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
第四节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
杜鹏程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陕西韩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自幼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曾在鲁迅师范学校、八路军随军学校、延安大学学习过并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工厂作基层工作数年。这段经历，不仅使杜鹏程在思想上受到教育与锻炼，而且还提高了文化程度、艺术修养，同时对陕北人民的思想感情、风土人情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一九四七年三月，当我军从延安撤退后不久，杜鹏程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到一个英雄模范连队深入生活。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①随军期间，杜鹏程写了大量的新闻报导、散文、报告文学，还创作了剧本，其中小歌剧《宿营》一九五○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在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中，用日记和札记的形式，记下了创作素材二百多万字。一九四九年开始，杜鹏程动笔写《保卫延安》。他曾这样谈到自己的这段创作经历：“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七十万字，又把七十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删何止数百次。”②一九五四年夏，《保卫延安》正式出版，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许。
杜鹏程在小说创作领域中，是一位长、中、短篇都获得显著成就的作家。一九五四年他离开新华社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开始长期生活在铁路建设工地及其他建设工地。一九五八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建国后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路工地生活为背景，以一对革命战争时期共过患难的老战友阎兴与梁建之间的思想冲突，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作者站在时代高度，严肃提出在和平时期革命者应该如何战斗的人生课题，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杜鹏程还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小说集《年青的朋友》中。这些短篇的总的主题是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人民征服山河、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其中《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是优秀的名篇。一九六三年文化部下达销毁《保卫延安》的错误决定，使杜鹏程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又受到严重摧残，进入新时期后，杜鹏程于一九七七年发表了短篇《历史的脚步声》，这是一首描写我西北野战军在飞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时艰苦卓绝斗争的悲壮、激越的英雄颂歌。同年他又将过去的中、短篇略加修改，合编为《光辉的里程》重新出版。他的《保卫延安》也于一九七九年重新出版。
《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延安保卫战中几次著名的战役；热情歌颂了党中央的军事思想，塑造了周大勇等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特别是第一次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感人形象。
《保卫延安》的出版，是建国初期文艺界的重要收获。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指出：“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以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这一评论是很中肯的。
小说的“英雄史诗精神”首先表现在它描绘了一幅真实，动人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图画。
延安保卫战，是一场敌我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战争。当时，胡宗南率领二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扑向延安，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余人，装备又差。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扭转了西北战场的严重局势；半年以后，我军以战略撤退转入全面反攻。《保卫延安》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进程。
《保卫延安》描写的人民战争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无论是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还是基层连队的生活，或大大小小的战役的组织及进行，边区老百姓的斗争及游击队的活动等，作品都有大量真实的描写。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出这场战争的空前激烈与残酷，描绘了运动战的极大艰巨性。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中，作品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每一次战役都有无数英雄战士牺牲。有的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卫毅，有的壮烈跳崖，如梁光清；有的在极其艰苦的行军途中默默死去，如孙全厚。作者没有追求那些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反复描述胜利的得来是付出了“一个脚印一身汗，一片土地一片血”的极大代价的。但小说也没有流露悲哀感伤的情调，作者以一种十分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描写了英雄的战士、边区人民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未来充满理想；以及“战斗、困苦、血、汗、死亡，什么都吓不倒我们”的坚强意志。这些又使全书洋溢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使人感受到人民战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威力。
其次，小说的“英雄史诗精神”还表现在以高昂的笔调描绘了一系列人民英雄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赞歌。成功地描绘西北战场总指挥彭德怀将军的感人形象，是《保卫延安》的突出成就。作品中直接描写彭总的地方并不多，一是通过陈兴允旅长对他的观察来描写，一是写他亲临火线指挥作战。但就在这些有限的章节中，作者怀着强烈的感情，用朴实的笔调，勾勒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貌：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正确地、创造性地执行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他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知已知彼，以我之长，克敌之短：他视敌人如粪士，但绝不允许在具体战役中有丝毫疏忽大意；他虚怀若谷，耐心听取下级意见，又能坚持正确的判断。此外，作者还写出了这位伟大的军事家与普通劳动人民一样的质朴、敦厚。作品不仅描写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普通战士一样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而且运用极其简洁的笔法，描写他与老人、孩子的亲密关系，使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慈祥、谦逊的神情跃然纸上。在通过文学创作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描绘他们崇高而感人的形象方面，《保卫延安》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周大勇是小说的主人公，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比较成功的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之一。小说集中描绘了他在保卫延安的几次重大战役中，从一个勇敢、顽强但还不成熟的连级干部，成长为一位比较成熟的营级指挥员的过程。在我军撤退延安时，周大勇甘愿洒尽热血保卫党中央，但还不能深切理解我军的战略意图；他热切期望全连战士个个勇猛无比，但却不善于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同时他还缺少脱离主力部队单独作战的指挥才能，这些都说明他还不够成熟。但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注意自觉磨炼自己，使自己飞速成长起来，第五章“长城线上”，是作者刻画周大勇英雄性格的重要篇章。它描绘了周大勇率领的连队单独与敌人的苦战，他作战时刚毅、勇猛，指挥时冷静、果断，时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党与人民军队的威望，生死关头对战友寄以无限深情，逐渐成为一位比较成熟的、颇具领导才能的指挥员。
