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準、王汶石的小说]
第二节 李準、王汶石的小说
李準是建国后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一九二八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县一个农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里，从小受过一点“诗书门第”的教育，后来由于家境破落，十五岁开始自己谋生。他先在一家盐号当学徒，后又在小镇当邮政收发。与镇上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接触，使他熟悉了几百个农民家庭，也熟悉了农村小镇各种职业的人。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一九四五年前后，他参加了镇上的业余剧团，开始学习写作。解放初期，李準在银行当过职员，后又在学校当语文教师。在此期间，他写过上十篇的小小说，发表在《河南日报》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李準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开始步入文坛，翌年调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建国后十七年中李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四十多篇，出版的小说集有：《不能走那条路》、《芦花放白的时候》、《车轮的辙印》、《夜走骆驼岭》和《李双双小传》等。另外，他还写过一些戏曲和话剧剧本。一九五六年以后，李準除了写小说外，开始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老兵新传》是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以后他又写了《小康人家》、《李双双》、《龙马精神》、《耕云播雨》、《壮歌行》，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大河奔流》。
李準创作的主要成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短篇小说上。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他就把自己全部的创作激情倾注在对农村新旧思想斗争的描写和对社会主义新人物、新思想的赞美上。从《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到一九五六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两年多时间里，李準接连发表了十多个短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白杨树》里，我们从董守贵父子之间的一场冲突，看到了互助组成立过程中先进和保守两种力量的斗争；在中篇小说《冰化雪消》里，作家又敏锐地给我们展示了初级社刚成立后所遇到的新矛盾；合作化高潮中写的《野姑娘》，则显示了农村中坚决奔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至于《孟广泰老头》、《雨》、《在大风雪里》、《农忙五月天》和《姜恩老头》等篇，更以朴实无华而又轻快明朗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农民群众中一批爱国家、爱集体的感人形象。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李準描绘生活的笔锋更加纯熟，也更加开阔了，《一串钥匙》、《三月里的春风》、《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一批作品的相继出现，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后农民群众精神的巨大变化。总之，李準创作的笔触总是追逐着农林生活变动的步伐，真实地记下了时代车轮的鲜明辙印。
《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李準创作的发展及成就。
《不能走那条路》是李準的第一个短篇。作品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及时提出了防止农民两极分化的重大社会课题。这是当代小说创作中最早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篇作品，因此，它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作品除了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四、五十个报刊转载外，还被改编成话剧、梆子、坠子、连环画等，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对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不能走那条路》的创作，说明作者在走上文坛之前就有着较充分的生活和思想的准备。李準从小生长在河南农村，对黄河两岸群众的生活十分熟悉，正象他所说的：“农民的贫穷在我幼小时的头脑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所以，解放后他对农村中那种走回头路的现象，有着特殊的敏感。在酝酿中，作者又认真学习了党关于农村工作的理论和政策，使他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李準在作品中刻画的宋老定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他能够从生活出发，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基本的思想性格，一方面细致地描绘了宋老定作为小生产者一心想当“置业手”，追求发家致富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又注意刻画出他毕竟是个受苦人，勤劳俭朴、正直善良，富有阶级同情心。这种以后者为主导因素的矛盾性格，加以共产党员、儿子东山的反复帮助和周围群众的影响、教育，终于使他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迎着太阳走去”。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不仅唤起人们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关注，而且指出了广大翻身农民在党的教育下是能够逐步摆脱私有制的束缚的。与宋老定相比较，东山这个先进人物是显得单薄的，这是由于作者“还没有钻到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对于这个人物还缺乏较深刻的理解”①。
