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和罗广斌、杨益]
第三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建国后出现的一部描写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作品。作者杨沫，原籍湖南省湘阴县，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北平（今北京）一个大学校长兼大地主的家庭里。她早年在北平读书，在中学接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作了准备。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她离家独自谋生，在河北省香河县做过小学教师，此外还做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等，在奔波迷惘之中，她找到了党。这些经历，给她后来写作《青春之歌》打下了生活基础。杭战爆发后，她参加了冀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做过妇女工作。后又到《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作编辑，主编过文艺副刊。解放后，她先是作《人民日报》编辑，后转北京市妇联任宣传部长。不久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小说创作上。
一九五○年，杨沫开始《青春之歌》的创作，初稿完成后。一九五二至五六年间进行了几次重大的修改，至一九五七年七月脱稿、一九五八年一月问世。由于小说题材新颖，比较深刻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展示出革命青年的前进道路，有重大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在一些国家翻译出版，是新中国文学在国外流行很广的一部小说。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文艺报》曾就这部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年十月，作者对作品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描写林道静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章节。修改本于一九六○年三月出版。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中较早出现的正面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一部成功作品。它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表现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成长、歌颂了革命的青春。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这一艺术形象是在自身的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小说刚开始，她是一个逃出封建家庭，寻找个人出路的失业青年。她生长在官僚地主家庭、佃农主母惨遭迫害致死，自己也受到地主异母的百般凌辱和虐待，从小养成了孤僻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为了反抗不幸的命运，她毅然离开罪恶的家庭，走向社会寻找“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出路。然而“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既不甘屈服，又无力抗争，想以自杀作为反抗。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旧社会生活没有出路和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的个人命运和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她的性格和活动有可能概括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塑造这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时，杨沫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真实地描写了人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这在当时创作环境中，是很难得的，作品在表现林道静的不幸遭遇，揭露现实的黑暗的同时，细致地描绘了她在黑暗现实中特有的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她同余永泽从爱恋到同居的过程，是小说的重要情节，比较充分地暴露出她的幼稚。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正是一般脱离革命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通病，它决定了她锻炼改造过程的艰巨和曲折。
林道静的探索和追求，只有遇着党，投入时代的洪流，才算找到真正的出路，小说在描写她艰苦曲折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突出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小说通过林道静两次巧遇卢嘉川而被引导加入爱国学生运动的偶然事件，反映了时代召唤青年的历史必然性。思想上的初步觉醒，使她看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以及和他一起生活的庸俗、空虚，决心与之决裂，但真的要分手时，却又感到缠绵惆怅，若有所失，让人们第一次看到决裂的不易和启步的艰难。在党的引导和时代的推动下，她还是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小说一方面满怀热情描写林道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持狱中斗争和领导北大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表现她献身革命的勇气、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典型情节和细节（如第一次入狱想到牺牲时的急躁情绪，从定县回到北京路过旧居时的思恋之情，地下工作处于艰难情况下想上战场当红军的要求，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轻率地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等），有层次地细致描写了她在锻炼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由此而揭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彻底摆脱思想上沉重的因袭负担，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非经长期的斗争锻炼和痛苦磨炼不可，就是入了党也不能停止这个磨炼的过程。正因为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才使林道静这个三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具有较深的典型意义。人们从林道静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既看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指引作用，又看到她本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改造；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使她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条道路对今天的青年仍不乏现实教育作用。
