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和《]
第二节 《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和《李顺大造屋》
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是新时期最初阶段很有代表性的三个短篇，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分别以别开生面的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生活，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班主任》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当时我国人民正面临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并肃清其流毒的严重任务，就文学创作来说，是否敢于把我们国家十年来所遭受的巨大灾难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反映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新课题。《班主任》就是最早用艺术实践来回答这个课题的一篇小说，因此它的出现，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
这篇作品写的是一位班主任教育青少年的故事，但它却以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宋宝琦，还不足十六岁，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是十年动乱中我们社会的一个不足为怪的现象。作者将这一现象放到艺术的聚光灯下，无疑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它的应有注意。但是作者并没有把笔墨花费在描写宋宝琦如何斗殴逞凶、聚众闹事上（读者从他那被打裂过又缝上的嘴唇上的疤痕完全可以想见到这一点），他所紧紧抓住的，是对这个“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的小青年堕落为小流氓的原因的探索。通过张老师家访一节，我们看到了这个长着一身“犟肉”的小青年，脑子里是如何的空虚和愚昧，以至对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竟是那样的无知和麻木。透过宋宝琦“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的剖析，作品尖锐地告诉人们：宋宝琦及其伙伴们的堕落，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入愚蠢无知的深渊；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和推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宋宝琦的堕落使人感到愤懑，那么谢惠敏思想所受的伤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个本质纯正、品行端庄的女孩子，正处于求知心切、积极向上、活泼健壮的年华。可是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个教条古板、头脑僵化甚至连四肢关节也显得木强不灵的畸形儿。她在生活中除了知道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和按“四人帮”在报纸上宣传的“章法”行事以外，其余就概无兴致。从对待《牛虻》的态度上，反映了她与宋宝琦同样的愚昧无知，她的精神世界也是苍白、贫困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她这种人却不象宋宝琦那样为人们所注意，相反，还往往被当作积极分子而受到赞扬和重用。《班主任》作者的功绩正在于，他能够以艺术家的敏锐和胆识塑造出谢惠敏的形象，叫人们从她身上看到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注意的内伤和潜伏着的危机，从而唤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谢惠敏这类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它使人们懂得，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愚忠以及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盲从哲学，是怎样摧残着我们新的一代，使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思考能力，失去了蓬蓬勃勃的创造精神，而这也就必然要扼杀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生机。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见解，有力地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反动面目的认识，使人们在十年禁锢之后，又看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思想魅力。
作者把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念都熔铸在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中。这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人民教师，他的一个最可贵的优点，是善于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研究孩子们的心灵，从对社会的广泛观察和了解中去探寻救治孩子们心灵创伤的途径，从而表现了一个人民教师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襟怀。在被“四人帮”污染了的社会环境中，他最敏锐地感觉到新一代心灵所受的戕害，也深深懂得自己神圣的职责，为了祖国的未来而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疗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铸造丰富而美丽的革命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张俊石这一形象使人们对新一代的健康成长充满了信心。
