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和玛拉沁夫]
第七节 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和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
李乔是彝族作家，一九○九年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佃农的家庭里，少年时曾当过矿工。初中毕业后，为谋生流浪到昆明、上海，对左翼文艺发生了兴趣。一九三○年，创造社征求无名作家***作三篇，李乔一篇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未完成的斗争》应征录取。以后，他曾当过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并从事业余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报告文学等。一九四八年，他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建国以后，李乔从事民族工作和文学创作。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他先后随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访问了佧佤族，参加了边疆民族工作队去德宏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凉山等地进行过民主改革工作。这使他学习了党的政策，打开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创作了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一九五六年）、《早来的春天》（一九六二年）和《呼啸的山风》（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他从已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选出《拉猛回来了！》、《会见》、《挣断锁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命运》等八篇，结集为《挣断锁链的奴隶》。这些短篇小说以朴素明朗的格调，通过佧佤族、傣族、彝族一个个人物的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描写那些世世代代任人宰割的奴隶在党的领导下，挣断了锁链，向往自由天地的精神面貌。此外，李乔还出版过儿童读物《彝族小英雄》、《寄自小凉山》等。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着手创作长篇小说《大地在阵痛》。
《欢笑的金沙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较早反映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长篇小说，曾被译成俄文、英文介绍给外国读者。小说主要描写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开辟凉山彝民区工作、争取彝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斗争过程。
到少数民族地区开辟工作，是一项特殊的战斗任务。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工作队内部对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争论，将面临的复杂形势摆在读者的面前，生动地表现了这场战斗的复杂性。当时，祖国大陆已经解放四年，革命与建设事业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金沙江对岸的凉山彝民区，依然是原始、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统治。国民党胡宗南匪军的残余部队窜入凉山后，利用反动统治长期造成的民族隔阂，诽谤我党政策，阻挠彝民过江了解真实情况；他们又利用彝族“打冤家”的陋俗，挑拨彝族各部落之间互相残杀，以强化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开辟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工作队在彝族干部丁政委的领导下，批判了那些不顾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照搬内地经验，主张“进兵凉山”的错误主张，坚决相信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千方百计让“政策过江”，启发彝民觉悟，消除民族隔阂，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小说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这一主题的表现颇有特点。它没有落入依靠正面人物大段的议论、依靠描写会议桌上的激烈争论来表现主题的艺术格套，而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的具体活动形态来揭示生活的意蕴。作者将工作队员在贯彻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行动描绘得十分生动，而彝族同胞也正是从这些平凡的举动中，看到了党对他们的态度与政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小说多次描写彝族人民怀着恐惧、疑虑过江而来，了解实情后欢天喜地过江而归的情节，显示党的政策终于渐渐“过江”，汉彝隔阂也在逐步解除。在工作队做了大量团结上层、启发奴隶觉悟的工作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小说的这种表现手法，既朴素自然，又具体亲切，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党的民族政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性，说明生产与文化极端落后的彝族人民，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贫穷、愚昧状态而获得新生。