在塑造周大勇的英雄形象时，作者对周大勇英雄连队的许多战士，都作了出色的描写。比如作战似猛虎，然而性格沉静、神态腼腆的王老虎；将自己的一切都默默无闻地贡献给革命的孙全厚；倔强、耿直的马全有；勇敢、乐观的李江国；在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大熔炉中获得了新生的宁金山等。这些形象的存在，更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人民军队这个英雄集体的可贵素质和战斗活力，同时，对周大勇的形象也是一种有力的烘托。作者对周大勇形象的塑造，确实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在于对这个英雄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还缺乏生动的描绘，性格的多侧面也展示不够，因而整个形象还缺乏立体感。
描绘我党优秀政工干部的思想风貌，是文学创作中的薄弱环节，李诚形象的塑造为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首先，作者热情赞美了季诚这个模范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灵魂。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对战士既象严厉的父兄，又似慈爱的母亲，相互形成一种血肉关系。其次，作者注意着力表现李诚作为党的一个政治干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思想修养，善于洞察战士心灵的特点。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生动活泼，方法灵活多样，常常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高尚的革命情操，深刻的革命道理，点燃了战士心中的阶级爱憎，使部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通过李诚的形象，作家赞美了我军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作为艺术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个性刻画尚嫌不足。
小说通过李振德老汉一家的遭遇，真实地再现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及他们所作的贡献，其中李振德的形象，是令人不能忘怀的。作者着重写他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与坚定、沉着的个性。正是由于边区人民的配合，西北战场才能在短期内转入反攻。但从全书来看，对于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还不够充实。
《保卫延安》全书始终洋溢着激越的革命热情。作者常常用扣人心弦的诗化语言，倾心赞美这场战争中英雄们崇高的心灵，有时还上升为哲理性的议论，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联想，做到寓情于理，相得益彰。作者的激越的感情，来自对这场伟大、壮烈战争的深刻理解，来自对那些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深情怀念，这种激情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作者“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①因此，作品中的抒情与议论都是发乎情、顺乎理，于朴素、自然中见深刻，能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小说气势宏伟、笔调豪放，显示出杜鹏程雄伟、粗犷的艺术风格。作品描写的是延安保卫战的最为壮烈的头半年的情况。但作者的眼光并不囿于具体的战役，而是站在全国解放战争的高度来表现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战役，作品多次从侧面反映陈赓大军渡黄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就使读者视野开阔，在纵观战争全局中领悟到这个具体战役的意义和影响。对于战争场面的选择与布局，也显示了作者善于从大处落墨的概括能力。作品连续描写了几次重大的战役，但又各有侧重，如青化砭伏击战主要铺叙伏击对战士的意志考验及边区人民的配合；蟠龙镇攻坚战则着力描绘彭总及我军高级首长们周详的谋划，等等。这样既反映了战争的频繁激烈，又避免了重复、雷同，而使各个具体战役独具特色。在人物塑造上，同样也体现出作品粗犷、豪放的特色。作者往往着眼于大处，将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人物的思想风貌，性格特征。并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急剧变化的重大事件，从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映中，刻画人物个性。总之，雄伟、粗犷的艺术风格，激情洋溢的战斗诗情，使全书构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增强了《保卫延安》的艺术魅力。
《保卫延安》就反映的生活面来说，还比较狭窄，除战争以外，其它生活层面铺展不够，因而有单调感。此外，对敌方将领刻画显得薄弱，尚未克服脸谱化。
吴强，生于一九一○年，江苏涟水县人，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文艺。一九三三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发表过一些特写、散文、短篇小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强中断读书生活，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经受了抗日战争艰苦生活的考验。解放战争时期，亲身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也根据亲身与部队干部、战士共同生活和战斗的经历，进行戏剧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由部队转业到华东、上海地方工作，并坚持业余写作。一九五三、五四年连续发表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养马的人》。优秀长篇小说《红日》构思于解放初期，一九五六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七年定稿出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一九七八年发表优秀短篇《灵魂的搏斗》，一九七九年出版反映抗日时期反清乡斗争的长篇小说《堡垒》。
《红日》是继《保卫延安》之后又一部正面描写军队生活与革命战争史实的规模宏大的优秀长篇。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上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刚开始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一年以后形势迅速改变，我军由防御到进攻。《红日》和《保卫延安》恰好分别反映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西北和华东两个重要战场的战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艺术画图。《红日》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深秋到一九四七年夏初。它以敌我双方开展的军事斗争为主线，集中描写我军在涟水战役中受挫折，经过莱芜大捷，最后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蒋介石精锐部队七十四师的全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从战略撤退到战略反攻的历史演变。
《红日》在艺术地反映大规模革命战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保卫延安》有较大的进展。这部作品，不仅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而且将战争中的一切生活场景和各种人物的思想活动，都有条不紊、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其中有宏大深远的战略思想，有我军广大指战员上下一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敌人内部的分崩离析、勾心斗角，有人民军队与老百姓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有前方与后方，作战和休整，家庭和爱情等方面的描写。生活幅度之宽广，容量之大，在当时的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红日》的人物众多，其中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也为数不少。而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的丰满形象，尤其是对我军高级将领的出色刻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种新的成功的尝试。军长沈振新与副军长梁波是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们既有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秀品质，又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作者敢于把笔锋伸进他们的感情世界极力体现他们有血有肉的生命，而决不是某种观念的化身。
沈振新是一位身经百战，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他在瞬息万变的战斗紧急关头，沉着、冷静、果断，显示出高度的英雄气概和独特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选择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情节深刻而细致地展示沈振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他虽然内向然而却很强烈的爱憎感情。如深夜怀念英勇牺牲的老战友、主力团长苏国英；严厉地批判新团长刘胜的错误思想，又在生活上体贴入微地关心他；对连长石东根醉酒纵马的错误进行措词激烈的批评，但又诚恳地肯定他的战功；他亲切地与普通战士交谈，喜形于色地惊叹着战士创造的奇迹。沈振新对敌人，对他的对手敌军七十四师，高度蔑视和强烈仇恨。涟水战役后，夜审张小甫这一节，写得十分精采。透过沈振新沉着、冷静的态度，从他眼神与声音中表现出来的烈火般阶级憎恨，使张小甫这个顽固不化的敌人也不得不胆战心惊。这种对高级将领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感情的深入描绘，是沈振新这一艺术形象使人喜爱与激动的重要原因。
