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
第六节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
三年来诗歌创作的成就虽然不如短篇小说和话剧,但也奇葩竞放,各有异彩。
一九七六年,人民用英勇的斗争迎来了胜利的十月,祖国大地,重放光华。在这历史性的转变时刻,被压抑了整整十年的诗人们终于又和人民一起,放开喉咙尽情歌唱。诗歌创作象滚滚春潮,汹涌而来。这些诗歌,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如火山爆发,电闪雷鸣;对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之情,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等,是当时牵动着亿万人心弦的比较优秀的篇章。
《中国的十月》这首诗,是诗人用“欢欣的泪水”和“滚滚的热血”写出来的。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是我们党胜利的十月,是人民胜利的十月。“无产阶级的巨手,终于捉住了‘四人帮’这窝蛇蝎!”诗人以他擅长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抒情手法,把政论式语言熔铸到诗的形象中,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和发自内心的胜利的喜悦。由于这首诗写在“四人帮”刚刚倒台不久,诗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刚刚过去的动乱年代的流行哲学中解放出来,因而削弱了诗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看,都是代表着新诗在前进,在回到人民的怀抱。它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埋藏在广大人民心中的那种炽热的感情。作者通过九亿人民的口、九亿人民的心和祖国的陆地、海洋,抒发对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之情。诗人寄情于物,比拟生动,以人民大众之间彼此呼应的深情问答,造成天地万物都情同此理地怀念周总理的一种新颖而壮阔的意境。在一九七六年,怀念周总理不仅寄托者丸亿人民的哀思,也代表着九亿人民的信仰,而诗人把这一切都用最富有鼓动性、感染性的语句呼喊出来了,因而深深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更是以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而为读者传诵一时。他以回旋往复,哀思动人的节奏,从“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里”送总理灵车写起,随着灵车西去,总理不朽的一生一一展现在作者面前,“一辆车,辗过一个睁嵘的世纪”。作者仿佛听到了人大会堂传来周总理爽朗的笑声,看到了周总理深夜仍在辛勤工作的身影,看到了周总理“开襟解怀,拉车挽绳,采石运土”,与普通群众共同劳动的场景等等。进而又联想到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走下飞机,还未来得及拍掉北非的尘沙,南亚的***,便又赶来迎接一位非洲兄弟。”作者甚至还想到:“呵,风凉了,警卫同志,请为我们敬爱的总理,披一件大衣……。”就这样,在目送总理灵车西去的过程中,作者缅怀之情随着联翩的浮想达到高潮。诗人这种精心巧妙的构思,是他集中了千百万人的共同感受而加以独到的艺术锤炼的结果,真正做到了诗人的心与人民感情的汇合。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揭露“四人帮”罪行的政治讽刺诗。诗人们发挥了政治讽刺诗的特殊战斗作用,用锋利而又妙趣横生的语言,撕破“四人帮”的假面,把他们的反动原形暴露在光夭化日之下,使人们猛省并从中得到教益。在这方面,老诗人赵朴初的成就最为突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片石集》,较为完全地辑录了他近三十年来创作的诗、词、曲。其中的《反听曲之三》作于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诗人大量采用了对照手法,象一面照妖镜。使“四人帮”在其中自现原形:“听话会反听,精怪现原形,一个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说:‘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腔儿相似声相应,貉一丘兮狼一群,五百年前早已是一家人。”这里,对江青与陈伯达这两个野心家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充分地发挥了“曲”的自由活泼、嬉笑怒骂皆可入诗的战斗作用。写于一九七七年二月的散曲《故宫惊梦》,以丰富的联想,维妙维肖地勾勒了江青梦想当女皇的丑态:
拜访慈禧,
不比寻常拜老师。
真着急,
一心一意想登基。
问吾师,
看我聪明可象唐鹦鹉?
命运何如汉野鸡?
请教你,
怎能抓到黄金玺?
有何秘密?有何秘密?