在林道静成长的道路上，给她很大指导和帮助的，是卢嘉川、江华和林红。他们作为“党的使者”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刻画。卢嘉川是一个英勇、沉着、机智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学生领袖。他较早地在斗争中牺牲了，小说只是在前半部抓住去南京示威请愿和狱中斗争的情节，集中刻画他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性格。然而通过他给林道静的遗书和林道静对他的思念，他的精神还是贯穿全书，给人以深刻、完整的印象。江华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另一个领袖人物，他身上有更多的工人阶级的气质，显得稳健、敦厚、质朴。卢嘉川牺牲后，小说中的党领导者形象主要由他来体现。林红是林道静在狱中相识的战友，小说只从短短的狱中生活的情节，抒写她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贞的品格，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这几个形象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较完整地概括了斗争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共产党员的英姿和蓬勃兴起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貌。
小说还以广阔的视野，注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群的形形色色，描下了他们的面貌和身影。这里有不顾民族危亡，一心追名逐利，最后成为反动统治帮凶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有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对革命怀有小资产阶级幻想，追求个人生活享乐而堕落为资产阶级的玩物的白莉苹；有口头上高喊革命，在严重考验面前投降叛变的戴愉等，这些都是时代的渣滓。更多的是在时代召唤下日益觉醒和奋起前进的人物，如许宁、王晓燕父女、李槐英等。他们虽然在革命浪潮中有各自的曲折、坎坷的历程，表现出动荡年代知识分子既具有革命性又带有动摇性的复杂性格，但又都是在党的指引下，通过现实斗争的教育，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反映出知识分子主要的历史趋向。这些形象与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和卢嘉川、江华、林红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组成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面貌和动向。他们都是在“九·一八”的炮声中开始自己的活动，又同是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斗争浪潮中最后显示各自的态度和对生活道路的抉择。《青春之歌》正是通过这众多的人物形象，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北平爱国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涨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心理特征，善于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展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善于把人物外貌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些方面都使主人公的形象及其他人物的性格鲜明感人，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体察入微和笔墨的细腻。小说的结构严谨而完整，虽然涉及的人物、事件和场景较多，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但始终用林道静等革命青年的成长过程的线索贯串起来，使作品没有支离破碎之感。语言流畅简洁，笔调富有感情色彩。
小说虽然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场酒描写得较为粗疏单薄，人物刻画和语言的个性化不够。
《红岩》是根据四十年代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创作出的一部深刻反映黎明前光明与黑暗最后决战的优秀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其思想和艺术的高水平，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作者罗广斌（一九二四年生））杨益言（一九二五年生）参加过党领导的解放前夕的反蒋斗争，并被蒋帮投入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牢狱，亲身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搏斗，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坚韧不拔的斗争和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伟大场面。五十年代他们就写作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初步表现这场特殊斗争的动人情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接着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红岩》。于一九六一年出版。这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在国内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声誉。“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江青把小说斥之为“叛徒文学”，并对作者进行残酷的打击，一九六七年罗厂斌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红岩》再版问世。
《红岩》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有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将这三条线索联结起来，汇聚在狱中斗争上，集中描写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小说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大进军的背景下，来描写狱中斗争生活的。作者真实地表现了革命力量在全局占优势而在局部暂时处于劣势的这场特殊战斗的全部艰巨性和复杂性，展现出垂死前的敌人极端凶狠残暴的行径和外强中干的本质，歌颂了在黎明前坚持最后斗争的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书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都在最后的搏斗中光荣牺牲了，但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永生的，整个作品洋溢着磅礴的气势和悲壮的色彩。