副军长梁波与沈振新有着相同的革命经历，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思想、品质也是一致的，但性格与风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别。沈振新严肃，梁波则比较活泼，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涟水战役后，正当全军上下笼罩着“苦恼”与“愤怒”情绪的时候，梁波来到军中，分担着沈振新的负担，在形象上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正面地描写了这两位高级指挥员在战争环境中的爱情生活，并从这一侧面来透视人物高尚的精神情操，这在当时创作中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力图突破创作中写英雄的模式，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红日》塑造人物的又一个成功之处。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是咤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又是个性鲜明、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作者不回避英雄身上存在的缺点，写出了他们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过程。在他们身上，既概括了我军广大战士的共同性格，即对党忠诚，珍视部队集体荣誉胜于自己的生命，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又描绘了各人的独特气质、个性和弱点。刘胜果敢、纯朴、爽直，却又脾气急躁，易走极端，是个“心直”、“嘴直”、“脑子直”的人。作者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刘胜在攻克孟良崮战役中智勇双全的英勇行为以及牺牲前感人肺腑的场面，这是全书艺术感染力最为强烈的章节之一，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英雄形象的创造。石东根与刘胜气质相似，但他比刘胜幼稚、浮躁，他作战勇敢、肯吃苦、能带兵，但胜利时容易骄傲，失败时容易气馁。莱芜大捷后他酒醉纵马，忘乎所以，这是他的水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之下的自然表现。”①作者含着微笑挖掘他们克服缺点时既苦恼又认真的心理状态，并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他们在革命大熔炉中克服缺点的成长过程，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生动的印象。
小说还较好地处理了英雄与敌人这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既着力描绘了我们英雄的精神气概，也注意刻画敌人丑恶灵魂的特征。作者摒弃了那种漫画化的简单手法，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描绘敌人形象，揭示他们暴戾残酷、穷凶极恶的本性，并注意表现备人的特点。敌军师长何莽是个灭绝人性的野兽，他竟用活埋战场上的伤兵来企图维持反动军队的士气，活画了他凶残、愚蠢的性格。副司令官李仙洲懦怯，遇事迟疑不决；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老奸巨猾；营长张小甫既要忠于张灵甫，又看到内战不得人心的失败命运而内心矛盾重重；这些都被作者刻画得细致入微。在反面人物中，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同僚与部属吹棒他是“常胜将军”；他带领的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部队，号称“天之骄子”。依凭着这些资本，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作者将张灵甫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具体地刻画了他的种种性格特征以及他必然的下场。他刚愎自用，在被我军重重围困的孟良围上，仍然做着“创造惊人的奇迹”、“成为天下无敌的标志”等等美梦。然而他又深知国民党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的内幕，常常暗自考虑“孤军突出”的处境，担心友军不能“同心协力”而带来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作者善于透过这个人物装腔作势的外表，深入而有层次地揭示他千方百计掩盖起来的内心世界，生动描绘他性格中色厉内荏、空虚、怯弱的一面，并将这多方面的表现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这个反动、狡猾的人物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起到作者期望的“传之后世警顽惩恶”①的艺术作用。
《红日》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它艺术地处理了战争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到以作战部队的活动为中轴，把紧张的前线与安定的后方，激烈的战斗场面与轻松的生活瞬间，经过巧妙的构思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艺术画图，使读者既能鸟瞰战争的全貌，又能细看战对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也使情节发展张弛有致，读来不会有沉闷、单调之感。
《红日》的战争场面描写十分出色，并较好地做到点面给合。写全局虽都用侧写虚写，仍然能使读者体会到整个山东战场的战争形势及我军的部署。涟水、莱芜、孟良崮这三次重大战役，写得各有特色。涟水是防御战，作品实际只写了一个撤退场面。莱芜和孟良崮是围歼战，作品则铺开描写两军对峙的作战场面，既有整个战场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又有具体排、班以至个人战斗活动的细致描摹。特别是争夺孟良崮的战斗，枪炮轰鸣、战火纷飞，艰苦险恶的狙击战，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相继出现。我军群策群力、英勇顽强，敌军分崩离析、负隅顽抗，读来惊心动魄、难以平静。
作品中有关后方医院的描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军养伤时与妻子纯朴感情的交流；残废军人梅如福为他人幸福奔波和那欢乐、幽默的神态，写得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此外，百姓对子弟兵的爱护，伤病员对前线的思念以及战友间的血肉情谊，都写得十分感人。这些描写大大地丰富了战争生活的内蕴。
从整体来说，《红日》中普通战士的英雄形象不如干部生动。作者花费笔墨较多的杨军，也因侧面渲染太多，正面描写较少而使形象不够饱满。作者曾说：“我和战士在一道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时间，不及干部和高级干部在一道的多”①，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作品只写了战士的一些英勇行为，而未深入开掘出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崇高的精神境界。
小说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穿插了军首长、干部及普通战士的家庭、爱情生活，这方面的描写基本上是成功的。作者写出了革命战士将个人幸福与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爱情成为在革命战争中的一种鼓舞力量。尽管在初版本中，对黎青与沈振新、华静与梁波的爱情描写存在一些缺点，基本情节还是可取的。但作者听了一些批评者的意见，几经修改，在改掉缺点的同时，将全书描写爱情的情节大加删减，一九七八年版本中，华静与梁波原来的恋爱关系已改得令读者不能领会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林海雪原》反映的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东北地区林海雪原中剿灭国民党匪徒的一场特殊战斗。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曲波，一九二三年生，山东蓬莱人。他十五岁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八路军。最初在剧团工作，后又当过文化教员和连指导员。一九四三年，进入胶东抗大学习，毕业后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一九四五年，曲波担任了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在一九四六年冬，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他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数度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壮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艰苦战斗，终于歼灭了这些顽匪。这种斗争经历，是作家后来创作《林海雪原》的重要生活基础。
一九五○年，曲波因负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是昔日的战斗生活，特别是战友们光辉的斗争事迹，使他不能忘怀。为了把党和人民优秀儿女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曲波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工作繁忙、文化水平低的困难，从一九五五年二月起，开始业余写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书稿。这部作品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式出版以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九个月中就销售了五十万册。为了使作品日臻完善，曲波对《林海雪原》曾作了多次修改，并于一九六二年、六四年，分别出了该书的第二版和第三版。
