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调整”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
第六节 “调整”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
一、文艺“调整”的指导文献
由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出现了持续三年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党中央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采取措施着手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对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作了相应的调整，陆续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条例和措施。文艺工作同样迫切需要调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恩来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
周恩来这个讲话，内容极为丰富。除引言外，共讲了七个问题，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讲话所阐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则问题。
讲话最突出之点，就是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兴衰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就不能前进。讲话不但在引言部分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阐述其他问题时也始终贯串这一精神。讲话一开头就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这种不好的风气，具体表现为“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针对几年来流行的做法，深刻指出从主观框子出发而摘“五子登科”的人，会导致是非颠倒；随便批判别人“右倾”的做法，不过是一种主观武断，完全不符客观实际。这种不民主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周恩来特别指出：“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儿个人改起。”发扬艺术民主，关键在于领导，周恩来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讲话还着重提出了文艺规律的问题。只有深刻认识并正确掌握文艺的规律，才能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文艺既然要通过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文艺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遵循这条规律，艺术家就必须“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而领导对于文艺，主要是从方向路线上加以引导，对于具体创作，则“不要过多干涉”。讲话在谈到文艺的作用时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应当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要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文艺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在谈到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时指出：“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在谈到思想和业务的关系时说，既要加强思想学习，又必须精通业务，而“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讲话针对“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的倾向，强调“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
周恩来的这篇重要讲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由于周恩来长期关怀和领导着文艺战线，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因而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既具有普遍的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个讲话，是批判文艺上“左”的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这个讲话，尽管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在当时既没能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抵制。这个讲话，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广大文艺工作者读了它依然“如沐春风，如润春雨”，感到特别亲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党的文艺政策的调
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文艺领导部门主持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与文件，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
一九六一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这篇重要专论。文章针对一九五七年以来创作题材日益狭窄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主张，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的题材，有进一步扩大之必要；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文章论述了提倡重大题材与提倡题材多样化的对立统一，批评了“大跃进”以来在题材问题上的片面性，指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强调“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文章号召“广开文路”，促进创作题材多样化的发展。这篇专论，切中时弊，它一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应。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因为都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故简称“新侨会议”。与会代表听了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并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文艺规律的要求，联系文艺实际进行了讨论。这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初稿。这个文件经过周恩来的审阅，后定稿为《文艺八条》，经党中央批准下达全国和各文艺团体试行。这个文件深刻总结了文艺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合乎文艺规律的正确主张。在文艺创作方面，文件提出必须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很广，不能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具体政策；必须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必须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同时注意文学艺术的进一步普及；必须更好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必须加强艺术实践，充分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时间。在文艺评论方面，必须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无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或艺术问题的讨论和批评，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做到以理服人，反对那种乱贴标签，妄加褒贬的简单、粗暴的批评。在文艺队伍的建设方面，必须重视培养人才，注意对创作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在文艺领导方面，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反对采取一般化的行政方式去领导文艺，反对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必须发扬民主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从上述内容看，《文艺八条》是遵照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为克服几年来流行的“左”的错误而制订的。由于它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对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与关怀下举行的，这是文艺界贯彻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在这次大会的报告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文化部和剧协曾派出调查小组到一些省市进行调查，发现文艺界存在不少问题。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在京的一百多位剧作家在紫光阁开过一次座谈会，这是广州会议的预备会。