《班主任》主要是沿着张老师的行动线索展开故事的，其中的人物、事件、冲突和环境也主要是通过张老师的眼光和内心活动而加以铺陈，并逐步达到主题的明朗和深化，这是小说在表现方法上的一个特点。作品中议论较多。许多充满激情的议论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位班主任内心感情的激荡，也有利于扩大读者的视野；但某些议论确有过多之嫌。石红作为青年学生中的正面形象，作者对她花了一些笔墨，但仍缺乏鲜明的个性特点，留有概念化的痕迹。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篇反映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矛盾斗争的成功之作，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作品通过电机厂厂长乔光朴在粉碎“四人帮”后重新上任，为改变该厂的落后面貌所进行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在新的长征路上敢挑重担、激流勇进、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批判了以冀申为代表的那种对待“四化”消极动摇、贪图安逸、知难而退，甚至刁难阻挠的错误态度和恶劣作风。整篇作品洋溢着火热的情感，闪耀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乔光朴是作品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是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英雄人物，在他身上既保持着老一代革命者传统的优秀品质，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股劲、那样一种顽强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有着新时期开拓者的胆识和气魄。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斗争风浪中铸成的新的典型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首先充分展示出人物所处的特定生活环境：经过十年动乱，摆在乔光朴面前的是“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曾是工业战线“一朵花”的电机厂变成了“大难乱杂的大户头”，厂里人心涣散，纪律松弛、制度混乱，生产任务年年不能完成，总之，是百废待兴，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党的传统作风被破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庸俗吹拍等恶劣的思想作风严重腐蚀了干部队伍，造成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战争年代又不同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新的生活环境。对于处在这一环境中的乔光朴，作者特别突出了他思想开阔、斗志旺盛、敢作敢为的品格。他对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信息及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新时期总路线有深刻的理解，充分懂得一个革命者今天的责任。因此，他没有把精力花在抚摸昔日的伤痕上，而是以战士主动进攻的姿态，毛遂自荐，立下军令状，甘愿放弃那个“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的公司经理的“美缺”，主动挑起电机厂这个老大难的摊子，迎着激流，勇闯难关。这种不同凡响的态度和行动，充分显示了这位新长征路上的闯将的英雄本色。作者还通过乔光朴上任后的一系列行动，相当生动地描绘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家的魄力与才干。他有严格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又刚毅果断、大胆泼辣、说一不二，干事业能独辟蹊径，所以他终于把落后混乱的电机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乔光朴的形象，相当真实地概括了我国人民在向“四化”进军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英雄气概，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科学改造世界的胆识和力量。这一形象对于激励人们投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斗，有着巨大的作用。
作者还以犀利的目光和笔触，无情地剖析了冀申这样一个投机家的丑恶灵魂。他身居要职，但对社会主义、对祖国未来却毫无感情，而把个人的安全、一己的私利看得高于一切。他看风使舵，老于世故，诡谲多诈；他善于拉关系，处处钻营，工作无能却升官有道。这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的产物，是在我们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空隙中钻出来的投机商。冀申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矛盾大胆、深刻的认识，它揭示了在向“四化”进军中，来自我们队伍内部的阻力及其巨大的危险性。
小说中的石敢和郗望北，也是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形象。“文化大革命”前电机厂党委书记石敢，曾经是一个多谋善断的、活跃的宣传鼓动家，但十年的斗争风浪使他患上了“政治衰老症”。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他显得是那样的消极、冷漠和迟钝。当然，党的委托，战友的激励，终于又唤醒了他的党性和对生活的热情。他的这种变化，作为一面镜子，对人们是深有教益的，它照出了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也照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应该说，石敢的形象也是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郗望北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当过造反派的头头，但作者没有按照一般流行的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塑造他，而是根据生活实际，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尽管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犯过错误，但他毕竟还年青，有才干，对“四化”建设有热情，在新长征中这种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对待生活的辩证态度，使人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乔厂长上任记》不是孤立地去歌颂“四化”建设，而是把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与揭露批判“四人帮”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作品所展开的生活事件、社会关系以及人物的思想面貌中，处处暴露出十年动乱的遗迹。这种来自生活的真实描绘令人很自然地想到：不彻底铲除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历史障碍，生活就不能前进，“四化”就难以实现；由此就更显示出乔光朴、霍大道这些勇士们是多么值得赞美。作品内容的这种处理，使它较之那些空洞歌颂“四化”的作品更富有生活实感，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刻程度和鼓舞教育人方面，都要高出一筹。