继《林海雪原》之后，曲波又创作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山呼海啸》和《桥隆飙》。《山呼海啸》于一九六二年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一九七六年正式出版。《桥隆飙》于一九七八年出版。
《林海雪原》所反映的在东北林海雪原中的特殊战斗，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重兵压向东北，形成了敌我双方严重对峙的局面。这时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又搜罗了一些伪满官吏、警察、宪兵以及惯匪、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组织上匪武装，号称所谓“中央先遣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使我军腹背受敌。当我军抽出部分主力进行扫荡后，一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匪首、又潜进深山密林、拼凑“先遣军”分子图谋暴乱，他们进行疯狂的烧杀掳掠，凶恶之状闻所未闻。因此，彻底肃清匪患，对于巩固后方、保护土改，推动整个解放战争大战场战斗的胜利开展，就有着重大的意义。少剑波带领的三十六人小分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插进林海雪原，与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敌人进行交锋的。作品正是通过解放战争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斗争侧面的描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作家怀着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在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人民解放军一批英雄战士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栾超家、孙达德这些英雄战士，他们对人民赤胆忠心，为革命不惜赴汤蹈火。在战斗岁月的磨炼中，他们各自都有一副独特的出色战斗本领，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地把这种本领，汇集到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职能，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高度的阶级觉悟和英勇无畏、斗志顽强、机智灵活的可贵素质，看到了这支钢铁队伍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在整个英雄群像中，杨子荣这个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作家通过他智斗小炉匠、只身入虎穴、活捉座山雕等一系列行动，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位雇工出身的侦察排长的英雄品格。不仅表现了他刚毅的意志和惊人的胆魄，表现了他能说善辩和机智灵敏的斗争艺术，而且也更深入地揭示了这个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写到他在旧社会的血海深仇以及他“要把剥削阶级根子挖尽”的坚定信念，作家把这种精神世界的描写和人物的斗争行动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这个艺术形象更加富有思想深度。
少剑波是小分队的最高指挥员和党组织的代表，也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作家没有把他仅仅作为一个概念的化身来描写。和其他战士的形象一样，他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多谋善断，才智过人，在斗争错综复杂、情况惊险危急面前，他有高度的克制力，镇定、沉着、冷静得使人惊异；而在与战士们相处中，在关心人民的冷暖上，他又是那样的平易亲切、关怀备至，寄予了火样的热情。当然，作家在这个人物的描写上，特别是表现他和卫生员白茹的爱情关系上，还受到某些清规戒律的束缚，不敢放开笔锋。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军事指挥员的形象，他还是亲切感人地屹立在读者的心目中的。
《林海雪原》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它的故事内容富有传奇性。作品写的一支三十六人的小分队，在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中与数股顽匪周旋，他们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悬崖天险和狂风暴雪，对付着一伙数十倍于己的强悍敌人，最后终于全部歼灭了这批罪大恶极、作着垂死前疯狂挣扎的反动势力。这种超乎寻常的事迹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因素。作品的人物塑造也体现了高度的理想主义精神。象杨子荣的孤胆、栾超家的灵敏、刘勋苍的骁勇、孙达德的善行、少剑波的多智等都注进了作家理想主义的汁液，所以这些人物比实际生活中的就显得更突出、更鲜明。在自然环境描写上，更有奇异的特色。作品中那广袤无边的茫茫林海和巍峨险峻的丛山峻岭，是故事的主人公们主要活动的场所，作家给这个自然环境涂上了浓郁的色调，象巨石倒悬的鹰嘴岩，表面幽静、暗藏杀机的河神庙，森严可怖的威虎山，一望无际、沉寂无声的绥芬草甸子等，这些描写，给小分队的战斗带来了一种严峻肃穆的气氛。作家还赋予大自然以鲜明的性格，以感情强烈的笔触写了严寒、穿山风、大风雪的乖戾脾气，也写了明澈如镜的镜泊湖的平静以及暴风雪过后被彩霞染红的整个林海的神采。至于一些美丽神话故事的穿插，更是把人们的悲欢和理想与自然景象凝为一体了，这一切，都使整个作品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但是，《林海雪原》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又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它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作品的题材和情节是从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有着充分的现实根据。因此，尽管情节惊险曲折，但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作家并没有忽略从生活出发对他们的思想性格进行多方面的刻画。比如一方面突出杨子荣的大智大勇、胆略超人，有着藐视一切困难的豪情壮志，但也细致地描写了他在危急情况下的紧张心理和思想斗争；又如一方面写孙达德的善行，但在他六天连续飞奔七百里的途中，也写了他的过度疲劳以及他与疲劳所作的斗争，这就使这些人物形象，既鲜明突出，又富于生活实感，既超凡，又平凡。作品对于匪徒们的描写，也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不仅大笔勾画了他们丑恶的外形，而且更着力突出他们的性格特征，象座山雕的刁残，栾平的狡狯，刁占一的怕死，宋宝森的狠毒等。但这些描写也不是凭空点染，而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因为这些匪徒是反动派里面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而这种夸张描写，恰恰是最集中概括了现实生活中这些反动势力残酷凶恶的本质特征。作品那奇特壮观的自然环境，无疑渗进了作家许多主观色彩，但它也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随意描写，而是现实生活图景的更鲜明、更突出、更美的展现。总之，《林海雪原》的创作是较好地做致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辩证统一。它在生活的真实中产生出革命的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又把生活照得更透亮、更深远。作品在这个方面为当代文学创作所提供的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
《林海雪原》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有许多成功之处。
这部作品主要写了奇袭奶头山、智破威虎山、调虎离山捣匪巢等三次大战斗。这三次战斗，在形式上各有特点，在内容上独立成篇。但它们又不相互游离，而是一场总斗争中有机联系的三个回合，环环相扣。在三个回合中，大故事里又套进不少小故事，然而针线紧密，布局严谨，毫无零散之感。
作品采取的是单线发展的结构，围绕着小分队进山歼匪这条主线来展开故事。但在具体情节的铺陈中又显得头绪纷繁，纵横交错。比如写杨子荣、孙达德跟踪小炉匠，追到秘密洞中，就按下不表，却又另起头绪写了刘勋苍擒刁占一的精采场面；小分队兵分三路后，作家又相互交错地写夹皮沟与威虎山这两条线索，反映山上山下的斗争此呼彼应，使斗争的弦越拉越紧。因此，整个作品的故事线索虽然是单一的，但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却并不显得单调，它反映生活的幅度仍然是很广的。
曲波很会说故事，他把作品的情节安排得曲折离奇，千变万化，跌宕多姿。在情节发展中常常是奇峰突起，扣人心弦，比如当杨子荣正顺利调遣“酒肉兵”，眼看就要取胜时，却突然闯来了栾平，立刻又出现了极度危险的局面；当孙达德跟踪一撮毛至河神庙，正要就擒，一撮毛竟突然不见，却又出了个老道人，情况一下子又变得更加复杂迷离。这种情节发展的多变性和紧张性，更加增强了作品故事的吸引力。
《林海雪原》情节结构的特色，当然与所反映的生活本身的特殊面貌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作家努力学习我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结果，是他“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①的体现。
但作品在人物刻画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比较主要的人物，往往只集中在一两段情节中表现，忽略了人物性格发展的描写，这在长篇小说来说，不能不是个缺陷。作品对少剑波的高超才智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对于这种才智形成的现实根据，却揭示不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形象的说服力。