诗人把现实里的野心家江青,与历史上独断专权的那拉氏联系到一起,这就更具体、形象地揭示了江青一伙篡权窃国、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
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阶段,诗人们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胜利和解放的高声欢呼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那么,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与对现代迷信的批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这一讨论的伟大意义并作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议以后,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新水平。诗人们面对祖国四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看到新长征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思考问题更加深入了。这时发表的一些诗作,如: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艾青的《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等,不仅愤怒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而且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消极阴暗的现象,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些诗揭示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危害,剖析了为什么会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四人帮”的社会根源。这些诗歌共同的特点是时代气息浓郁,反映了广大人民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迎头赶上世界先进行列的迫切愿望。
白桦在五十年代是诗坛新秀,但他的诗歌才华还没有来得及显露,就被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打了下去,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话剧、诗歌、电影各方面都有可喜的贡献。他的政治抒情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把人民经过痛苦灾难后思想的解放和觉醒,熔铸成发人深省的诗句。“虽然人民已经把‘四人帮’判了死刑,他们身上的细菌还在空气中扩散”。而思想僵化和现代迷信,最有利于这种细菌的扩散。针对这一点,诗人发出了含义深沉的呼唤:
有些人以真理的主人自居。
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他们妄想象看财奴放债那样。
靠讹诈攫取高额的利钱;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
就象太阳,谁也不能垄断。
在这里,诗人用饱含哲理的诗的语言参加了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响亮地呼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在诗与哲理相结合的形式里表达了一种社会性的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艾青这位曾经赢得世界声誉的老诗人,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之后,也重新操起笔来,唱出了新歌。
艾青的第一个诗集《大堰河》,早在三十年代就以真挚热烈的感情、优美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格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建国后的最初年代,诗人曾尽情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为人民胜利和世界和平、友谊而歌唱。但是在五十年代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中,他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了为人民歌唱的权利。此后,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但他终于“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①
粉碎“四人帮”之后,艾青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平反,而且也恢复了创作青春。几年内,他在报纸杂志陆续发表诗歌二十余首,其中《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可以视为他复出后的代表作。
《在浪尖上》热情歌颂了在“政治风暴浪尖上的海燕”——“天安门事件”的勇士韩志雄。诗人以精心锤炼的朴实无华的诗句,真实地记叙了韩志雄的革命事迹。这位青年为了保卫周总理,为了祖国的命运,写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贴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东面”,因此,“这个青年工人被捕了,地点是列宁像的下面,时间是清明节前两天——夜晚十二点。”就这样,诗人化叙事、抒情为一体,描述了“四人帮”给人民共和国历史留下的奇耻大辱。诗人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痛定思痛,从心底迸发出为实现四化清除障碍的大声疾呼:
不容许再受蒙蔽了,
不应该再被蒙骗了,
我们要的是真理,
我们要的是太阳!
