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第一节 概述
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领域中是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体裁，小说在我国早已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水浒传》、《红楼梦》等杰出作品的出现，使我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到一个高峰。“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拉开，小说创作与革命现实和人民群众开始发生密切的关系，小说的艺术形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以及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革命的激流中涌现，反过来又推动着革命的激流前进。他们的创作，构成了小说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人民群众人热斗争中产生的一批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作品，更为小说发展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建国后的小说创作，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在我国悠久而又深厚的艺术土壤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为作家们的创作劳动提供了过去不可能具有的良好的条件。因此，建国后的小说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上，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总的来说，超过了“五四”以来的前三十年。
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新中国是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火中诞生的，而诞生不久，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战火的考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出现的小说中，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自然就占有显著的位置。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是一部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中篇，作者以火样的战斗热情，迅速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南下渡江作战命令后，我军在鄂西的渡江战役，使我们看到了在黑夜与黎明交替时刻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生动的故事情节，记下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这部作品自一九四九年《人民日报》连载以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故的》也是一部富有特色的长篇，作者较好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真实的艺术手法，把一支英雄连队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生活描写得很有立体感，火线上的激烈拼斗，官兵间、军民间深厚情谊的交流，在作者笔下形成了一幅多色调、多层次的动人画面，活跃在这个画面中的士兵们的形象，也大都个性鲜明，具有生活实感。可惜出版后因有争议，而未大量发行。建国初期这类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还有柳青的《铜墙铁壁》。这部作品以沙家店战役为背景，描写了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故事，体现了“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主题。作品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优秀村干部、共产党员石得富的英雄形象，这在建国初期的作品中是比较难得的。此外，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陈登科的《活人塘》也是有影响的作品。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在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得到迅速的反映。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和陆柱国的《上甘岭》就是两部比较优秀的作品。《三千里江山》描写了一支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保护江桥支援前线所经历的斗争，热情赞颂了志愿军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作了巨大的努力。他比较注意通过一些平凡的生活片断和典型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因此，他笔下的姚长庚、吴天宝、车长杰等形象，就比较清晰地印记在读者的心中。作品使用的语言也清新朴实，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曾经受到批判的作品。实际上，它通过朝鲜姑娘金圣姬与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挚而又微妙的感情纠葛，动人地反映了朝鲜人民对为和平而战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美好情谊。小说的叙述角度新颖、别致，加以文笔也很优美、细腻，因而使它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许多作品中，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铲除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子。千百万农民群众在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决裂的同时，也强烈要求与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所以，这阶段在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翻身群众挣脱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束缚，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新生活的作品。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结婚》、《一架弹花机》、高晓声的《解约》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许多都是透过家庭和婚姻问题的纠葛，鞭挞了陈腐落后的社会习惯势力，歌颂了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总的来说，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在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体现他们的新面貌、新品质方面，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的。但是，由于广大作家对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还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加之文学评论中某些简单化倾向的影响，这时期小说创作题材还比较狭窄，反映的生活面也不够广阔，有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比较明显。当时，有的作家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力图探索从多方面来表现工农兵、反映更丰富多采的生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成果。小说通过一对夫妇的特殊结合和他们在革命胜利进入北京后各自的感情经历，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以正确态度对待工农干部，而工农干部又应如何使自己适应现代都市生活、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问题。这个新的生活课题的体现，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在当时创作中是颇为难得的。