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凉山分工委会书记丁政委，是一位在红军路过凉山时参军、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彝族干部，他深知民族隔阂留在彝族同胞身上的伤痕及其造成的苦难，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引起彝族人民发生误会的急躁、冒进做法，教育干部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思想。作者将丁政委放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一方面细致描写他对凉山的热爱，为凉山不认识“长征去的儿子”而痛苦，对离别多年的亲人的思念等丰富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揭示他高度的原则精神，不拘私情，在复杂的形势下能十分理智地考虑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丁政委的形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工作的正确领导。
沙马木札、木锡骨答、磨石拉萨三位“黑彝”①的形象写得各有特色。以焦屠户为头子的国民党残匪的造谣诽谤，使他们对共产党都怀着恐惧心理，但各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沙马木札稳重，遇事注重事实，他根据自己三、四年来对“逃难人”（指残匪）的观察，觉得这些人很不好；十七年前长征过凉山时的共产党，却在他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两种事实的对比，使他内心充满矛盾，既不全信残匪的谣言，又怕共产党已经改变长征时的做法。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沙马木札的个性特点与思想基础，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黑彝”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联络耿直、风趣的木锡骨答，脱离焦屠户的控制，迅速靠拢共产党的经过。磨石拉萨则是另一个类型的“黑彝”。他从小躲在部落里，从未见过世面，对焦屠户的挑拨造谣深信不疑，对共产党则抱疑惧态度。同时，他要扩充部落的欲望十分强烈。一心想当大“黑彝”。虽然他对残匪无止境地向他要粮要烟感到头痛，但却想依靠他们的枪炮并吞其他部落。焦屠户就抓住他这种心理，挑拨他与渐渐靠拢共产党的沙马木札家“打冤家”。但在丁政委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一系列事实的教育下，他终于逐步觉悟。小说描写的三位彝人首领从恐惧、疑虑到拥护共产党的思想变化，真实地体现了我党民族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中所取得的胜利。
小说对没有人身自由的娃子（即奴隶）阿火黑日与阿罗的描写，突出了他们渴求解放、向往自由的心理，当他们亲眼看到工作队员真心关怀彝族同胞的举动时，立刻产生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并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忠实宣传者。从阿火黑日与阿罗身上，显示了彝族广大劳动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及其对共产党的拥护与支持。但由于这部小说重点描写的是开辟凉山工作的第一步，对彝族内部阶级矛盾的描写未能充分展开，奴隶形象的描绘显得简单了些。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十分注意把握各人不同的阶级地位与思想基础，又由于作家熟悉彝族人民独特的生活习惯，能够十分自然地描绘他们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性格与心理活动。但相比之下，书中汉族干部的形象就显得比较苍白。
小说比较广泛地描绘了彝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勾勒了我国西南边境险峻的自然景色，能使人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无论是祖国南疆的崇山峻岭、瑰丽风光，还是彝民独特的服饰装束、风土人情，读之都能使人历历在目。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不孤立地描写这些现象，也没有那种为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而猎奇逐异的迹象，而是注意结合这些描写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书中描写的“打冤家”和表示和解的“钻牛皮”等等遗俗，都已大大超过它们原有的历史含意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小说在描写人物与叙述情节方面，都显露出朴素自然的特色。作者曾说：“我是生活的见证人”①。他确实是作为彝民生活的见证人，以清新、质朴的语言，向读者忠实地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说心中的爱和憎，为作品造成一种亲切自然的气氛。
这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围绕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广泛描写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写汉彝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残匪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注意加强对汉族干部及奴隶形象的刻画。奴隶制统治下“黑彝”对“娃子”的残酷、野蛮的压迫，几位奴隶出身的民族干部在平息叛乱中的作用，都写得比较生动。但是在二、三部中描写得比较成功的仍然还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形象，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社会影响都不如《欢笑的金沙江》。