蒋子龙虽然是文坛上的一名新手，但这篇小说却体现了他的鲜明的创作风格。作者长期生活在现代化工业建设的第一线，以主人翁身份参与着那里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他的作品象是朴素而泼辣的生活的报告，没有编造和雕琢的痕迹，而是以一种不可辩驳的生活真实感征服读者。他的笔调粗犷有力，气势不凡，往往是几笔勾勒就使人物形象浮雕式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构思行文、展示矛盾方面，也是速起速结，干净利落，毫不拖沓。当然，小说在情节发展的描写中有时也表现出过于急促、显得粗疏的毛病。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作家高晓声辍笔二十多年后于一九七九年创作的。这篇作品凝聚着作家长期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真实地透露了农民群众的感情和思绪，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不仅远远突破了作家自己早期的创作，而且在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艺苑中，也是一朵有特色、有生气的奇葩。
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但却使人心酸、发人深省的故事。农民造屋，在解放后的农村，虽然颇不容易，但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李顺大造屋的遭遇竟十分不平常！他在土改翻身后就立下了造三间屋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拚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以整整六年的心血与汗水换回了造屋的全部材料。可是，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一刮，他造屋的砖头只好被拿去筑了炼铁炉，木料制了推土车，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台风”过后，李顺大造屋的理想顿成泡影，只好睁着泪眼到尚未打扫的“战场”凭吊一番。六十年代初，靠了农村工作“六十条”的贯彻，李顺大又积聚了能造三间屋的钞票，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更可怕的“红色风暴”，再次毁掉了他的希望。直到一九七七年，乾坤初转，李顺大的造屋理想才能得到实现，但为弄到砖瓦材料，也还得几经周折。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为了建造三间普通的屋子，尝尽酸甜苦辣，耗去了近三十年的光阴。这个特殊而又真实的经历怎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李顺大的境遇和命运，反映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揭露了左倾思潮在农村工作上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它唤起人们对亿万农民群众生活命运的深情关注，更促使人们去认真总结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展示农民群众生活命运的过程中，作者以他特有的亲切情感和真挚的爱，描绘了农民群众身上的美好品质。李顺大不算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真心实意地跟共产党走的纯朴农民。他深深懂得，是靠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才摆脱了象父母一样冻死荒郊的悲惨命运，才有造屋的雄心壮志和使这种雄心壮志变成现实的可能。所以，他要做一个坚决的“跟跟派”。他虔诚地响应号召，把用血汗积攒来的财产统统归公使用；他识大体顾大局，知足地接受以最低的价格所落实的退赔。当然，生活的教训使他变得有点狡狯，但他的心地却仍然是单纯厚道的，他听从老书记的劝诫坚决不干那种违反原则的“稀奇事”，哪怕是被迫散发一条香烟去买取“方便”，也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作者越是亲切动人地刻画出这位老农民的可爱性格，越是写出他在艰难岁月中所显露出来的思想品德的光泽，就越发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更深切感到切实关心农民的实际利益、爱护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何等的重要。这种描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召力，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热情刻画农民身上那种纯朴、忠厚、老实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作者还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目光，看到了农民身上所存在的问题。长期的封建统治对农民的精神奴役，使农民即使在解放后仍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负担。高晓声说：“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①
作家在农村的最底层生活了二十多年，命运的变幻沉浮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他在农民群众中交了不少患难朋友。他说：我同造屋的李顺大“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①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决定了作品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当然，一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还在于是否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生活风貌和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矛盾的本质。《李顺大造屋》的主要成就也突出地表现在这里。作品追寻着李顺大的生活命运，带领读者回顾了建国后的三十个春秋，对一些关键时期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动向都有所涉及。作者就象一个铁面无私的历史审判官，把我们生活进程中的矛盾和斗争、胜利和欢乐、失败和痛苦都一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揭露矛盾深刻有力，针砭时弊中肯剀切，力图揭示生活的真谛；在当代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很有兴味的，这兴味就表现在他的作品常常能给读者以深深的启发。
高晓声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从《李顺大造屋》可以看出，他描绘生活的笔触是那样的深沉凝重，整篇小说扣住造屋事件，夹叙夹议，就象一位精通人情世态、饱经生活沧桑的老农，在娓娓动听地叙述自己的家常。他不求华丽夸饰，也不故作惊人之笔。但在朴实的叙述中常又插进精辟的警语、幽默而略带尖刻的议论以及一些细致的心理剖析，时时激起读者情绪的波澜，取得特有的思想艺术效果。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也十分简炼，象区委老书记刘清，作者只写了他与李顺大几次短促的接触，就勾勒了他的鲜明形象，使这位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也犯过错误，但又能体察群众困难，在十年动乱中坚定不移，复职后又能坚持原则的党的干部，以清晰的印象留在读者心中。