《红岩》同其他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在人物创造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它不着力描写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以巨大的篇幅、澎湃的激情，塑造一个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集体。这是小说的题材特点和表现主题的需要决定的。这个战斗集体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包括来自不同战线的年长的和中、青年的革命者。他们都具有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无比坚贞、对同志极端关怀爱护和对敌斗争勇敢、顽强、机智、临危不惧的优秀品质，但由于每个人不同的斗争经历，以及在斗争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各自又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
许云峰和江雪琴是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也是写得最为成功的形象。工人出身的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一出场就突出显示了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的特有品质。小说通过他敏锐发现敌情，果断地处理沙坪书店的典型情节。有力地刻画了他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惊人的判断力。在新生茶园突遇叛徒、特务，为了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安全转移，主动地把特务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表现出超人的沉着、机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形象，小说不仅多方面表现他的英勇、坚强和牺牲精神，还着力表现他非凡的胆识、卓越的远见和善于应付瞬息万变的险恶局势的才能。无论是在敌人审讯中巧妙地把徐鹏飞引入错误的判断，从而保护了组织；还是在“宴会”上机智地招引毛人凤出场，及时击溃敌人的诡计；或者是在新年联欢时刻敏锐看出敌人“明松暗紧”的反革命策略，作出对党、对革命最有利的对策，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在任何场合都能以政治上思想上的绝对优势压倒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的气魄和力量。最后，他把越狱的通道和迎接解放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却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更是意味深长地表现了革命者为打通通向光明的道路甘愿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这正是“红岩”精神的精髓和核心，也是这些英雄人物特别感人的重要原因。
江雪琴也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她有着白玉般纯洁的党性，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坚贞。正因为有纯洁的党性，才时时处处严守党的纪律，在码头上批评甫志高穿西装掮行季的轻率行为。在赴华蓥山途中见到挂在城头的丈夫的头颅，她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自制力控制自己，化悲痛为力量，更勇敢地投入战斗，表现出共产党人纯洁的灵魂。特别是在临刑前，她象往日一样平静和同志们告别，吻了一下“监狱之花”，保持着一直爱整洁的习惯，梳理好头发，换上蓝色旗袍，用手压平皱痕，从容镇定就义。她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誓言。小说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着重是刻画她的精神境界，使她的性格高度体现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内容，成为无产阶级真、善、美的化身。
小说还成功地描写了狱中领导人齐晓轩雄伟而悲壮的形象和华子良十分独特的英雄性格，出色地描写了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年轻共产党员成岗，爽朗、豪放、勇敢的青年工人余新江，严格要求自己、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革命知识分子刘恩扬，浑厚、机灵、风趣、乐观的农民党员丁长发，外表斯文、内心坚强有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老大哥，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严整军容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等等。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性格，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使我们的意志、理想、信念、情操受到照耀、受到鼓舞。
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形象也很鲜明突出。小说没有对他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放在典型的环境中进行细致的刻画。小说通过他破坏沙坪书店、策动甫志高叛变、逮捕许云峰等一系列情节，表现这个高级特务的反动“才干”；另外，又借助一些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描写，将笔端伸进人物的心灵和骨髓，挖掘其最肮脏的灵魂和最可耻的品质，生动地刻画了他凶残、暴戾、阴险的性格和虚弱的本质，表现出貌似强大的反动派濒临末日时的阴暗心理和复杂灵魂，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结构宏伟而严谨，错综而集中，是《红岩》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小说描写的生活面广阔，线索纷繁，但却能做到理丝有绪、章法井然。如由江姐调动工作引出川北武装斗争；通过余新江、成岗带进了工人运动；由陈松林、成瑶引出学生运动；由甫志高背叛使许云峰、江姐、余新江、成岗、刘思扬聚集狱中，而刘思扬的一放一捉又使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斗争，都围绕挫败敌人挽救覆灭的阴谋、迎接重庆解放这一共同目标开展，由《挺进报》互相沟通，使纷繁的内容得到集中的表现，显示出构思的匠心。
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托，是小说又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根据狱中斗争生活的特点，小说在人物刻画上充分发挥了细腻心理描写的特长。如成岗被注入“诚实剂”时的思绪，江姐突遇丈夫被杀前后的思想活动，刘思扬遇“红旗特务”时的心境，以及胡浩写的入党申请书，小萝卜头的幻想，丁长发病中的梦呓等，都很好地揭示了革命者在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状态，充分显示他们精神世界的光辉。心理活动的描写，往往与环境气氛的烘托相配合。监狱阴森、冷酷的气氛，反衬革命志士昂扬、火热的斗争激情，新年联欢的热烈气氛，烘托出战斗者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由于注重这两方面的描写，所以监狱斗争的千变万化，常常能够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和环境气氛的变化巧妙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和印象。小说的语言朴实，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其中不乏充满哲理和诗情的语句。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不够，多少影响到人物性格的鲜明和突出。