周恩来、陈毅都在会上讲了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破除新的迷信，解放思想，并对剧作家们提出的有关戏剧创作的重要问题作了回答。在广州会议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又作了重要报告，着重谈到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锻炼和思想改造，绝大多数是进步的，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勉励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陈毅也在会上就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和发扬艺术民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讲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生气勃勃，心情舒畅。这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改善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成功的会议，是一次交流艺术经验，提高思想认识，鼓舞干劲，促进文学艺术繁荣的有益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全国各地传达以后，立即引起文艺界、知识界热烈而广泛的反应，它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领域。
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指出今天文艺服务的对象比二十年前更加广泛。“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应当用什么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呢？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影响教育群众，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到共同的伟大目标上去。社论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新观点，是从新的现实出发，丰富和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后来的正反面经验证明它是正确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议的有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评论家。在座谈会上，邵荃麟以极大的革命责任心与理论勇气，针对前几年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在人物描写上，他从创作中人物不够多样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写英雄人物、树立典范是应该的，但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该注意写好中间人物。他还批评了在创作中人为地“拨高”英雄的倾向。在文艺如何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的虚假的浪漫主义，深刻指出：“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大连会议是一次研究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克服创作中的不良倾向，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远的意义。
党的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除了通过以上所说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献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之外，还对某些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品和作家落实了政策。如在广州会议上，对《洞萧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受过批判的电影、话剧作了新的、肯定的评价，为受到迫害的剧作家海默等平了反。各地文艺部门也做了一些甄别、平反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在当时是很不彻底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对繁荣创作是有益的。
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及时的。由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文艺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调整过程中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既表现为散布极左思潮的坏人的破坏，也来自我们队伍中受到“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的抵触。因此，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破除阻力的过程中艰难地前进的。
三、文学创作倾向的好转，学术讨论气氛的活跃
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对“左”的错误的初步批判，有力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管这一时期物质生活比较困难，但文艺工作者不畏艰苦，积极工作，文艺创作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活跃气氛。
在文艺创作方面，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化有了明显的进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希望。小说创作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有新的起色，并别辟蹊径地出现了短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戏剧创作比小说更加兴旺和活跃，不但反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生活的话剧，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而且新编历史剧的繁荣形成了建国以来的首次高潮。如话剧《第二个春天》、《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都是本时期有影响的优秀剧作。历史剧创作出现高潮，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创作历史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破除了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之后，许多在这方面有才华的作家能够充分发挥其特长。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如果不能通过现代题材的作品直接表现出来，就必然在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得到曲折的反映。有的戏通过历史上为人民所喜爱的清官形象，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发扬民主、反对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愿望，因此，优秀的历史剧做到了古为今用，起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积极作用。在蓬勃发展的散文创作中，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最为显著。散文领域，海阔天空。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人类社会到日月星辰，都成了散文写作的对象。就形式而言，回忆录、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山水游记、知识小品等等，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不少优美的抒情散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电影创作也开始活跃，产生了《李双双》、《红色娘子军》、《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好影片以及电影剧本《鲁迅传》。其他如诗歌、儿童文学、曲艺等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文艺创作的新的进展，是新老作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百花齐放政策的鼓舞下，前几年较少发表作品的老作家，都有新的创作问世。
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所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尤其令人鼓舞。这一时期，各地报刊上就题材问题、文学上的“共鸣”现象与山水诗问题、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既针锋相对、又以理服人的真正平等的争鸣。