小说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故事结构受单线发展的限制，未能概括更为丰富的内容，表明李準初期创作的稚嫩。作品在批判自发倾向时，过多地把笔墨集中在一个虽有落后思想却是热爱劳动、勤恳朴实的老农民宋老定身上；面对不事劳动，一心想“飞利”的张栓则轻轻放过。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李準就把创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对农村年青一代新人的描写上面，他“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探索”②。一九六○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就是这种探索所取得的一个可喜成果，是李準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代表作。这篇作品集中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成长道路，李双双是个勤劳正直、大胆泼辣、精力旺盛的农村妇女，但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解放以后她仍不得不屈从于替丈夫生儿育女、缝衣做饭的生活安排；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巨浪，才掀开她生活命运新的一章，促使她坚决地冲破家庭的羁绊，并且以凌厉非凡的锐气向着千百年来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习惯势力发出勇敢的挑战。作家在刻画这个形象时，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李双双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某些妇女，她要求走出家庭，不是为了寻求个人自由自在的小天地，而是为了投身到社会主义大集体里；她积极向上，争挑重担，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图名攫利，而是要把个人的聪明才智汇集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中；她敢于斗争、见义勇为，大公无私的品格，正表现了她要求的是要做一个新生活的真正主人。李双双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作家把人物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都熔铸在她那火辣辣的性子、果敢利索的行动以及爽朗乐观的音容笑貌里，使这个形象达到了个性和共性的和谐统一，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孙喜旺也是一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形象。他善良、憨厚、热爱劳动，有着纯朴的阶级感情，但旧社会的复杂经历，却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以比起一般庄稼人，他又具有更多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显得自私、狭隘、明哲保身，还爱耍大男子主义。作家除了生动地描写他思想性格的这种复杂表现外，对这个人物的转变过程也写得非常富有个性特点。开始喜旺根本不把双双放在眼里，只把她看成“俺做饭的”，通过孙有要他做菜、金樵私藏水车等事实的教育和双双一系列模范行动的影响，他才终于认识到双双“那个思想比我高”。但作家没有一般化地让他向双双作一番检讨，而是从人物特定的性格出发，用一个巧妙的情节表明了喜旺对双双态度的转变：当老支书要到公社报喜时，喜旺说：“进叔，你去报喜时再捎上一条，就说李双双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真是既含蓄，又风趣，点明了双双在喜旺心目中的变化，也体现了喜旺那一贯的幽默又沾沾自喜的性格特点。
《李双双小传》在展示生活环境和思想冲突方面较之李準早期的作品是显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了。李双双与喜旺的矛盾，与孙有父子的矛盾，两条线索纵横交错，相互影响，形成了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波澜，给李双双性格的成长提供了更充分的生活依据。作家在刻画双双与喜旺这两个人物时所采取的强烈的对比手法，对于显示他们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有重要作用。另外，作家在借助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他的人物语言，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且还富于个性化，读后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说明作家的艺术表现力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李双双小传》所选取的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办食堂的事件，事件本身烙印着“左”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李双双从家庭进入社会后处理问题的某些简单化做法，也使人联想起当时的浮夸风。这些，是小说先天的弱点，也是作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也应看到，小说的重点是写当时运动中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李双双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妇女在时代变革中的理想和追求，正如茹志鹃的某些创作一样。
在《李双双小传》稍后发表的《耕云记》，描写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征服自然，这是当时生活中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耕云记》的结构艺术是很有特点的。作者一开始，通过草棚避雨这个别开生面的情节描写，一下子就把主人公推到读者面前，引起人们的关注；接着矛盾迅速展开，层层推进，一浪高一浪，直至尖锐的顶峰，十分引人入胜。故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但又不是一叙到底，中间有巧妙的穿插，把故事的叙述与性格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贴切又生动，反映了作家在艺术上的新探索。
在李準的小说中还有几篇作品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灰色的帆篷》、《芦花放白的时候》和《信》（原名《妻子》）。这几个短篇都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灰色的帆篷》尖锐地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粗制滥造、违反艺术规律的错误倾向，无情地嘲讽了一个“能趁八面风”，阿谀奉承、谎报情况的县文化馆长。《芦花放白的时候》主要鞭挞一个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干部，揭露了这个“十足的冷酷的自私者”的丑恶灵魂。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它们却是从实际出发，敢于触及生活矛盾，具有战斗锋芒的好作品。《信》这篇作品塑造了一位感情真挚动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这位志愿军的妻子，听到丈夫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后，强压心头的悲痛；以丈夫的名义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来安慰还不知道已经失去儿子的老母亲，而自己却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起两个人的痛苦。作家相当细致而又真切地描写了她复杂的情感，充分地表现了她内心的痛苦和激烈的冲突，并从这个特殊的侧面来揭示这位农村新人那种“最坚强的意志，最高尚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使这个形象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应该说，这是李準在描写新人形象时的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可惜的是，上述几篇作品发表不久，就相继受到了无理的责难，使作家后来的创作显得过于拘谨。象一九六三年发表的《进村》，就回避了生活中的矛盾。