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建国后出现的一部描写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作品。作者杨沫，原籍湖南省湘阴县，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北平（今北京）一个大学校长兼大地主的家庭里。她早年在北平读书，在中学接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作了准备。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她离家独自谋生，在河北省香河县做过小学教师，此外还做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等，在奔波迷惘之中，她找到了党。这些经历，给她后来写作《青春之歌》打下了生活基础。杭战爆发后，她参加了冀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做过妇女工作。后又到《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作编辑，主编过文艺副刊。解放后，她先是作《人民日报》编辑，后转北京市妇联任宣传部长。不久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小说创作上。
一九五○年，杨沫开始《青春之歌》的创作，初稿完成后。一九五二至五六年间进行了几次重大的修改，至一九五七年七月脱稿、一九五八年一月问世。由于小说题材新颖，比较深刻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展示出革命青年的前进道路，有重大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在一些国家翻译出版，是新中国文学在国外流行很广的一部小说。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文艺报》曾就这部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年十月，作者对作品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描写林道静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章节。修改本于一九六○年三月出版。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中较早出现的正面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一部成功作品。它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表现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成长、歌颂了革命的青春。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这一艺术形象是在自身的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小说刚开始，她是一个逃出封建家庭，寻找个人出路的失业青年。她生长在官僚地主家庭、佃农主母惨遭迫害致死，自己也受到地主异母的百般凌辱和虐待，从小养成了孤僻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为了反抗不幸的命运，她毅然离开罪恶的家庭，走向社会寻找“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出路。然而“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既不甘屈服，又无力抗争，想以自杀作为反抗。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旧社会生活没有出路和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的个人命运和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她的性格和活动有可能概括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塑造这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时，杨沫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真实地描写了人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这在当时创作环境中，是很难得的，作品在表现林道静的不幸遭遇，揭露现实的黑暗的同时，细致地描绘了她在黑暗现实中特有的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她同余永泽从爱恋到同居的过程，是小说的重要情节，比较充分地暴露出她的幼稚。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正是一般脱离革命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通病，它决定了她锻炼改造过程的艰巨和曲折。
林道静的探索和追求，只有遇着党，投入时代的洪流，才算找到真正的出路，小说在描写她艰苦曲折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突出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小说通过林道静两次巧遇卢嘉川而被引导加入爱国学生运动的偶然事件，反映了时代召唤青年的历史必然性。思想上的初步觉醒，使她看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以及和他一起生活的庸俗、空虚，决心与之决裂，但真的要分手时，却又感到缠绵惆怅，若有所失，让人们第一次看到决裂的不易和启步的艰难。在党的引导和时代的推动下，她还是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小说一方面满怀热情描写林道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持狱中斗争和领导北大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表现她献身革命的勇气、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典型情节和细节（如第一次入狱想到牺牲时的急躁情绪，从定县回到北京路过旧居时的思恋之情，地下工作处于艰难情况下想上战场当红军的要求，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轻率地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等），有层次地细致描写了她在锻炼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由此而揭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彻底摆脱思想上沉重的因袭负担，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非经长期的斗争锻炼和痛苦磨炼不可，就是入了党也不能停止这个磨炼的过程。正因为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才使林道静这个三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具有较深的典型意义。人们从林道静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既看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指引作用，又看到她本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改造；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使她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条道路对今天的青年仍不乏现实教育作用。
