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创作的]
第一节 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创作的新面貌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也结束了文学的荒芜时期。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文学艺术开始在各个领域复苏和更新着自己的面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从现实主义传统上说，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它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后重新抬头的文学，因而又带有自己新的特点。这个特点，从总体上说，反映着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从文学自身看，又反映着对于五四文学传统的更大和更直接的观照。
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文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清扫“四人帮”在文艺领域中经营了十年之久的旧基地，砸碎“四人帮”强加于人民和文艺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让文学事业真正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前进。为实现这个任务，我国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四人帮”被粉碎后，过去被迫解散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一时还未恢复工作。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是我国文学队伍历尽十年沧桑、受到严重摧残后的第一次重新集结。党中央十分关怀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文学工作者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我国文艺事业、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的滔天罪行，向他们推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发起了第一次猛烈开火。会议代表一致表示：立即行动起来，发挥干劲，把全部力量、全副本领拿出来，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文艺队伍尽管被打散了十年，但并没有被打垮，在重新获得党的阳光的温暖后，又开始欣欣向荣地成长了，并显示了新的战斗力量。
对林彪、“四人帮”法西斯罪行的声讨使全国文艺工作者迅速汇集和团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艺界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及其谬论，清算他们的罪行；着重研究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等问题。会议庄严宣布：被中断了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立即恢复工作，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立即复刊。这些决定和措施，对于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使命，起了重大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文艺界批判运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他们推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三突出”等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他们炮制的为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文艺”等。这些批判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是非常必要的。但当时这种批判还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而且阻力还相当大，致使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未能得到澄清。比如，“黑线专政”论被批判了，但有人又认为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还是存在的，这样，一大批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线人物”的文艺工作者，就仍然被捆绑住手脚得不到解放；在对建国后文艺工作的估价上，过去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既定“结论”，仍然被看作是不可逾越的禁区，这就使人们不可能从十七年的文艺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对它的重大成就作出正确的评价，以恢复文艺战线本来的历史面貌；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毒草的大批文艺作品，也囿于种种成见而未能重新给予正确的评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枷锁一时不易打碎，二是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潮仍然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也是一种枷锁，而且是更难解除的一种枷锁。那种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的恶习，使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能不经过严重的斗争。
但是，历史总是要朝着它自己的方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既是现实的要求，又是历史的必然，它终究要冲破“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继续前进。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接着，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始获得了迅速的、深入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探讨，整个文艺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气氛。这时，党中央又及时批准正式发表周恩来一九六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这一阶段，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彻底推翻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肯定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成就，澄清或初步澄清了十七年文艺战线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大批被错误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使文艺战线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第二，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文艺界今后如何切实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真正实行艺术民主，促进文艺繁荣等重大问题，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第三，理论探讨十分活跃。文艺工作者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的禁锢，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反“题材决定”论等问题，重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克服了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混乱。而新的创作实践，也给理论的探讨打开了许多新的领域，从《枫叶红了的时候》引起的关于讽刺剧的论争，到《班主任》出现后的关于“暴露文学”的论争，一直到后来的关于歌颂与暴露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向前看、向后看”的文学的讨论、关于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关于文艺是否要反映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讨论，彻底扭转了前十年文艺界那种僵死的局面，使文艺战线呈现出一片蓬勃的生机。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终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敢地冲出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牢笼，文艺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解放。这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活跃和繁荣。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诗歌创作最为活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急风暴雨，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在这历史的转折时刻，诗人们自然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痛恨，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对人民胜利的欢欣鼓舞，必然化成直接的歌唱。