由于作家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很善于从农村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精萃，通过普通平凡的人和事的描写，提炼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他的作品总是触及到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而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经常把一些正处萌芽状态，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事物，及时地提供到人们面前。
在人物塑造上，李準的小说很注意新人形势的塑造，特别是对于农村妇女中的新人，作家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同时，作家也很善于描写象宋老定、孙喜旺、白举封这样一些身上残存旧意识、旧习惯的人物，把他们的思想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对于这些人物，作家不仅仅停留在揭露他们身上的落后因素，而且还着重表现他们在新思想启迪下的觉醒，饶有风趣地描写他们如何“笑着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因此，在过些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
李準的短篇小说具有质朴、平易、明朗、欢快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的创作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在写这些小故事时，我总是想：‘如果有人能给农民们谈谈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能够让农民们听听，笑一笑，从笑声中来摆脱他们的落后，从笑声中认识到什么是先进”。①所以，在艺术上他就更多地考虑如何适应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特点。他很注意认真学习民间戏曲和说唱的通俗、流畅而明快的语言，学习群众语言那种淳朴、洗炼又富有哲理性的风格。作品的情节结构一般也很单纯、完整，线索分明、脉络清楚。人物刻画多用白描手法，李準的作品还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象《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在“一杆旗”地里步地，《一串钥匙》中白举封腰里的那串钥匙，以及《白杨树》中董守贵生气要摔锅，掂起来又舍不得，只顺手摔了个大瓦盆等细节的描写，都是传神之笔，对表现人物思想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李準的某些作品也有提炼概括不够的地方，象《石守虎》、《参观》等，情节过分单调、平板，只顾叙事，不顾写人，削弱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另外，过分重视创作配合政治运动，也使李準有些作品带有阐释某种政策观念的痕迹。
在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中，王汶石也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之一。他一九二一年生于山西省万荣县，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夏到延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团。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前线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全国解放后，担任过《群众文艺》、《西北文艺》杂志副主编。一九五三年起，经常深入陕西渭南农村，参加基层工作，从事专业创作。
王汶石的创作活动是从剧作开始的。早在延安时期写过秧歌剧《边境上》，建国初期又创作了大型歌剧《战友》。农业合作化时期，他置身于多变的农村生活，才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从一九五六年的《风雪之夜》到一九六一年的《沙滩上》，共写了近二十个短篇，大部分收进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
王汶石曾被称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他常以轻快、喜悦的笔墨，描绘我们丰富多采的农村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①。因此，他的小说以对新生活的赞美之情，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农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他的第一个短篇《风雪之夜》，就将时代的动人风貌浓缩到一个生活镜头里，通过区委书记严克勤在一九五五年除夕风雪交加的深夜，赶下乡验收新建的农业社的动人情景，烘托出农村合作化运动滚滚而来的声势。而《套绳》、《老人》则借主人公撞槐和王大婶的半生经历，运用新旧对比的手法，表现出新社会给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和精神的解放。《春节前后》中赵承绪与大姐娃的夫妻纠纷，《井下》中亚来与铁蛋老八的叔侄冲突，都生动地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潮流冲击下，农民群众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私有观念的激烈斗争；而《卖菜者》中云河老汉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在市场上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更是反映出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与整个社会潮流的对立。
