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犁的小说]
第一节 孙犁的小说
孙犁，一九一三年生，河北省安平县人，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今北京），曾用“芸夫”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一九三六年，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冬参加抗日，主要在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在根据地的杂志和刊物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一九三九年，调阜平晋察冀通讯社工作，编印出版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九四一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冀中一日》，并将编辑心得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课本》（后改名《文艺学习》于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九四四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并在这里发表了他的名作《荷花淀》等短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仍回冀中乡下从事写作。解放后，作者一直在天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他解放后写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另外，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作者的小说和散文结集《白洋淀纪事》，一九七八年又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基础上稍加订正，重新出版。新版本计收入作者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写的五十八篇作品。另有诗集《白洋淀之曲》于一九六四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学习》曲作者增订后，于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后，作者因病很少写作，但从他现有的作品看，绝大部分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是一位卓具才能和风格、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
孙犁解放后写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位在短篇、长篇和中篇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收获的作家，兹分述于下：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其中的大多数篇什，并没有紧张的戏剧性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象是白洋淀里的荷花和冀中平原上的庄稼那样，以它们清香、美丽的花实和新鲜、活脱的气息吸引着读者，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艺术经验。
首先，作者一般不怎么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是十分看重作品的生活内容，使作品尽可能多地蕴蓄着生活的诗意，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和历史感。例如《山地回忆》、《正月》等篇，都是通过看来很平常的事件，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健康脉搏和时代的深刻变化。作者善于对生活的矿藏进行深入开掘，从中提炼和描写那些真正可以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情节和场面。正因为这样，《山地回忆》通篇写的，虽是家常闲话、纺纺织织，却表现了我们军民关系的团结融洽和根据地人民淳朴、愉快的生活气氛；《正月》所写的，虽是“大娘”三个女儿的婚嫁，却可以从中窥见人民的苦难和祖国的新生。由于作者阅世之深和行文之力，他往往着墨不多而使作品意境深远、韵味无穷。如《正月》中“大娘”一家围坐在炕上给多儿提亲的描写，就具有这种特色：“娘给她说着个富裕中农，家底厚，一辈子有吃的有做的就行了。大姐不赞成，嫌那一家人顽固，不进步。她说有一家新升的中农，二姐又不赞成，她说谁谁在大地方做买卖，很发财，寻了人家，可以带到外边，吃好的穿好的。还可以开眼。没等她说完，娘就说：‘我的孩子不上敌占区！’”母女三人对多儿婚事的不同主张，准确地表示着三个人的性格特点和觉悟水平，显示着他们各自的生活烙印。象这类朴素而寓意丰富的描写，在《白洋淀纪事》里是很多的。这样，作品所给予读者的，才不单单是故事的曲折；而是现实中生活和人物的丰满印象。
其次，作者很注意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作者曾说：“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民族的精神气质。”①他的《白洋淀纪事》，正是要努力反映出这种变化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绪乃至行止状貌上所铸成的最明显的特点。如《投宿》中那位在抗日干部面前显得腼腆而又端庄的农村***；《走出以后》中那位在短期内洗刷了脸上的“阴暗”，而在抗日中学里焕发出革命青春的王振中；《邢兰》中那位身材瘦弱、在抗日工作中却象是“拚命三郎”似的“怪物”邢兰等等，无一不在精神上和外貌上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色彩和个性。作者在一个短篇里，不可能对他的人物做面面俱到的刻画，但由于他紧紧把握住了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这个重心，就使得他描绘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里站立起来了。在我们看到的作品里，《白洋淀纪事》是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人民斗争风貌描绘得最好的画幅之一，它里面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明显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反映着新、旧时代相互斗争和交替的影子。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往往和冀中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等一起，长久地活跃在读者的记忆里。