在林道静成长的道路上，给她很大指导和帮助的，是卢嘉川、江华和林红。他们作为“党的使者”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刻画。卢嘉川是一个英勇、沉着、机智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学生领袖。他较早地在斗争中牺牲了，小说只是在前半部抓住去南京示威请愿和狱中斗争的情节，集中刻画他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性格。然而通过他给林道静的遗书和林道静对他的思念，他的精神还是贯穿全书，给人以深刻、完整的印象。江华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另一个领袖人物，他身上有更多的工人阶级的气质，显得稳健、敦厚、质朴。卢嘉川牺牲后，小说中的党领导者形象主要由他来体现。林红是林道静在狱中相识的战友，小说只从短短的狱中生活的情节，抒写她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贞的品格，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这几个形象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较完整地概括了斗争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共产党员的英姿和蓬勃兴起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貌。
小说还以广阔的视野，注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群的形形色色，描下了他们的面貌和身影。这里有不顾民族危亡，一心追名逐利，最后成为反动统治帮凶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有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对革命怀有小资产阶级幻想，追求个人生活享乐而堕落为资产阶级的玩物的白莉苹；有口头上高喊革命，在严重考验面前投降叛变的戴愉等，这些都是时代的渣滓。更多的是在时代召唤下日益觉醒和奋起前进的人物，如许宁、王晓燕父女、李槐英等。他们虽然在革命浪潮中有各自的曲折、坎坷的历程，表现出动荡年代知识分子既具有革命性又带有动摇性的复杂性格，但又都是在党的指引下，通过现实斗争的教育，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反映出知识分子主要的历史趋向。这些形象与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和卢嘉川、江华、林红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组成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面貌和动向。他们都是在“九·一八”的炮声中开始自己的活动，又同是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斗争浪潮中最后显示各自的态度和对生活道路的抉择。《青春之歌》正是通过这众多的人物形象，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北平爱国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涨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心理特征，善于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展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善于把人物外貌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些方面都使主人公的形象及其他人物的性格鲜明感人，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体察入微和笔墨的细腻。小说的结构严谨而完整，虽然涉及的人物、事件和场景较多，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但始终用林道静等革命青年的成长过程的线索贯串起来，使作品没有支离破碎之感。语言流畅简洁，笔调富有感情色彩。
小说虽然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场酒描写得较为粗疏单薄，人物刻画和语言的个性化不够。
《红岩》是根据四十年代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创作出的一部深刻反映黎明前光明与黑暗最后决战的优秀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其思想和艺术的高水平，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作者罗广斌（一九二四年生））杨益言（一九二五年生）参加过党领导的解放前夕的反蒋斗争，并被蒋帮投入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牢狱，亲身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搏斗，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坚韧不拔的斗争和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伟大场面。五十年代他们就写作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初步表现这场特殊斗争的动人情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接着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红岩》。于一九六一年出版。这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在国内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声誉。“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江青把小说斥之为“叛徒文学”，并对作者进行残酷的打击，一九六七年罗厂斌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红岩》再版问世。
《红岩》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有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将这三条线索联结起来，汇聚在狱中斗争上，集中描写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小说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大进军的背景下，来描写狱中斗争生活的。作者真实地表现了革命力量在全局占优势而在局部暂时处于劣势的这场特殊战斗的全部艰巨性和复杂性，展现出垂死前的敌人极端凶狠残暴的行径和外强中干的本质，歌颂了在黎明前坚持最后斗争的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书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都在最后的搏斗中光荣牺牲了，但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永生的，整个作品洋溢着磅礴的气势和悲壮的色彩。