王汶石以对新生活的敏感，捕捉和描绘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内容、新气象，为社会主义农村的生活画面不断增添新色彩。《大木匠》描写了在合作化后生产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民对革新生产技术的渴望和追求；《新结识的伙伴》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把吴淑兰这样的“好媳妇”卷进了生活的激流，成为和张腊月一样的建设新生活的闯将；《夏夜》反映出农村青年正在成为有文化、懂科学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生力军的发展趋势。
王汶石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时，始终是把精力集中在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刻画上。作家描写农村新人，从不满足于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和优良品质作一般的表现和歌颂，而是致力于从表面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中，发掘人物新的性格因素，表现他们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美。《大木匠》的主人公“是个业余的新式农具爱好者和创造者”。他象许多先进农民一样，诚实、勤劳、热爱集体，但对新技术的“迷”和“钻”以及那看似迟缓、实则执着的性格特点，又使他成为农民中的“这一个”。小说通过妙趣横生的场面和情节，以强烈的对比映衬手法，刻画大木匠这种独特性格：桃叶妈在家为招待新女婿等粉条下锅的急劲，映衬了大木匠搞农具革新几乎忘掉一切的迷劲；老朋友李栓庸俗自私的资产阶级心理，衬托出大木匠不为名、不图利，只为集体增产搞革新的钻劲；他在集市上没有顾得上为家里捎一点东西，两手空空回来已经叫人哭笑不得，可他还若无其事，按照老规程办事，“提起大篮，向他工作的房子走去”，进一步映衬出追求新技术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生活需要，使大木匠那颗潜藏在沉默寡言、近乎痴呆的外表下的炽热的心，放射出光彩。当然，这篇小说也多少存在追求情节表面生动的缺点，人物内心世界还描写得不够丰满，但人物性格的新光彩却是感人的。《新结识的伙伴》有意摆脱了竞赛的曲折情节和评比的热闹场面，只在两个竞赛对手的一次邂逅中，精心刻画她们的性格，发掘其社会成因。张腊月和吴淑兰原来都是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是革命和建设的热潮把她们卷入了生活的漩涡，使她们以生产闯将和劳动能手的身份结成了朋友和竞赛对手。她们也象男人们一样纵谈世事，“走州走县”，在生活中大显身手。在作者笔下，张腊月和吴淑兰都是新时代的“巾帼英雄”，然而她们又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成长道路，张腊月小时当过粗丫头，生活的风雨早就赋予她泼辣、大胆、粗犷的性格。建设热潮一来，她迅速成长为一员虎虎有生气的闯将。而吴淑兰从小受到寡居的母亲的严谨管束，是个一心按照传统的生活准则生活的“好女人”“好媳妇”。她的美好品德和聪明才智，暂时还笼罩于传统旧思想的禁锢之中。只是在象旋风一般热烈和紧张的建设高潮中，她的心灵才受到时代潮流强烈的冲击，终于变为能与闯将张腊月“摽着干”的劳动能手。吴淑兰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感人和富有时代意义的。小说让象狮子一般泼辣的张腊月和象麋鹿一样驯服的吴淑兰结为竞赛对手，这就更富于戏剧性。她们情同手足，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各不相让。不同性格时时碰击出瑰丽的火花，构成时代的新色彩、新风貌。《沙滩上》的主人公陈大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正面形象。这个“肩膀还嫩”的年轻的生产大队长，由于投身生活洪流的时间不长，工作上难免产生缺点和错误。他的可贵精神在于能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监督，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小说把人物思想认识的过程与探索沙滩地奥秘的过程交织在一起，避免了抽象说教的俗套，使作品没有停留在检讨错误、表示决心的一般描写上，而是更深一层揭示了革命者对生活、对事业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王汶石说过：“要把英雄人物描写得象现实中的现实人物那样丰满，就要想法子点染描绘出我们这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描写各种各样生活场景、生活情趣，描写人的多方面生活活动和生活兴趣。”①作家是认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的，因而也就给自己的作品带来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王汶石很善于为他的新人形象创造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又有时代特点的环境，如《风雪之夜》中渭南平原除夕的雪景和欢乐忙碌的气氛；《大木匠》里显示五谷丰登的深秋田野风光和集市上一派富足、欢乐的景象：《新结识的伙伴》中真诚热烈的同志关系和充满喜悦的家庭生活等，既写出了生活的时代气氛和地方特点，又为新人形象的成长提供了较丰厚的土壤。作者还很注意从人物性格出发提炼出喜剧性的情节，使具有严肃思想意义的矛盾冲突充满生活情趣，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生动性和真实感。王汶石的小说语言明快、自然，饱含激情又富于幽默感，人物对话也很有个性。如张腊月连珠炮式的言语和吴淑兰文静、含蓄的谈吐，都很好地表现了各自的气质、风度；《井下》铁蛋老八那番句句不离“钱”字的牢骚话，更是把这个富裕中农钱迷心窍的思想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些都使王汶石的作品呈现出风趣、明快的艺术特色。
当然，王汶石的创作也还有比较明显的弱点。作家自己说过：“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写作过程中，新人，始终吸引去我的注意，占据着我的兴趣，相反的，他们的‘对立面’——落后的、被批判的、可以作反面教师的人物，有时候则被我忽视。”①比如，在《春节前后》、《卖菜者》、《米燕霞》里，大姐娃、云河老汉、李钟有等“对立面”人物的性格的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是揭示得不清晰的，转变也处理得简单仓促；《井下》接触到比较尖锐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但笔墨软弱乏力，对铁蛋老八的丑恶灵魂挖掘不深，批判不力，这都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人民公社化后，他探索以严峻的笔触来描写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思想冲突，试图反映生活中困难的一面，如《严重的时刻》、《新任队长彦三》。但前者看来生活基础不够坚实，有点从概念出发；后者虽然写出了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但却受到一定时期具体政策的拘囿。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凤》，以五八年大炼钢铁运动为背景，很快失去了艺术生命力。