题材问题的讨论。文艺创作中的题材问题，是建国以来历次文艺论争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将题材机械地划分为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并将重大题材与作品的重大价值等同起来，是“左”的文艺思潮在题材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这种错误观点，遏阻了文艺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通途，抹煞了文艺的审美价值，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周立波、老舍就选择题材与作家的经验、个性的关系发表了意见。周立波说：自己虽然愿意写秋收起义、井冈山等重要题材，但缺乏那样的经历，不能勉强去写。“作家写东西，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凭愿望，更不可单凭别人的期望出发的。”老舍认为：“题材与作家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作家应当依据自己的创作个性选择并驾驭题材，“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夏衍、田汉就题材不同于主题、作品的价值主要并非取决于题材等问题作了论述。夏衍说：“同一题材可以写成表现各种不同主题的作品，相同主题，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来表现。”田汉指出，“一个作品反映时代概括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也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技巧”。①作家们切中时弊、深入浅出的论述，对于澄清题材问题上的理论是非，破除创作中的清规戒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共鸣”与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与“题材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时，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共鸣”与山水诗问题的热烈争鸣。“共鸣”的论争是由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②一文引起的。柳文认为，“共鸣要求相同的思想基础”，“一般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一般是不会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的”，古典作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即使在作品中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和倾向，也不能引起今人的共鸣。与“共鸣”这个问题有关，是“山水诗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有人认为山水诗“包含着艺术家的社会观点、美学理想在内，因而它具有或强或弱的阶级性。”③有人为了替一首山水诗贴上阶级性标签甚至广泛联系作家的阶级出身与生平思想。上述关于共鸣一般只能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发生以及山水诗都具有阶级内容的观点，是在批判“人性论”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于文艺界对此“存在着分歧的意见”，①因而《文学评论》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二十篇论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不少文章通过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生动事例证明，作品的共鸣并不只是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之间，也能够产生共鸣。有的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在特殊的条件下”，“对抗性的各阶级间”也有“发生共鸣的可能”。②优秀的山水诗之所以受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欣赏和爱好，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山水诗“反映出来的自然美，只是一部分自然山水的美的集中的体现而已，因而是很难看出它们的阶级性的，并且是很难以阶级性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③不少文章还从作品的多义性、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大于作家的主观意图以及欣赏者多层次的审美要求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共鸣现象与山水诗的复杂性。这次讨论，受到文艺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不是偶然的。从现象看，共鸣现象与山水诗问题，似乎纯属文学问题与具体作品的讨论，实质上却是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层层加码的批判“人性论”的一种反拨。因为在共鸣与山水诗问题上的唯阶级论观点，正是长期以来否定共同人性、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绝对化的结果。由于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左”的思潮仍十分强大，讨论中还不能就“人性”这个敏感问题直接展开争鸣，因而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是“有进展的，有收获的”，①却难以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一九六一年，戏剧界、理论界还就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展开了讨论。围绕“戏剧冲突”问题的争鸣，实质是纠正“大跃进”时期戏剧创作与理论中的“无冲突论”。这种“无冲突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歌颂与自然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如取材于当时真人真事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英雄列车》等话剧。这些话剧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冲突。一些评论文章却认为这些话剧“突破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束缚”。第二，贬低揭露社会矛盾的讽刺喜剧。《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等通过巧合、误会赞扬新人新事的“歌颂性喜剧”的创作，被推崇为“喜剧的新品种”，认为它“突破了喜剧的传统的讽刺框框”。第三，否定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悲剧的可能性。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已不存在悲剧的土壤，悲剧这一样式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戏剧冲突”的讨论，就是在出现上述种种否定社会矛盾冲突的创作、理论倾向的背景下展开的。六一年一月，《文汇报》率先发难，先后就喜剧的矛盾冲突与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悲剧等问题展开讨论。同年《文艺报》第三期，发表了陈默《话剧创作中几个问题质疑》一文，较系统地指出了戏剧创作与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文艺报》转载了陈瘦竹的《论戏剧冲突》（原载《雨花》一九六一年第二、三期），田汉在《题材的处理》一文中，也着重谈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并非过时了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而是戏剧艺术的客观规律。戏剧创作如果背离这一规律，不是从社会矛盾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冲突，创造艺术典型，而是将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生硬地搬上舞台，这样的戏剧，“不见得比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报道更感动人。”田汉还指出，《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这类没有严重矛盾冲突的喜剧“古已有之”，“今后也可以作为一个戏剧品种存在和发展下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今后的戏剧可以不要矛盾冲突，写矛盾冲突是过时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是由吴晗《谈历史剧》一文引起的。吴晗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它与故事剧、神话剧不同，“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同时，历史剧又不同于历史，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李希凡不同意吴晗的观点，他在《“史实”和“虚构”》①等论文中提出：“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他认为“历史和历史剧的关系，只能是相象或者接近于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关系。”他着力强调的是艺术的“虚构”。而不是遵循“史实”。这场关于“什么是历史剧”的讨论，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作家、理论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剧作家，有丰富的理论修养与创作经验，他的论文，是为了克服历史剧创作中任意编造、简单类比的不良倾向而作，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除了上述关于创作理论问题的讨论，报刊上还就如何评价某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如《达吉和她的父亲》、《金沙洲》以及茹志鹃的小说，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张光年在描述当时全国欣欣向荣的争鸣盛况时说：“史学的讨论，文学的讨论，关于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关于喜剧与悲剧，关于戏剧的矛盾冲突，关于山水诗与风景画，以及关于某些古典作家与作品的评价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使人如入山***上，应接不暇。”①
总之，六十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给文艺发展带来了良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还没有来得及根本改变文艺的落后面貌，很快就被“左”倾思潮泛滥的新浪头所吞没了。
