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周易研究会
[第五节 艾芜的《百炼成钢》和周而复的《上]
第五节 艾芜的《百炼成钢》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艾芜,原名汤道耕,一九○四年生,四川新繁县人。青年时代曾在滇、缅边界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较长时期,后流浪到缅甸仰光、新加坡一带。解放前的作品,大半取材于农村及流浪生活的沿途见闻,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风格朴素自然,以善于描绘南国风光著称,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长篇《山野》等。

  建国后,艾芜于一九五二年到鞍山钢铁公司深入生活一年半,开拓了新的创作领域,在描写工业题材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一九五八年出版了短篇集《夜归》。《夜归》中的作品,大多描写五十年代工人及其家属在经济建设中精神面貌的变化,其间也糅和着解放后农村新风光的描绘。这些短篇,以内容新鲜,表现手法别致而受到群众赞赏,其中著名的有《新的家》、《夜归》、《雨》。一九六一年,作家又到了云南,边疆人民解放前后生活的强烈对照,激励着作者重新拿起笔来描绘南国风光,一九六四年出版了小说集《南行记续篇》,《野牛寨》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百炼成钢》是一部反映工业建设、描写钢铁工人生活的好作品。在五十年代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创作尚少,而且较多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情况下,《百炼成钢》的出现却以它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特色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这种状况,使它不能不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小说以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背景,描写了某炼钢厂在恢复和扩建过程中既炼钢又炼人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比较广阔,作家注意在生产及生活斗争中多方面地描写工人生活。全书以炼钢厂平炉车间九号炉甲、乙、丙三班工人在快速炼钢竞赛中的内部矛盾为主要线索,同时又穿插了工人与反革命分子的敌我矛盾,青年工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厂领导干部之间思想作风的冲突。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热情歌颂了以秦德贵为代表的先进工人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批判了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的恶习,提出了振兴祖国不仅需要冶炼大量钢材,而且更要“冶炼”大量优秀人材的重要命题。让年轻的工人队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熔炉中做到“百炼成钢”。

  小说有着较强的时代感,读者透过作品描写的具体环境,可以感受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工业战线欣欣向荣的时代脉搏。如小说一开头,就借新任党委书记第一天到工厂上班的行动线索,向读者描绘了炼钢厂烟囱林立、机器轰鸣、钢花四溅的雄伟图景。还注意结合具体事件的描写,从侧面渲染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蓬勃向上的社会气氛,这就使小说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有一个宽阔的背景,有助于加深作品的思想意蕴。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较好地处理了描写生产操作过程、生活斗争与写人之间的关系。小说对炼钢过程的描写,无枯燥乏味之感,是因为作者将操作过程的描写与生活斗争、刻画人物形象有机地给合起来,小说反复描写的快速炼钢、工人交接班手续、炉前操作,都是为着表现袁廷发、张福全、秦德贵三人的矛盾冲突以及各人的思想品德、精神面貌服务的。同样搞快速炼钢,各人目的不同、手段不同。秦德贵一心要为国家多炼钢,操作认真负责,危急时奋不顾身,交接班中将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张福全则是一心为自己出风头、捞奖金、找女朋友,操作中损害公物、弄虚作假,交接班故意整人。作者的这种写法,克服了某些同类作品中常常因孤立描写操作过程而只见物不见人的弊病,为文学创作如何生动地反映工业题材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

  《百炼成钢》在相当广阔的生活背景中,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工人形象,主人公秦德贵是我国当代文学早期出现的成功的工人形象之一。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示了我国五十年代初期青年工人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翻身感和作为毛泽东时代青年工人的自豪感。他有理想、有抱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游击队复员时,就提出要到“工业建设的前线”去,为建设祖国打冲锋。他有自觉的劳动态度,凡是车间中艰巨、繁重的工作他都争着做,并热心帮助别人克服困难,冒着浓烟烈火抢救国家财产;他虚心好学、钻研技术,为国家建设动脑筋、提合理化建议,是著名的快速炼钢能手。在日常生活中,他又非常纯真、朴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同张福全、孙玉芬的爱情纠葛中,他既有真挚的爱情,又有高度的原则性,决不为恋爱妨碍工作,影响团结。作者并没有把这个青年工人的思想感情简单化,也未因为他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将他拔高为“高大完美”的偶像。作品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他在恋爱中的忸怩不安,被人冤枉后的愤怒与痛苦,在复杂的矛盾中办法不多。这些喜怒哀乐恰其如分地表现了秦德贵纯洁而欠老练的青年工人身份。秦德贵这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借助作者正面叙述英雄行为和堆砌华丽词藻而成的,而是让人物在劳动实践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呈现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以此来打动读者的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袁廷发是在伪满时代吃了不少苦头才偷偷学到一些技术的老工人,他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平时工作认真,炼钢技术娴熟。但旧社会在他身上也打下了烙印,他将炼钢技术视为私人资本,不肯教给徒弟,自视甚高,不尊重别人的意见,在个人荣誉与妒忌心理的驱使下,用暗中损害炉体的方法创造炼钢新纪录,事后又受到良心的责备,并在党的教育与秦德贵模范行动影响下迅速转变。袁廷发的形象在解放初期的老工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形象比较生动的原因,除从工厂的生产活动中多方面表现他的性格外,主要得力于对他家庭生活的描写,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显得有声有色,缺点是袁廷发的转变过程写得比较草率。