杜鹏程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陕西韩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自幼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曾在鲁迅师范学校、八路军随军学校、延安大学学习过并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工厂作基层工作数年。这段经历，不仅使杜鹏程在思想上受到教育与锻炼，而且还提高了文化程度、艺术修养，同时对陕北人民的思想感情、风土人情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一九四七年三月，当我军从延安撤退后不久，杜鹏程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到一个英雄模范连队深入生活。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①随军期间，杜鹏程写了大量的新闻报导、散文、报告文学，还创作了剧本，其中小歌剧《宿营》一九五○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在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中，用日记和札记的形式，记下了创作素材二百多万字。一九四九年开始，杜鹏程动笔写《保卫延安》。他曾这样谈到自己的这段创作经历：“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七十万字，又把七十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删何止数百次。”②一九五四年夏，《保卫延安》正式出版，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许。
杜鹏程在小说创作领域中，是一位长、中、短篇都获得显著成就的作家。一九五四年他离开新华社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开始长期生活在铁路建设工地及其他建设工地。一九五八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建国后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路工地生活为背景，以一对革命战争时期共过患难的老战友阎兴与梁建之间的思想冲突，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作者站在时代高度，严肃提出在和平时期革命者应该如何战斗的人生课题，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杜鹏程还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小说集《年青的朋友》中。这些短篇的总的主题是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人民征服山河、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其中《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是优秀的名篇。一九六三年文化部下达销毁《保卫延安》的错误决定，使杜鹏程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又受到严重摧残，进入新时期后，杜鹏程于一九七七年发表了短篇《历史的脚步声》，这是一首描写我西北野战军在飞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时艰苦卓绝斗争的悲壮、激越的英雄颂歌。同年他又将过去的中、短篇略加修改，合编为《光辉的里程》重新出版。他的《保卫延安》也于一九七九年重新出版。
《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延安保卫战中几次著名的战役；热情歌颂了党中央的军事思想，塑造了周大勇等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特别是第一次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感人形象。
《保卫延安》的出版，是建国初期文艺界的重要收获。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指出：“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以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这一评论是很中肯的。
小说的“英雄史诗精神”首先表现在它描绘了一幅真实，动人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图画。
延安保卫战，是一场敌我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战争。当时，胡宗南率领二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扑向延安，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余人，装备又差。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扭转了西北战场的严重局势；半年以后，我军以战略撤退转入全面反攻。《保卫延安》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进程。
《保卫延安》描写的人民战争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无论是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还是基层连队的生活，或大大小小的战役的组织及进行，边区老百姓的斗争及游击队的活动等，作品都有大量真实的描写。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出这场战争的空前激烈与残酷，描绘了运动战的极大艰巨性。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中，作品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每一次战役都有无数英雄战士牺牲。有的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卫毅，有的壮烈跳崖，如梁光清；有的在极其艰苦的行军途中默默死去，如孙全厚。作者没有追求那些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反复描述胜利的得来是付出了“一个脚印一身汗，一片土地一片血”的极大代价的。但小说也没有流露悲哀感伤的情调，作者以一种十分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描写了英雄的战士、边区人民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未来充满理想；以及“战斗、困苦、血、汗、死亡，什么都吓不倒我们”的坚强意志。这些又使全书洋溢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使人感受到人民战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威力。
其次，小说的“英雄史诗精神”还表现在以高昂的笔调描绘了一系列人民英雄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赞歌。成功地描绘西北战场总指挥彭德怀将军的感人形象，是《保卫延安》的突出成就。作品中直接描写彭总的地方并不多，一是通过陈兴允旅长对他的观察来描写，一是写他亲临火线指挥作战。但就在这些有限的章节中，作者怀着强烈的感情，用朴实的笔调，勾勒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貌：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正确地、创造性地执行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他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知已知彼，以我之长，克敌之短：他视敌人如粪士，但绝不允许在具体战役中有丝毫疏忽大意；他虚怀若谷，耐心听取下级意见，又能坚持正确的判断。此外，作者还写出了这位伟大的军事家与普通劳动人民一样的质朴、敦厚。作品不仅描写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普通战士一样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而且运用极其简洁的笔法，描写他与老人、孩子的亲密关系，使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慈祥、谦逊的神情跃然纸上。在通过文学创作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描绘他们崇高而感人的形象方面，《保卫延安》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周大勇是小说的主人公，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比较成功的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之一。小说集中描绘了他在保卫延安的几次重大战役中，从一个勇敢、顽强但还不成熟的连级干部，成长为一位比较成熟的营级指挥员的过程。在我军撤退延安时，周大勇甘愿洒尽热血保卫党中央，但还不能深切理解我军的战略意图；他热切期望全连战士个个勇猛无比，但却不善于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同时他还缺少脱离主力部队单独作战的指挥才能，这些都说明他还不够成熟。但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注意自觉磨炼自己，使自己飞速成长起来，第五章“长城线上”，是作者刻画周大勇英雄性格的重要篇章。它描绘了周大勇率领的连队单独与敌人的苦战，他作战时刚毅、勇猛，指挥时冷静、果断，时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党与人民军队的威望，生死关头对战友寄以无限深情，逐渐成为一位比较成熟的、颇具领导才能的指挥员。