象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等，都是震撼人们心灵的诗篇。但就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来说，在最初一年时间里，还没有太大起色，出现的一些作品一时还摆脱不了“四人帮”帮规帮法的影响。但是，从一九七七年年底开始，随着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的发表，这种交替时刻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这些作品，以使人耳目一新的题材和主题，报导着一个新时期文学创作高潮正在汹涌而来。从这时至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短短两年时间，我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这个时期产生的作品，还仅仅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开端，但它常常以冲破禁区的勇气、激动人心的主题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强烈地吸引和震动着读者的心灵，对于推动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对于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文学创作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思想感情更加密不可分，一扫前十年泛滥文坛的那种“瞒”和“骗”的反现实主义风气，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都突破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成就。
这个特点首先反映在一批描写十年动乱生活的作品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动乱虽然已经过去，但人们对这段生活的认识和思考还在继续着、深化着。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出现之所以使人震动，就是因为它敢于正视现实，通过一个人民教师的深邃目光，反映出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林彪、“四人帮”带给我们国家的祸害，决不仅限于使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毒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使新的一代遭受到严重的内伤。作品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唤，正道出了千百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所以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这篇作品出现后，曾被说成是“暴露文学”，受到过一些人的责难；但广大读者却因为它真实地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而予以热烈的肯定。继《班主任》之后，在小说、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领域，接连涌现了一批反映十年动乱期间斗争生活的作品。作者们都以饱蘸血泪的笔触，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一直到家庭和个人命运等各个方面，极为真切地描绘出十年动乱期间国家和人民生活的惨痛，同时，也着力地反映出人民在艰难岁月中所进行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就是一篇突出的作品。小说以技术员白舜的遭遇，充分揭露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不惜践踏党纪国法、残暴镇压群众，使冤狱遍于国中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执行着无产阶级神圣使命的老公安战士王公伯的光辉形象，在他身上闪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尽管最后壮烈地牺牲在“四人帮”的魔掌下，但他的鲜血却使更多的人坚强起来，勇敢地投入迎接光明的战斗。在这方面，话剧《丹心谱》也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作品通过医疗战线上激烈斗争的描写，把歌颂周总理与揭批“四人帮”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整个作品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充满崇高激越的气势。周总理一片丹心为人民的伟大精神感召着医疗战士们，也感召着亿万群众向“四人帮”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是一部最早用文艺形式反映伟大的天安门事件的作品，它热烈地歌颂了为纪念周总理与“四人帮”作英勇斗争的英雄，为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功绩，唱出了激动人心的赞歌，因而它的出现特别使人振奋。此外，象吴强的《灵魂的搏斗》、王蒙的《最宝贵的》等短篇小说，则从一个生活侧面无情地揭示了动乱年代中在人们灵魂深处崇高与卑劣的激烈搏斗，显示了马列主义、道德和良心的宝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一首控诉“四人帮”法西斯暴行、歌颂烈士张志新的优秀抒情诗。作者把愤怒的控诉、深情的歌颂与严峻而深刻的自我解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更能牵动人们的思绪。
在深刻反映十年动乱现实生活的创作中，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出自一个青年作者的手笔，虽然思想和艺术都比较稚嫩，却向我们打开了另一个生活领域，记下了十年来社会主义农村被破坏和农民悲怆生活的一些真实画面，读后令人怵目惊心。成一的短篇小说《顶凌下种》也反映了“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但它侧重于表现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在“四人帮”的压力与威胁面前，老支书高明海泰然自若、顶住逆流，坚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风霜雨雪的袭击，绝不能使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群众停止前进的步伐。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是有力的。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是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农民家庭命运的复杂变化，相当真实地概括了十年动乱中我国农村的社会风貌。它在塑造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典型形象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此外，陈世旭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也是反映十年动乱时期现实生活的一篇力作。它发表较晚，但一出现就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作者以遒劲有力的笔法，在那古旧、嘈杂、灰蒙蒙的江南小镇的生活画面中，透过老百姓们朴素的眼光，描写了一位曾经为革命“号令过千军万马”、现今却处在逆境中的将军形象。将军身受冤屈心却不忘战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大义凛然地履行着战士的职责；而群众也从将军对人民深沉的爱和对反动势力的恨中逐渐认识了他。当这两股热流融汇到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冲向反动势力的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小说最后所写的小镇百姓依照最古老、最隆重的乡土风俗为将军举行葬礼的场面，有力地显示出作者认识生活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目光和对人民力量的坚信。
十年动乱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也必然促使人们认真回顾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等小说，就是作家们经历了十年颠簸后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昔日生活再认识的产物。这些作品通过真实的生活画图和人物的曲折命运，以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展示了近一二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以及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深沉而又痛切。过去，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毕竟太少，而这些作品的出现，开始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是文学创作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收获。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突出地体现在反映新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中。