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
第六节 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
浩然，原名梁金广，一九三二年生，河北省蓟县人。由于生活贫困，只上过三年半小学，但我国民间艺术、民间故事和若干古典小说，却给了幼年的浩然以深刻的艺术熏陶。后来，他又阅读了“五四”以来的一些新文学作品，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九四九年二月，浩然在区委会做青年工作期间，经常编些小戏、歌谣和故事，或在农村的土台上演出，或通过广播和墙报向群众宣传，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一九五四年六月。浩然到《河北日报》通县专区记者站当记者，通过采访，更详细地熟悉了农业合作化的历程和农村中的新人新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浩然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自此，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作者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分别收入《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夏青苗求师》、《蜜月》、《珍珠》、《小河流水》、《杏花雨》、《翠绿色的夏天》、《“小管家”任少正》、《翠泉》等十余个集子，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虽然有些还显得幼稚和粗糙，但却显示了作者敏捷的才思，并以其鲜明、生动的地方语言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了读者和文艺界的注意。作者在进行大量短篇创作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于一九六五年底完成，由作家出版社分三卷陆续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上台，我国文学创作进入低潮，浩然在思想和创作上暂时走入了歧途。一九七○年底，在“四人帮”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和“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影响下，浩然开始创作第二篇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并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分别出版了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二部。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看，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用“帮八股”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因而在出版之后，读者的反映是冷淡的。一九七四年，作者还赶写了适应江青一伙政治需要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其内容的空洞和艺术的贫乏，那就更不待说了。此外，作者还在这个时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谈创作心得体会的文章，也大都打上了“四人帮”思想影响的印痕。这说明，即使象浩然这样较有才能的作者；如果脱离了正确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在艺术上也会陷入贫乏和陋弱的境地，这对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浩然在创作上所走的这段弯路，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得到纠正，目前，他正潜心于新的创作计划。
《艳阳天》是浩然的代表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读者认为是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
小说以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为背景，透过京郊一个农业社在麦收过程中的生活故事，展现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小说虽然卷帙浩繁，但全部故事主线，都压缩在麦收那十几天的时间内，整个情节的发展，是单纯的、明朗的。在小说中，以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贫下中农为一方，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马之悦、地主分子马小辫等少数坏人和暂时受他们操纵的几个富裕中农为另一方，围绕着土地分红、闹粮、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串连、抢仓、退社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旗帜鲜明的两军对垒，通过每一次的较量，社会主义力量都粉碎了对方的进攻，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小说这样处理，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认识和描写有不够明确和人为的夸大之处，但从作品所表现的具体事件来看，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符合五十年代农村的历史真实，小说以这一“纵”的发展线索为框架，由几组相互关联的大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滚球式或波浪式的情节结构，也是合乎生活的逻辑的。另外，小说还在描写人物方面，向“横”的方向进行了开拓。在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是很多的，作者对其中那些较为重要的人物，几乎都介绍了他们的家史，从而展现了农村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丰富多采的生活风貌，这对刻画人物、烘托和深化全书的主题思想，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给作者提挈和处理他的生活素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并决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但这样一来，也给这部作品造成了一个明显的缺点：由于作者所叙述的故事，常常被这些介绍人物历史的枝节部分岔开去，以致影响了故事主线的发展，给人以进展迟滞的松懈感觉，并且，使得全书有些臃肿。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主要的篇幅，赞颂了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人物。主人公萧长春，是被作为带领群众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联盟进行斗争的农村英雄人物来塑造的。作者把他放在多种矛盾的尖锐斗争中，在强调他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他和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这样，体现在萧长春身上的那种革命气魄和智慧，他的领导艺术、政策水平，以及一个青年人所少有的那种处理复杂事物的冷静和克制，才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者还注意不把英雄人物“神化”，他用了不少篇幅写了他的爱情和日常生活。虽然这些描写有些地方还嫌过分“政治化”了一些，但总的来说，这些描写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真实、可亲，并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偶像。