不依靠神明的怜悯,
不等待上帝的恩赐,
人民要保卫民主权利,
因为民主是革命的武器。
这是真理的呐喊,正义的呼声。长期以来,“四人帮”大搞愚民政策和偶像崇拜,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肆意推行封建法西斯统治。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真理和谬误、善和恶、美和丑等等一切都被颠倒了,一个好端端的光明中国,被变成一片黑暗世界。对此,艾青深有感受,他懂得,必须彻底摧毁“四人帮”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诗人发出呼吁:“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名誉!”这正是亿万人民群众心底的呼声。
艾青《在浪尖上》所表现的那种反对现代迷信、追求真理阳光的情感,在《光的赞歌》这首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围绕着对光的赞颂,展开丰富的联想,构成腾挪跌宕的诗情,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诗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的回顾,抒发着深刻的哲理:古往今来,光明和黑暗、科学和愚昧、民主和专制,从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世界上“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而另一方面:
但是有人害怕光
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因为它所发出的光芒
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
历史上的所有暴君
各个朝代的奸臣
一切贪婪无厌的人
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
千方百计想把光***
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凡是压迫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无能
无能到了不敢吭声
让他们把自己当作神明
凡是剥削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愚蠢
愚蠢到了不会计算
一加一等于几也闹不清
诗人在这里对一切与人民作对、与真理为敌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要垄断一切真理,要垄断一切光明,对广大群众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光明永远属于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为光明而斗争的人们。诗人“俯视着人类历史的长河”,发现人们“从周口店到天安门”,“不知穿过了多少的险滩和暗礁”,终于从“蒙蔽中觉醒”,从“愚弄中学到聪明”,“人类的前途无限光明,永远光明。”诗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望着光明的未来,并激励自己加入这光明的队伍,和人民一道前进: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
也应做“蜡炬成灰泪始干”
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
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
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这是诗人为了真理、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而充满献身精神的自白,也可以看作一个共产党员向党和人民所做的诗的宣誓。可以看出,艾青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之后,对人生的理解更深刻、更透辟了。他的诗也和他的人一样更加苍劲、深沉。
艾青的近作在艺术上追求一种自然、纯朴的风格,技巧上显得更加纯熟,他善于在人人见之不觉奇的平常形象中揭示人人思之倍觉深的闪光的人生哲理。如《镜子》这首诗:
仅只是一个平面
却又是深不可测
它最爱真实
决不隐瞒缺点
它忠于寻找它的人
谁都从它发现自己
或是醉后酡颜
或是鬓如霜雪
有人喜欢它
因为自己美
有人躲避它
因为它直率
甚至会有人
恨不得把它打碎
诗人紧紧抓住镜子的特点,十分确切地抒发了自己在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上对人间奥秘的深刻而独到的发现。在这里,诗人思考生活的深度和表达诗情的高度艺术功力,达到了统一。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全诗读之中节,思之有味,是诗苑中难得的佳品。
艾青的有些诗,在语言的锤炼上还显得不够,失之平淡和粗疏,有的则诗味不浓。
三年来诗歌创作的成就虽然不如短篇小说和话剧,但也奇葩竞放,各有异彩。
一九七六年,人民用英勇的斗争迎来了胜利的十月,祖国大地,重放光华。在这历史性的转变时刻,被压抑了整整十年的诗人们终于又和人民一起,放开喉咙尽情歌唱。诗歌创作象滚滚春潮,汹涌而来。这些诗歌,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如火山爆发,电闪雷鸣;对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之情,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等,是当时牵动着亿万人心弦的比较优秀的篇章。
《中国的十月》这首诗,是诗人用“欢欣的泪水”和“滚滚的热血”写出来的。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是我们党胜利的十月,是人民胜利的十月。“无产阶级的巨手,终于捉住了‘四人帮’这窝蛇蝎!”诗人以他擅长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抒情手法,把政论式语言熔铸到诗的形象中,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和发自内心的胜利的喜悦。由于这首诗写在“四人帮”刚刚倒台不久,诗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刚刚过去的动乱年代的流行哲学中解放出来,因而削弱了诗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看,都是代表着新诗在前进,在回到人民的怀抱。它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埋藏在广大人民心中的那种炽热的感情。作者通过九亿人民的口、九亿人民的心和祖国的陆地、海洋,抒发对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之情。诗人寄情于物,比拟生动,以人民大众之间彼此呼应的深情问答,造成天地万物都情同此理地怀念周总理的一种新颖而壮阔的意境。在一九七六年,怀念周总理不仅寄托者丸亿人民的哀思,也代表着九亿人民的信仰,而诗人把这一切都用最富有鼓动性、感染性的语句呼喊出来了,因而深深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更是以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而为读者传诵一时。他以回旋往复,哀思动人的节奏,从“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里”送总理灵车写起,随着灵车西去,总理不朽的一生一一展现在作者面前,“一辆车,辗过一个睁嵘的世纪”。作者仿佛听到了人大会堂传来周总理爽朗的笑声,看到了周总理深夜仍在辛勤工作的身影,看到了周总理“开襟解怀,拉车挽绳,采石运土”,与普通群众共同劳动的场景等等。进而又联想到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走下飞机,还未来得及拍掉北非的尘沙,南亚的***,便又赶来迎接一位非洲兄弟。”