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也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玛拉沁夫是蒙族作家，一九三○年生于内蒙吐默特旗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从小就喜爱蒙古的民间故事与歌谣。抗战胜利时他在中学读书，十五岁参加八路军骑兵队，以后一直在部队及地方做文化宣传工作。一九五一年发表***作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五五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包括作家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间创作的五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善丁河畔》、《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命名》。这些作品以欢快的笔调，充沛的热情，歌颂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作品散发着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显露了作家的创作才华。一九五七年出版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以后，玛拉沁夫除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外，还参加《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等电影文学剧本的编写工作。打倒“四人帮”后，出版了作者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比较系统地收集了他多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
《在茫茫的草原上》出版后，立即因题材新颖，人物形象生动，草原生活气息浓烈，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为使作品精益求精，作者在一九五七年版本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重大修改，于一九六三年以《茫茫的草原》为书名再版。
小说描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察哈尔草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这一时期内蒙人民所经历的一场严峻的考验。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辽阔的蒙古草原处于沸腾、动荡之中，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面临着三种抉择：是跟共产党走，还是受国民党控制，抑或脱离祖国而“独立”？经过一番动荡，在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由内蒙自治联合会具体领导，我国蒙古族人民终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小说通过察哈尔草原一支骑兵中队的建立与成长，具体地再现了这段重要的历史生活，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小说生动描绘了草原的动荡形势。作者采用多线索交叉发展的方法，通过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细致描绘内蒙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动向。小说一开始，被日伪警察大队长贡郭尔扎冷①抓到伪蒙疆军队当兵的青年牧民铁木尔，回到了美丽的故乡特古日克村，带来了国民党在呼和浩特市屠杀蒙古学生，八路军主张“穷人要翻身”、“天底下人跟人都应当平等”等消息，这消息立刻象长了翅膀，在草原上到处传播，惊动了察哈尔盟明安旗各方面的人。党派到草原上来“打前站”的洪涛与牧民官布这两位共产党员，启发、教育铁木尔以打猎为名团结一批青年牧民，并在这基础上成立武装组织“明安旗骑兵中队”。贡郭尔扎冷凭他的阶级本能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他抱定决心跟着国民党干，在国民党特务刘峰的指挥下，加紧拉拢盟内的头面人物，成立“明安旗保安团”，自任上校团长。他与草原上土匪方达仁骑兵队狼狈为奸，让方达仁冒充八路军，在草原上奸***虏掠；贡郭尔则以反击英雄自居，进行反动宣传，煽动牧民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到日本留过学，当过伪蒙疆政府副厅长的上层分子齐木德，在这动荡的时刻，打出了“蒙古人应当独立”的旗号，他的这种“民族热”的情绪，很能打动部分青年牧民的心，草原上的大富户瓦其尔老头，则让两个儿子分头参加两个对立的骑兵中队，准备谁在草原上得势，就倒向谁。这些都预示着草原即将掀起一场革命的大风暴。
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造成了汉蒙人民的严重隔阂，加上国民党潜伏在草原上的情报组织的造谣中伤，因此，启发牧民觉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时，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我党在草原上建立的“明安旗骑兵中队”的战士们，尽管听了官布、铁木尔的宣传，朦胧地感到共产党、八路军好，但燃烧在他们心中更为强烈的感情，是当时流行于草原的为蒙古民族当兵打仗的“民族热”。土匪方达仁假冒八路军骚扰草原后，不少蒙古青年参加了贡郭尔骑兵团。即使是铁木尔，他的成长也是曲折的。作品细致描写这种觉醒过程中的反复，表现了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小说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青年牧民铁木尔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倔强、正直、血气方刚，有着坚强的意志，愿为蒙古民族的自由解放牺牲一切。铁木尔回到家乡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日夜思念的斯琴已被贡郭尔强占，这给他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但刚强的铁木尔并不因此消沉，也不急于报私仇，而是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他勇于服从真理，在草原上各种势力处于拉锯状态的时候，凭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毫不犹豫地回答蒙奸旺丹的挑衅，明确表示要选八路军做朋友。但铁木尔是一块尚未炼成钢的生铁，他有狭隘的民族情绪，虽然作战勇敢、机智，却自由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小说有不少场面（如在消灭土匪的故斗中，未经同意，孤身入敌后截击土匪；送急件路上戏弄敌人等等）生动地描绘了他的性格，批判了他的弱点和缺点。作者力图从铁木尔的成长，显示蒙古人民的觉醒过程，但由于没有写好推动铁木尔成长的客观环境，人物起点本来就高，成长、发展过程就不很显著。