  孙玉芬是解放初期的新型女工,作者着力刻画她纯真、朴素的品质,稳重而内向的个性,同时也表现了新中国青年女工高尚的恋爱观,她把纯洁的爱情献给了朴实、勤奋并对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秦德贵。当秦德贵为抢救国家财产负伤住院,孙玉芬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情感,她几次到医院探病,这些能够引起读者深深共鸣的描写,给这位女工的形象添上动人的光彩。

  书中领导干部的形象不如普通工人生动,除厂长有些特色外,党委书记、车间支部书记都写得一般化。反面人物也不很成功。落后工人张福全,作者虽然化了不少笔墨,但缺少特色,反革命分子李吉明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够清晰。

  《百炼成钢》在艺术上保持了作家原有的朴素平易的风格。他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提炼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善于从普通工人的生产操作、业余生活、家庭琐事、恋爱纠葛中发现诗意,并抓住一些有价值的情节生发开去,细致刻画,以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发展委婉曲折。如护炉奖金事件,就牵动了很多人的情绪。对于这笔奖金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当秦德贵在一次创造炼钢新纪录中无意化了炉顶而取消了九号炉三位炉长的这笔奖金后,生活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德贵因找不出原因和被人冤枉为不顾国家财产、个人出风头而感到委屈、气愤;袁廷发因奖金取消、秦德贵的新纪录又超过了他而贫忿不平;张福全则破口大骂,并准备破坏炉子,以此打击秦德贵;袁廷发的妻子丁春秀因此对秦德贵极端不满,以至在秦德贵与孙玉芬之间的爱情波折中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写来十分宛转自然,就象现实生活本身那样千变万化,又各有所归。

  小说的结构也颇见功夫。整个作品触及的生活面是相当广阔的,枝蔓虽多,脉络却十分清楚。作者始终以九号炉的快速炼钢为情节主干,集中描写三班工人的矛盾冲突,同时旁及到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农村生活、炼钢厂其他平炉的生产活动和两种领导思想的矛盾冲突。袁廷发家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部与九号炉的矛盾冲突有直接关系;厂长与党委书记的思想冲突,也是具体通过如何培养、教育秦德贵、袁廷发两人的不同看法反映出来;秦、孙的爱情波折则是围绕九号炉的竞赛所引起的反射。这种即广阔又集中的构思,使作品绪构严密,层次分明,显示了老作家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情趣健康、生动。除车间的劳动场面写得逼真外,对普通工人的家庭生活与爱情生活,描写得尤为真切感人,以至一些次要人物如家属丁春秀的形象也跃然纸上。全书有些章节写得颇为精采,如秦德贵、孙玉芬月下归家那一节,就可谓情景交融:在皎洁的月光下,一对青年工人同路回农村老家,一路上有说有笑,话题天南地北,神态活泼大方,两人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热情、健康、优美,表现了新中国青年工人特有的青春美,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这些精采的描写,增强了这部描写工业题材小说的吸引力。

  小说的主要缺点是结尾过于匆促,摆开的矛盾尚未合理解决就草草收场,影响了人物形象及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

  周而复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虽然也写到了大工厂的生活和斗争,但它涉及的生活领域比之《百炼成钢》又有不同。它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复杂而又特殊的较量。也描写了新中国年轻的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