李準是建国后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一九二八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县一个农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里，从小受过一点“诗书门第”的教育，后来由于家境破落，十五岁开始自己谋生。他先在一家盐号当学徒，后又在小镇当邮政收发。与镇上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接触，使他熟悉了几百个农民家庭，也熟悉了农村小镇各种职业的人。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一九四五年前后，他参加了镇上的业余剧团，开始学习写作。解放初期，李準在银行当过职员，后又在学校当语文教师。在此期间，他写过上十篇的小小说，发表在《河南日报》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李準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开始步入文坛，翌年调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建国后十七年中李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四十多篇，出版的小说集有：《不能走那条路》、《芦花放白的时候》、《车轮的辙印》、《夜走骆驼岭》和《李双双小传》等。另外，他还写过一些戏曲和话剧剧本。一九五六年以后，李準除了写小说外，开始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老兵新传》是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以后他又写了《小康人家》、《李双双》、《龙马精神》、《耕云播雨》、《壮歌行》，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大河奔流》。
李準创作的主要成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短篇小说上。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他就把自己全部的创作激情倾注在对农村新旧思想斗争的描写和对社会主义新人物、新思想的赞美上。从《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到一九五六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两年多时间里，李準接连发表了十多个短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白杨树》里，我们从董守贵父子之间的一场冲突，看到了互助组成立过程中先进和保守两种力量的斗争；在中篇小说《冰化雪消》里，作家又敏锐地给我们展示了初级社刚成立后所遇到的新矛盾；合作化高潮中写的《野姑娘》，则显示了农村中坚决奔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至于《孟广泰老头》、《雨》、《在大风雪里》、《农忙五月天》和《姜恩老头》等篇，更以朴实无华而又轻快明朗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农民群众中一批爱国家、爱集体的感人形象。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李準描绘生活的笔锋更加纯熟，也更加开阔了，《一串钥匙》、《三月里的春风》、《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一批作品的相继出现，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后农民群众精神的巨大变化。总之，李準创作的笔触总是追逐着农林生活变动的步伐，真实地记下了时代车轮的鲜明辙印。
《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李準创作的发展及成就。
《不能走那条路》是李準的第一个短篇。作品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及时提出了防止农民两极分化的重大社会课题。这是当代小说创作中最早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篇作品，因此，它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作品除了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四、五十个报刊转载外，还被改编成话剧、梆子、坠子、连环画等，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对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不能走那条路》的创作，说明作者在走上文坛之前就有着较充分的生活和思想的准备。李準从小生长在河南农村，对黄河两岸群众的生活十分熟悉，正象他所说的：“农民的贫穷在我幼小时的头脑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所以，解放后他对农村中那种走回头路的现象，有着特殊的敏感。在酝酿中，作者又认真学习了党关于农村工作的理论和政策，使他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李準在作品中刻画的宋老定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他能够从生活出发，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基本的思想性格，一方面细致地描绘了宋老定作为小生产者一心想当“置业手”，追求发家致富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又注意刻画出他毕竟是个受苦人，勤劳俭朴、正直善良，富有阶级同情心。这种以后者为主导因素的矛盾性格，加以共产党员、儿子东山的反复帮助和周围群众的影响、教育，终于使他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迎着太阳走去”。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不仅唤起人们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关注，而且指出了广大翻身农民在党的教育下是能够逐步摆脱私有制的束缚的。与宋老定相比较，东山这个先进人物是显得单薄的，这是由于作者“还没有钻到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对于这个人物还缺乏较深刻的理解”①。