斯琴和青年寡妇莱波尔玛，都是在旧社会没有社会地位的蒙族妇女形象，斯琴柔弱，莱波尔玛倔强，她们都有炽烈的爱情、但又都不可能实现。斯琴被迫在贡郭尔家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莱波尔玛也不能与情人（大牧主的儿子沙克蒂尔）正式结婚。最后这两人在铁木尔的引导下，都走上了新的斗争道路，虽然这种转变写得不够充分，但并非没有思想与性格的基础。
洪涛、官布、十二师师长洛卜桑、政委苏荣，是几位领导干部的形象。洛卜桑和苏荣，虽然在作品中出现不多，但洛卜桑的豪爽、勇猛，苏荣的英武，都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作为贯串全书的人物是洪涛与官布，官布在作品中的作用虽然未被充分发挥，但小说较为逼真地描写了他的淳朴和善于同青年牧民打成一片的性格特色。而洪涛则是一个写得失败的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党派到察哈尔草原上来“打前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迎接大军到草原的共产党员来描写的，但书中又把这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人物写成一个被批判者。他虽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得力，组织批评他时，他患得患失；他既不熟悉也不能严格遵守民族政策，以至几乎被战士打死；甚至为了个人恋爱问题，在同志中间进行挑拨。问题不在于写了洪涛这位党员身上的严重缺点，而在于这个人物的使命与书中形象不相称，因此使作品不能在历史紧要关头体现党的力量。一九六三年再版的《茫茫的草原》中，作者在这方面作了重大修改，增强了蒙族女干部苏荣的形象，让她替代洪涛的使命而成为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体现了党对动荡草原的领导。
在敌人形象中，野心勃勃、贪婪狡诈的贡郭尔，阴险凶恶、诡计多端而又内心虚弱的特务刘峰，老奸巨猾的土匪方达仁都写得较有个性。他们三人的勾结象征着草原上三股反动势力的合流，而这种合流又只能是貌合神离。方达仁与刘峰会见的场面，深刻揭示出这群匪徒勾心斗角的关系。小说还勾勒了蒙族一批上层人物的形象，如徒有其位而无实权的达木汀安奔，圆滑世故的齐木德，爱财如命的大牧主瓦其尔。他们的思想变化显示了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作用。
小说作者用饱含诗意的文笔，描绘了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图景，勾画出迷人的草原风光，使作品具有一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尤其景物描写，作者善于抓住草原特点，廖寥几笔就描摹出大草原的美的魅力，而且又注意以景物来衬托人物感情，做到了景中见情，情景交融。
小说的语言富有民族特色，蒙古族人民丰富、幽默的民间谚语，在叙述中用得恰如其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对于扩充作品的社会内容及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极有补益，特别是铁木尔与斯琴那多灾多难的爱情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但也有一些描写爱情的情节是多余的，甚至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些缺点，作者在一九六三年的版本中，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李乔是彝族作家，一九○九年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佃农的家庭里，少年时曾当过矿工。初中毕业后，为谋生流浪到昆明、上海，对左翼文艺发生了兴趣。一九三○年，创造社征求无名作家***作三篇，李乔一篇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未完成的斗争》应征录取。以后，他曾当过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并从事业余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报告文学等。一九四八年，他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建国以后，李乔从事民族工作和文学创作。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他先后随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访问了佧佤族，参加了边疆民族工作队去德宏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凉山等地进行过民主改革工作。这使他学习了党的政策，打开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创作了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一九五六年）、《早来的春天》（一九六二年）和《呼啸的山风》（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他从已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选出《拉猛回来了！》、《会见》、《挣断锁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命运》等八篇，结集为《挣断锁链的奴隶》。这些短篇小说以朴素明朗的格调，通过佧佤族、傣族、彝族一个个人物的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描写那些世世代代任人宰割的奴隶在党的领导下，挣断了锁链，向往自由天地的精神面貌。此外，李乔还出版过儿童读物《彝族小英雄》、《寄自小凉山》等。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着手创作长篇小说《大地在阵痛》。
《欢笑的金沙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较早反映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长篇小说，曾被译成俄文、英文介绍给外国读者。小说主要描写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开辟凉山彝民区工作、争取彝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斗争过程。