《红岩》同其他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在人物创造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它不着力描写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以巨大的篇幅、澎湃的激情，塑造一个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集体。这是小说的题材特点和表现主题的需要决定的。这个战斗集体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包括来自不同战线的年长的和中、青年的革命者。他们都具有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无比坚贞、对同志极端关怀爱护和对敌斗争勇敢、顽强、机智、临危不惧的优秀品质，但由于每个人不同的斗争经历，以及在斗争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各自又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
许云峰和江雪琴是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也是写得最为成功的形象。工人出身的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一出场就突出显示了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的特有品质。小说通过他敏锐发现敌情，果断地处理沙坪书店的典型情节。有力地刻画了他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惊人的判断力。在新生茶园突遇叛徒、特务，为了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安全转移，主动地把特务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表现出超人的沉着、机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形象，小说不仅多方面表现他的英勇、坚强和牺牲精神，还着力表现他非凡的胆识、卓越的远见和善于应付瞬息万变的险恶局势的才能。无论是在敌人审讯中巧妙地把徐鹏飞引入错误的判断，从而保护了组织；还是在“宴会”上机智地招引毛人凤出场，及时击溃敌人的诡计；或者是在新年联欢时刻敏锐看出敌人“明松暗紧”的反革命策略，作出对党、对革命最有利的对策，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在任何场合都能以政治上思想上的绝对优势压倒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的气魄和力量。最后，他把越狱的通道和迎接解放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却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更是意味深长地表现了革命者为打通通向光明的道路甘愿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这正是“红岩”精神的精髓和核心，也是这些英雄人物特别感人的重要原因。
江雪琴也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她有着白玉般纯洁的党性，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坚贞。正因为有纯洁的党性，才时时处处严守党的纪律，在码头上批评甫志高穿西装掮行季的轻率行为。在赴华蓥山途中见到挂在城头的丈夫的头颅，她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自制力控制自己，化悲痛为力量，更勇敢地投入战斗，表现出共产党人纯洁的灵魂。特别是在临刑前，她象往日一样平静和同志们告别，吻了一下“监狱之花”，保持着一直爱整洁的习惯，梳理好头发，换上蓝色旗袍，用手压平皱痕，从容镇定就义。她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誓言。小说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着重是刻画她的精神境界，使她的性格高度体现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内容，成为无产阶级真、善、美的化身。
小说还成功地描写了狱中领导人齐晓轩雄伟而悲壮的形象和华子良十分独特的英雄性格，出色地描写了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年轻共产党员成岗，爽朗、豪放、勇敢的青年工人余新江，严格要求自己、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革命知识分子刘恩扬，浑厚、机灵、风趣、乐观的农民党员丁长发，外表斯文、内心坚强有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老大哥，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严整军容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等等。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性格，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使我们的意志、理想、信念、情操受到照耀、受到鼓舞。
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形象也很鲜明突出。小说没有对他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放在典型的环境中进行细致的刻画。小说通过他破坏沙坪书店、策动甫志高叛变、逮捕许云峰等一系列情节，表现这个高级特务的反动“才干”；另外，又借助一些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描写，将笔端伸进人物的心灵和骨髓，挖掘其最肮脏的灵魂和最可耻的品质，生动地刻画了他凶残、暴戾、阴险的性格和虚弱的本质，表现出貌似强大的反动派濒临末日时的阴暗心理和复杂灵魂，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结构宏伟而严谨，错综而集中，是《红岩》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小说描写的生活面广阔，线索纷繁，但却能做到理丝有绪、章法井然。如由江姐调动工作引出川北武装斗争；通过余新江、成岗带进了工人运动；由陈松林、成瑶引出学生运动；由甫志高背叛使许云峰、江姐、余新江、成岗、刘思扬聚集狱中，而刘思扬的一放一捉又使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斗争，都围绕挫败敌人挽救覆灭的阴谋、迎接重庆解放这一共同目标开展，由《挺进报》互相沟通，使纷繁的内容得到集中的表现，显示出构思的匠心。
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托，是小说又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根据狱中斗争生活的特点，小说在人物刻画上充分发挥了细腻心理描写的特长。如成岗被注入“诚实剂”时的思绪，江姐突遇丈夫被杀前后的思想活动，刘思扬遇“红旗特务”时的心境，以及胡浩写的入党申请书，小萝卜头的幻想，丁长发病中的梦呓等，都很好地揭示了革命者在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状态，充分显示他们精神世界的光辉。心理活动的描写，往往与环境气氛的烘托相配合。监狱阴森、冷酷的气氛，反衬革命志士昂扬、火热的斗争激情，新年联欢的热烈气氛，烘托出战斗者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由于注重这两方面的描写，所以监狱斗争的千变万化，常常能够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和环境气氛的变化巧妙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和印象。小说的语言朴实，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其中不乏充满哲理和诗情的语句。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不够，多少影响到人物性格的鲜明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