小说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故事结构受单线发展的限制，未能概括更为丰富的内容，表明李準初期创作的稚嫩。作品在批判自发倾向时，过多地把笔墨集中在一个虽有落后思想却是热爱劳动、勤恳朴实的老农民宋老定身上；面对不事劳动，一心想“飞利”的张栓则轻轻放过。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李準就把创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对农村年青一代新人的描写上面，他“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探索”②。一九六○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就是这种探索所取得的一个可喜成果，是李準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代表作。这篇作品集中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成长道路，李双双是个勤劳正直、大胆泼辣、精力旺盛的农村妇女，但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解放以后她仍不得不屈从于替丈夫生儿育女、缝衣做饭的生活安排；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巨浪，才掀开她生活命运新的一章，促使她坚决地冲破家庭的羁绊，并且以凌厉非凡的锐气向着千百年来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习惯势力发出勇敢的挑战。作家在刻画这个形象时，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李双双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某些妇女，她要求走出家庭，不是为了寻求个人自由自在的小天地，而是为了投身到社会主义大集体里；她积极向上，争挑重担，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图名攫利，而是要把个人的聪明才智汇集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中；她敢于斗争、见义勇为，大公无私的品格，正表现了她要求的是要做一个新生活的真正主人。李双双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作家把人物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都熔铸在她那火辣辣的性子、果敢利索的行动以及爽朗乐观的音容笑貌里，使这个形象达到了个性和共性的和谐统一，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孙喜旺也是一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形象。他善良、憨厚、热爱劳动，有着纯朴的阶级感情，但旧社会的复杂经历，却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以比起一般庄稼人，他又具有更多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显得自私、狭隘、明哲保身，还爱耍大男子主义。作家除了生动地描写他思想性格的这种复杂表现外，对这个人物的转变过程也写得非常富有个性特点。开始喜旺根本不把双双放在眼里，只把她看成“俺做饭的”，通过孙有要他做菜、金樵私藏水车等事实的教育和双双一系列模范行动的影响，他才终于认识到双双“那个思想比我高”。但作家没有一般化地让他向双双作一番检讨，而是从人物特定的性格出发，用一个巧妙的情节表明了喜旺对双双态度的转变：当老支书要到公社报喜时，喜旺说：“进叔，你去报喜时再捎上一条，就说李双双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真是既含蓄，又风趣，点明了双双在喜旺心目中的变化，也体现了喜旺那一贯的幽默又沾沾自喜的性格特点。
《李双双小传》在展示生活环境和思想冲突方面较之李準早期的作品是显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了。李双双与喜旺的矛盾，与孙有父子的矛盾，两条线索纵横交错，相互影响，形成了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波澜，给李双双性格的成长提供了更充分的生活依据。作家在刻画双双与喜旺这两个人物时所采取的强烈的对比手法，对于显示他们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有重要作用。另外，作家在借助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他的人物语言，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且还富于个性化，读后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说明作家的艺术表现力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李双双小传》所选取的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办食堂的事件，事件本身烙印着“左”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李双双从家庭进入社会后处理问题的某些简单化做法，也使人联想起当时的浮夸风。这些，是小说先天的弱点，也是作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也应看到，小说的重点是写当时运动中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李双双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妇女在时代变革中的理想和追求，正如茹志鹃的某些创作一样。
在《李双双小传》稍后发表的《耕云记》，描写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征服自然，这是当时生活中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耕云记》的结构艺术是很有特点的。作者一开始，通过草棚避雨这个别开生面的情节描写，一下子就把主人公推到读者面前，引起人们的关注；接着矛盾迅速展开，层层推进，一浪高一浪，直至尖锐的顶峰，十分引人入胜。故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但又不是一叙到底，中间有巧妙的穿插，把故事的叙述与性格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贴切又生动，反映了作家在艺术上的新探索。
在李準的小说中还有几篇作品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灰色的帆篷》、《芦花放白的时候》和《信》（原名《妻子》）。这几个短篇都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灰色的帆篷》尖锐地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粗制滥造、违反艺术规律的错误倾向，无情地嘲讽了一个“能趁八面风”，阿谀奉承、谎报情况的县文化馆长。《芦花放白的时候》主要鞭挞一个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干部，揭露了这个“十足的冷酷的自私者”的丑恶灵魂。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它们却是从实际出发，敢于触及生活矛盾，具有战斗锋芒的好作品。《信》这篇作品塑造了一位感情真挚动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这位志愿军的妻子，听到丈夫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后，强压心头的悲痛；以丈夫的名义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来安慰还不知道已经失去儿子的老母亲，而自己却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起两个人的痛苦。作家相当细致而又真切地描写了她复杂的情感，充分地表现了她内心的痛苦和激烈的冲突，并从这个特殊的侧面来揭示这位农村新人那种“最坚强的意志，最高尚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使这个形象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应该说，这是李準在描写新人形象时的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可惜的是，上述几篇作品发表不久，就相继受到了无理的责难，使作家后来的创作显得过于拘谨。象一九六三年发表的《进村》，就回避了生活中的矛盾。