第三，《白洋淀纪事》在描写和语言上，也有十分值得注意的经验。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又十分重视作品的生活蕴涵，他的许多描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是做到了精确和传神的。如《“藏”》，这样描写一个巧媳妇：“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梃柏乱响，梭飞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象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这段描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这个类似民间传说里的人物的动作特点。甚至还通过响亮的字眼和明快的节奏感，传达出了人物那充满自信的神态和精力充沛的青春气息。不惟写人物，有些景物描写，作者处理得也是干净、利索的，往往几笔，就做到了“象、意”并茂，情景交融。一般说来，不在描写对象的外形上精雕细刻，而力求其传神，这是孙犁在描写上的一个特点。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是很擅长于白描的一位，也可以这样说，孙犁是利用白描手法来达到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精确描写的。这是他的作品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洋淀纪事》的语言，具有洗炼、朴素、自然、清新等特点，不仅善于使用方言、俗语，而且善于吸收古典文学语言中有生命的成分。这些因素，在作者笔下熔于一炉，不露痕迹，给人一种浑厚天成的感觉。《白洋淀纪事》所以具有那样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的语言。正象任何一个精通语言艺术的优秀作家一样，充分重视语言的锤炼，成为孙犁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在形成他的独特风格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曾这样讲到语言：“语言实际就是群众生活的一部分。”①“因为你同群众一起考虑问题，一同把精神深入一个事件里去，生动的群众的语言，有力的表现手法，附带地收获到了。”②这些看法，实在是深谙创作甘苦的、极有见地的经验之谈。
《风云初记》是作者在五十年代初期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二集曾于一九五三年合出单行本，第三集于一九五四年写成，一九六二年由作者重新编订后，与前二集合为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滹沱河沿岸的两个村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小说围绕着高（高庆山、高翔）、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和变化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通过他们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展现了那个时期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极为复杂而壮观的一页。作者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这里既写了农民群众保家卫国，坚决抗战的积极性，也写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既写了春儿、芒种等年青一代农村儿女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茁壮成长，也写了象李佩钟那样的从双重封建家庭（婆家和娘家都是地主）内部反叛出来的、性格较为复杂的革命知识分子。即使对反面人物，作者也没有做直线式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写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如俗儿，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抗日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她曾在一定程度上拥护抗战，后来终因积习难改，又追随她的男人高疤走向了破坏抗战的道路。这些地方，反映了作者一向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得他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内容，真正呈现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色调。正因为这样，小说虽然题名为《风云初记》，暂时还没有出现宏伟的斗争场面，但却已经彤云密布，危机四伏，使读者从小说所提示的错综纷纭的矛盾线索中，洞见了那更大的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
作者是一位散文大家，又是一位长于抒情的艺术能手，这样，就使得他这部小说获得了一种诗与散文融为一体的艺术气质。一方面，它常常闪现着诗所特有的语言、旋律和意境，另一方面，又显示着散文的自然、流畅与舒卷自如的特色。作者确实具有了几副笔墨：“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①这些评论；正道着了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不足之处是，主要人物（如春儿、芒种等）的性格发展还不够充分，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大环境。在“大风起兮”、”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②上，他们的性格还缺乏应有的时代风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和这部小说的章法不无关系（正如有些评论者说的：这种章法适于抒情，却难于精雕细刻），但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作者太拘泥于生活的真实，没有放开自己的艺术视野，对人物进行更高度的概括。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典型性。