  周而复,原名周祖式,一九一四年生于南京,祖籍是安徽旌德县。三十年代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解放前曾发表《白求恩大夫》、《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们》等中、长篇小说,其中以反映解放区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白求恩大夫》影响较大。此外,他还写过短篇小说、诗歌、剧本、通讯、特写、杂文等,不下百余篇。出版的创作集有《夜行集》、《新的起点》、《山谷里的春天》、《高原短曲》、《歼灭》、《子弟兵》、《春荒》等十余种。

  《上海的早晨》描写了建国后党领导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是过去小说创作尚未涉及的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它既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商业经济的一面,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成了一个新问题。中国革命对此的处理方式,不管怎样,总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和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所以,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反映这一方面的斗争生活,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作家总的构思,这个作品将分四部完成。第一部反映的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前夕资产阶级为保住自己私有财产、牟取暴利的猖狂活动;第二部集中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而第三、四部则写到一九五六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写到资产阶级分子怎样选择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命运。可以看出,作家正是力图通过对这场特殊斗争历史过程的形象描写,为人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个重要侧面的斗争生活,提供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图。这部作品的第一、二卷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相继问世。它的出版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国内外读者中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写出无产阶级和它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巨的创作任务,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①周而复在创作中,就是按照当时这个普遍的认识来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描写这种阶级矛盾以及它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的。

  作品的第一部以相当充分的篇幅描写了解放初期上海滩上以徐义德、朱延年为代表的一群工商业资本家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他们自恃有外国政治、经济势力作靠山,阴谋策划抽逃资金,构筑好上海、香港、纽约三道防线,准备与无产阶级作最后的较量。为了稳住阵脚,他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办法,一方面收买奸细,打进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挖心战;另一方面则大搞不法活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并以“聚餐会”的名义,实行组织串连,对抗国家的收购政策。至于那个靠混骗起家的药店老板朱延年,更是丧心病狂,他不仅施放“糖衣炮弹”,疯狂腐蚀干部,还不惜用制造假药、扣发医药器材等手段,暗害志愿军。总之,这一群在“星二聚餐会”集结起来的资本家,虽然行动各有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保住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维护他们那“冒险家乐园”的剥削经营。

  作品是在比较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上来展开这场尖锐斗争的描写的。当时,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胜负未定,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还抱有幻想,他们料定“美国来了,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因此,要“趁这个良好的机会放手捞一票”;另一方面国内土改运动正在胜利开展,挖掉了千年剥削老根,这对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徐义德、朱延年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了他们的巨大恐慌和负隅顽抗;再加上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阵地还不巩固,这就给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以可乘之机。作品对这种特定历史环境的广阔描写,为揭示这场斗争的必然性和深刻性,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依据。它使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与资产阶级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地掌握住斗争的主动权,就谈不上政权218的巩固和建设的开展。

  《上海的早晨》第二部集中描写“五反”运动,以比较有力的笔触,来表现这场运动锐不可挡的威势,特别着重表现党所制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威力。区委统战工作部长杨健带领的工作队,坚决依靠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调动起千军万马,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终于攻破了最顽固的堡垒。作品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也是比较真切生动的。

  当然,从整个斗争发展来看,“五反”运动还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所以在作品第二部的结尾,虽然朱延年这个奸商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徐义德等人也不得不低头交待自己的不法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作者特意描写了徐义德坦白“过关”后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大有东山再起之意,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过了几年之后,在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一次更大的交锋。这将是作品的第三、四部要继续表现的内容。

  解放后,周而复曾经从事过较长时间的统战工作,与资产阶级各色各样人物有过广泛的接触,所以,他在《上海的早晨》中刻画的资本家形象,是比较成功的。

  出现在作品里的资产阶级分子,人数众多,光是集结在“星二聚餐会”的成员,除了徐义德和朱延年外,还有通达纺织公司董事长潘信诚、兴盛厂总经理马慕韩、信通银行经理金懋廉、华东烟草公司大老板唐仲笙、光华机器厂经理宋其文以及永嘉烟草公司副经理冯永祥、大新印染厂的副经理江菊霞等。此外,还有一个一直未出场的上海滩工商界总巨头史步云。一部文学作品,写这么多资本家的形象是很少见的。而作家正是通过对这一批人物深刻的描绘,使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真实面貌,这是《上海的早晨》的一个突出成就。