由于作家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很善于从农村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精萃，通过普通平凡的人和事的描写，提炼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他的作品总是触及到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而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经常把一些正处萌芽状态，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事物，及时地提供到人们面前。
在人物塑造上，李準的小说很注意新人形势的塑造，特别是对于农村妇女中的新人，作家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同时，作家也很善于描写象宋老定、孙喜旺、白举封这样一些身上残存旧意识、旧习惯的人物，把他们的思想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对于这些人物，作家不仅仅停留在揭露他们身上的落后因素，而且还着重表现他们在新思想启迪下的觉醒，饶有风趣地描写他们如何“笑着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因此，在过些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
李準的短篇小说具有质朴、平易、明朗、欢快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的创作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在写这些小故事时，我总是想：‘如果有人能给农民们谈谈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能够让农民们听听，笑一笑，从笑声中来摆脱他们的落后，从笑声中认识到什么是先进”。①所以，在艺术上他就更多地考虑如何适应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特点。他很注意认真学习民间戏曲和说唱的通俗、流畅而明快的语言，学习群众语言那种淳朴、洗炼又富有哲理性的风格。作品的情节结构一般也很单纯、完整，线索分明、脉络清楚。人物刻画多用白描手法，李準的作品还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象《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在“一杆旗”地里步地，《一串钥匙》中白举封腰里的那串钥匙，以及《白杨树》中董守贵生气要摔锅，掂起来又舍不得，只顺手摔了个大瓦盆等细节的描写，都是传神之笔，对表现人物思想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李準的某些作品也有提炼概括不够的地方，象《石守虎》、《参观》等，情节过分单调、平板，只顾叙事，不顾写人，削弱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另外，过分重视创作配合政治运动，也使李準有些作品带有阐释某种政策观念的痕迹。
在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中，王汶石也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之一。他一九二一年生于山西省万荣县，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夏到延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团。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前线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全国解放后，担任过《群众文艺》、《西北文艺》杂志副主编。一九五三年起，经常深入陕西渭南农村，参加基层工作，从事专业创作。
王汶石的创作活动是从剧作开始的。早在延安时期写过秧歌剧《边境上》，建国初期又创作了大型歌剧《战友》。农业合作化时期，他置身于多变的农村生活，才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从一九五六年的《风雪之夜》到一九六一年的《沙滩上》，共写了近二十个短篇，大部分收进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
王汶石曾被称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他常以轻快、喜悦的笔墨，描绘我们丰富多采的农村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①。因此，他的小说以对新生活的赞美之情，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农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他的第一个短篇《风雪之夜》，就将时代的动人风貌浓缩到一个生活镜头里，通过区委书记严克勤在一九五五年除夕风雪交加的深夜，赶下乡验收新建的农业社的动人情景，烘托出农村合作化运动滚滚而来的声势。而《套绳》、《老人》则借主人公撞槐和王大婶的半生经历，运用新旧对比的手法，表现出新社会给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和精神的解放。《春节前后》中赵承绪与大姐娃的夫妻纠纷，《井下》中亚来与铁蛋老八的叔侄冲突，都生动地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潮流冲击下，农民群众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私有观念的激烈斗争；而《卖菜者》中云河老汉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在市场上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更是反映出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与整个社会潮流的对立。