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是新时期最初阶段很有代表性的三个短篇，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分别以别开生面的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生活，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班主任》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当时我国人民正面临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并肃清其流毒的严重任务，就文学创作来说，是否敢于把我们国家十年来所遭受的巨大灾难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反映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新课题。《班主任》就是最早用艺术实践来回答这个课题的一篇小说，因此它的出现，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
这篇作品写的是一位班主任教育青少年的故事，但它却以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宋宝琦，还不足十六岁，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是十年动乱中我们社会的一个不足为怪的现象。作者将这一现象放到艺术的聚光灯下，无疑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它的应有注意。但是作者并没有把笔墨花费在描写宋宝琦如何斗殴逞凶、聚众闹事上（读者从他那被打裂过又缝上的嘴唇上的疤痕完全可以想见到这一点），他所紧紧抓住的，是对这个“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的小青年堕落为小流氓的原因的探索。通过张老师家访一节，我们看到了这个长着一身“犟肉”的小青年，脑子里是如何的空虚和愚昧，以至对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竟是那样的无知和麻木。透过宋宝琦“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的剖析，作品尖锐地告诉人们：宋宝琦及其伙伴们的堕落，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入愚蠢无知的深渊；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和推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宋宝琦的堕落使人感到愤懑，那么谢惠敏思想所受的伤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个本质纯正、品行端庄的女孩子，正处于求知心切、积极向上、活泼健壮的年华。可是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个教条古板、头脑僵化甚至连四肢关节也显得木强不灵的畸形儿。她在生活中除了知道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和按“四人帮”在报纸上宣传的“章法”行事以外，其余就概无兴致。从对待《牛虻》的态度上，反映了她与宋宝琦同样的愚昧无知，她的精神世界也是苍白、贫困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她这种人却不象宋宝琦那样为人们所注意，相反，还往往被当作积极分子而受到赞扬和重用。《班主任》作者的功绩正在于，他能够以艺术家的敏锐和胆识塑造出谢惠敏的形象，叫人们从她身上看到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注意的内伤和潜伏着的危机，从而唤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谢惠敏这类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它使人们懂得，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愚忠以及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盲从哲学，是怎样摧残着我们新的一代，使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思考能力，失去了蓬蓬勃勃的创造精神，而这也就必然要扼杀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生机。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见解，有力地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反动面目的认识，使人们在十年禁锢之后，又看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思想魅力。
作者把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念都熔铸在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中。这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人民教师，他的一个最可贵的优点，是善于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研究孩子们的心灵，从对社会的广泛观察和了解中去探寻救治孩子们心灵创伤的途径，从而表现了一个人民教师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襟怀。在被“四人帮”污染了的社会环境中，他最敏锐地感觉到新一代心灵所受的戕害，也深深懂得自己神圣的职责，为了祖国的未来而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疗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铸造丰富而美丽的革命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张俊石这一形象使人们对新一代的健康成长充满了信心。