  在刻画这些资本家形象时,作家选择了一系列典型事件和行动,有力地揭露这些人物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特征,同时,又根据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写出这些特征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表现。朱延年这个与反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有着血缘联系又是靠混骗起家的资本家,他的唯利是图,更多表现为无耻的诈骗和疯狂的掠夺上;徐义德几十年来是靠残酷压榨工人来扩充自己的企业的,他那“铁算盘”的手腕,说明他有着一套对工人实行多方盘剥的高超本领;而那位坚信“发展实业可以救国”的潘信诚,旧社会阅历深,解放后搞粮食投机倒把,受过打击,因而更加“老成持重”、“城府很深”,行动上表现得异常谨慎,不看准风向决不轻易动作。至于马慕韩和冯永祥,他们又是另外一种表现。马慕韩从大学“毕业出来还不到两年”,上海刚解放就继承父业当上纱厂总经理,他和一般资本家不同,除办厂外,对政府召集的什么会议都感兴趣,只要收到通知,从不缺席,被工商界称为“红色小开”;冯永祥也是个“工商界的红人”,他特别爱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接近,“到处吃得开,兜得转,啥场合都看见他”。他们还十分注意研究政府的政策法令,以便于“同政府和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总之,在这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积极钻营。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希望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作家这种描写,鲜明地体现了人物的时代特色。对我们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新特点,有深刻的意义。当然,也要看到,作品在刻画资产阶级形象时,更多的是表现他们应该改造的一面,而对他们发展实业,繁荣经济的作用则注意不够,对他们当中的一些能顺应潮流、愿意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振兴祖国的开明之士,也缺乏大胆的正面描写。这说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还受到时代的局限。

  作家对这些资产阶级人物的刻画所采用的艺术手法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仅从政治斗争、生产活动来表现人物,而且还深入到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精神世界一直到人物的面貌、服饰等多方面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象对徐义德的家庭关系以及他与江菊霞勾搭的描写,就相当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人物思想的腐朽,感情的虚伪和利己主义的处世哲学。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常常在人物的言谈和行动中,夹杂许多心理状态的刻画。比如,一边写资本家之间的亲密交往、握手言欢,一边又细致地描绘他们勾心斗角、各怀鬼胎;一边写资本家在工人、干部面前笑脸相迎,“虔诚”、“老实”,一边又写他们内心的仇恨、恐惧、矛盾。这些心理描写,往往是一些精采之笔,对勾勒人物完整的思想性格,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根据题材的需要,《上海的早晨》这部作品是以资产阶级人物作为描写中心的,这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是个重要的突破。全书正气凛然,作家在遵循生活真实的客观描写中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正确地反映阶级力量的对比,既敢于放手描写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又不忘体现无产阶级在全局上所处的优势;同时,还注意通过这些资产阶级人物的行动和精神的复杂变化,处处反衬革命力量的强大。比如在作品第一部结束前,作家就集中描写了这群资本家对即将到来的“五反”运动的反映,从他们的“忧虑重重”和惊恐状态,人们就可以清晰地预感到这场革命风暴的巨大威力。《上海的早晨》的创作实践,说明文学主人公的选择,不必强求一律,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处理。作品在这方面的创造,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经验。

  《上海的早晨》在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描写了工人群众的成长,比较真实地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曲折,象汤阿英的形象,就给人以较强的生活实感。但总的来说,作品对工人群众的描写较之对资本家的刻画,是显得逊色的。

  作品的结构比较严谨,顺叙、倒叙安排得体。在放开笔墨描写资本家群时,又紧紧抓住工业资本家徐义德和商业资本家朱延年这两个人物的活动线索,以此为纽带组织各种人物关系,所以尽管人物众多,枝蔓不少,但却无乱杂之感,反映了作家严谨的艺术构思。

  《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问世十多年后,作品的第三、四部也于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年相继发表了。第三部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五反”运动后,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中的新形势。资本家经历了“五反”运动,气焰有所收敛,但他们很快就从消沉转向活跃,利用合法的地位,力图扩充实力,准备与无产阶级进行新的较量。另一方面党所领导的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开展,对纯洁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第三部反映的是一场大规模斗争后和即将到来的另一场大规模斗争之前的一个间歇,双方都在积聚力量,还没有多少正面交锋,所以作家有更多的笔墨展开对各种人物生活面貌的精细描写,比较精彩的篇章仍然是对资本家之间各种微妙关系的揭露,使人们更加深了对他们尔虞我诈面目的认识。第四部主要描写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过程。描写工人生活的篇幅增加了许多,徐义德等资本家迫于潮流,最后作出赞同合营的抉择,也处理得较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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