在一部长篇作品中，为了展示矛盾冲突的宏伟场面和革命力量的磅礴气势，光靠写一两个英雄人物是不够的。《艳阳天》的再一个较为出色的地方，是除了塑造了萧长春这个人物以外，还写了马老四、韩百仲、喜爷爷、福奶奶、哑巴、五婶、焦二菊、焦振茂、焦淑红、马翠清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正面人物。由于作者在农村生活很久，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所以写来栩栩如生，既能从人物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揭示他们的本质属性，又能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环境和教养着眼，鲜明而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如马老四的沉静、踏实，喜爷爷的老练、精明，焦二菊的泼辣、率真，哑巴的憨直、勇烈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农是农村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但过去对这个阶层的进步性估计不足，常常过于贬低。受此影响，这部作品对这个阶层的正面力量是描写得不够的，但它塑造的焦振茂这个中农积极分子的形象还比较感人。焦振茂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他的动摇阶段，比较自觉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党在农村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他觉得跟着党走是有好处的，他成了时时、事事按“政策条文”衡量自己和别人的“政策迷”。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主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十分难得地交出了自己所埋的粮食，更加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象这样一个比较自觉的在改造中前进的中农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还不多见。作者这一富有特色的创造，多少弥补了作品对中农阶层描写个够的缺陷。
作品中出现的各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抵触和反抗的富裕中农的形象，倒被作者描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尤以弯弯绕和马大炮形象最为鲜明，是贯串全书的富裕中农里的重要角色。他们两个，一个“足智多谋”，躲在后面摇羽毛扇，一个见利忘义，带头闹事，大哄大喊，是那个真正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的坏人马之悦的哼哈二将。但是，终因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悖大局，所以，弯弯绕虽然能“绕”，绕来绕去还是自己吃亏；马大炮虽然能“轰”，轰来轰去徒然当了坏人的炮筒。他们的本性确实一时难改，作者这样描写是为了说明对这类人物的教育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任务。此外，象马子怀的“傻子过年——看间壁”式的世故，韩百安的胆小怕事而又财迷心窍，也都很能代表中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特征。
马之悦被作者描写为资本主义营垒中的幕后策划者。他在解放前靠了投机和冒险骗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一解放就成了东山坞的“开国功臣”。由于特殊历史和特殊身份，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共产党内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在群众面前他是农业社副主任和抗战时期的“救命恩人”，在富裕中农眼里他是中农利益的保护者和旗帜，在拒绝改造的地主、奸商和暗藏的敌伪汉奸那里，他则是知心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如此等等。由于这个人物的这种特殊地位，加上他那异乎寻常的阴险和狡诈，使他具有了一种很大的兴风作浪的本领。作品中出现的这一人物，使萧长春等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对手。这使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和英雄形象的树立，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马之悦而外，象地主分子马小辫，富农分子马斋，以及那个正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往下猛滑的下台会计马立本等反面形象，也是比较具有特色的。
《艳阳天》的语言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经过加工了的文学语言，简练、流畅、明净，在个性化、口语化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艳阳天》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思想上说，是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和反映，受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左”的思潮的影响，致使作品对生活矛盾的把握，对当时农村一些人和事的判断上，都带有某些偏颇；从艺术上说，是臃肿和迟滞。小说共分三卷，在后两卷中，主要人物性格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再则，有些情节和场面也显得不够真实，把那么多的头绪、事件压缩在几天、十几天的时间内进行，是可以的，但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大合理，如萧长春从工地回到东山坞，到第二天回家，实际上中间只隔半日光景，小说却写了十几万言，其中很多是人物对话，这就产生了时间和情节之间的矛盾，是不大可信的。
和《艳阳天》异曲同工，陈登科的《风雷》也展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淮北农村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活画面。
陈登科，一九一九年生，江苏省涟水县人。二十一岁参加革命。在抗日游击队当过警卫员、通讯员、侦察员。一九四五年后一直做记者工作。一九五○年底，调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从此成为专业作家。