《班主任》主要是沿着张老师的行动线索展开故事的，其中的人物、事件、冲突和环境也主要是通过张老师的眼光和内心活动而加以铺陈，并逐步达到主题的明朗和深化，这是小说在表现方法上的一个特点。作品中议论较多。许多充满激情的议论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位班主任内心感情的激荡，也有利于扩大读者的视野；但某些议论确有过多之嫌。石红作为青年学生中的正面形象，作者对她花了一些笔墨，但仍缺乏鲜明的个性特点，留有概念化的痕迹。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篇反映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矛盾斗争的成功之作，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作品通过电机厂厂长乔光朴在粉碎“四人帮”后重新上任，为改变该厂的落后面貌所进行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在新的长征路上敢挑重担、激流勇进、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批判了以冀申为代表的那种对待“四化”消极动摇、贪图安逸、知难而退，甚至刁难阻挠的错误态度和恶劣作风。整篇作品洋溢着火热的情感，闪耀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乔光朴是作品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是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英雄人物，在他身上既保持着老一代革命者传统的优秀品质，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股劲、那样一种顽强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有着新时期开拓者的胆识和气魄。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斗争风浪中铸成的新的典型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首先充分展示出人物所处的特定生活环境：经过十年动乱，摆在乔光朴面前的是“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曾是工业战线“一朵花”的电机厂变成了“大难乱杂的大户头”，厂里人心涣散，纪律松弛、制度混乱，生产任务年年不能完成，总之，是百废待兴，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党的传统作风被破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庸俗吹拍等恶劣的思想作风严重腐蚀了干部队伍，造成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战争年代又不同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新的生活环境。对于处在这一环境中的乔光朴，作者特别突出了他思想开阔、斗志旺盛、敢作敢为的品格。他对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信息及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新时期总路线有深刻的理解，充分懂得一个革命者今天的责任。因此，他没有把精力花在抚摸昔日的伤痕上，而是以战士主动进攻的姿态，毛遂自荐，立下军令状，甘愿放弃那个“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的公司经理的“美缺”，主动挑起电机厂这个老大难的摊子，迎着激流，勇闯难关。这种不同凡响的态度和行动，充分显示了这位新长征路上的闯将的英雄本色。作者还通过乔光朴上任后的一系列行动，相当生动地描绘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家的魄力与才干。他有严格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又刚毅果断、大胆泼辣、说一不二，干事业能独辟蹊径，所以他终于把落后混乱的电机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乔光朴的形象，相当真实地概括了我国人民在向“四化”进军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英雄气概，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科学改造世界的胆识和力量。这一形象对于激励人们投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斗，有着巨大的作用。
作者还以犀利的目光和笔触，无情地剖析了冀申这样一个投机家的丑恶灵魂。他身居要职，但对社会主义、对祖国未来却毫无感情，而把个人的安全、一己的私利看得高于一切。他看风使舵，老于世故，诡谲多诈；他善于拉关系，处处钻营，工作无能却升官有道。这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的产物，是在我们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空隙中钻出来的投机商。冀申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矛盾大胆、深刻的认识，它揭示了在向“四化”进军中，来自我们队伍内部的阻力及其巨大的危险性。
小说中的石敢和郗望北，也是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形象。“文化大革命”前电机厂党委书记石敢，曾经是一个多谋善断的、活跃的宣传鼓动家，但十年的斗争风浪使他患上了“政治衰老症”。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他显得是那样的消极、冷漠和迟钝。当然，党的委托，战友的激励，终于又唤醒了他的党性和对生活的热情。他的这种变化，作为一面镜子，对人们是深有教益的，它照出了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也照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应该说，石敢的形象也是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郗望北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当过造反派的头头，但作者没有按照一般流行的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塑造他，而是根据生活实际，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尽管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犯过错误，但他毕竟还年青，有才干，对“四化”建设有热情，在新长征中这种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对待生活的辩证态度，使人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乔厂长上任记》不是孤立地去歌颂“四化”建设，而是把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与揭露批判“四人帮”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作品所展开的生活事件、社会关系以及人物的思想面貌中，处处暴露出十年动乱的遗迹。这种来自生活的真实描绘令人很自然地想到：不彻底铲除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历史障碍，生活就不能前进，“四化”就难以实现；由此就更显示出乔光朴、霍大道这些勇士们是多么值得赞美。作品内容的这种处理，使它较之那些空洞歌颂“四化”的作品更富有生活实感，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刻程度和鼓舞教育人方面，都要高出一筹。