在塑造周大勇的英雄形象时，作者对周大勇英雄连队的许多战士，都作了出色的描写。比如作战似猛虎，然而性格沉静、神态腼腆的王老虎；将自己的一切都默默无闻地贡献给革命的孙全厚；倔强、耿直的马全有；勇敢、乐观的李江国；在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大熔炉中获得了新生的宁金山等。这些形象的存在，更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人民军队这个英雄集体的可贵素质和战斗活力，同时，对周大勇的形象也是一种有力的烘托。作者对周大勇形象的塑造，确实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在于对这个英雄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还缺乏生动的描绘，性格的多侧面也展示不够，因而整个形象还缺乏立体感。
描绘我党优秀政工干部的思想风貌，是文学创作中的薄弱环节，李诚形象的塑造为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首先，作者热情赞美了季诚这个模范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灵魂。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对战士既象严厉的父兄，又似慈爱的母亲，相互形成一种血肉关系。其次，作者注意着力表现李诚作为党的一个政治干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思想修养，善于洞察战士心灵的特点。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生动活泼，方法灵活多样，常常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高尚的革命情操，深刻的革命道理，点燃了战士心中的阶级爱憎，使部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通过李诚的形象，作家赞美了我军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作为艺术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个性刻画尚嫌不足。
小说通过李振德老汉一家的遭遇，真实地再现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及他们所作的贡献，其中李振德的形象，是令人不能忘怀的。作者着重写他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与坚定、沉着的个性。正是由于边区人民的配合，西北战场才能在短期内转入反攻。但从全书来看，对于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还不够充实。
《保卫延安》全书始终洋溢着激越的革命热情。作者常常用扣人心弦的诗化语言，倾心赞美这场战争中英雄们崇高的心灵，有时还上升为哲理性的议论，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联想，做到寓情于理，相得益彰。作者的激越的感情，来自对这场伟大、壮烈战争的深刻理解，来自对那些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深情怀念，这种激情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作者“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①因此，作品中的抒情与议论都是发乎情、顺乎理，于朴素、自然中见深刻，能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小说气势宏伟、笔调豪放，显示出杜鹏程雄伟、粗犷的艺术风格。作品描写的是延安保卫战的最为壮烈的头半年的情况。但作者的眼光并不囿于具体的战役，而是站在全国解放战争的高度来表现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战役，作品多次从侧面反映陈赓大军渡黄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就使读者视野开阔，在纵观战争全局中领悟到这个具体战役的意义和影响。对于战争场面的选择与布局，也显示了作者善于从大处落墨的概括能力。作品连续描写了几次重大的战役，但又各有侧重，如青化砭伏击战主要铺叙伏击对战士的意志考验及边区人民的配合；蟠龙镇攻坚战则着力描绘彭总及我军高级首长们周详的谋划，等等。这样既反映了战争的频繁激烈，又避免了重复、雷同，而使各个具体战役独具特色。在人物塑造上，同样也体现出作品粗犷、豪放的特色。作者往往着眼于大处，将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人物的思想风貌，性格特征。并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急剧变化的重大事件，从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映中，刻画人物个性。总之，雄伟、粗犷的艺术风格，激情洋溢的战斗诗情，使全书构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增强了《保卫延安》的艺术魅力。
《保卫延安》就反映的生活面来说，还比较狭窄，除战争以外，其它生活层面铺展不够，因而有单调感。此外，对敌方将领刻画显得薄弱，尚未克服脸谱化。
吴强，生于一九一○年，江苏涟水县人，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文艺。一九三三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发表过一些特写、散文、短篇小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强中断读书生活，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经受了抗日战争艰苦生活的考验。解放战争时期，亲身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也根据亲身与部队干部、战士共同生活和战斗的经历，进行戏剧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由部队转业到华东、上海地方工作，并坚持业余写作。一九五三、五四年连续发表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养马的人》。优秀长篇小说《红日》构思于解放初期，一九五六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七年定稿出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一九七八年发表优秀短篇《灵魂的搏斗》，一九七九年出版反映抗日时期反清乡斗争的长篇小说《堡垒》。
《红日》是继《保卫延安》之后又一部正面描写军队生活与革命战争史实的规模宏大的优秀长篇。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上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刚开始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一年以后形势迅速改变，我军由防御到进攻。《红日》和《保卫延安》恰好分别反映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西北和华东两个重要战场的战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艺术画图。《红日》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深秋到一九四七年夏初。它以敌我双方开展的军事斗争为主线，集中描写我军在涟水战役中受挫折，经过莱芜大捷，最后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蒋介石精锐部队七十四师的全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从战略撤退到战略反攻的历史演变。
《红日》在艺术地反映大规模革命战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保卫延安》有较大的进展。这部作品，不仅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而且将战争中的一切生活场景和各种人物的思想活动，都有条不紊、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其中有宏大深远的战略思想，有我军广大指战员上下一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敌人内部的分崩离析、勾心斗角，有人民军队与老百姓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有前方与后方，作战和休整，家庭和爱情等方面的描写。生活幅度之宽广，容量之大，在当时的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红日》的人物众多，其中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也为数不少。而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的丰满形象，尤其是对我军高级将领的出色刻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种新的成功的尝试。军长沈振新与副军长梁波是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们既有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秀品质，又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作者敢于把笔锋伸进他们的感情世界极力体现他们有血有肉的生命，而决不是某种观念的化身。
沈振新是一位身经百战，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他在瞬息万变的战斗紧急关头，沉着、冷静、果断，显示出高度的英雄气概和独特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选择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情节深刻而细致地展示沈振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他虽然内向然而却很强烈的爱憎感情。如深夜怀念英勇牺牲的老战友、主力团长苏国英；严厉地批判新团长刘胜的错误思想，又在生活上体贴入微地关心他；对连长石东根醉酒纵马的错误进行措词激烈的批评，但又诚恳地肯定他的战功；他亲切地与普通战士交谈，喜形于色地惊叹着战士创造的奇迹。沈振新对敌人，对他的对手敌军七十四师，高度蔑视和强烈仇恨。涟水战役后，夜审张小甫这一节，写得十分精采。透过沈振新沉着、冷静的态度，从他眼神与声音中表现出来的烈火般阶级憎恨，使张小甫这个顽固不化的敌人也不得不胆战心惊。这种对高级将领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感情的深入描绘，是沈振新这一艺术形象使人喜爱与激动的重要原因。