一九五三年，我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首先，作为时代的镜子，小说相当迅速而及时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生活的巨变，在创作中涌现了一大批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土地改革完成不久，青年作家李準就发表了《不能走那条路》这个著名的短篇。作者以强烈的呼声，唤起人们对上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关注，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迫切愿望。作品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赵树理的《三里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幽默凤趣的艺术笔触，真实地揭示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生动地勾勒了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更可贵的是，作家在深刻揭露批判顽固的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同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来描写农村中的一批新人，显示了社会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以及刘澍德的《桥》在展示农业合作化发展中复杂曲折的历程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还应提到康濯的《春种秋收》和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它们以清新优美的笔调，逼真地描绘了在农村变革中农民群众生活的变化、思想的波澜以及新生活在人们心灵中投下的光辉。特别是《农村散记》，作家在撷取生活精萃及细节运用方面，更有其独到的成功之处。此外，象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吉学需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等短篇所描写的农村新人形象，也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经过了一段时间思想和艺术上的酝酿，这时期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艺术都比较成熟的作品，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王愿坚的《党费》，就是突出的代表。这些作品在描绘烽火遍地的战斗生活时，没有使笔墨仅仅停留于情节的惊险和斗争场面的激烈，而是把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紧紧结合起来，以深沉的战斗激情，在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细致地刻画出人的性格。《黎明的河边》中小陈一家英勇不屈的斗争姿影，《党费》中黄新那种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使人经久难忘，这正说明了作家们概括生活能力的提高以及遵循艺术规律创作的成功。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优秀长篇《保卫延安》，也是这时期出现的作品，作者杜鹏程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九易其稿”，反复锤炼，终于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成功。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记下了延安保卫战这段威武雄壮的历史，塑造了我军一批指战员的生动艺术形象，尤其是对彭德怀将军形象的刻画，更是感人至深。孙犁的《风云初记》虽然只出了第一、二、三集，但是由于它真实地展现了抗日烽火中冀中人民奋起抗敌的历史画图以及作品所独具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读者的注意。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以一九三○年前后南方一个小城市为背景，描写了党所领导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在那阴云密布、气压低沉的政治环境中革命者的面貌，刻画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鲜明性格特征，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此外，还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以上两个显著特点之外，这阶段的小说创作反映的生活领域也开始逐步扩大。草明的《火车头》、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周立波的《铁水奔流》、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第一部）就是较早从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领域汲取创作素材的作品。当然，这毕竟还是个新的尝试，所以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还比较表面，人物性格也较简单。但是，作家们为了迅速反映解放初期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艰苦斗争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少数民族的斗争生活在小说领域中也开始得到了反映。许多少数民族出现了自己第一代的小说家，他们第一次拿起笔来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这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以小说、童话的艺术形式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这方面也开始取得显著的成绩。张天翼是一位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倾注了心血的老作家，他的《罗文应的故事》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成功的，在读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他如严文井、袁静、胡奇、贺宜、金近等的儿童小说或童话，也都在少年儿童中发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总之，建国初期的六七年间，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日益高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安定，这就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一些对工农兵生活还不够熟悉的作家，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条件深入生活，接近群众，逐步加深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了解，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捕捉自己所喜爱的、希望表现的东西；一些有着丰富斗争经历的作家，这时也有了较充分的时间对自己过去的生活积累来一个再认识，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化成精美的艺术构思；而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也得到了党的及时的扶植和培养，获得了思想和艺术提高的机会。当时，整个文艺界的民主气氛比较正常，对一些重要的创作理论，如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典型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等，能展开正常的探讨，尽管也出现过某些粗暴的批评，但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干扰。广大作家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创作。而这一切因素，也就孕育着创作上一个更大的丰收季节必然到来。果然，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大批优秀作品在长期准备和酝酿的基础上相继涌现，我国小说创作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种繁荣局面的第一个标志是，小说创作不仅在数量上蓬勃上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品中，中长篇占了相当的数量。《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日》、《林海雪原》等著名作品，以强烈的史诗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成功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真实地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历程，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冯德英的《苦菜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母亲的形象，使我们具体感受到当年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反扫荡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李英儒继《战斗在滹沱河上》之后创作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则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后期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北方城乡的复杂环境下进行的特殊战斗。还有雪克的《战斗的青春》、陈立德的《前驱》、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也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好作品。赵树理的《灵泉洞》、刘流的《烈火金刚》运用评书的形式来反映抗日时期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李劼人的《大波》和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这两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历史小说，反映的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但对我们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有着特殊的价值。