到少数民族地区开辟工作，是一项特殊的战斗任务。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工作队内部对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争论，将面临的复杂形势摆在读者的面前，生动地表现了这场战斗的复杂性。当时，祖国大陆已经解放四年，革命与建设事业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金沙江对岸的凉山彝民区，依然是原始、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统治。国民党胡宗南匪军的残余部队窜入凉山后，利用反动统治长期造成的民族隔阂，诽谤我党政策，阻挠彝民过江了解真实情况；他们又利用彝族“打冤家”的陋俗，挑拨彝族各部落之间互相残杀，以强化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开辟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工作队在彝族干部丁政委的领导下，批判了那些不顾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照搬内地经验，主张“进兵凉山”的错误主张，坚决相信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千方百计让“政策过江”，启发彝民觉悟，消除民族隔阂，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小说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这一主题的表现颇有特点。它没有落入依靠正面人物大段的议论、依靠描写会议桌上的激烈争论来表现主题的艺术格套，而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的具体活动形态来揭示生活的意蕴。作者将工作队员在贯彻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行动描绘得十分生动，而彝族同胞也正是从这些平凡的举动中，看到了党对他们的态度与政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小说多次描写彝族人民怀着恐惧、疑虑过江而来，了解实情后欢天喜地过江而归的情节，显示党的政策终于渐渐“过江”，汉彝隔阂也在逐步解除。在工作队做了大量团结上层、启发奴隶觉悟的工作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小说的这种表现手法，既朴素自然，又具体亲切，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党的民族政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性，说明生产与文化极端落后的彝族人民，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贫穷、愚昧状态而获得新生。
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凉山分工委会书记丁政委，是一位在红军路过凉山时参军、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彝族干部，他深知民族隔阂留在彝族同胞身上的伤痕及其造成的苦难，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引起彝族人民发生误会的急躁、冒进做法，教育干部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思想。作者将丁政委放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一方面细致描写他对凉山的热爱，为凉山不认识“长征去的儿子”而痛苦，对离别多年的亲人的思念等丰富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揭示他高度的原则精神，不拘私情，在复杂的形势下能十分理智地考虑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丁政委的形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工作的正确领导。
沙马木札、木锡骨答、磨石拉萨三位“黑彝”①的形象写得各有特色。以焦屠户为头子的国民党残匪的造谣诽谤，使他们对共产党都怀着恐惧心理，但各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沙马木札稳重，遇事注重事实，他根据自己三、四年来对“逃难人”（指残匪）的观察，觉得这些人很不好；十七年前长征过凉山时的共产党，却在他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两种事实的对比，使他内心充满矛盾，既不全信残匪的谣言，又怕共产党已经改变长征时的做法。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沙马木札的个性特点与思想基础，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黑彝”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联络耿直、风趣的木锡骨答，脱离焦屠户的控制，迅速靠拢共产党的经过。磨石拉萨则是另一个类型的“黑彝”。他从小躲在部落里，从未见过世面，对焦屠户的挑拨造谣深信不疑，对共产党则抱疑惧态度。同时，他要扩充部落的欲望十分强烈。一心想当大“黑彝”。虽然他对残匪无止境地向他要粮要烟感到头痛，但却想依靠他们的枪炮并吞其他部落。焦屠户就抓住他这种心理，挑拨他与渐渐靠拢共产党的沙马木札家“打冤家”。但在丁政委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一系列事实的教育下，他终于逐步觉悟。小说描写的三位彝人首领从恐惧、疑虑到拥护共产党的思想变化，真实地体现了我党民族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中所取得的胜利。
小说对没有人身自由的娃子（即奴隶）阿火黑日与阿罗的描写，突出了他们渴求解放、向往自由的心理，当他们亲眼看到工作队员真心关怀彝族同胞的举动时，立刻产生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并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忠实宣传者。从阿火黑日与阿罗身上，显示了彝族广大劳动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及其对共产党的拥护与支持。但由于这部小说重点描写的是开辟凉山工作的第一步，对彝族内部阶级矛盾的描写未能充分展开，奴隶形象的描绘显得简单了些。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十分注意把握各人不同的阶级地位与思想基础，又由于作家熟悉彝族人民独特的生活习惯，能够十分自然地描绘他们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性格与心理活动。但相比之下，书中汉族干部的形象就显得比较苍白。