《铁木前传》是作者一九五六年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五七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该社再版时，作者对个别字句作了一些修改。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的一个村庄。正如书的名字所表明的，它讲的是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到目前为止，作者虽然只有“前传”发表，但从它展示的生活内容看，却已经深刻地概括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貌。作者象一个高明的导演，以极其精练的手法，将发生在十几年间的故事通过几个高度集中的生活镜头表现了出来：抗战前，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就在贫困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相应，他们的下一代——九儿和六儿，也从两小无猜发展为朦胧的爱情。他们老少两代相互扶持，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结成了虽然不甚明确、却为两人共同承认的“儿女亲家”。抗战胜利后，傅老刚带着女儿回到了山东老家，不料重新陷入了蒋管区的痛苦深渊，而黎老东却在解放区过得富裕起来，当傅老刚再次带着女儿推着铁匠小车来到黎老东村子上的时候（这时已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傅老刚还是一贫如洗，黎老东则以新买的宅院和老羊皮袄夸耀于老朋友面前，并且醉心于发家致富的梦想。这样，在两个老朋友之间，终于因为生活地位和思想意识的歧异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于九儿和六儿，同样由于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的不一致，那从前建立起来的友谊和爱情，也悲剧性地宣告破裂了。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笔力是多么遒劲和雄健。小说的故事情节，象作者以前的许多作品一样，是单纯而明净的，但它在每一个环节上的发展，却又那样充满波澜，既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这些地方，说明作者的观察是深刻的，而态度也是严肃的，他以热情的笔触，揭示了历史规律的无情：当黎老东这样的个体农民，带着传统的习惯势力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时候，他与新社会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冲突的第一阶段，首先在他和具有着无产者气息的铁匠傅老刚之间发生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而在两个小伙伴九儿和六儿之间，所发生的悲剧性变化，从作品所反映的整个生活背景上看，则正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此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次要人物——小满儿的形象，塑造得是非常出色的。这是一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上的相当矛盾的人物：一方面，旧的生活道路养成了她那散漫、放荡的性格，使她在解放后的农村生活中常常成为一种消极力量；另一方面，她又非常聪明、能干，青年人的自尊和生活的理想在召唤她摆脱目前的处境。但在“前传”中“她性格中的消极成分还占着明显的优势，她和六儿的很不正常的关系，使她不仅成为揳入九儿和六儿之间的一根冰冷的楔子，她的出现，还给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画面，带来了更加光彩斑驳的色调。作品通过这个人物，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作者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予了作品中的年轻一代——九儿和四儿等青年团员，这是正确的；但可惜对这些正面形象塑造得不够丰满和突出，而从作品的实际可能来看，他们是应该塑造得更有生气的。这些，虽是白壁微瑕，但对《铁木前传》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来说，就显得过分地明显了。
孙犁，一九一三年生，河北省安平县人，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今北京），曾用“芸夫”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一九三六年，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冬参加抗日，主要在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在根据地的杂志和刊物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一九三九年，调阜平晋察冀通讯社工作，编印出版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九四一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冀中一日》，并将编辑心得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课本》（后改名《文艺学习》于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九四四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并在这里发表了他的名作《荷花淀》等短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仍回冀中乡下从事写作。解放后，作者一直在天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他解放后写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另外，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作者的小说和散文结集《白洋淀纪事》，一九七八年又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基础上稍加订正，重新出版。新版本计收入作者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写的五十八篇作品。另有诗集《白洋淀之曲》于一九六四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学习》曲作者增订后，于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后，作者因病很少写作，但从他现有的作品看，绝大部分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是一位卓具才能和风格、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
孙犁解放后写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位在短篇、长篇和中篇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收获的作家，兹分述于下：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其中的大多数篇什，并没有紧张的戏剧性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象是白洋淀里的荷花和冀中平原上的庄稼那样，以它们清香、美丽的花实和新鲜、活脱的气息吸引着读者，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艺术经验。