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的长篇在今天看来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时代性的认识局限，但较之建国初期的作品来说，却又明显地克服了创作中那种浮泛的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摹写，着力于揭示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质。这一点，在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得到比较鲜明的表现。这时期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长篇中，柳青的《创业史》影响最大。这部具有史诗追求的作品，对农村合作化时期的斗争生活进行了宏大的艺术概括和精确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创业道路上所经历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作品还追溯到解放前农民创业的悲剧命运，使我们从两代人不同的创业史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虽然没有着重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从他对湖南山乡特殊风貌和人物关系的细腻描绘中，却清晰地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村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以两家人的生活命运为纽带，描写了农民群众解放前经历的沧桑，也有力地揭示了农村土改后所出现的阶级分化和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此外，象胡正的《汾水长流》、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于逢的《金沙洲》等，都是这时期反映农村生活的比较受到注意的作品。
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中长篇虽然数量仍然不多，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以及艺术质量上较之建国初期也有较大的进展。艾芜的《百炼成钢》在广阔的背景上展开了对工人生活的生动描写，作品很善于表现工业生产中的某些细节，表现了在钢花飞溅的沸腾生活中一代新人的成长，有着强烈的时代感。罗丹的《风雨的黎明》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语言等方面也有特殊的风格。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以铁路工地生活为背景，通过一对战友之间展开的两种世界观斗争的描写，揭示了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对待生活和战斗的严肃主题，也是一部有相当深度的作品。陆俊超反映海员起义的中篇《九级风暴》，虽属革命历史题材，但却使我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一个方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所撷取的题材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作品描写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它的出版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在反映部队生活方面也有新的开拓。过去许多作品都是主要描写战争生活，而这时期出现的碧野的长篇《阳光灿烂照天山》，却侧重表现了部队建设兵团的生产活动，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中的战斗姿态。
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也更丰富多采。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林予的《塞上烽烟》、郭国甫的《在昂美纳部落里》，分别反映了僮族、佧佤族人民解放初期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激烈斗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反映了汉藏人民在建设新生活中所结下的深情厚谊。
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直是小说创作的空白，但这时期出现了汉水的描写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勇往直前》。尽管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作为对一个新的创作领域的探索，它的出现是可贵的。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创作，在这时期都达到了新的艺术水准。象李準的《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这些作品通过对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和剪裁，以有限的生活画面，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塑造了一批动人的艺术形象，显示了这些青年作家正在走向成熟。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以真挚热烈的感情写出了汉彝两族人民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欢乐，充满健康美好的人情味，是一篇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在建国前就已从事创作的一批老作家中，这时期也发表了不少名篇。象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沙汀的《过渡》、《夜谈》，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艾芜的《野牛寨》，刘澍德的《老牛筋》，以及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等，这些短篇，以娴熟的技巧勾勒了新生活的鲜明画图，体现了作家们对生活的新的开掘。此外，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等一批工人业余作者的新作，也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繁荣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批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
小说创作要求通过对人的描写来反映生活。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就成为衡量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如何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一直探索的新课题。一九四二年《讲话》发表以后，文学创作在这问题上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和其他劳动者不仅在理论倡导上而且在生活实践中已经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由此而产生的主人公意识，就必然更强烈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得工农兵形象的塑造，更成为小说创作面临的迫切课题。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确实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血肉丰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如朱老忠、林道静、江姐、华子良、杨子荣、梁生宝、李双双等，这些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而且概括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中，又熔铸了作家鲜明的无产阶级美学理想，因而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这个时期小说创作所提供的人物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描绘站在时代前列的各种先进人物外，也描绘了象《红日》中的石东根、《青春之歌》中的王晓燕这样一些身上虽有某些缺点，但却能在斗争的激流中大步前进的人物；有象《百合花》中的新媳妇这样一些有着美好精神世界和纯朴可爱性格的普通群众；也有象《红旗谱》中的严志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这样一些受着几千年传统观念束缚、背负着因袭重担，因而前进步履艰辛的老一代农民；还有象孙喜旺这样一些在新生活感召下迅速克服落后意识赶上时代潮流的农村新人。由于作家们真实而生动的刻画，这些形象富有艺术光彩，使人从中获得深刻的教育和美感享受。另外，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也进一步克服了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出现了象《红日》中的张灵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红岩》中的徐鹏飞、《三家巷》中的陈文雄、《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这样一些写得较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一批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开始在走向成熟。