陈登科一九四八年写出取材于洪湖斗争的第一部小说《杜大嫂》，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同年秋，又以涟水保卫战为背景、写出第二部小说《活人塘》，一九五○年发表。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又写了第三部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这三部作品的发表，使陈登科在读者中和文艺界受到了重视。一九五三年以后，作者到治淮工地工作，这期间写的中篇小说《黑姑娘》和长篇小说《移山记》，在读者中间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作者又到淮北农村生活和访问，两年内写了电影剧本《柳湖新颂》、《卧龙湖》（该作与鲁彦周合写）和短篇小说集《春水集》，为《风雷》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一九七八年，又与鲁彦周、肖马等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暗花明》，七九年发表长篇小说《破壁记》（与肖马合作）。
据作者回顾，《风雷》于一九五八年开始结构故事，第二年冬季动笔，一九六○年底完成初稿①。作者原定写一百章，一九六四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风雷》第一部，共有六十章。从这六十章里，读者已经初步可以窥见淮北农民为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所触发的改天换地的革命风雷了。
小说描写的事件开始的时候，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夕。作者通过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祝永康领导群众改变黄泥乡落后面貌的故事，展示了五十年代淮北农村很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生活风貌。小说的矛盾设置，基本采用了当时文学作品反映农村斗争的模式。它的情节主要由两条矛盾线索组成。一是黄泥乡贫下中农和富农分子黄龙飞、投机倒把分子杜三春、黄三等人的矛盾，这是敌我矛盾，也是贯串全书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争夺乡、村基层政权的斗争：在黄龙飞等坏人方面，竭力要把我们基层政权中的优秀分子如任为群那样的人赶下台去（他们部分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并进一步图谋把新上任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从黄泥乡赶走，以便利用农村灾荒继续进行他们的粮食投机活动，最后恢复他们那“失去的天堂”；而在广大贫下户农一方，则面临着维护和巩固农村政权的考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对黄龙飞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智慧和行动，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革命风雷的激荡中初步扫清了笼罩于黄泥乡上空的阴霾。小说的另一条矛盾线索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如何领导黄泥乡群众战胜灾荒的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以祝永康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组织群众、自力更生，通过战胜灾荒发展互助合作；而以朱锡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则企图以各寻门路、买卖自由等资本主义方式“度过”灾荒。这条路线，实际上成了黄龙飞等人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屏障，因而两者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同盟。在祝、朱的矛盾中，祝永康得到了县委领导（主要是通过县委书记方旭东）的支持，而朱锡坤的后台则是区委书记熊彬，这就使祝、朱的矛盾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并在区委和乡党总支内部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在小说第一部中是以内部斗争的形式进行着，较之群众和黄龙飞的矛盾，它虽然居于次要地位，但却是全书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大大深化了小说力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此外，小说还广泛地表现了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如家庭矛盾、群众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或误会而造成的同志间的矛盾、上下级矛盾等等。由这些矛盾激起的波澜，经作者的组织又无一不汇入那由以上两条重要矛盾线索交织而成的生活的激流，从而使小说情节更形丰满，使作品的生活内容显得更加广阔和深厚。
小说塑造的祝水康这一富有泥土气息的区级干部的形象，被作者赋予以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直接联结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基层单位，便于读者直接看到广大农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它又直接通向县一级的领导，便于作者从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农村生活的脉搏和动向。祝永康所活动的淮北农村，既是他当年参加淮海战役的著名战场，又是他今天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作者为主人公所提供的这一巨大舞台，给人物性格的成长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历史内容，这是作者构思上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作者笔下，祝永康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人物，但作者又从来不使人物的抱负和理想，离开他出生入死的战斗过的土地和人民，并通过他那平易近人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把他的理想和抱负注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因此，祝永康的形象自始至终是令人感到朴实、亲切的。不足的是，作者围绕着这个人物所进行为某些描写，似乎还显得平庸和繁琐了些，说明作者对他的生活素材还缺乏进一步的提炼。