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本身就是一场内容广阔的伟大社会变革，它面临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只有不断战胜各种陈腐落后的东西，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这是许多描写新时期生活的作品所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个深刻的唯物主义认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一篇以强烈的战斗豪情歌颂改革者的优秀小说。乔光朴的形象如此真实感人，致使读者也在自己身边寻找着乔光朴式的改革者。或至少是希望多出几个乔厂长式的人物。这种审美效果，正是作品的典型性带来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通过对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充分展示出这个在十年动乱后重新上任的厂长所遇到的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从而使他在克服种种矛盾、闯过道道难关中显示其英雄本色。崔德志的话剧《报春花》也以尖锐的戏剧冲突反映了多年来极左思潮、形而上学的社会积习所造成的对人的不公平处理。它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为了加快我们生活前进步伐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诗歌、报告文学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之作，它们所产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作用，是那种涂抹现实、粉饰太平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决不是偶然的，它与整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动乱后，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变得清醒了，对以往的历史和未来的道路，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力量，都有了新的认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开始用一种更加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加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回的气概，脚踏实地的创建社会主义大业。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特点的鲜明反映。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时会遇到阻力，长期以来特别是前十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所留下的影响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剔掉的。尽管它在创作上布不成阵，拿不出什么作品来进行较量，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有时也会象沉渣泛起，冒出来鼓噪一番。象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所谓“歌德与缺德”的言论①就是一例。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潮流，既然是伟大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它就不可能为任何势力所阻挡，相反，它会在沸腾的时代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敢于探索，勇于实践。许多作品不仅突破了前十年文学创作的禁区，而且闯开了一些为十七年文学所没有接触到的新领域，为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建国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但直接描绘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家，特别是话剧工作者，肩负着亿万人民的殷切期望，开始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勇敢的探索，陆续创作了《陈毅出山》（丁一三）、《曙光》（白桦）、《东进！东进！》（所云平、史超）、《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甘肃省话剧团）、《秋收霹雳》（赵寰、庞加兴）等话剧和《我们的军长》（邓友梅）、《昨天的悲歌》（胡笳、戴安常）等小说、诗歌，使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比较生动的艺术再现。这些作品的一个可贵之处是：没有把革命领袖神化，而是坚持唯物史观，从真切的生活感受出发，通过这些领袖人物在革命实践中生动具体的个性表现，来揭示他们崇高的思想品格和对革命的重大贡献，使他们的形象既光彩夺目又亲切感人地屹立在读者心中。
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始终是建国后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过去，由于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常常受到责难，这就更使作家们把这种描写视为畏途。这个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重新作出正确的估价，而科学文化领域中所涌现的许多人材和成果，也强烈吸引了作家们的注意力，唤起他们无限激动的情杯，所以，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也就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报告文学方面，收获更为显著。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就是冲开这一禁区的第一篇力作。作品充分发挥报告文学迅速反映现实的特点，把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追求科学真理、攀登数学高峰的动人事迹及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一经发表，就震动了文坛。黄宗英的《大雁情》则是从另一角度来表现这个题材的。我们从植物学家秦官属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坎坷遭遇中，不仅看到了一位扎根于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更强烈地感到今天迅速冲破束缚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重重阻力的迫切性。此外，象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所塑造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形象，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所塑造的运动员栾菊杰的形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开拓创作禁区方面，我们还要提到方之的《内奸》。这是一篇题材新颖，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特色的小说。它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拉开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历史跨度，生动地塑造了一位从同情革命到真心实意义持革命的商人形象，使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
社会主义时代能否写悲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学界就曾引起过热烈的争论。但当时还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受了一场浩劫之后，作家们开始用创作来回答这一问题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就是一篇写悲剧的作品。它写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迫害下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虽然作品的某些情节还值得商榷，但由于它的发表，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能否写悲剧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开始了。接着出现的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短篇小说，又进一步用创作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它们所产生的强烈社会效果说明，悲剧作品，通过美好事物的被破坏、被扼杀，从悲痛中唤起人们对黑暗势力的仇恨，并化悲痛为力量，这种特有的美学价值是为一般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随着与“四人帮”斗争这个重大政治矛盾的解决，社会上一些新的矛盾就逐渐处于显著的地位，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和社会犯罪问题等等，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课题。在这方面，陆续出现了一批作品，其中象小说《悠悠寸草心》（王蒙）、《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话剧《救救她》（赵国庆）等，它们对这些新课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创造了一些好经验。