经过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艺术实践，许多小说作家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小说创作繁荣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在创作中，许多作家始终不渝地在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进行努力的探索。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谋篇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语言运用上，总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而他那淳朴幽默的笔法，在建国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了。柳青艺术上那一贯的严谨踏实的作风是为人们所称道的，而他的《创业史》在对现实生活冷静的精雕细刻的描绘中常又穿插了不少哲理性的议论和感情的抒发，这就使他的创作又增添了新的色彩。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较之他的《暴风骤雨》又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湖南山乡特有的乡土气息和描绘事物的纤丽笔触，以及他所采用的某些古典小说集中描写人物的手法，使人感到作家正在努力地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欧阳山在四十年代《高于大》的创作中已经逐渐克服了自己的欧化倾向，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三家巷》更体现了作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的明显进展，作品中那一幅幅精美瑰丽的南国城镇的风俗画，体现了作家把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熔铸到艺术创造里所作的巨大努力。而李劼人的《大波》所追求的对生活原生状态的逼真描写，也使他在这时期的小说艺术中显得独树一帜。①新作家的创作，也逐渐明显地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象梁斌作品的浑厚而深沉，李準作品的质朴而幽默，茹志鹃作品的细腻而俊逸，王汶石作品的含蓄而明快，以及杜鹏程观察生活的严峻目光和粗犷笔法，这些不同的艺术风格，使小说创作领域更显得色彩绚丽，气象万千。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出现的丰硕成果，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取得辉煌实绩的重要标志，也为我国小说历史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章。
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曲折。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以及创作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主张，小说创作的正常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前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它给文艺界带来了相当活跃的气氛。双百方针不仅调动了广大作家的革命积极性，激发起他们高度的创作热情，也促使他们对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大胆的探索。这时，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也给我国的文学创作以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无冲突论”的冲击，更直接启发我国作家敢于去直面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现实人生。作家们的生活视野拓宽了，对小说功能的理解也更全面了。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别开生面的新气象。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着重批判生活中的消极因素的作品，比较优秀的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準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耿龙祥的《入党》、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等，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够敏锐地注意现实生活矛盾的变化，以尖锐泼辣的笔锋和犀利的战斗锋芒，大胆地触动人民内部那种危害我们事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种种社会弊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象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不仅敢于大胆赞美爱情生活中的高尚情操，而且还以细腻的笔触伸进人物的心灵深处，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物内心感情的激荡和微妙变化，较之过去这方面的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明显的突破。上述这些作品的出现，应该说正是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突出表现，也是实现创作题材多样化、敢于突破禁区的可喜收获。可是，这批作品刚刚出现，就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而夭折了。这种批判的恶果从表面上看，在最初两三年中似乎没有马上表露出来，因为那时正被五十年代孕育出现的文学繁荣局面暂时掩盖着，但实际上这种批判对小说创作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直接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敢于揭露现实生活矛盾，特别是触动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品几乎绝迹。一九五八年后，违反客观规律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曾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挫折，而小说创作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却保持了沉默，没有及时发出应有的呼声以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回避现实矛盾甚至是粉饰生活的作品的相继出现。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显地削弱了。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题材的多样化也受到了限制，重新设置了一些新的禁区。
但是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调整了文艺政策，广开文路，小说创作又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创作题材有所扩大，特别是集中地产生了一批历史小说。据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发表的就有四五十篇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等。这批作品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因为前几年小说反映现实问题曾受到过不应有的限制，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作家把笔锋转向历史生活领域，他们带着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见解，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去寻找思想上的共鸣，希望通过历史生活画图的展示，让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因此，这些作品的出现，实质上是在特殊环境下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但可惜它如同一九五七年那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一样，刚露头不久就受到了粗暴的压制。
经过了这样的两次波折，再加上对所谓“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及有关作品的接连批判，小说创作的旺盛景象也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小说创作的题材越来越狭窄，反映生活显得肤浅。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开始出现种种偏向：片面强调写英雄人物，而忽视了社会中各色各样人物的塑造，片面强调写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性。不同艺术风格的正常探讨，也往往受到所谓鼓吹“非无产阶级情调”的指责而被迫停止。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这几年时间，小说创作的优秀篇章就明显地减少了，收获远不如五十年代。一九六三年姚雪垠的《李自成》发表了第一部，这是经作家酝酿多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较高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反响。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这两部作品在描写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当然也明显地带有那种迎合当时某些错误理论和政策宣传的倾向。在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中出现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作品也同样存在“左”倾思潮干扰的明显痕迹，不过它对欧阳海这位英雄战士成长过程的描写，却是比较细致生动的，所以出版后引起过热烈的反响。此外，林雨的《五十大关》和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是这一时期反映部队生活的优秀短篇。