一、文艺“调整”的指导文献
由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出现了持续三年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党中央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采取措施着手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对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作了相应的调整，陆续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条例和措施。文艺工作同样迫切需要调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恩来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
周恩来这个讲话，内容极为丰富。除引言外，共讲了七个问题，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讲话所阐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则问题。
讲话最突出之点，就是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兴衰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就不能前进。讲话不但在引言部分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阐述其他问题时也始终贯串这一精神。讲话一开头就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这种不好的风气，具体表现为“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针对几年来流行的做法，深刻指出从主观框子出发而摘“五子登科”的人，会导致是非颠倒；随便批判别人“右倾”的做法，不过是一种主观武断，完全不符客观实际。这种不民主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周恩来特别指出：“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儿个人改起。”发扬艺术民主，关键在于领导，周恩来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讲话还着重提出了文艺规律的问题。只有深刻认识并正确掌握文艺的规律，才能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文艺既然要通过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文艺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遵循这条规律，艺术家就必须“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而领导对于文艺，主要是从方向路线上加以引导，对于具体创作，则“不要过多干涉”。讲话在谈到文艺的作用时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应当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要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文艺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在谈到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时指出：“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在谈到思想和业务的关系时说，既要加强思想学习，又必须精通业务，而“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讲话针对“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的倾向，强调“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
周恩来的这篇重要讲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由于周恩来长期关怀和领导着文艺战线，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因而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既具有普遍的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个讲话，是批判文艺上“左”的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这个讲话，尽管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在当时既没能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抵制。这个讲话，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广大文艺工作者读了它依然“如沐春风，如润春雨”，感到特别亲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党的文艺政策的调
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文艺领导部门主持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与文件，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
一九六一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这篇重要专论。文章针对一九五七年以来创作题材日益狭窄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主张，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的题材，有进一步扩大之必要；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文章论述了提倡重大题材与提倡题材多样化的对立统一，批评了“大跃进”以来在题材问题上的片面性，指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强调“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文章号召“广开文路”，促进创作题材多样化的发展。这篇专论，切中时弊，它一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应。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因为都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故简称“新侨会议”。与会代表听了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并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文艺规律的要求，联系文艺实际进行了讨论。这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初稿。这个文件经过周恩来的审阅，后定稿为《文艺八条》，经党中央批准下达全国和各文艺团体试行。这个文件深刻总结了文艺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合乎文艺规律的正确主张。在文艺创作方面，文件提出必须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很广，不能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具体政策；必须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必须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同时注意文学艺术的进一步普及；必须更好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必须加强艺术实践，充分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时间。在文艺评论方面，必须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无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或艺术问题的讨论和批评，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做到以理服人，反对那种乱贴标签，妄加褒贬的简单、粗暴的批评。在文艺队伍的建设方面，必须重视培养人才，注意对创作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在文艺领导方面，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反对采取一般化的行政方式去领导文艺，反对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必须发扬民主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从上述内容看，《文艺八条》是遵照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为克服几年来流行的“左”的错误而制订的。由于它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对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与关怀下举行的，这是文艺界贯彻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在这次大会的报告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文化部和剧协曾派出调查小组到一些省市进行调查，发现文艺界存在不少问题。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在京的一百多位剧作家在紫光阁开过一次座谈会，这是广州会议的预备会。周恩来、陈毅都在会上讲了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破除新的迷信，解放思想，并对剧作家们提出的有关戏剧创作的重要问题作了回答。在广州会议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又作了重要报告，着重谈到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锻炼和思想改造，绝大多数是进步的，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勉励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陈毅也在会上就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和发扬艺术民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讲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生气勃勃，心情舒畅。这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改善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成功的会议，是一次交流艺术经验，提高思想认识，鼓舞干劲，促进文学艺术繁荣的有益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全国各地传达以后，立即引起文艺界、知识界热烈而广泛的反应，它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领域。
