧围绕着怎样对待不愿学习文化课的学生陶利，在两个小学教师俞英和方觉之间展开戏剧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种教育方法的矛盾，赞颂了人民教师的光荣劳动。
这出戏产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很有现实针对性。首先，它响亮地提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当”这个尖锐的问题。当时“四人帮”正大肆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荒谬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威下，谁提倡智育，谁就被扣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帽子，致使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到灾难性的大破坏。《园丁之歌》通过俞英之口说出了智育对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无疑是对“四人帮”否定文化、否定智育的罪恶行径的有力批判。其次，它挣脱了“四人帮，强加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一是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说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被“四人帮”统统咒骂为“臭老九”的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里多是反面形象，较好一点的待遇也不过是“再教育”的对象。《园丁之歌》反其道而行之。它不仅让知识分子当了作品的正面主人公，而且把人民教师赞誉为培育祖国下一代的辛勤“园丁”。应该说，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剧本在上述两点上能够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园丁之歌》的艺术构思比较精巧。全剧以玩具火车为引线展开矛盾冲突和揭示人物精神面貌：陶利拆下算盘珠子作火车车轮，表明他把自己要当一个火车司机的理想同学习文化知识对立了起来；方觉用没收玩具火车的办法教育陶利，表明他把学生的理想同自己传授文化知识的工作割裂了开来；俞英则以玩具火车为契机，因势利导，帮助陶利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这种精巧的构思给剧本带来了情节集中、思想明快的特点，此外，方觉拽掉陶利的钮扣，俞英又给他缝上等细节处理，也是颇具匠心的，它形象地表现了两种教育方法及其产生的不同后果。
当然，这出小戏并不十全十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影响。如为了表明俞英有“路线觉悟”，作者让她骂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权威”。当然，《园丁之歌》存在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造成的，不如说是产生它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