不准文艺创作描写爱情是“四人帮”的一条“帮规”。这种极为反常的文学现象，到了这个时期有明显的改变，如果说较早出现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还较多地是从理论上阐发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爱情观的话，那么到了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作家则是力图通过笔下人物爱情命运的波折来展示出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尽管作品带有传奇色彩，但主人公坎坷曲折的境遇、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感情生活却紧紧攫住读者的心，使人领略到这一二十年来的社会动荡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爱情诗也在诗歌创作中重新占有它的位置，出现了象林希的《夫妻》等受到读者喜爱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令人十分可喜的显著特点，这就是文学队伍显示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创作活力，这种现象是建国三十年来文学发展中所罕见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五十年代后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作家。二十多年来，他们被打入了生活的最底层，但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创作生命从此结束，而是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中吸取着养份，积聚着智慧——他们在各自的坎坷道路上思考、探索。一旦政策落实，解除了他们身上沉重的负载，他们压抑多年的激情就如大河奔泻，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象王蒙、白桦、高晓声、邓友梅、公刘、从维熙、刘绍棠等，都成了这个时期文坛上活跃而多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凝结着他们多年来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也显露了他们的出色的才华。艾青作为一个经历过民主主义革命的老诗人，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还未来得及唱出他的最强音就被迫沉默下去，现在他也和年青战友一起放声歌唱，为讨伐“四人帮”、呼唤“新时代的黎明”献出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战斗诗篇。二十多年前，在严酷的政治斗争浪潮席卷下，不得不从文坛销声匿迹的老作家丁玲，这时又以战士的姿态重返文学战线。她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一两年时间就相继发表了《杜晚香》等小说、散文，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也和读者见面。
在十年动乱中许多受尽迫害的老作家，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创作活力并未衰减。姚雪垠孜孜不倦地在继续他的巨著《李自成》的创作，除已出版了前三卷（共八册）外，后两卷的某些篇章也已陆续发表。老剧作家曹禺、陈白尘在这个时期也分别献出了他们认真创作的大型历史剧《王昭君》和《大风歌》。至于象魏巍、李準、梁信、茹志鹃、李瑛等一大批在十七年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创作。魏巍这位曾以报告文学和散文著称的作家，这时期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李準在电影、小说两个领域均有所收获，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下部）出版后得到了好评；《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这个时期又创作了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它所展示的历史内容更为广阔了。
这个时期的青年作者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给文坛增添了大批生力军。许多作者一步入文坛就显露了多方面的才华，象工人出身的青年作者冯骥才，几年时间就在长篇、中篇、短篇方面，都结出了硕果，从义和拳的斗争历史到当代的斗争生活都有所涉猎；《小镇上的将军》的作者陈世旭，第一次在文坛露面就以其洗练、泼辣的文笔和纯熟的艺术技巧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赏；女作家谌容，人到中年才开始创作，但从她接连发表的《永远是春天》等中、长篇来看，这是一个颇有生活积累和旺盛创造力的作家。
文学队伍的创作活力还表现在作家们对艺术新意的不畏艰苦的追求中。文学界的许多有志之士，再不愿墨守成规，更不满足于既往的成就，他们不为旧的创作框框所囿，立志要在艺术的天地里自由驰骋。李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硕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摈弃了罗列事件和把人物“神化”或“纯化”的写法，自觉地对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在小说所展现的悲壮的历史画面中，活动着的是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纯朴可爱的普通劳动群众。作家在他们身上所着力挖掘和精细刻画的，是我们民族美好的道德、品质和智慧，使读者不仅在精神情操上受到熏陶，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美的享受。
艺术风格的建立，从来都是有作为的文学家所刻意追求的。这个时期，由于“双百”方针得到了比较切实的贯彻，为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环境。高晓声重新发表作品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他观察生活的那种深邃、冷峻的目光和在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平中见奇、朴素凝重、充满含泪幽默感的艺术风格，已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这位作家在小说形式的群众化、民族化的探索实践中，应该说也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子。王蒙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火辣辣的笔端下常常显露出机智和诙谐，他的幽默有时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有时却又流露着尖刻的嘲讽，令读者陷入沉思。蒋子龙的作品总以它不可辩驳的生活逻辑征服读者，而他描绘生活的那种粗犷、刚健的笔法，则有力地显示出这个植根在现代化大企业生活环境中的工人作家的豪迈气势。茹志鹃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以细腻俊逸风格著称的作家，但经历了十年政治生活的变动，她的作品又增添了深沉含蓄的色彩，这种风格上的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刚刚开始就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当然，从整个文学创作来看，发展还不平衡，成就最突出的是短篇小说和话剧，中篇小说的收获也越来越显著，诗歌创作也有一些优秀篇章。电影创作的步子虽然比较缓慢，但经过电影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近年也出现了象《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小花》、《泪痕》、《啊！摇篮》和《樱》等优秀作品。戏曲的改编和创作一时还是个薄弱环节。长篇小说数量不少，但思想艺术质量达到一定水平的还不多。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固然与各个领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无关系，但就文学发展本身来说，这种不平衡状况也是正常的，因为不同的文学样式毕竟还要受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所支配。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它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有些年轻作者，他们敏锐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想用文艺来“干预生活”。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生活功底，也不善于准确地分析、概括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的作品往往片面地从某些生活现象着眼，追求离奇的情节和带刺激性的场面，实际上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存在着某些自然主义的缺点。因此，即使他们抨击对象的选择有时是正确的，但站的角度往往不对，因而揭露不深、鞭挞不力，甚至流露出某些不够健康的思想情绪。象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档案里》等，就有这种毛病。这种情况说明，在我国社会生活处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时期，作家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伟大时代、深刻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