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指出今天文艺服务的对象比二十年前更加广泛。“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应当用什么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呢？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影响教育群众，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到共同的伟大目标上去。社论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新观点，是从新的现实出发，丰富和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后来的正反面经验证明它是正确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议的有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评论家。在座谈会上，邵荃麟以极大的革命责任心与理论勇气，针对前几年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在人物描写上，他从创作中人物不够多样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写英雄人物、树立典范是应该的，但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该注意写好中间人物。他还批评了在创作中人为地“拨高”英雄的倾向。在文艺如何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的虚假的浪漫主义，深刻指出：“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大连会议是一次研究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克服创作中的不良倾向，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远的意义。
党的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除了通过以上所说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献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之外，还对某些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品和作家落实了政策。如在广州会议上，对《洞萧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受过批判的电影、话剧作了新的、肯定的评价，为受到迫害的剧作家海默等平了反。各地文艺部门也做了一些甄别、平反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在当时是很不彻底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对繁荣创作是有益的。
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及时的。由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文艺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调整过程中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既表现为散布极左思潮的坏人的破坏，也来自我们队伍中受到“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的抵触。因此，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破除阻力的过程中艰难地前进的。
三、文学创作倾向的好转，学术讨论气氛的活跃
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对“左”的错误的初步批判，有力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管这一时期物质生活比较困难，但文艺工作者不畏艰苦，积极工作，文艺创作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活跃气氛。
在文艺创作方面，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化有了明显的进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希望。小说创作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有新的起色，并别辟蹊径地出现了短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戏剧创作比小说更加兴旺和活跃，不但反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生活的话剧，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而且新编历史剧的繁荣形成了建国以来的首次高潮。如话剧《第二个春天》、《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都是本时期有影响的优秀剧作。历史剧创作出现高潮，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创作历史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破除了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之后，许多在这方面有才华的作家能够充分发挥其特长。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如果不能通过现代题材的作品直接表现出来，就必然在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得到曲折的反映。有的戏通过历史上为人民所喜爱的清官形象，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发扬民主、反对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愿望，因此，优秀的历史剧做到了古为今用，起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积极作用。在蓬勃发展的散文创作中，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最为显著。散文领域，海阔天空。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人类社会到日月星辰，都成了散文写作的对象。就形式而言，回忆录、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山水游记、知识小品等等，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不少优美的抒情散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电影创作也开始活跃，产生了《李双双》、《红色娘子军》、《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好影片以及电影剧本《鲁迅传》。其他如诗歌、儿童文学、曲艺等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文艺创作的新的进展，是新老作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百花齐放政策的鼓舞下，前几年较少发表作品的老作家，都有新的创作问世。
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所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尤其令人鼓舞。这一时期，各地报刊上就题材问题、文学上的“共鸣”现象与山水诗问题、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既针锋相对、又以理服人的真正平等的争鸣。
