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烽、西戎的小说]
第三节 马烽、西戎的小说
马烽与西戎，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对于农村生活有着比较深厚的积累，在创作主张和艺术实践中有不少相近之处。他似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派”（或称“山药蛋派”）的重要成员。
马烽原名马书铭，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的家庭，一九三八年春参加革命队伍。一九四○年，到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读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写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一次侦察》。一九四四年到《晋绥大众报》任编辑、记者，一九四五年与西戎合写的著名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马烽参加了土改运动，发表了一些反映土改后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一个下贱的女人》（后改名《金宝娘》），《村仇》、《两个收生婆》、《光棍汉》等。土改后，调任晋绥出版社任总编辑。
马烽是一位擅长于描写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都有一定影响。而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高。主要短篇小说集子有《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270
马烽建国后的创作道路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北京工作时期。一九五一年，马烽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开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一九五四年调作协创作组。在这期间，马烽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乡下去生活，与农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创作上除与西戎合写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外，还写了短篇小说《一架弹花机》、《结婚》、《孙老大单干》、《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自古道”》等。这些作品大都以解放后农村中婚姻、家庭以及互助合作中的新人新事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作者善于发现农村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的政治敏感性。《一架弹花机》描写师徒之间新、旧思想的冲突，通过技术革新歌颂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胜利；《结婚》表现了农村青年田春生、杨小青自觉将革命利益与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共产主义品德，在建国初期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同类创作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时曾受到高度评价。在《饲养员赵大叔》及《韩梅梅》中，分别塑造了一心为公、乐观、风趣的赵大叔和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决心务农的韩梅梅这两个农村新人的主动形象。描写单干农民思想转变的《孙老大单干》和刻画胆小怕事、守旧、落后农民形象的《“自古道”》，表明作者的视野在逐步扩大，他注意探索农村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更深入地描写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作者离开了熟悉的农村，常常感到自己的作品缺乏一些什么。经过反复思考，他说：“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一种饱满的真实情感，缺少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①这些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马烽这一时期作品的问题所在。作者注意了描写人物，但形象欠丰满；揭示了一些农村生活矛盾，但开掘不深；有些作品的情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人为痕迹，如《结婚》。
一九五六年春，马烽回到山西农村，为了便于深入生活，曾兼任农村干部。从此以后，马烽创作的视野不断扩大，人物形象逐步丰满，遂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著名作品《三年早知道》、《“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临时收购员》、《太阳刚刚出山》都写于这一时期。同时，马烽还写了著名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与传记体长篇小说《刘胡兰传》。
《三年早知道》是一篇主题深刻、形象鲜明和风格独特的优秀小说，是马烽的代表作之一。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才能有力地表现这一变化呢？作家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应该着重去写人的变化，着重去写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农身上表现的特别显著”②。因此，作品选择了一位绰号叫“三年早知道”的中农作为主人公，通过他从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热爱集体的先进农民的过程，显示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主人公赵满囤原是一个脑筋灵活、自私自利、耍奸取巧的落后中农，他是怀着个人小算盘，咬着牙入合作社的，入社后，他将个体农民严重的私有制观念原封不动地带人社内，给合作社造成了不少麻烦，成了社里的“头痛社员”。他当饲养员，把自己的驴喂得又肥又壮，而把公家牲口养成皮包骨；他赶大车，用公家的资金为自已买小猪。小说通过这些典型事例，刻画了他顽强的私有观念。但是，世代相传的劳动者本色，合作化期间的集体主义精神，推动了赵满囤的转变。作者没有把这种转变简单化，而是细致地写出了赵满囤转变的曲折过程。当他从替自己打算变为似乎是“替全社打算”的时候，仍然沿袭小私有者的积习，用欺骗方式拦截过路公猪，为自己社里的毋猪配种，以此损人利己，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剧效果。小说十分幽默地刻画了赵满囤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他的转变过程既带有普遍性，又显示着他那生活经历的独特痕迹。他的聪明能干、爱发议论的特点，使他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康濯说：“这位‘三年早知道的’典型又显然不只是来自中农的出身。”①