这几年文学创作的巨大收获，预示着新时期文学的美好前景，它使人们确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创造一个有利于繁荣文艺创作的自由广阔的天地，中国文学就必然会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当然，创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不仅开始的时候会有激烈的斗争，在今后深入发展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新的曲折。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在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的新时期文学，一定会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也结束了文学的荒芜时期。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文学艺术开始在各个领域复苏和更新着自己的面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从现实主义传统上说，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它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后重新抬头的文学，因而又带有自己新的特点。这个特点，从总体上说，反映着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从文学自身看，又反映着对于五四文学传统的更大和更直接的观照。
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文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清扫“四人帮”在文艺领域中经营了十年之久的旧基地，砸碎“四人帮”强加于人民和文艺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让文学事业真正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前进。为实现这个任务，我国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四人帮”被粉碎后，过去被迫解散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一时还未恢复工作。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是我国文学队伍历尽十年沧桑、受到严重摧残后的第一次重新集结。党中央十分关怀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文学工作者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我国文艺事业、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的滔天罪行，向他们推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发起了第一次猛烈开火。会议代表一致表示：立即行动起来，发挥干劲，把全部力量、全副本领拿出来，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文艺队伍尽管被打散了十年，但并没有被打垮，在重新获得党的阳光的温暖后，又开始欣欣向荣地成长了，并显示了新的战斗力量。
对林彪、“四人帮”法西斯罪行的声讨使全国文艺工作者迅速汇集和团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艺界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及其谬论，清算他们的罪行；着重研究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等问题。会议庄严宣布：被中断了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立即恢复工作，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立即复刊。这些决定和措施，对于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使命，起了重大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文艺界批判运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他们推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三突出”等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他们炮制的为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文艺”等。这些批判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是非常必要的。但当时这种批判还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而且阻力还相当大，致使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未能得到澄清。比如，“黑线专政”论被批判了，但有人又认为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还是存在的，这样，一大批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线人物”的文艺工作者，就仍然被捆绑住手脚得不到解放；在对建国后文艺工作的估价上，过去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既定“结论”，仍然被看作是不可逾越的禁区，这就使人们不可能从十七年的文艺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对它的重大成就作出正确的评价，以恢复文艺战线本来的历史面貌；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毒草的大批文艺作品，也囿于种种成见而未能重新给予正确的评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枷锁一时不易打碎，二是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潮仍然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也是一种枷锁，而且是更难解除的一种枷锁。那种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的恶习，使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能不经过严重的斗争。
但是，历史总是要朝着它自己的方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既是现实的要求，又是历史的必然，它终究要冲破“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继续前进。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接着，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始获得了迅速的、深入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探讨，整个文艺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气氛。这时，党中央又及时批准正式发表周恩来一九六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这一阶段，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彻底推翻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肯定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成就，澄清或初步澄清了十七年文艺战线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大批被错误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使文艺战线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第二，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文艺界今后如何切实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真正实行艺术民主，促进文艺繁荣等重大问题，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第三，理论探讨十分活跃。文艺工作者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的禁锢，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反“题材决定”论等问题，重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克服了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混乱。而新的创作实践，也给理论的探讨打开了许多新的领域，从《枫叶红了的时候》引起的关于讽刺剧的论争，到《班主任》出现后的关于“暴露文学”的论争，一直到后来的关于歌颂与暴露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向前看、向后看”的文学的讨论、关于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关于文艺是否要反映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讨论，彻底扭转了前十年文艺界那种僵死的局面，使文艺战线呈现出一片蓬勃的生机。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终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敢地冲出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牢笼，文艺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解放。这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活跃和繁荣。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诗歌创作最为活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急风暴雨，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在这历史的转折时刻，诗人们自然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痛恨，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对人民胜利的欢欣鼓舞，必然化成直接的歌唱。