在农民形象中，任为群、陆素云和何老九的形象是突出的。任为群是黄龙飞等坏人第一个排挤与陷害的对象，在他被撤掉民兵队长的职务以后，他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责任感勤奋地为人民工作着，尤其通过他不分日夜地勘测荒湖和制定改造荒湖的计划这一典型情节，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农村共产党员纯朴而高尚的精神世界。他身处逆境而不动摇这一品质无疑是很感人的；和任为群相比，做为妻子的陆素云，在作品中的思想起点似乎是低的，但正是她，却从一个贫农女儿的阶级直感上，对周围发生的政治性事件抱着明确的爱憎态度。这是一个典型的精明、泼辣而又有着火一样感情的农村青年妇女，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这样的妇女一当从旧的思想和家庭圈子中解放出来，立刻就会在集体事业中表现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从人物性格的表现艺术来说，小说对这一形象的描写是相当成功的。何老九的形象充分表达了老一代农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信赖，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希望人们看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外，万寿年和万春芳父女的形象也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者忠厚、勤恳，是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而素孚众望的乡干部，后者则是一个纯洁、热情的农村姑娘。不过万春芳在小说第一部中过多地沉湎于个人爱情的遐想，因而她的形象多少有些游离于作品的主要情节之外。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县委书记方旭东的形象。虽然作者有一些笔墨很能表达出这一人物的深沉与老练，但总的说，这一形象是单弱了些。
在反面人物中，反动富农分子黄龙飞的形象是较为充实的，作者写出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惯于深谋远虑，确是农村中一个不易对付的对手；但作品第一部的结尾处，对这一形象的处理却嫌轻率了些（只用了一个斗争会的暗场处理就草草了事），使这一形象未能沿着他原来的性格逻辑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他如黄美容的骄奢、撒野，杜三春的毒辣、发泼等等，也是很有个性特点的。
在党内生活中，朱锡坤虽然是一个怀着野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但他实际上只是走向蜕化变质边缘的区委书记熊彬的工具。作者对熊彬这个人物的描写，很注意从实际生活出发，掌握事物变化的分寸感，写出他在蜕变过程中的复杂性。至于熊、朱究竟要走向哪里，作品第一部还没有提供十分明确的答案。
总之，《风雷》不失为描写五十年代农村斗争的一部有特色的作品。
《风雷》的作者与《艳阳天》的作者一样，对农村生活都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在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上，也有丰厚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取得一定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在他们所处的创作年代，流行着一种被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观念、他们和当时无数作家一样，没有也无法做到对这种观念作出排拒以至超越，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它渗进了自己的艺术耕耘中，由此产生的作品，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真实性上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这些作品毕竟是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它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定年代小说创作的风貌。
浩然，原名梁金广，一九三二年生，河北省蓟县人。由于生活贫困，只上过三年半小学，但我国民间艺术、民间故事和若干古典小说，却给了幼年的浩然以深刻的艺术熏陶。后来，他又阅读了“五四”以来的一些新文学作品，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九四九年二月，浩然在区委会做青年工作期间，经常编些小戏、歌谣和故事，或在农村的土台上演出，或通过广播和墙报向群众宣传，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一九五四年六月。浩然到《河北日报》通县专区记者站当记者，通过采访，更详细地熟悉了农业合作化的历程和农村中的新人新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浩然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自此，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作者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分别收入《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夏青苗求师》、《蜜月》、《珍珠》、《小河流水》、《杏花雨》、《翠绿色的夏天》、《“小管家”任少正》、《翠泉》等十余个集子，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虽然有些还显得幼稚和粗糙，但却显示了作者敏捷的才思，并以其鲜明、生动的地方语言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了读者和文艺界的注意。作者在进行大量短篇创作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于一九六五年底完成，由作家出版社分三卷陆续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上台，我国文学创作进入低潮，浩然在思想和创作上暂时走入了歧途。一九七○年底，在“四人帮”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和“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影响下，浩然开始创作第二篇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并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分别出版了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二部。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看，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用“帮八股”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因而在出版之后，读者的反映是冷淡的。一九七四年，作者还赶写了适应江青一伙政治需要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其内容的空洞和艺术的贫乏，那就更不待说了。此外，作者还在这个时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谈创作心得体会的文章，也大都打上了“四人帮”思想影响的印痕。这说明，即使象浩然这样较有才能的作者；如果脱离了正确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在艺术上也会陷入贫乏和陋弱的境地，这对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浩然在创作上所走的这段弯路，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得到纠正，目前，他正潜心于新的创作计划。