王汶石以对新生活的敏感，捕捉和描绘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内容、新气象，为社会主义农村的生活画面不断增添新色彩。《大木匠》描写了在合作化后生产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民对革新生产技术的渴望和追求；《新结识的伙伴》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把吴淑兰这样的“好媳妇”卷进了生活的激流，成为和张腊月一样的建设新生活的闯将；《夏夜》反映出农村青年正在成为有文化、懂科学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生力军的发展趋势。
王汶石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时，始终是把精力集中在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刻画上。作家描写农村新人，从不满足于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和优良品质作一般的表现和歌颂，而是致力于从表面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中，发掘人物新的性格因素，表现他们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美。《大木匠》的主人公“是个业余的新式农具爱好者和创造者”。他象许多先进农民一样，诚实、勤劳、热爱集体，但对新技术的“迷”和“钻”以及那看似迟缓、实则执着的性格特点，又使他成为农民中的“这一个”。小说通过妙趣横生的场面和情节，以强烈的对比映衬手法，刻画大木匠这种独特性格：桃叶妈在家为招待新女婿等粉条下锅的急劲，映衬了大木匠搞农具革新几乎忘掉一切的迷劲；老朋友李栓庸俗自私的资产阶级心理，衬托出大木匠不为名、不图利，只为集体增产搞革新的钻劲；他在集市上没有顾得上为家里捎一点东西，两手空空回来已经叫人哭笑不得，可他还若无其事，按照老规程办事，“提起大篮，向他工作的房子走去”，进一步映衬出追求新技术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生活需要，使大木匠那颗潜藏在沉默寡言、近乎痴呆的外表下的炽热的心，放射出光彩。当然，这篇小说也多少存在追求情节表面生动的缺点，人物内心世界还描写得不够丰满，但人物性格的新光彩却是感人的。《新结识的伙伴》有意摆脱了竞赛的曲折情节和评比的热闹场面，只在两个竞赛对手的一次邂逅中，精心刻画她们的性格，发掘其社会成因。张腊月和吴淑兰原来都是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是革命和建设的热潮把她们卷入了生活的漩涡，使她们以生产闯将和劳动能手的身份结成了朋友和竞赛对手。她们也象男人们一样纵谈世事，“走州走县”，在生活中大显身手。在作者笔下，张腊月和吴淑兰都是新时代的“巾帼英雄”，然而她们又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成长道路，张腊月小时当过粗丫头，生活的风雨早就赋予她泼辣、大胆、粗犷的性格。建设热潮一来，她迅速成长为一员虎虎有生气的闯将。而吴淑兰从小受到寡居的母亲的严谨管束，是个一心按照传统的生活准则生活的“好女人”“好媳妇”。她的美好品德和聪明才智，暂时还笼罩于传统旧思想的禁锢之中。只是在象旋风一般热烈和紧张的建设高潮中，她的心灵才受到时代潮流强烈的冲击，终于变为能与闯将张腊月“摽着干”的劳动能手。吴淑兰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感人和富有时代意义的。小说让象狮子一般泼辣的张腊月和象麋鹿一样驯服的吴淑兰结为竞赛对手，这就更富于戏剧性。她们情同手足，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各不相让。不同性格时时碰击出瑰丽的火花，构成时代的新色彩、新风貌。《沙滩上》的主人公陈大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正面形象。这个“肩膀还嫩”的年轻的生产大队长，由于投身生活洪流的时间不长，工作上难免产生缺点和错误。他的可贵精神在于能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监督，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小说把人物思想认识的过程与探索沙滩地奥秘的过程交织在一起，避免了抽象说教的俗套，使作品没有停留在检讨错误、表示决心的一般描写上，而是更深一层揭示了革命者对生活、对事业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王汶石说过：“要把英雄人物描写得象现实中的现实人物那样丰满，就要想法子点染描绘出我们这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描写各种各样生活场景、生活情趣，描写人的多方面生活活动和生活兴趣。”①作家是认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的，因而也就给自己的作品带来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王汶石很善于为他的新人形象创造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又有时代特点的环境，如《风雪之夜》中渭南平原除夕的雪景和欢乐忙碌的气氛；《大木匠》里显示五谷丰登的深秋田野风光和集市上一派富足、欢乐的景象：《新结识的伙伴》中真诚热烈的同志关系和充满喜悦的家庭生活等，既写出了生活的时代气氛和地方特点，又为新人形象的成长提供了较丰厚的土壤。作者还很注意从人物性格出发提炼出喜剧性的情节，使具有严肃思想意义的矛盾冲突充满生活情趣，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生动性和真实感。王汶石的小说语言明快、自然，饱含激情又富于幽默感，人物对话也很有个性。如张腊月连珠炮式的言语和吴淑兰文静、含蓄的谈吐，都很好地表现了各自的气质、风度；《井下》铁蛋老八那番句句不离“钱”字的牢骚话，更是把这个富裕中农钱迷心窍的思想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些都使王汶石的作品呈现出风趣、明快的艺术特色。
当然，王汶石的创作也还有比较明显的弱点。作家自己说过：“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写作过程中，新人，始终吸引去我的注意，占据着我的兴趣，相反的，他们的‘对立面’——落后的、被批判的、可以作反面教师的人物，有时候则被我忽视。”①比如，在《春节前后》、《卖菜者》、《米燕霞》里，大姐娃、云河老汉、李钟有等“对立面”人物的性格的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是揭示得不清晰的，转变也处理得简单仓促；《井下》接触到比较尖锐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但笔墨软弱乏力，对铁蛋老八的丑恶灵魂挖掘不深，批判不力，这都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人民公社化后，他探索以严峻的笔触来描写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思想冲突，试图反映生活中困难的一面，如《严重的时刻》、《新任队长彦三》。但前者看来生活基础不够坚实，有点从概念出发；后者虽然写出了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但却受到一定时期具体政策的拘囿。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凤》，以五八年大炼钢铁运动为背景，很快失去了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