象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等，都是震撼人们心灵的诗篇。但就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来说，在最初一年时间里，还没有太大起色，出现的一些作品一时还摆脱不了“四人帮”帮规帮法的影响。但是，从一九七七年年底开始，随着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的发表，这种交替时刻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这些作品，以使人耳目一新的题材和主题，报导着一个新时期文学创作高潮正在汹涌而来。从这时至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短短两年时间，我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这个时期产生的作品，还仅仅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开端，但它常常以冲破禁区的勇气、激动人心的主题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强烈地吸引和震动着读者的心灵，对于推动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对于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文学创作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思想感情更加密不可分，一扫前十年泛滥文坛的那种“瞒”和“骗”的反现实主义风气，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都突破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成就。
这个特点首先反映在一批描写十年动乱生活的作品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动乱虽然已经过去，但人们对这段生活的认识和思考还在继续着、深化着。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出现之所以使人震动，就是因为它敢于正视现实，通过一个人民教师的深邃目光，反映出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林彪、“四人帮”带给我们国家的祸害，决不仅限于使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毒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使新的一代遭受到严重的内伤。作品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唤，正道出了千百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所以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这篇作品出现后，曾被说成是“暴露文学”，受到过一些人的责难；但广大读者却因为它真实地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而予以热烈的肯定。继《班主任》之后，在小说、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领域，接连涌现了一批反映十年动乱期间斗争生活的作品。作者们都以饱蘸血泪的笔触，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一直到家庭和个人命运等各个方面，极为真切地描绘出十年动乱期间国家和人民生活的惨痛，同时，也着力地反映出人民在艰难岁月中所进行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就是一篇突出的作品。小说以技术员白舜的遭遇，充分揭露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不惜践踏党纪国法、残暴镇压群众，使冤狱遍于国中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执行着无产阶级神圣使命的老公安战士王公伯的光辉形象，在他身上闪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尽管最后壮烈地牺牲在“四人帮”的魔掌下，但他的鲜血却使更多的人坚强起来，勇敢地投入迎接光明的战斗。在这方面，话剧《丹心谱》也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作品通过医疗战线上激烈斗争的描写，把歌颂周总理与揭批“四人帮”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整个作品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充满崇高激越的气势。周总理一片丹心为人民的伟大精神感召着医疗战士们，也感召着亿万群众向“四人帮”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是一部最早用文艺形式反映伟大的天安门事件的作品，它热烈地歌颂了为纪念周总理与“四人帮”作英勇斗争的英雄，为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功绩，唱出了激动人心的赞歌，因而它的出现特别使人振奋。此外，象吴强的《灵魂的搏斗》、王蒙的《最宝贵的》等短篇小说，则从一个生活侧面无情地揭示了动乱年代中在人们灵魂深处崇高与卑劣的激烈搏斗，显示了马列主义、道德和良心的宝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一首控诉“四人帮”法西斯暴行、歌颂烈士张志新的优秀抒情诗。作者把愤怒的控诉、深情的歌颂与严峻而深刻的自我解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更能牵动人们的思绪。
在深刻反映十年动乱现实生活的创作中，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出自一个青年作者的手笔，虽然思想和艺术都比较稚嫩，却向我们打开了另一个生活领域，记下了十年来社会主义农村被破坏和农民悲怆生活的一些真实画面，读后令人怵目惊心。成一的短篇小说《顶凌下种》也反映了“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但它侧重于表现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在“四人帮”的压力与威胁面前，老支书高明海泰然自若、顶住逆流，坚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风霜雨雪的袭击，绝不能使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群众停止前进的步伐。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是有力的。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是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农民家庭命运的复杂变化，相当真实地概括了十年动乱中我国农村的社会风貌。它在塑造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典型形象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此外，陈世旭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也是反映十年动乱时期现实生活的一篇力作。它发表较晚，但一出现就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作者以遒劲有力的笔法，在那古旧、嘈杂、灰蒙蒙的江南小镇的生活画面中，透过老百姓们朴素的眼光，描写了一位曾经为革命“号令过千军万马”、现今却处在逆境中的将军形象。将军身受冤屈心却不忘战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大义凛然地履行着战士的职责；而群众也从将军对人民深沉的爱和对反动势力的恨中逐渐认识了他。当这两股热流融汇到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冲向反动势力的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小说最后所写的小镇百姓依照最古老、最隆重的乡土风俗为将军举行葬礼的场面，有力地显示出作者认识生活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目光和对人民力量的坚信。
十年动乱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也必然促使人们认真回顾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等小说，就是作家们经历了十年颠簸后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昔日生活再认识的产物。这些作品通过真实的生活画图和人物的曲折命运，以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展示了近一二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以及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深沉而又痛切。过去，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毕竟太少，而这些作品的出现，开始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是文学创作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收获。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突出地体现在反映新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中。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本身就是一场内容广阔的伟大社会变革，它面临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只有不断战胜各种陈腐落后的东西，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这是许多描写新时期生活的作品所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个深刻的唯物主义认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一篇以强烈的战斗豪情歌颂改革者的优秀小说。