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不是受到过干扰，它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为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而它所蕴含的一些失败的教训，对于以后小说的发展，也将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领域中是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体裁，小说在我国早已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水浒传》、《红楼梦》等杰出作品的出现，使我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到一个高峰。“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拉开，小说创作与革命现实和人民群众开始发生密切的关系，小说的艺术形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以及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革命的激流中涌现，反过来又推动着革命的激流前进。他们的创作，构成了小说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人民群众人热斗争中产生的一批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作品，更为小说发展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建国后的小说创作，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在我国悠久而又深厚的艺术土壤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为作家们的创作劳动提供了过去不可能具有的良好的条件。因此，建国后的小说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上，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总的来说，超过了“五四”以来的前三十年。
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新中国是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火中诞生的，而诞生不久，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战火的考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出现的小说中，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自然就占有显著的位置。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是一部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中篇，作者以火样的战斗热情，迅速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南下渡江作战命令后，我军在鄂西的渡江战役，使我们看到了在黑夜与黎明交替时刻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生动的故事情节，记下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这部作品自一九四九年《人民日报》连载以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故的》也是一部富有特色的长篇，作者较好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真实的艺术手法，把一支英雄连队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生活描写得很有立体感，火线上的激烈拼斗，官兵间、军民间深厚情谊的交流，在作者笔下形成了一幅多色调、多层次的动人画面，活跃在这个画面中的士兵们的形象，也大都个性鲜明，具有生活实感。可惜出版后因有争议，而未大量发行。建国初期这类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还有柳青的《铜墙铁壁》。这部作品以沙家店战役为背景，描写了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故事，体现了“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主题。作品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优秀村干部、共产党员石得富的英雄形象，这在建国初期的作品中是比较难得的。此外，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陈登科的《活人塘》也是有影响的作品。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在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得到迅速的反映。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和陆柱国的《上甘岭》就是两部比较优秀的作品。《三千里江山》描写了一支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保护江桥支援前线所经历的斗争，热情赞颂了志愿军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作了巨大的努力。他比较注意通过一些平凡的生活片断和典型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因此，他笔下的姚长庚、吴天宝、车长杰等形象，就比较清晰地印记在读者的心中。作品使用的语言也清新朴实，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曾经受到批判的作品。实际上，它通过朝鲜姑娘金圣姬与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挚而又微妙的感情纠葛，动人地反映了朝鲜人民对为和平而战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美好情谊。小说的叙述角度新颖、别致，加以文笔也很优美、细腻，因而使它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许多作品中，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铲除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子。千百万农民群众在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决裂的同时，也强烈要求与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所以，这阶段在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翻身群众挣脱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束缚，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新生活的作品。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结婚》、《一架弹花机》、高晓声的《解约》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许多都是透过家庭和婚姻问题的纠葛，鞭挞了陈腐落后的社会习惯势力，歌颂了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总的来说，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在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体现他们的新面貌、新品质方面，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的。但是，由于广大作家对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还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加之文学评论中某些简单化倾向的影响，这时期小说创作题材还比较狭窄，反映的生活面也不够广阔，有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比较明显。当时，有的作家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力图探索从多方面来表现工农兵、反映更丰富多采的生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成果。小说通过一对夫妇的特殊结合和他们在革命胜利进入北京后各自的感情经历，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以正确态度对待工农干部，而工农干部又应如何使自己适应现代都市生活、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问题。这个新的生活课题的体现，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在当时创作中是颇为难得的。