副军长梁波与沈振新有着相同的革命经历，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思想、品质也是一致的，但性格与风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别。沈振新严肃，梁波则比较活泼，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涟水战役后，正当全军上下笼罩着“苦恼”与“愤怒”情绪的时候，梁波来到军中，分担着沈振新的负担，在形象上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正面地描写了这两位高级指挥员在战争环境中的爱情生活，并从这一侧面来透视人物高尚的精神情操，这在当时创作中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力图突破创作中写英雄的模式，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红日》塑造人物的又一个成功之处。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是咤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又是个性鲜明、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作者不回避英雄身上存在的缺点，写出了他们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过程。在他们身上，既概括了我军广大战士的共同性格，即对党忠诚，珍视部队集体荣誉胜于自己的生命，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又描绘了各人的独特气质、个性和弱点。刘胜果敢、纯朴、爽直，却又脾气急躁，易走极端，是个“心直”、“嘴直”、“脑子直”的人。作者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刘胜在攻克孟良崮战役中智勇双全的英勇行为以及牺牲前感人肺腑的场面，这是全书艺术感染力最为强烈的章节之一，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英雄形象的创造。石东根与刘胜气质相似，但他比刘胜幼稚、浮躁，他作战勇敢、肯吃苦、能带兵，但胜利时容易骄傲，失败时容易气馁。莱芜大捷后他酒醉纵马，忘乎所以，这是他的水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之下的自然表现。”①作者含着微笑挖掘他们克服缺点时既苦恼又认真的心理状态，并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他们在革命大熔炉中克服缺点的成长过程，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生动的印象。
小说还较好地处理了英雄与敌人这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既着力描绘了我们英雄的精神气概，也注意刻画敌人丑恶灵魂的特征。作者摒弃了那种漫画化的简单手法，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描绘敌人形象，揭示他们暴戾残酷、穷凶极恶的本性，并注意表现备人的特点。敌军师长何莽是个灭绝人性的野兽，他竟用活埋战场上的伤兵来企图维持反动军队的士气，活画了他凶残、愚蠢的性格。副司令官李仙洲懦怯，遇事迟疑不决；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老奸巨猾；营长张小甫既要忠于张灵甫，又看到内战不得人心的失败命运而内心矛盾重重；这些都被作者刻画得细致入微。在反面人物中，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同僚与部属吹棒他是“常胜将军”；他带领的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部队，号称“天之骄子”。依凭着这些资本，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作者将张灵甫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具体地刻画了他的种种性格特征以及他必然的下场。他刚愎自用，在被我军重重围困的孟良围上，仍然做着“创造惊人的奇迹”、“成为天下无敌的标志”等等美梦。然而他又深知国民党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的内幕，常常暗自考虑“孤军突出”的处境，担心友军不能“同心协力”而带来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作者善于透过这个人物装腔作势的外表，深入而有层次地揭示他千方百计掩盖起来的内心世界，生动描绘他性格中色厉内荏、空虚、怯弱的一面，并将这多方面的表现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这个反动、狡猾的人物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起到作者期望的“传之后世警顽惩恶”①的艺术作用。
《红日》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它艺术地处理了战争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到以作战部队的活动为中轴，把紧张的前线与安定的后方，激烈的战斗场面与轻松的生活瞬间，经过巧妙的构思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艺术画图，使读者既能鸟瞰战争的全貌，又能细看战对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也使情节发展张弛有致，读来不会有沉闷、单调之感。
《红日》的战争场面描写十分出色，并较好地做到点面给合。写全局虽都用侧写虚写，仍然能使读者体会到整个山东战场的战争形势及我军的部署。涟水、莱芜、孟良崮这三次重大战役，写得各有特色。涟水是防御战，作品实际只写了一个撤退场面。莱芜和孟良崮是围歼战，作品则铺开描写两军对峙的作战场面，既有整个战场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又有具体排、班以至个人战斗活动的细致描摹。特别是争夺孟良崮的战斗，枪炮轰鸣、战火纷飞，艰苦险恶的狙击战，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相继出现。我军群策群力、英勇顽强，敌军分崩离析、负隅顽抗，读来惊心动魄、难以平静。
作品中有关后方医院的描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军养伤时与妻子纯朴感情的交流；残废军人梅如福为他人幸福奔波和那欢乐、幽默的神态，写得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此外，百姓对子弟兵的爱护，伤病员对前线的思念以及战友间的血肉情谊，都写得十分感人。这些描写大大地丰富了战争生活的内蕴。
从整体来说，《红日》中普通战士的英雄形象不如干部生动。作者花费笔墨较多的杨军，也因侧面渲染太多，正面描写较少而使形象不够饱满。作者曾说：“我和战士在一道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时间，不及干部和高级干部在一道的多”①，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作品只写了战士的一些英勇行为，而未深入开掘出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崇高的精神境界。
小说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穿插了军首长、干部及普通战士的家庭、爱情生活，这方面的描写基本上是成功的。作者写出了革命战士将个人幸福与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爱情成为在革命战争中的一种鼓舞力量。尽管在初版本中，对黎青与沈振新、华静与梁波的爱情描写存在一些缺点，基本情节还是可取的。但作者听了一些批评者的意见，几经修改，在改掉缺点的同时，将全书描写爱情的情节大加删减，一九七八年版本中，华静与梁波原来的恋爱关系已改得令读者不能领会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林海雪原》反映的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东北地区林海雪原中剿灭国民党匪徒的一场特殊战斗。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曲波，一九二三年生，山东蓬莱人。他十五岁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八路军。最初在剧团工作，后又当过文化教员和连指导员。一九四三年，进入胶东抗大学习，毕业后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一九四五年，曲波担任了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在一九四六年冬，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他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数度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壮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艰苦战斗，终于歼灭了这些顽匪。这种斗争经历，是作家后来创作《林海雪原》的重要生活基础。
一九五○年，曲波因负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是昔日的战斗生活，特别是战友们光辉的斗争事迹，使他不能忘怀。为了把党和人民优秀儿女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曲波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工作繁忙、文化水平低的困难，从一九五五年二月起，开始业余写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书稿。这部作品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式出版以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九个月中就销售了五十万册。为了使作品日臻完善，曲波对《林海雪原》曾作了多次修改，并于一九六二年、六四年，分别出了该书的第二版和第三版。