小说比较广泛地描绘了彝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勾勒了我国西南边境险峻的自然景色，能使人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无论是祖国南疆的崇山峻岭、瑰丽风光，还是彝民独特的服饰装束、风土人情，读之都能使人历历在目。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不孤立地描写这些现象，也没有那种为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而猎奇逐异的迹象，而是注意结合这些描写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书中描写的“打冤家”和表示和解的“钻牛皮”等等遗俗，都已大大超过它们原有的历史含意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小说在描写人物与叙述情节方面，都显露出朴素自然的特色。作者曾说：“我是生活的见证人”①。他确实是作为彝民生活的见证人，以清新、质朴的语言，向读者忠实地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说心中的爱和憎，为作品造成一种亲切自然的气氛。
这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围绕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广泛描写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写汉彝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残匪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注意加强对汉族干部及奴隶形象的刻画。奴隶制统治下“黑彝”对“娃子”的残酷、野蛮的压迫，几位奴隶出身的民族干部在平息叛乱中的作用，都写得比较生动。但是在二、三部中描写得比较成功的仍然还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形象，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社会影响都不如《欢笑的金沙江》。
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也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玛拉沁夫是蒙族作家，一九三○年生于内蒙吐默特旗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从小就喜爱蒙古的民间故事与歌谣。抗战胜利时他在中学读书，十五岁参加八路军骑兵队，以后一直在部队及地方做文化宣传工作。一九五一年发表***作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五五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包括作家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间创作的五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善丁河畔》、《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命名》。这些作品以欢快的笔调，充沛的热情，歌颂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作品散发着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显露了作家的创作才华。一九五七年出版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以后，玛拉沁夫除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外，还参加《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等电影文学剧本的编写工作。打倒“四人帮”后，出版了作者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比较系统地收集了他多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
《在茫茫的草原上》出版后，立即因题材新颖，人物形象生动，草原生活气息浓烈，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为使作品精益求精，作者在一九五七年版本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重大修改，于一九六三年以《茫茫的草原》为书名再版。
小说描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察哈尔草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这一时期内蒙人民所经历的一场严峻的考验。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辽阔的蒙古草原处于沸腾、动荡之中，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面临着三种抉择：是跟共产党走，还是受国民党控制，抑或脱离祖国而“独立”？经过一番动荡，在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由内蒙自治联合会具体领导，我国蒙古族人民终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小说通过察哈尔草原一支骑兵中队的建立与成长，具体地再现了这段重要的历史生活，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小说生动描绘了草原的动荡形势。作者采用多线索交叉发展的方法，通过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细致描绘内蒙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动向。小说一开始，被日伪警察大队长贡郭尔扎冷①抓到伪蒙疆军队当兵的青年牧民铁木尔，回到了美丽的故乡特古日克村，带来了国民党在呼和浩特市屠杀蒙古学生，八路军主张“穷人要翻身”、“天底下人跟人都应当平等”等消息，这消息立刻象长了翅膀，在草原上到处传播，惊动了察哈尔盟明安旗各方面的人。党派到草原上来“打前站”的洪涛与牧民官布这两位共产党员，启发、教育铁木尔以打猎为名团结一批青年牧民，并在这基础上成立武装组织“明安旗骑兵中队”。贡郭尔扎冷凭他的阶级本能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他抱定决心跟着国民党干，在国民党特务刘峰的指挥下，加紧拉拢盟内的头面人物，成立“明安旗保安团”，自任上校团长。他与草原上土匪方达仁骑兵队狼狈为奸，让方达仁冒充八路军，在草原上奸***虏掠；贡郭尔则以反击英雄自居，进行反动宣传，煽动牧民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到日本留过学，当过伪蒙疆政府副厅长的上层分子齐木德，在这动荡的时刻，打出了“蒙古人应当独立”的旗号，他的这种“民族热”的情绪，很能打动部分青年牧民的心，草原上的大富户瓦其尔老头，则让两个儿子分头参加两个对立的骑兵中队，准备谁在草原上得势，就倒向谁。这些都预示着草原即将掀起一场革命的大风暴。