一九五三年，我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首先，作为时代的镜子，小说相当迅速而及时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生活的巨变，在创作中涌现了一大批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土地改革完成不久，青年作家李準就发表了《不能走那条路》这个著名的短篇。作者以强烈的呼声，唤起人们对上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关注，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迫切愿望。作品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赵树理的《三里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幽默凤趣的艺术笔触，真实地揭示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生动地勾勒了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更可贵的是，作家在深刻揭露批判顽固的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同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来描写农村中的一批新人，显示了社会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以及刘澍德的《桥》在展示农业合作化发展中复杂曲折的历程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还应提到康濯的《春种秋收》和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它们以清新优美的笔调，逼真地描绘了在农村变革中农民群众生活的变化、思想的波澜以及新生活在人们心灵中投下的光辉。特别是《农村散记》，作家在撷取生活精萃及细节运用方面，更有其独到的成功之处。此外，象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吉学需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等短篇所描写的农村新人形象，也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经过了一段时间思想和艺术上的酝酿，这时期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艺术都比较成熟的作品，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王愿坚的《党费》，就是突出的代表。这些作品在描绘烽火遍地的战斗生活时，没有使笔墨仅仅停留于情节的惊险和斗争场面的激烈，而是把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紧紧结合起来，以深沉的战斗激情，在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细致地刻画出人的性格。《黎明的河边》中小陈一家英勇不屈的斗争姿影，《党费》中黄新那种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使人经久难忘，这正说明了作家们概括生活能力的提高以及遵循艺术规律创作的成功。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优秀长篇《保卫延安》，也是这时期出现的作品，作者杜鹏程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九易其稿”，反复锤炼，终于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成功。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记下了延安保卫战这段威武雄壮的历史，塑造了我军一批指战员的生动艺术形象，尤其是对彭德怀将军形象的刻画，更是感人至深。孙犁的《风云初记》虽然只出了第一、二、三集，但是由于它真实地展现了抗日烽火中冀中人民奋起抗敌的历史画图以及作品所独具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读者的注意。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以一九三○年前后南方一个小城市为背景，描写了党所领导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在那阴云密布、气压低沉的政治环境中革命者的面貌，刻画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鲜明性格特征，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此外，还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以上两个显著特点之外，这阶段的小说创作反映的生活领域也开始逐步扩大。草明的《火车头》、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周立波的《铁水奔流》、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第一部）就是较早从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领域汲取创作素材的作品。当然，这毕竟还是个新的尝试，所以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还比较表面，人物性格也较简单。但是，作家们为了迅速反映解放初期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艰苦斗争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少数民族的斗争生活在小说领域中也开始得到了反映。许多少数民族出现了自己第一代的小说家，他们第一次拿起笔来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这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以小说、童话的艺术形式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这方面也开始取得显著的成绩。张天翼是一位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倾注了心血的老作家，他的《罗文应的故事》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成功的，在读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他如严文井、袁静、胡奇、贺宜、金近等的儿童小说或童话，也都在少年儿童中发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总之，建国初期的六七年间，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日益高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安定，这就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一些对工农兵生活还不够熟悉的作家，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条件深入生活，接近群众，逐步加深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了解，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捕捉自己所喜爱的、希望表现的东西；一些有着丰富斗争经历的作家，这时也有了较充分的时间对自己过去的生活积累来一个再认识，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化成精美的艺术构思；而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也得到了党的及时的扶植和培养，获得了思想和艺术提高的机会。当时，整个文艺界的民主气氛比较正常，对一些重要的创作理论，如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典型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等，能展开正常的探讨，尽管也出现过某些粗暴的批评，但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干扰。广大作家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创作。而这一切因素，也就孕育着创作上一个更大的丰收季节必然到来。果然，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大批优秀作品在长期准备和酝酿的基础上相继涌现，我国小说创作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种繁荣局面的第一个标志是，小说创作不仅在数量上蓬勃上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品中，中长篇占了相当的数量。《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日》、《林海雪原》等著名作品，以强烈的史诗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成功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真实地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历程，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冯德英的《苦菜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母亲的形象，使我们具体感受到当年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反扫荡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李英儒继《战斗在滹沱河上》之后创作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则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后期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北方城乡的复杂环境下进行的特殊战斗。还有雪克的《战斗的青春》、陈立德的《前驱》、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也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好作品。赵树理的《灵泉洞》、刘流的《烈火金刚》运用评书的形式来反映抗日时期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李劼人的《大波》和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这两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历史小说，反映的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但对我们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有着特殊的价值。