《艳阳天》是浩然的代表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读者认为是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
小说以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为背景，透过京郊一个农业社在麦收过程中的生活故事，展现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小说虽然卷帙浩繁，但全部故事主线，都压缩在麦收那十几天的时间内，整个情节的发展，是单纯的、明朗的。在小说中，以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贫下中农为一方，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马之悦、地主分子马小辫等少数坏人和暂时受他们操纵的几个富裕中农为另一方，围绕着土地分红、闹粮、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串连、抢仓、退社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旗帜鲜明的两军对垒，通过每一次的较量，社会主义力量都粉碎了对方的进攻，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小说这样处理，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认识和描写有不够明确和人为的夸大之处，但从作品所表现的具体事件来看，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符合五十年代农村的历史真实，小说以这一“纵”的发展线索为框架，由几组相互关联的大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滚球式或波浪式的情节结构，也是合乎生活的逻辑的。另外，小说还在描写人物方面，向“横”的方向进行了开拓。在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是很多的，作者对其中那些较为重要的人物，几乎都介绍了他们的家史，从而展现了农村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丰富多采的生活风貌，这对刻画人物、烘托和深化全书的主题思想，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给作者提挈和处理他的生活素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并决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但这样一来，也给这部作品造成了一个明显的缺点：由于作者所叙述的故事，常常被这些介绍人物历史的枝节部分岔开去，以致影响了故事主线的发展，给人以进展迟滞的松懈感觉，并且，使得全书有些臃肿。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主要的篇幅，赞颂了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人物。主人公萧长春，是被作为带领群众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联盟进行斗争的农村英雄人物来塑造的。作者把他放在多种矛盾的尖锐斗争中，在强调他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他和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这样，体现在萧长春身上的那种革命气魄和智慧，他的领导艺术、政策水平，以及一个青年人所少有的那种处理复杂事物的冷静和克制，才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者还注意不把英雄人物“神化”，他用了不少篇幅写了他的爱情和日常生活。虽然这些描写有些地方还嫌过分“政治化”了一些，但总的来说，这些描写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真实、可亲，并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偶像。
在一部长篇作品中，为了展示矛盾冲突的宏伟场面和革命力量的磅礴气势，光靠写一两个英雄人物是不够的。《艳阳天》的再一个较为出色的地方，是除了塑造了萧长春这个人物以外，还写了马老四、韩百仲、喜爷爷、福奶奶、哑巴、五婶、焦二菊、焦振茂、焦淑红、马翠清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正面人物。由于作者在农村生活很久，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所以写来栩栩如生，既能从人物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揭示他们的本质属性，又能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环境和教养着眼，鲜明而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如马老四的沉静、踏实，喜爷爷的老练、精明，焦二菊的泼辣、率真，哑巴的憨直、勇烈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农是农村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但过去对这个阶层的进步性估计不足，常常过于贬低。受此影响，这部作品对这个阶层的正面力量是描写得不够的，但它塑造的焦振茂这个中农积极分子的形象还比较感人。焦振茂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他的动摇阶段，比较自觉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党在农村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他觉得跟着党走是有好处的，他成了时时、事事按“政策条文”衡量自己和别人的“政策迷”。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主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十分难得地交出了自己所埋的粮食，更加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象这样一个比较自觉的在改造中前进的中农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还不多见。作者这一富有特色的创造，多少弥补了作品对中农阶层描写个够的缺陷。
作品中出现的各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抵触和反抗的富裕中农的形象，倒被作者描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尤以弯弯绕和马大炮形象最为鲜明，是贯串全书的富裕中农里的重要角色。他们两个，一个“足智多谋”，躲在后面摇羽毛扇，一个见利忘义，带头闹事，大哄大喊，是那个真正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的坏人马之悦的哼哈二将。但是，终因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悖大局，所以，弯弯绕虽然能“绕”，绕来绕去还是自己吃亏；马大炮虽然能“轰”，轰来轰去徒然当了坏人的炮筒。他们的本性确实一时难改，作者这样描写是为了说明对这类人物的教育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任务。此外，象马子怀的“傻子过年——看间壁”式的世故，韩百安的胆小怕事而又财迷心窍，也都很能代表中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特征。