乔光朴的形象如此真实感人，致使读者也在自己身边寻找着乔光朴式的改革者。或至少是希望多出几个乔厂长式的人物。这种审美效果，正是作品的典型性带来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通过对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充分展示出这个在十年动乱后重新上任的厂长所遇到的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从而使他在克服种种矛盾、闯过道道难关中显示其英雄本色。崔德志的话剧《报春花》也以尖锐的戏剧冲突反映了多年来极左思潮、形而上学的社会积习所造成的对人的不公平处理。它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为了加快我们生活前进步伐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诗歌、报告文学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之作，它们所产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作用，是那种涂抹现实、粉饰太平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决不是偶然的，它与整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动乱后，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变得清醒了，对以往的历史和未来的道路，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力量，都有了新的认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开始用一种更加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加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回的气概，脚踏实地的创建社会主义大业。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特点的鲜明反映。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时会遇到阻力，长期以来特别是前十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所留下的影响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剔掉的。尽管它在创作上布不成阵，拿不出什么作品来进行较量，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有时也会象沉渣泛起，冒出来鼓噪一番。象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所谓“歌德与缺德”的言论①就是一例。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潮流，既然是伟大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它就不可能为任何势力所阻挡，相反，它会在沸腾的时代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敢于探索，勇于实践。许多作品不仅突破了前十年文学创作的禁区，而且闯开了一些为十七年文学所没有接触到的新领域，为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建国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但直接描绘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家，特别是话剧工作者，肩负着亿万人民的殷切期望，开始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勇敢的探索，陆续创作了《陈毅出山》（丁一三）、《曙光》（白桦）、《东进！东进！》（所云平、史超）、《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甘肃省话剧团）、《秋收霹雳》（赵寰、庞加兴）等话剧和《我们的军长》（邓友梅）、《昨天的悲歌》（胡笳、戴安常）等小说、诗歌，使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比较生动的艺术再现。这些作品的一个可贵之处是：没有把革命领袖神化，而是坚持唯物史观，从真切的生活感受出发，通过这些领袖人物在革命实践中生动具体的个性表现，来揭示他们崇高的思想品格和对革命的重大贡献，使他们的形象既光彩夺目又亲切感人地屹立在读者心中。
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始终是建国后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过去，由于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常常受到责难，这就更使作家们把这种描写视为畏途。这个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重新作出正确的估价，而科学文化领域中所涌现的许多人材和成果，也强烈吸引了作家们的注意力，唤起他们无限激动的情杯，所以，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也就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报告文学方面，收获更为显著。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就是冲开这一禁区的第一篇力作。作品充分发挥报告文学迅速反映现实的特点，把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追求科学真理、攀登数学高峰的动人事迹及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一经发表，就震动了文坛。黄宗英的《大雁情》则是从另一角度来表现这个题材的。我们从植物学家秦官属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坎坷遭遇中，不仅看到了一位扎根于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更强烈地感到今天迅速冲破束缚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重重阻力的迫切性。此外，象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所塑造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形象，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所塑造的运动员栾菊杰的形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开拓创作禁区方面，我们还要提到方之的《内奸》。这是一篇题材新颖，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特色的小说。它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拉开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历史跨度，生动地塑造了一位从同情革命到真心实意义持革命的商人形象，使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
社会主义时代能否写悲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学界就曾引起过热烈的争论。但当时还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受了一场浩劫之后，作家们开始用创作来回答这一问题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就是一篇写悲剧的作品。它写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迫害下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虽然作品的某些情节还值得商榷，但由于它的发表，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能否写悲剧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开始了。接着出现的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短篇小说，又进一步用创作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它们所产生的强烈社会效果说明，悲剧作品，通过美好事物的被破坏、被扼杀，从悲痛中唤起人们对黑暗势力的仇恨，并化悲痛为力量，这种特有的美学价值是为一般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随着与“四人帮”斗争这个重大政治矛盾的解决，社会上一些新的矛盾就逐渐处于显著的地位，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和社会犯罪问题等等，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课题。在这方面，陆续出现了一批作品，其中象小说《悠悠寸草心》（王蒙）、《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话剧《救救她》（赵国庆）等，它们对这些新课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创造了一些好经验。