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造成了汉蒙人民的严重隔阂，加上国民党潜伏在草原上的情报组织的造谣中伤，因此，启发牧民觉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时，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我党在草原上建立的“明安旗骑兵中队”的战士们，尽管听了官布、铁木尔的宣传，朦胧地感到共产党、八路军好，但燃烧在他们心中更为强烈的感情，是当时流行于草原的为蒙古民族当兵打仗的“民族热”。土匪方达仁假冒八路军骚扰草原后，不少蒙古青年参加了贡郭尔骑兵团。即使是铁木尔，他的成长也是曲折的。作品细致描写这种觉醒过程中的反复，表现了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小说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青年牧民铁木尔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倔强、正直、血气方刚，有着坚强的意志，愿为蒙古民族的自由解放牺牲一切。铁木尔回到家乡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日夜思念的斯琴已被贡郭尔强占，这给他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但刚强的铁木尔并不因此消沉，也不急于报私仇，而是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他勇于服从真理，在草原上各种势力处于拉锯状态的时候，凭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毫不犹豫地回答蒙奸旺丹的挑衅，明确表示要选八路军做朋友。但铁木尔是一块尚未炼成钢的生铁，他有狭隘的民族情绪，虽然作战勇敢、机智，却自由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小说有不少场面（如在消灭土匪的故斗中，未经同意，孤身入敌后截击土匪；送急件路上戏弄敌人等等）生动地描绘了他的性格，批判了他的弱点和缺点。作者力图从铁木尔的成长，显示蒙古人民的觉醒过程，但由于没有写好推动铁木尔成长的客观环境，人物起点本来就高，成长、发展过程就不很显著。
斯琴和青年寡妇莱波尔玛，都是在旧社会没有社会地位的蒙族妇女形象，斯琴柔弱，莱波尔玛倔强，她们都有炽烈的爱情、但又都不可能实现。斯琴被迫在贡郭尔家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莱波尔玛也不能与情人（大牧主的儿子沙克蒂尔）正式结婚。最后这两人在铁木尔的引导下，都走上了新的斗争道路，虽然这种转变写得不够充分，但并非没有思想与性格的基础。
洪涛、官布、十二师师长洛卜桑、政委苏荣，是几位领导干部的形象。洛卜桑和苏荣，虽然在作品中出现不多，但洛卜桑的豪爽、勇猛，苏荣的英武，都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作为贯串全书的人物是洪涛与官布，官布在作品中的作用虽然未被充分发挥，但小说较为逼真地描写了他的淳朴和善于同青年牧民打成一片的性格特色。而洪涛则是一个写得失败的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党派到察哈尔草原上来“打前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迎接大军到草原的共产党员来描写的，但书中又把这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人物写成一个被批判者。他虽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得力，组织批评他时，他患得患失；他既不熟悉也不能严格遵守民族政策，以至几乎被战士打死；甚至为了个人恋爱问题，在同志中间进行挑拨。问题不在于写了洪涛这位党员身上的严重缺点，而在于这个人物的使命与书中形象不相称，因此使作品不能在历史紧要关头体现党的力量。一九六三年再版的《茫茫的草原》中，作者在这方面作了重大修改，增强了蒙族女干部苏荣的形象，让她替代洪涛的使命而成为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体现了党对动荡草原的领导。
在敌人形象中，野心勃勃、贪婪狡诈的贡郭尔，阴险凶恶、诡计多端而又内心虚弱的特务刘峰，老奸巨猾的土匪方达仁都写得较有个性。他们三人的勾结象征着草原上三股反动势力的合流，而这种合流又只能是貌合神离。方达仁与刘峰会见的场面，深刻揭示出这群匪徒勾心斗角的关系。小说还勾勒了蒙族一批上层人物的形象，如徒有其位而无实权的达木汀安奔，圆滑世故的齐木德，爱财如命的大牧主瓦其尔。他们的思想变化显示了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作用。
小说作者用饱含诗意的文笔，描绘了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图景，勾画出迷人的草原风光，使作品具有一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尤其景物描写，作者善于抓住草原特点，廖寥几笔就描摹出大草原的美的魅力，而且又注意以景物来衬托人物感情，做到了景中见情，情景交融。
小说的语言富有民族特色，蒙古族人民丰富、幽默的民间谚语，在叙述中用得恰如其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对于扩充作品的社会内容及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极有补益，特别是铁木尔与斯琴那多灾多难的爱情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但也有一些描写爱情的情节是多余的，甚至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些缺点，作者在一九六三年的版本中，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