首先，作者一般不怎么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是十分看重作品的生活内容，使作品尽可能多地蕴蓄着生活的诗意，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和历史感。例如《山地回忆》、《正月》等篇，都是通过看来很平常的事件，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健康脉搏和时代的深刻变化。作者善于对生活的矿藏进行深入开掘，从中提炼和描写那些真正可以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情节和场面。正因为这样，《山地回忆》通篇写的，虽是家常闲话、纺纺织织，却表现了我们军民关系的团结融洽和根据地人民淳朴、愉快的生活气氛；《正月》所写的，虽是“大娘”三个女儿的婚嫁，却可以从中窥见人民的苦难和祖国的新生。由于作者阅世之深和行文之力，他往往着墨不多而使作品意境深远、韵味无穷。如《正月》中“大娘”一家围坐在炕上给多儿提亲的描写，就具有这种特色：“娘给她说着个富裕中农，家底厚，一辈子有吃的有做的就行了。大姐不赞成，嫌那一家人顽固，不进步。她说有一家新升的中农，二姐又不赞成，她说谁谁在大地方做买卖，很发财，寻了人家，可以带到外边，吃好的穿好的。还可以开眼。没等她说完，娘就说：‘我的孩子不上敌占区！’”母女三人对多儿婚事的不同主张，准确地表示着三个人的性格特点和觉悟水平，显示着他们各自的生活烙印。象这类朴素而寓意丰富的描写，在《白洋淀纪事》里是很多的。这样，作品所给予读者的，才不单单是故事的曲折；而是现实中生活和人物的丰满印象。
其次，作者很注意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作者曾说：“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民族的精神气质。”①他的《白洋淀纪事》，正是要努力反映出这种变化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绪乃至行止状貌上所铸成的最明显的特点。如《投宿》中那位在抗日干部面前显得腼腆而又端庄的农村***；《走出以后》中那位在短期内洗刷了脸上的“阴暗”，而在抗日中学里焕发出革命青春的王振中；《邢兰》中那位身材瘦弱、在抗日工作中却象是“拚命三郎”似的“怪物”邢兰等等，无一不在精神上和外貌上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色彩和个性。作者在一个短篇里，不可能对他的人物做面面俱到的刻画，但由于他紧紧把握住了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这个重心，就使得他描绘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里站立起来了。在我们看到的作品里，《白洋淀纪事》是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人民斗争风貌描绘得最好的画幅之一，它里面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明显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反映着新、旧时代相互斗争和交替的影子。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往往和冀中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等一起，长久地活跃在读者的记忆里。
第三，《白洋淀纪事》在描写和语言上，也有十分值得注意的经验。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又十分重视作品的生活蕴涵，他的许多描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是做到了精确和传神的。如《“藏”》，这样描写一个巧媳妇：“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梃柏乱响，梭飞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象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这段描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这个类似民间传说里的人物的动作特点。甚至还通过响亮的字眼和明快的节奏感，传达出了人物那充满自信的神态和精力充沛的青春气息。不惟写人物，有些景物描写，作者处理得也是干净、利索的，往往几笔，就做到了“象、意”并茂，情景交融。一般说来，不在描写对象的外形上精雕细刻，而力求其传神，这是孙犁在描写上的一个特点。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是很擅长于白描的一位，也可以这样说，孙犁是利用白描手法来达到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精确描写的。这是他的作品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洋淀纪事》的语言，具有洗炼、朴素、自然、清新等特点，不仅善于使用方言、俗语，而且善于吸收古典文学语言中有生命的成分。这些因素，在作者笔下熔于一炉，不露痕迹，给人一种浑厚天成的感觉。《白洋淀纪事》所以具有那样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的语言。正象任何一个精通语言艺术的优秀作家一样，充分重视语言的锤炼，成为孙犁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在形成他的独特风格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曾这样讲到语言：“语言实际就是群众生活的一部分。”①“因为你同群众一起考虑问题，一同把精神深入一个事件里去，生动的群众的语言，有力的表现手法，附带地收获到了。”②这些看法，实在是深谙创作甘苦的、极有见地的经验之谈。
《风云初记》是作者在五十年代初期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二集曾于一九五三年合出单行本，第三集于一九五四年写成，一九六二年由作者重新编订后，与前二集合为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滹沱河沿岸的两个村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小说围绕着高（高庆山、高翔）、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和变化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通过他们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展现了那个时期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极为复杂而壮观的一页。作者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这里既写了农民群众保家卫国，坚决抗战的积极性，也写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既写了春儿、芒种等年青一代农村儿女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茁壮成长，也写了象李佩钟那样的从双重封建家庭（婆家和娘家都是地主）内部反叛出来的、性格较为复杂的革命知识分子。