马之悦被作者描写为资本主义营垒中的幕后策划者。他在解放前靠了投机和冒险骗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一解放就成了东山坞的“开国功臣”。由于特殊历史和特殊身份，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共产党内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在群众面前他是农业社副主任和抗战时期的“救命恩人”，在富裕中农眼里他是中农利益的保护者和旗帜，在拒绝改造的地主、奸商和暗藏的敌伪汉奸那里，他则是知心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如此等等。由于这个人物的这种特殊地位，加上他那异乎寻常的阴险和狡诈，使他具有了一种很大的兴风作浪的本领。作品中出现的这一人物，使萧长春等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对手。这使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和英雄形象的树立，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马之悦而外，象地主分子马小辫，富农分子马斋，以及那个正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往下猛滑的下台会计马立本等反面形象，也是比较具有特色的。
《艳阳天》的语言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经过加工了的文学语言，简练、流畅、明净，在个性化、口语化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艳阳天》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思想上说，是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和反映，受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左”的思潮的影响，致使作品对生活矛盾的把握，对当时农村一些人和事的判断上，都带有某些偏颇；从艺术上说，是臃肿和迟滞。小说共分三卷，在后两卷中，主要人物性格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再则，有些情节和场面也显得不够真实，把那么多的头绪、事件压缩在几天、十几天的时间内进行，是可以的，但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大合理，如萧长春从工地回到东山坞，到第二天回家，实际上中间只隔半日光景，小说却写了十几万言，其中很多是人物对话，这就产生了时间和情节之间的矛盾，是不大可信的。
和《艳阳天》异曲同工，陈登科的《风雷》也展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淮北农村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活画面。
陈登科，一九一九年生，江苏省涟水县人。二十一岁参加革命。在抗日游击队当过警卫员、通讯员、侦察员。一九四五年后一直做记者工作。一九五○年底，调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从此成为专业作家。
陈登科一九四八年写出取材于洪湖斗争的第一部小说《杜大嫂》，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同年秋，又以涟水保卫战为背景、写出第二部小说《活人塘》，一九五○年发表。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又写了第三部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这三部作品的发表，使陈登科在读者中和文艺界受到了重视。一九五三年以后，作者到治淮工地工作，这期间写的中篇小说《黑姑娘》和长篇小说《移山记》，在读者中间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作者又到淮北农村生活和访问，两年内写了电影剧本《柳湖新颂》、《卧龙湖》（该作与鲁彦周合写）和短篇小说集《春水集》，为《风雷》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一九七八年，又与鲁彦周、肖马等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暗花明》，七九年发表长篇小说《破壁记》（与肖马合作）。
据作者回顾，《风雷》于一九五八年开始结构故事，第二年冬季动笔，一九六○年底完成初稿①。作者原定写一百章，一九六四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风雷》第一部，共有六十章。从这六十章里，读者已经初步可以窥见淮北农民为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所触发的改天换地的革命风雷了。
小说描写的事件开始的时候，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夕。作者通过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祝永康领导群众改变黄泥乡落后面貌的故事，展示了五十年代淮北农村很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生活风貌。小说的矛盾设置，基本采用了当时文学作品反映农村斗争的模式。它的情节主要由两条矛盾线索组成。一是黄泥乡贫下中农和富农分子黄龙飞、投机倒把分子杜三春、黄三等人的矛盾，这是敌我矛盾，也是贯串全书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争夺乡、村基层政权的斗争：在黄龙飞等坏人方面，竭力要把我们基层政权中的优秀分子如任为群那样的人赶下台去（他们部分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并进一步图谋把新上任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从黄泥乡赶走，以便利用农村灾荒继续进行他们的粮食投机活动，最后恢复他们那“失去的天堂”；而在广大贫下户农一方，则面临着维护和巩固农村政权的考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对黄龙飞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智慧和行动，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革命风雷的激荡中初步扫清了笼罩于黄泥乡上空的阴霾。小说的另一条矛盾线索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如何领导黄泥乡群众战胜灾荒的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以祝永康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组织群众、自力更生，通过战胜灾荒发展互助合作；而以朱锡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则企图以各寻门路、买卖自由等资本主义方式“度过”灾荒。