作者甚至还想到:“呵,风凉了,警卫同志,请为我们敬爱的总理,披一件大衣……。”就这样,在目送总理灵车西去的过程中,作者缅怀之情随着联翩的浮想达到高潮。诗人这种精心巧妙的构思,是他集中了千百万人的共同感受而加以独到的艺术锤炼的结果,真正做到了诗人的心与人民感情的汇合。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揭露“四人帮”罪行的政治讽刺诗。诗人们发挥了政治讽刺诗的特殊战斗作用,用锋利而又妙趣横生的语言,撕破“四人帮”的假面,把他们的反动原形暴露在光夭化日之下,使人们猛省并从中得到教益。在这方面,老诗人赵朴初的成就最为突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片石集》,较为完全地辑录了他近三十年来创作的诗、词、曲。其中的《反听曲之三》作于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诗人大量采用了对照手法,象一面照妖镜。使“四人帮”在其中自现原形:“听话会反听,精怪现原形,一个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说:‘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腔儿相似声相应,貉一丘兮狼一群,五百年前早已是一家人。”这里,对江青与陈伯达这两个野心家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充分地发挥了“曲”的自由活泼、嬉笑怒骂皆可入诗的战斗作用。写于一九七七年二月的散曲《故宫惊梦》,以丰富的联想,维妙维肖地勾勒了江青梦想当女皇的丑态:
拜访慈禧,
不比寻常拜老师。
真着急,
一心一意想登基。
问吾师,
看我聪明可象唐鹦鹉?
命运何如汉野鸡?
请教你,
怎能抓到黄金玺?
有何秘密?有何秘密?
诗人把现实里的野心家江青,与历史上独断专权的那拉氏联系到一起,这就更具体、形象地揭示了江青一伙篡权窃国、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
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阶段,诗人们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胜利和解放的高声欢呼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那么,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与对现代迷信的批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这一讨论的伟大意义并作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议以后,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新水平。诗人们面对祖国四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看到新长征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思考问题更加深入了。这时发表的一些诗作,如: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艾青的《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等,不仅愤怒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而且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消极阴暗的现象,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些诗揭示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危害,剖析了为什么会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四人帮”的社会根源。这些诗歌共同的特点是时代气息浓郁,反映了广大人民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迎头赶上世界先进行列的迫切愿望。
白桦在五十年代是诗坛新秀,但他的诗歌才华还没有来得及显露,就被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打了下去,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话剧、诗歌、电影各方面都有可喜的贡献。他的政治抒情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把人民经过痛苦灾难后思想的解放和觉醒,熔铸成发人深省的诗句。“虽然人民已经把‘四人帮’判了死刑,他们身上的细菌还在空气中扩散”。而思想僵化和现代迷信,最有利于这种细菌的扩散。针对这一点,诗人发出了含义深沉的呼唤:
有些人以真理的主人自居。
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他们妄想象看财奴放债那样。
靠讹诈攫取高额的利钱;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
就象太阳,谁也不能垄断。
在这里,诗人用饱含哲理的诗的语言参加了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响亮地呼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在诗与哲理相结合的形式里表达了一种社会性的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艾青这位曾经赢得世界声誉的老诗人,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之后,也重新操起笔来,唱出了新歌。
艾青的第一个诗集《大堰河》,早在三十年代就以真挚热烈的感情、优美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格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建国后的最初年代,诗人曾尽情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为人民胜利和世界和平、友谊而歌唱。但是在五十年代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中,他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了为人民歌唱的权利。此后,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但他终于“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①
粉碎“四人帮”之后,艾青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平反,而且也恢复了创作青春。几年内,他在报纸杂志陆续发表诗歌二十余首,其中《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可以视为他复出后的代表作。
《在浪尖上》热情歌颂了在“政治风暴浪尖上的海燕”——“天安门事件”的勇士韩志雄。诗人以精心锤炼的朴实无华的诗句,真实地记叙了韩志雄的革命事迹。这位青年为了保卫周总理,为了祖国的命运,写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贴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东面”,因此,“这个青年工人被捕了,地点是列宁像的下面,时间是清明节前两天——夜晚十二点。”就这样,诗人化叙事、抒情为一体,描述了“四人帮”给人民共和国历史留下的奇耻大辱。诗人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痛定思痛,从心底迸发出为实现四化清除障碍的大声疾呼:
不容许再受蒙蔽了,
不应该再被蒙骗了,
我们要的是真理,
我们要的是太阳!