题材问题的讨论。文艺创作中的题材问题，是建国以来历次文艺论争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将题材机械地划分为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并将重大题材与作品的重大价值等同起来，是“左”的文艺思潮在题材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这种错误观点，遏阻了文艺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通途，抹煞了文艺的审美价值，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周立波、老舍就选择题材与作家的经验、个性的关系发表了意见。周立波说：自己虽然愿意写秋收起义、井冈山等重要题材，但缺乏那样的经历，不能勉强去写。“作家写东西，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凭愿望，更不可单凭别人的期望出发的。”老舍认为：“题材与作家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作家应当依据自己的创作个性选择并驾驭题材，“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夏衍、田汉就题材不同于主题、作品的价值主要并非取决于题材等问题作了论述。夏衍说：“同一题材可以写成表现各种不同主题的作品，相同主题，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来表现。”田汉指出，“一个作品反映时代概括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也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技巧”。①作家们切中时弊、深入浅出的论述，对于澄清题材问题上的理论是非，破除创作中的清规戒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共鸣”与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与“题材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时，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共鸣”与山水诗问题的热烈争鸣。“共鸣”的论争是由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②一文引起的。柳文认为，“共鸣要求相同的思想基础”，“一般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一般是不会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的”，古典作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即使在作品中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和倾向，也不能引起今人的共鸣。与“共鸣”这个问题有关，是“山水诗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有人认为山水诗“包含着艺术家的社会观点、美学理想在内，因而它具有或强或弱的阶级性。”③有人为了替一首山水诗贴上阶级性标签甚至广泛联系作家的阶级出身与生平思想。上述关于共鸣一般只能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发生以及山水诗都具有阶级内容的观点，是在批判“人性论”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于文艺界对此“存在着分歧的意见”，①因而《文学评论》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二十篇论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不少文章通过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生动事例证明，作品的共鸣并不只是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之间，也能够产生共鸣。有的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在特殊的条件下”，“对抗性的各阶级间”也有“发生共鸣的可能”。②优秀的山水诗之所以受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欣赏和爱好，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山水诗“反映出来的自然美，只是一部分自然山水的美的集中的体现而已，因而是很难看出它们的阶级性的，并且是很难以阶级性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③不少文章还从作品的多义性、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大于作家的主观意图以及欣赏者多层次的审美要求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共鸣现象与山水诗的复杂性。这次讨论，受到文艺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不是偶然的。从现象看，共鸣现象与山水诗问题，似乎纯属文学问题与具体作品的讨论，实质上却是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层层加码的批判“人性论”的一种反拨。因为在共鸣与山水诗问题上的唯阶级论观点，正是长期以来否定共同人性、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绝对化的结果。由于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左”的思潮仍十分强大，讨论中还不能就“人性”这个敏感问题直接展开争鸣，因而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是“有进展的，有收获的”，①却难以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一九六一年，戏剧界、理论界还就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展开了讨论。围绕“戏剧冲突”问题的争鸣，实质是纠正“大跃进”时期戏剧创作与理论中的“无冲突论”。这种“无冲突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歌颂与自然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如取材于当时真人真事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英雄列车》等话剧。这些话剧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冲突。一些评论文章却认为这些话剧“突破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束缚”。第二，贬低揭露社会矛盾的讽刺喜剧。《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等通过巧合、误会赞扬新人新事的“歌颂性喜剧”的创作，被推崇为“喜剧的新品种”，认为它“突破了喜剧的传统的讽刺框框”。第三，否定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悲剧的可能性。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已不存在悲剧的土壤，悲剧这一样式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戏剧冲突”的讨论，就是在出现上述种种否定社会矛盾冲突的创作、理论倾向的背景下展开的。六一年一月，《文汇报》率先发难，先后就喜剧的矛盾冲突与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悲剧等问题展开讨论。同年《文艺报》第三期，发表了陈默《话剧创作中几个问题质疑》一文，较系统地指出了戏剧创作与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文艺报》转载了陈瘦竹的《论戏剧冲突》（原载《雨花》一九六一年第二、三期），田汉在《题材的处理》一文中，也着重谈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并非过时了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而是戏剧艺术的客观规律。戏剧创作如果背离这一规律，不是从社会矛盾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冲突，创造艺术典型，而是将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生硬地搬上舞台，这样的戏剧，“不见得比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报道更感动人。”田汉还指出，《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这类没有严重矛盾冲突的喜剧“古已有之”，“今后也可以作为一个戏剧品种存在和发展下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今后的戏剧可以不要矛盾冲突，写矛盾冲突是过时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是由吴晗《谈历史剧》一文引起的。吴晗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它与故事剧、神话剧不同，“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同时，历史剧又不同于历史，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李希凡不同意吴晗的观点，他在《“史实”和“虚构”》①等论文中提出：“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他认为“历史和历史剧的关系，只能是相象或者接近于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关系。”他着力强调的是艺术的“虚构”。而不是遵循“史实”。这场关于“什么是历史剧”的讨论，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作家、理论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剧作家，有丰富的理论修养与创作经验，他的论文，是为了克服历史剧创作中任意编造、简单类比的不良倾向而作，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除了上述关于创作理论问题的讨论，报刊上还就如何评价某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如《达吉和她的父亲》、《金沙洲》以及茹志鹃的小说，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张光年在描述当时全国欣欣向荣的争鸣盛况时说：“史学的讨论，文学的讨论，关于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关于喜剧与悲剧，关于戏剧的矛盾冲突，关于山水诗与风景画，以及关于某些古典作家与作品的评价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使人如入山***上，应接不暇。”①
总之，六十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给文艺发展带来了良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还没有来得及根本改变文艺的落后面貌，很快就被“左”倾思潮泛滥的新浪头所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