这条路线，实际上成了黄龙飞等人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屏障，因而两者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同盟。在祝、朱的矛盾中，祝永康得到了县委领导（主要是通过县委书记方旭东）的支持，而朱锡坤的后台则是区委书记熊彬，这就使祝、朱的矛盾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并在区委和乡党总支内部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在小说第一部中是以内部斗争的形式进行着，较之群众和黄龙飞的矛盾，它虽然居于次要地位，但却是全书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大大深化了小说力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此外，小说还广泛地表现了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如家庭矛盾、群众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或误会而造成的同志间的矛盾、上下级矛盾等等。由这些矛盾激起的波澜，经作者的组织又无一不汇入那由以上两条重要矛盾线索交织而成的生活的激流，从而使小说情节更形丰满，使作品的生活内容显得更加广阔和深厚。
小说塑造的祝水康这一富有泥土气息的区级干部的形象，被作者赋予以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直接联结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基层单位，便于读者直接看到广大农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它又直接通向县一级的领导，便于作者从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农村生活的脉搏和动向。祝永康所活动的淮北农村，既是他当年参加淮海战役的著名战场，又是他今天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作者为主人公所提供的这一巨大舞台，给人物性格的成长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历史内容，这是作者构思上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作者笔下，祝永康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人物，但作者又从来不使人物的抱负和理想，离开他出生入死的战斗过的土地和人民，并通过他那平易近人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把他的理想和抱负注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因此，祝永康的形象自始至终是令人感到朴实、亲切的。不足的是，作者围绕着这个人物所进行为某些描写，似乎还显得平庸和繁琐了些，说明作者对他的生活素材还缺乏进一步的提炼。
在农民形象中，任为群、陆素云和何老九的形象是突出的。任为群是黄龙飞等坏人第一个排挤与陷害的对象，在他被撤掉民兵队长的职务以后，他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责任感勤奋地为人民工作着，尤其通过他不分日夜地勘测荒湖和制定改造荒湖的计划这一典型情节，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农村共产党员纯朴而高尚的精神世界。他身处逆境而不动摇这一品质无疑是很感人的；和任为群相比，做为妻子的陆素云，在作品中的思想起点似乎是低的，但正是她，却从一个贫农女儿的阶级直感上，对周围发生的政治性事件抱着明确的爱憎态度。这是一个典型的精明、泼辣而又有着火一样感情的农村青年妇女，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这样的妇女一当从旧的思想和家庭圈子中解放出来，立刻就会在集体事业中表现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从人物性格的表现艺术来说，小说对这一形象的描写是相当成功的。何老九的形象充分表达了老一代农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信赖，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希望人们看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外，万寿年和万春芳父女的形象也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者忠厚、勤恳，是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而素孚众望的乡干部，后者则是一个纯洁、热情的农村姑娘。不过万春芳在小说第一部中过多地沉湎于个人爱情的遐想，因而她的形象多少有些游离于作品的主要情节之外。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县委书记方旭东的形象。虽然作者有一些笔墨很能表达出这一人物的深沉与老练，但总的说，这一形象是单弱了些。
在反面人物中，反动富农分子黄龙飞的形象是较为充实的，作者写出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惯于深谋远虑，确是农村中一个不易对付的对手；但作品第一部的结尾处，对这一形象的处理却嫌轻率了些（只用了一个斗争会的暗场处理就草草了事），使这一形象未能沿着他原来的性格逻辑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他如黄美容的骄奢、撒野，杜三春的毒辣、发泼等等，也是很有个性特点的。
在党内生活中，朱锡坤虽然是一个怀着野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但他实际上只是走向蜕化变质边缘的区委书记熊彬的工具。作者对熊彬这个人物的描写，很注意从实际生活出发，掌握事物变化的分寸感，写出他在蜕变过程中的复杂性。至于熊、朱究竟要走向哪里，作品第一部还没有提供十分明确的答案。
总之，《风雷》不失为描写五十年代农村斗争的一部有特色的作品。
《风雷》的作者与《艳阳天》的作者一样，对农村生活都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在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上，也有丰厚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取得一定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在他们所处的创作年代，流行着一种被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观念、他们和当时无数作家一样，没有也无法做到对这种观念作出排拒以至超越，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它渗进了自己的艺术耕耘中，由此产生的作品，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真实性上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这些作品毕竟是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它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定年代小说创作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