不依靠神明的怜悯,
不等待上帝的恩赐,
人民要保卫民主权利,
因为民主是革命的武器。
这是真理的呐喊,正义的呼声。长期以来,“四人帮”大搞愚民政策和偶像崇拜,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肆意推行封建法西斯统治。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真理和谬误、善和恶、美和丑等等一切都被颠倒了,一个好端端的光明中国,被变成一片黑暗世界。对此,艾青深有感受,他懂得,必须彻底摧毁“四人帮”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诗人发出呼吁:“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名誉!”这正是亿万人民群众心底的呼声。
艾青《在浪尖上》所表现的那种反对现代迷信、追求真理阳光的情感,在《光的赞歌》这首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围绕着对光的赞颂,展开丰富的联想,构成腾挪跌宕的诗情,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诗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的回顾,抒发着深刻的哲理:古往今来,光明和黑暗、科学和愚昧、民主和专制,从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世界上“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而另一方面:
但是有人害怕光
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因为它所发出的光芒
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
历史上的所有暴君
各个朝代的奸臣
一切贪婪无厌的人
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
千方百计想把光***
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凡是压迫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无能
无能到了不敢吭声
让他们把自己当作神明
凡是剥削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愚蠢
愚蠢到了不会计算
一加一等于几也闹不清
诗人在这里对一切与人民作对、与真理为敌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要垄断一切真理,要垄断一切光明,对广大群众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光明永远属于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为光明而斗争的人们。诗人“俯视着人类历史的长河”,发现人们“从周口店到天安门”,“不知穿过了多少的险滩和暗礁”,终于从“蒙蔽中觉醒”,从“愚弄中学到聪明”,“人类的前途无限光明,永远光明。”诗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望着光明的未来,并激励自己加入这光明的队伍,和人民一道前进: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
也应做“蜡炬成灰泪始干”
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
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
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这是诗人为了真理、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而充满献身精神的自白,也可以看作一个共产党员向党和人民所做的诗的宣誓。可以看出,艾青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之后,对人生的理解更深刻、更透辟了。他的诗也和他的人一样更加苍劲、深沉。
艾青的近作在艺术上追求一种自然、纯朴的风格,技巧上显得更加纯熟,他善于在人人见之不觉奇的平常形象中揭示人人思之倍觉深的闪光的人生哲理。如《镜子》这首诗:
仅只是一个平面
却又是深不可测
它最爱真实
决不隐瞒缺点
它忠于寻找它的人
谁都从它发现自己
或是醉后酡颜
或是鬓如霜雪
有人喜欢它
因为自己美
有人躲避它
因为它直率
甚至会有人
恨不得把它打碎
诗人紧紧抓住镜子的特点,十分确切地抒发了自己在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上对人间奥秘的深刻而独到的发现。在这里,诗人思考生活的深度和表达诗情的高度艺术功力,达到了统一。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全诗读之中节,思之有味,是诗苑中难得的佳品。
艾青的有些诗,在语言的锤炼上还显得不够,失之平淡和粗疏,有的则诗味不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