继《林海雪原》之后，曲波又创作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山呼海啸》和《桥隆飙》。《山呼海啸》于一九六二年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一九七六年正式出版。《桥隆飙》于一九七八年出版。
《林海雪原》所反映的在东北林海雪原中的特殊战斗，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重兵压向东北，形成了敌我双方严重对峙的局面。这时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又搜罗了一些伪满官吏、警察、宪兵以及惯匪、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组织上匪武装，号称所谓“中央先遣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使我军腹背受敌。当我军抽出部分主力进行扫荡后，一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匪首、又潜进深山密林、拼凑“先遣军”分子图谋暴乱，他们进行疯狂的烧杀掳掠，凶恶之状闻所未闻。因此，彻底肃清匪患，对于巩固后方、保护土改，推动整个解放战争大战场战斗的胜利开展，就有着重大的意义。少剑波带领的三十六人小分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插进林海雪原，与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敌人进行交锋的。作品正是通过解放战争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斗争侧面的描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作家怀着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在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人民解放军一批英雄战士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栾超家、孙达德这些英雄战士，他们对人民赤胆忠心，为革命不惜赴汤蹈火。在战斗岁月的磨炼中，他们各自都有一副独特的出色战斗本领，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地把这种本领，汇集到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职能，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高度的阶级觉悟和英勇无畏、斗志顽强、机智灵活的可贵素质，看到了这支钢铁队伍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在整个英雄群像中，杨子荣这个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作家通过他智斗小炉匠、只身入虎穴、活捉座山雕等一系列行动，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位雇工出身的侦察排长的英雄品格。不仅表现了他刚毅的意志和惊人的胆魄，表现了他能说善辩和机智灵敏的斗争艺术，而且也更深入地揭示了这个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写到他在旧社会的血海深仇以及他“要把剥削阶级根子挖尽”的坚定信念，作家把这种精神世界的描写和人物的斗争行动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这个艺术形象更加富有思想深度。
少剑波是小分队的最高指挥员和党组织的代表，也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作家没有把他仅仅作为一个概念的化身来描写。和其他战士的形象一样，他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多谋善断，才智过人，在斗争错综复杂、情况惊险危急面前，他有高度的克制力，镇定、沉着、冷静得使人惊异；而在与战士们相处中，在关心人民的冷暖上，他又是那样的平易亲切、关怀备至，寄予了火样的热情。当然，作家在这个人物的描写上，特别是表现他和卫生员白茹的爱情关系上，还受到某些清规戒律的束缚，不敢放开笔锋。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军事指挥员的形象，他还是亲切感人地屹立在读者的心目中的。
《林海雪原》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它的故事内容富有传奇性。作品写的一支三十六人的小分队，在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中与数股顽匪周旋，他们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悬崖天险和狂风暴雪，对付着一伙数十倍于己的强悍敌人，最后终于全部歼灭了这批罪大恶极、作着垂死前疯狂挣扎的反动势力。这种超乎寻常的事迹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因素。作品的人物塑造也体现了高度的理想主义精神。象杨子荣的孤胆、栾超家的灵敏、刘勋苍的骁勇、孙达德的善行、少剑波的多智等都注进了作家理想主义的汁液，所以这些人物比实际生活中的就显得更突出、更鲜明。在自然环境描写上，更有奇异的特色。作品中那广袤无边的茫茫林海和巍峨险峻的丛山峻岭，是故事的主人公们主要活动的场所，作家给这个自然环境涂上了浓郁的色调，象巨石倒悬的鹰嘴岩，表面幽静、暗藏杀机的河神庙，森严可怖的威虎山，一望无际、沉寂无声的绥芬草甸子等，这些描写，给小分队的战斗带来了一种严峻肃穆的气氛。作家还赋予大自然以鲜明的性格，以感情强烈的笔触写了严寒、穿山风、大风雪的乖戾脾气，也写了明澈如镜的镜泊湖的平静以及暴风雪过后被彩霞染红的整个林海的神采。至于一些美丽神话故事的穿插，更是把人们的悲欢和理想与自然景象凝为一体了，这一切，都使整个作品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但是，《林海雪原》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又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它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作品的题材和情节是从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有着充分的现实根据。因此，尽管情节惊险曲折，但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作家并没有忽略从生活出发对他们的思想性格进行多方面的刻画。比如一方面突出杨子荣的大智大勇、胆略超人，有着藐视一切困难的豪情壮志，但也细致地描写了他在危急情况下的紧张心理和思想斗争；又如一方面写孙达德的善行，但在他六天连续飞奔七百里的途中，也写了他的过度疲劳以及他与疲劳所作的斗争，这就使这些人物形象，既鲜明突出，又富于生活实感，既超凡，又平凡。作品对于匪徒们的描写，也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不仅大笔勾画了他们丑恶的外形，而且更着力突出他们的性格特征，象座山雕的刁残，栾平的狡狯，刁占一的怕死，宋宝森的狠毒等。但这些描写也不是凭空点染，而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因为这些匪徒是反动派里面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而这种夸张描写，恰恰是最集中概括了现实生活中这些反动势力残酷凶恶的本质特征。作品那奇特壮观的自然环境，无疑渗进了作家许多主观色彩，但它也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随意描写，而是现实生活图景的更鲜明、更突出、更美的展现。总之，《林海雪原》的创作是较好地做致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辩证统一。它在生活的真实中产生出革命的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又把生活照得更透亮、更深远。作品在这个方面为当代文学创作所提供的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
《林海雪原》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有许多成功之处。
这部作品主要写了奇袭奶头山、智破威虎山、调虎离山捣匪巢等三次大战斗。这三次战斗，在形式上各有特点，在内容上独立成篇。但它们又不相互游离，而是一场总斗争中有机联系的三个回合，环环相扣。在三个回合中，大故事里又套进不少小故事，然而针线紧密，布局严谨，毫无零散之感。
作品采取的是单线发展的结构，围绕着小分队进山歼匪这条主线来展开故事。但在具体情节的铺陈中又显得头绪纷繁，纵横交错。比如写杨子荣、孙达德跟踪小炉匠，追到秘密洞中，就按下不表，却又另起头绪写了刘勋苍擒刁占一的精采场面；小分队兵分三路后，作家又相互交错地写夹皮沟与威虎山这两条线索，反映山上山下的斗争此呼彼应，使斗争的弦越拉越紧。因此，整个作品的故事线索虽然是单一的，但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却并不显得单调，它反映生活的幅度仍然是很广的。
曲波很会说故事，他把作品的情节安排得曲折离奇，千变万化，跌宕多姿。在情节发展中常常是奇峰突起，扣人心弦，比如当杨子荣正顺利调遣“酒肉兵”，眼看就要取胜时，却突然闯来了栾平，立刻又出现了极度危险的局面；当孙达德跟踪一撮毛至河神庙，正要就擒，一撮毛竟突然不见，却又出了个老道人，情况一下子又变得更加复杂迷离。这种情节发展的多变性和紧张性，更加增强了作品故事的吸引力。
《林海雪原》情节结构的特色，当然与所反映的生活本身的特殊面貌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作家努力学习我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结果，是他“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①的体现。
但作品在人物刻画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比较主要的人物，往往只集中在一两段情节中表现，忽略了人物性格发展的描写，这在长篇小说来说，不能不是个缺陷。作品对少剑波的高超才智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对于这种才智形成的现实根据，却揭示不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形象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