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的长篇在今天看来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时代性的认识局限，但较之建国初期的作品来说，却又明显地克服了创作中那种浮泛的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摹写，着力于揭示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质。这一点，在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得到比较鲜明的表现。这时期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长篇中，柳青的《创业史》影响最大。这部具有史诗追求的作品，对农村合作化时期的斗争生活进行了宏大的艺术概括和精确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创业道路上所经历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作品还追溯到解放前农民创业的悲剧命运，使我们从两代人不同的创业史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虽然没有着重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从他对湖南山乡特殊风貌和人物关系的细腻描绘中，却清晰地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村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以两家人的生活命运为纽带，描写了农民群众解放前经历的沧桑，也有力地揭示了农村土改后所出现的阶级分化和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此外，象胡正的《汾水长流》、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于逢的《金沙洲》等，都是这时期反映农村生活的比较受到注意的作品。
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中长篇虽然数量仍然不多，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以及艺术质量上较之建国初期也有较大的进展。艾芜的《百炼成钢》在广阔的背景上展开了对工人生活的生动描写，作品很善于表现工业生产中的某些细节，表现了在钢花飞溅的沸腾生活中一代新人的成长，有着强烈的时代感。罗丹的《风雨的黎明》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语言等方面也有特殊的风格。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以铁路工地生活为背景，通过一对战友之间展开的两种世界观斗争的描写，揭示了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对待生活和战斗的严肃主题，也是一部有相当深度的作品。陆俊超反映海员起义的中篇《九级风暴》，虽属革命历史题材，但却使我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一个方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所撷取的题材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作品描写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它的出版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在反映部队生活方面也有新的开拓。过去许多作品都是主要描写战争生活，而这时期出现的碧野的长篇《阳光灿烂照天山》，却侧重表现了部队建设兵团的生产活动，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中的战斗姿态。
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也更丰富多采。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林予的《塞上烽烟》、郭国甫的《在昂美纳部落里》，分别反映了僮族、佧佤族人民解放初期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激烈斗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反映了汉藏人民在建设新生活中所结下的深情厚谊。
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直是小说创作的空白，但这时期出现了汉水的描写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勇往直前》。尽管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作为对一个新的创作领域的探索，它的出现是可贵的。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创作，在这时期都达到了新的艺术水准。象李準的《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这些作品通过对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和剪裁，以有限的生活画面，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塑造了一批动人的艺术形象，显示了这些青年作家正在走向成熟。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以真挚热烈的感情写出了汉彝两族人民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欢乐，充满健康美好的人情味，是一篇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在建国前就已从事创作的一批老作家中，这时期也发表了不少名篇。象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沙汀的《过渡》、《夜谈》，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艾芜的《野牛寨》，刘澍德的《老牛筋》，以及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等，这些短篇，以娴熟的技巧勾勒了新生活的鲜明画图，体现了作家们对生活的新的开掘。此外，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等一批工人业余作者的新作，也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繁荣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批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
小说创作要求通过对人的描写来反映生活。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就成为衡量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如何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一直探索的新课题。一九四二年《讲话》发表以后，文学创作在这问题上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和其他劳动者不仅在理论倡导上而且在生活实践中已经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由此而产生的主人公意识，就必然更强烈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得工农兵形象的塑造，更成为小说创作面临的迫切课题。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确实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血肉丰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如朱老忠、林道静、江姐、华子良、杨子荣、梁生宝、李双双等，这些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而且概括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中，又熔铸了作家鲜明的无产阶级美学理想，因而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这个时期小说创作所提供的人物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描绘站在时代前列的各种先进人物外，也描绘了象《红日》中的石东根、《青春之歌》中的王晓燕这样一些身上虽有某些缺点，但却能在斗争的激流中大步前进的人物；有象《百合花》中的新媳妇这样一些有着美好精神世界和纯朴可爱性格的普通群众；也有象《红旗谱》中的严志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这样一些受着几千年传统观念束缚、背负着因袭重担，因而前进步履艰辛的老一代农民；还有象孙喜旺这样一些在新生活感召下迅速克服落后意识赶上时代潮流的农村新人。由于作家们真实而生动的刻画，这些形象富有艺术光彩，使人从中获得深刻的教育和美感享受。另外，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也进一步克服了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出现了象《红日》中的张灵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红岩》中的徐鹏飞、《三家巷》中的陈文雄、《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这样一些写得较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一批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开始在走向成熟。