即使对反面人物，作者也没有做直线式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写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如俗儿，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抗日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她曾在一定程度上拥护抗战，后来终因积习难改，又追随她的男人高疤走向了破坏抗战的道路。这些地方，反映了作者一向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得他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内容，真正呈现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色调。正因为这样，小说虽然题名为《风云初记》，暂时还没有出现宏伟的斗争场面，但却已经彤云密布，危机四伏，使读者从小说所提示的错综纷纭的矛盾线索中，洞见了那更大的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
作者是一位散文大家，又是一位长于抒情的艺术能手，这样，就使得他这部小说获得了一种诗与散文融为一体的艺术气质。一方面，它常常闪现着诗所特有的语言、旋律和意境，另一方面，又显示着散文的自然、流畅与舒卷自如的特色。作者确实具有了几副笔墨：“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①这些评论；正道着了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不足之处是，主要人物（如春儿、芒种等）的性格发展还不够充分，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大环境。在“大风起兮”、”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②上，他们的性格还缺乏应有的时代风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和这部小说的章法不无关系（正如有些评论者说的：这种章法适于抒情，却难于精雕细刻），但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作者太拘泥于生活的真实，没有放开自己的艺术视野，对人物进行更高度的概括。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典型性。
《铁木前传》是作者一九五六年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五七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该社再版时，作者对个别字句作了一些修改。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的一个村庄。正如书的名字所表明的，它讲的是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到目前为止，作者虽然只有“前传”发表，但从它展示的生活内容看，却已经深刻地概括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貌。作者象一个高明的导演，以极其精练的手法，将发生在十几年间的故事通过几个高度集中的生活镜头表现了出来：抗战前，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就在贫困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相应，他们的下一代——九儿和六儿，也从两小无猜发展为朦胧的爱情。他们老少两代相互扶持，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结成了虽然不甚明确、却为两人共同承认的“儿女亲家”。抗战胜利后，傅老刚带着女儿回到了山东老家，不料重新陷入了蒋管区的痛苦深渊，而黎老东却在解放区过得富裕起来，当傅老刚再次带着女儿推着铁匠小车来到黎老东村子上的时候（这时已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傅老刚还是一贫如洗，黎老东则以新买的宅院和老羊皮袄夸耀于老朋友面前，并且醉心于发家致富的梦想。这样，在两个老朋友之间，终于因为生活地位和思想意识的歧异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于九儿和六儿，同样由于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的不一致，那从前建立起来的友谊和爱情，也悲剧性地宣告破裂了。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笔力是多么遒劲和雄健。小说的故事情节，象作者以前的许多作品一样，是单纯而明净的，但它在每一个环节上的发展，却又那样充满波澜，既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这些地方，说明作者的观察是深刻的，而态度也是严肃的，他以热情的笔触，揭示了历史规律的无情：当黎老东这样的个体农民，带着传统的习惯势力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时候，他与新社会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冲突的第一阶段，首先在他和具有着无产者气息的铁匠傅老刚之间发生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而在两个小伙伴九儿和六儿之间，所发生的悲剧性变化，从作品所反映的整个生活背景上看，则正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此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次要人物——小满儿的形象，塑造得是非常出色的。这是一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上的相当矛盾的人物：一方面，旧的生活道路养成了她那散漫、放荡的性格，使她在解放后的农村生活中常常成为一种消极力量；另一方面，她又非常聪明、能干，青年人的自尊和生活的理想在召唤她摆脱目前的处境。但在“前传”中“她性格中的消极成分还占着明显的优势，她和六儿的很不正常的关系，使她不仅成为揳入九儿和六儿之间的一根冰冷的楔子，她的出现，还给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画面，带来了更加光彩斑驳的色调。作品通过这个人物，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作者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予了作品中的年轻一代——九儿和四儿等青年团员，这是正确的；但可惜对这些正面形象塑造得不够丰满和突出，而从作品的实际可能来看，他们是应该塑造得更有生气的。这些，虽是白壁微瑕，但对《铁木前传》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来说，就显得过分地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