不准文艺创作描写爱情是“四人帮”的一条“帮规”。这种极为反常的文学现象，到了这个时期有明显的改变，如果说较早出现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还较多地是从理论上阐发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爱情观的话，那么到了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作家则是力图通过笔下人物爱情命运的波折来展示出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尽管作品带有传奇色彩，但主人公坎坷曲折的境遇、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感情生活却紧紧攫住读者的心，使人领略到这一二十年来的社会动荡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爱情诗也在诗歌创作中重新占有它的位置，出现了象林希的《夫妻》等受到读者喜爱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令人十分可喜的显著特点，这就是文学队伍显示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创作活力，这种现象是建国三十年来文学发展中所罕见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五十年代后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作家。二十多年来，他们被打入了生活的最底层，但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创作生命从此结束，而是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中吸取着养份，积聚着智慧——他们在各自的坎坷道路上思考、探索。一旦政策落实，解除了他们身上沉重的负载，他们压抑多年的激情就如大河奔泻，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象王蒙、白桦、高晓声、邓友梅、公刘、从维熙、刘绍棠等，都成了这个时期文坛上活跃而多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凝结着他们多年来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也显露了他们的出色的才华。艾青作为一个经历过民主主义革命的老诗人，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还未来得及唱出他的最强音就被迫沉默下去，现在他也和年青战友一起放声歌唱，为讨伐“四人帮”、呼唤“新时代的黎明”献出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战斗诗篇。二十多年前，在严酷的政治斗争浪潮席卷下，不得不从文坛销声匿迹的老作家丁玲，这时又以战士的姿态重返文学战线。她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一两年时间就相继发表了《杜晚香》等小说、散文，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也和读者见面。
在十年动乱中许多受尽迫害的老作家，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创作活力并未衰减。姚雪垠孜孜不倦地在继续他的巨著《李自成》的创作，除已出版了前三卷（共八册）外，后两卷的某些篇章也已陆续发表。老剧作家曹禺、陈白尘在这个时期也分别献出了他们认真创作的大型历史剧《王昭君》和《大风歌》。至于象魏巍、李準、梁信、茹志鹃、李瑛等一大批在十七年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创作。魏巍这位曾以报告文学和散文著称的作家，这时期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李準在电影、小说两个领域均有所收获，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下部）出版后得到了好评；《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这个时期又创作了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它所展示的历史内容更为广阔了。
这个时期的青年作者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给文坛增添了大批生力军。许多作者一步入文坛就显露了多方面的才华，象工人出身的青年作者冯骥才，几年时间就在长篇、中篇、短篇方面，都结出了硕果，从义和拳的斗争历史到当代的斗争生活都有所涉猎；《小镇上的将军》的作者陈世旭，第一次在文坛露面就以其洗练、泼辣的文笔和纯熟的艺术技巧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赏；女作家谌容，人到中年才开始创作，但从她接连发表的《永远是春天》等中、长篇来看，这是一个颇有生活积累和旺盛创造力的作家。
文学队伍的创作活力还表现在作家们对艺术新意的不畏艰苦的追求中。文学界的许多有志之士，再不愿墨守成规，更不满足于既往的成就，他们不为旧的创作框框所囿，立志要在艺术的天地里自由驰骋。李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硕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摈弃了罗列事件和把人物“神化”或“纯化”的写法，自觉地对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在小说所展现的悲壮的历史画面中，活动着的是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纯朴可爱的普通劳动群众。作家在他们身上所着力挖掘和精细刻画的，是我们民族美好的道德、品质和智慧，使读者不仅在精神情操上受到熏陶，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美的享受。
艺术风格的建立，从来都是有作为的文学家所刻意追求的。这个时期，由于“双百”方针得到了比较切实的贯彻，为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环境。高晓声重新发表作品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他观察生活的那种深邃、冷峻的目光和在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平中见奇、朴素凝重、充满含泪幽默感的艺术风格，已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这位作家在小说形式的群众化、民族化的探索实践中，应该说也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子。王蒙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火辣辣的笔端下常常显露出机智和诙谐，他的幽默有时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有时却又流露着尖刻的嘲讽，令读者陷入沉思。蒋子龙的作品总以它不可辩驳的生活逻辑征服读者，而他描绘生活的那种粗犷、刚健的笔法，则有力地显示出这个植根在现代化大企业生活环境中的工人作家的豪迈气势。茹志鹃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以细腻俊逸风格著称的作家，但经历了十年政治生活的变动，她的作品又增添了深沉含蓄的色彩，这种风格上的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刚刚开始就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当然，从整个文学创作来看，发展还不平衡，成就最突出的是短篇小说和话剧，中篇小说的收获也越来越显著，诗歌创作也有一些优秀篇章。电影创作的步子虽然比较缓慢，但经过电影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近年也出现了象《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小花》、《泪痕》、《啊！摇篮》和《樱》等优秀作品。戏曲的改编和创作一时还是个薄弱环节。长篇小说数量不少，但思想艺术质量达到一定水平的还不多。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固然与各个领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无关系，但就文学发展本身来说，这种不平衡状况也是正常的，因为不同的文学样式毕竟还要受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所支配。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它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有些年轻作者，他们敏锐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想用文艺来“干预生活”。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生活功底，也不善于准确地分析、概括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的作品往往片面地从某些生活现象着眼，追求离奇的情节和带刺激性的场面，实际上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存在着某些自然主义的缺点。因此，即使他们抨击对象的选择有时是正确的，但站的角度往往不对，因而揭露不深、鞭挞不力，甚至流露出某些不够健康的思想情绪。象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档案里》等，就有这种毛病。这种情况说明，在我国社会生活处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时期，作家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伟大时代、深刻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
这几年文学创作的巨大收获，预示着新时期文学的美好前景，它使人们确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创造一个有利于繁荣文艺创作的自由广阔的天地，中国文学就必然会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当然，创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不仅开始的时候会有激烈的斗争，在今后深入发展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新的曲折。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在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的新时期文学，一定会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