经过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艺术实践，许多小说作家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小说创作繁荣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在创作中，许多作家始终不渝地在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进行努力的探索。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谋篇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语言运用上，总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而他那淳朴幽默的笔法，在建国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了。柳青艺术上那一贯的严谨踏实的作风是为人们所称道的，而他的《创业史》在对现实生活冷静的精雕细刻的描绘中常又穿插了不少哲理性的议论和感情的抒发，这就使他的创作又增添了新的色彩。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较之他的《暴风骤雨》又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湖南山乡特有的乡土气息和描绘事物的纤丽笔触，以及他所采用的某些古典小说集中描写人物的手法，使人感到作家正在努力地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欧阳山在四十年代《高于大》的创作中已经逐渐克服了自己的欧化倾向，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三家巷》更体现了作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的明显进展，作品中那一幅幅精美瑰丽的南国城镇的风俗画，体现了作家把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熔铸到艺术创造里所作的巨大努力。而李劼人的《大波》所追求的对生活原生状态的逼真描写，也使他在这时期的小说艺术中显得独树一帜。①新作家的创作，也逐渐明显地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象梁斌作品的浑厚而深沉，李準作品的质朴而幽默，茹志鹃作品的细腻而俊逸，王汶石作品的含蓄而明快，以及杜鹏程观察生活的严峻目光和粗犷笔法，这些不同的艺术风格，使小说创作领域更显得色彩绚丽，气象万千。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出现的丰硕成果，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取得辉煌实绩的重要标志，也为我国小说历史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章。
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曲折。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以及创作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主张，小说创作的正常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前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它给文艺界带来了相当活跃的气氛。双百方针不仅调动了广大作家的革命积极性，激发起他们高度的创作热情，也促使他们对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大胆的探索。这时，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也给我国的文学创作以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无冲突论”的冲击，更直接启发我国作家敢于去直面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现实人生。作家们的生活视野拓宽了，对小说功能的理解也更全面了。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别开生面的新气象。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着重批判生活中的消极因素的作品，比较优秀的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準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耿龙祥的《入党》、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等，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够敏锐地注意现实生活矛盾的变化，以尖锐泼辣的笔锋和犀利的战斗锋芒，大胆地触动人民内部那种危害我们事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种种社会弊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象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不仅敢于大胆赞美爱情生活中的高尚情操，而且还以细腻的笔触伸进人物的心灵深处，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物内心感情的激荡和微妙变化，较之过去这方面的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明显的突破。上述这些作品的出现，应该说正是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突出表现，也是实现创作题材多样化、敢于突破禁区的可喜收获。可是，这批作品刚刚出现，就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而夭折了。这种批判的恶果从表面上看，在最初两三年中似乎没有马上表露出来，因为那时正被五十年代孕育出现的文学繁荣局面暂时掩盖着，但实际上这种批判对小说创作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直接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敢于揭露现实生活矛盾，特别是触动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品几乎绝迹。一九五八年后，违反客观规律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曾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挫折，而小说创作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却保持了沉默，没有及时发出应有的呼声以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回避现实矛盾甚至是粉饰生活的作品的相继出现。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显地削弱了。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题材的多样化也受到了限制，重新设置了一些新的禁区。
但是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调整了文艺政策，广开文路，小说创作又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创作题材有所扩大，特别是集中地产生了一批历史小说。据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发表的就有四五十篇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等。这批作品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因为前几年小说反映现实问题曾受到过不应有的限制，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作家把笔锋转向历史生活领域，他们带着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见解，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去寻找思想上的共鸣，希望通过历史生活画图的展示，让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因此，这些作品的出现，实质上是在特殊环境下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但可惜它如同一九五七年那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一样，刚露头不久就受到了粗暴的压制。
经过了这样的两次波折，再加上对所谓“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及有关作品的接连批判，小说创作的旺盛景象也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小说创作的题材越来越狭窄，反映生活显得肤浅。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开始出现种种偏向：片面强调写英雄人物，而忽视了社会中各色各样人物的塑造，片面强调写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性。不同艺术风格的正常探讨，也往往受到所谓鼓吹“非无产阶级情调”的指责而被迫停止。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这几年时间，小说创作的优秀篇章就明显地减少了，收获远不如五十年代。一九六三年姚雪垠的《李自成》发表了第一部，这是经作家酝酿多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较高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反响。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这两部作品在描写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当然也明显地带有那种迎合当时某些错误理论和政策宣传的倾向。在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中出现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作品也同样存在“左”倾思潮干扰的明显痕迹，不过它对欧阳海这位英雄战士成长过程的描写，却是比较细致生动的，所以出版后引起过热烈的反响。此外，林雨的《五十大关》和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是这一时期反映部队生活的优秀短篇。
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不是受到过干扰，它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为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而它所蕴含的一些失败的教训，对于以后小说的发展，也将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