蒋子龙虽然是文坛上的一名新手，但这篇小说却体现了他的鲜明的创作风格。作者长期生活在现代化工业建设的第一线，以主人翁身份参与着那里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他的作品象是朴素而泼辣的生活的报告，没有编造和雕琢的痕迹，而是以一种不可辩驳的生活真实感征服读者。他的笔调粗犷有力，气势不凡，往往是几笔勾勒就使人物形象浮雕式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构思行文、展示矛盾方面，也是速起速结，干净利落，毫不拖沓。当然，小说在情节发展的描写中有时也表现出过于急促、显得粗疏的毛病。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作家高晓声辍笔二十多年后于一九七九年创作的。这篇作品凝聚着作家长期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真实地透露了农民群众的感情和思绪，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不仅远远突破了作家自己早期的创作，而且在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艺苑中，也是一朵有特色、有生气的奇葩。
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但却使人心酸、发人深省的故事。农民造屋，在解放后的农村，虽然颇不容易，但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李顺大造屋的遭遇竟十分不平常！他在土改翻身后就立下了造三间屋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拚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以整整六年的心血与汗水换回了造屋的全部材料。可是，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一刮，他造屋的砖头只好被拿去筑了炼铁炉，木料制了推土车，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台风”过后，李顺大造屋的理想顿成泡影，只好睁着泪眼到尚未打扫的“战场”凭吊一番。六十年代初，靠了农村工作“六十条”的贯彻，李顺大又积聚了能造三间屋的钞票，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更可怕的“红色风暴”，再次毁掉了他的希望。直到一九七七年，乾坤初转，李顺大的造屋理想才能得到实现，但为弄到砖瓦材料，也还得几经周折。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为了建造三间普通的屋子，尝尽酸甜苦辣，耗去了近三十年的光阴。这个特殊而又真实的经历怎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李顺大的境遇和命运，反映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揭露了左倾思潮在农村工作上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它唤起人们对亿万农民群众生活命运的深情关注，更促使人们去认真总结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展示农民群众生活命运的过程中，作者以他特有的亲切情感和真挚的爱，描绘了农民群众身上的美好品质。李顺大不算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真心实意地跟共产党走的纯朴农民。他深深懂得，是靠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才摆脱了象父母一样冻死荒郊的悲惨命运，才有造屋的雄心壮志和使这种雄心壮志变成现实的可能。所以，他要做一个坚决的“跟跟派”。他虔诚地响应号召，把用血汗积攒来的财产统统归公使用；他识大体顾大局，知足地接受以最低的价格所落实的退赔。当然，生活的教训使他变得有点狡狯，但他的心地却仍然是单纯厚道的，他听从老书记的劝诫坚决不干那种违反原则的“稀奇事”，哪怕是被迫散发一条香烟去买取“方便”，也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作者越是亲切动人地刻画出这位老农民的可爱性格，越是写出他在艰难岁月中所显露出来的思想品德的光泽，就越发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更深切感到切实关心农民的实际利益、爱护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何等的重要。这种描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召力，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热情刻画农民身上那种纯朴、忠厚、老实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作者还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目光，看到了农民身上所存在的问题。长期的封建统治对农民的精神奴役，使农民即使在解放后仍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负担。高晓声说：“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①
作家在农村的最底层生活了二十多年，命运的变幻沉浮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他在农民群众中交了不少患难朋友。他说：我同造屋的李顺大“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①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决定了作品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当然，一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还在于是否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生活风貌和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矛盾的本质。《李顺大造屋》的主要成就也突出地表现在这里。作品追寻着李顺大的生活命运，带领读者回顾了建国后的三十个春秋，对一些关键时期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动向都有所涉及。作者就象一个铁面无私的历史审判官，把我们生活进程中的矛盾和斗争、胜利和欢乐、失败和痛苦都一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揭露矛盾深刻有力，针砭时弊中肯剀切，力图揭示生活的真谛；在当代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很有兴味的，这兴味就表现在他的作品常常能给读者以深深的启发。
高晓声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从《李顺大造屋》可以看出，他描绘生活的笔触是那样的深沉凝重，整篇小说扣住造屋事件，夹叙夹议，就象一位精通人情世态、饱经生活沧桑的老农，在娓娓动听地叙述自己的家常。他不求华丽夸饰，也不故作惊人之笔。但在朴实的叙述中常又插进精辟的警语、幽默而略带尖刻的议论以及一些细致的心理剖析，时时激起读者情绪的波澜，取得特有的思想艺术效果。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也十分简炼，象区委老书记刘清，作者只写了他与李顺大几次短促的接触，就勾勒了他的鲜明形象，使这位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也犯过错误，但又能体察群众困难，在十年动乱中坚定不移，复职后又能坚持原则的党的干部，以清晰的印象留在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