《“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都是马烽描绘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形象的优秀作品。《“停止办公”》短小精悍，用五千字的篇幅，塑造了一位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形象，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真挚友情。《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马烽的力作，小说通过一场抗洪斗争，成功描绘了农村水利局副局长老田的英雄形象。茅盾说：“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①。在作者笔下，老田这位农村工作干部，平时行动迟钝，近似疲沓；但当洪水袭来时，却这若蕾电，精明果决，和平时判若两人。作者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题材的剪接，巧妙而自然地层层揭示老田外表特征与内在本质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洪水汹涌的险要时刻，点明老田由于在一次防洪时在水中泡了七天七夜，因此得了严重关节炎，解开了老田平时“行动迟缓”的谜，也为小说高潮中老田用身体堵住决口的英雄行为作了有力的铺垫，使老田的形象更为光彩夺目。作者在塑造老田这个典型人物时，运用先抑后扬、环境渲染以及其他人物（如堵决口的行家老姜头）陪衬、烘托等等手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老田的疲沓性子渲染有些过分。小说构恩新颖，主要情节是通过一位刚从水利学校毕业的“我”对他的上级老田不断的观察、了解而展开的，矛盾的发展和解决，都显得自然、真实。马烽还有一些小说，不象《我的第一个上级》那样用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来描绘人物形象，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来描写人物精神面貌，但是形象扎实，性格特征鲜明。如《老社员》中一心爱社的贺老拴，《临时收购员》中乐于为人民服务的石二锁，前者耿直、倔强，后者憨厚、老实。“《老社员》虽然并没有一言正面提出反对浮夸作风，然而贺老拴这个人物的一切行为（他的犟和他的“光会磨刀背”）正是浮夸作风的坚决反对者”②。联系一九五九年的写作背景，这篇作品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也表明了马烽创作中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马烽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时也坚决主张作家“深入生活干预生活”，“大胆地揭露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①一九五六年，他写了两篇揭露农村工作消极面的作品《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前者通过一个记者的采访过程，透过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批判了某些农村干部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树立假先进的恶劣作风；后者描写一个正直、倔强的农村老党员与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作斗争而受到迫害的过程。这两篇小说的总的倾向是健康的。作者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歌颂了与那些同恶劣作风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同对也毫不掩饰地把农村工作中的某些阴暗面揭露出来。但是这两篇作品过去都受到了不恰当的指责。
在马烽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个别脱离现实的作品，如歌颂大炼钢铁中浮夸现象的《重要更正》。
马烽曾将山西省一批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共同点归纳为“新、短、通”三个字，并以此作为大家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新”就是“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群众，积极反映生活中新生的、革命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短”就是指“短篇小说要名副其实，写得短小精悍”；“通”即“把作品写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②。这个创作主张，在马烽的小说中得到比较突出的体现。
马烽的创作，大多数反映华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沸腾的新生活，作品中洋溢着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衷心赞颂。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种种变化发展，并及时在自己的短篇中作艺术的反映。他对农村中先进、中间、落后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在艺术上又注意刻苦磨炼，因此在他笔下，不少人物形象都写得栩栩如生。不管是他对人物的歌颂还是批判，都寄托着他对新生活的赞美之情。
马烽努力把作品写得简短精练、通俗易懂。他重视故事性，注重情节的剪裁、构思的精巧。在许多作品中，他往往讲完了故事，也就同时完成了性格的塑造。在这个方面，《三年早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喜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通过作品中各种身份的“我”的耳闻目睹，描写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作品的故事情节叙述得娓娓动听，使读者感到格外亲切。马烽的语言平易流畅，幽默、风趣，行文如谈家常，侃侃道来，明快动人。马烽作品的幽默感，既借助于许多喜剧性的情节又得力于行文中巧妙运用幽默的语言以使作品妙趣横生，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教育，但过于重视文学创作配合社会运动；艺术上偏重于农民欣赏习惯，限制了马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西戎原名席诚正，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附设干部班学习，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辑有《麦收》、《终身大事》、《姑娘的秘密》、《丰产记》等短篇小说集。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选出以往发表过的部分短篇，辑成《宋老大进城》一书出版。
作为“山西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西戎既十分看重文学的教育作用，也“深知文艺作品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也就没有了它真正的艺术生命”①。因此，他基本上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题材，提炼出富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思想。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没有对“左”的一套做过激的赞颂和对“阶级斗争”做放大式的渲染。他的作品重点在于表现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中，农民与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意识作风和道德风尚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旧思想、旧习惯的克服过程。
在以农村干部为主角的作品中，西戎更多关注的是思想作风问题。主观、粗暴、自负；不善启发群众，单凭行政命令的生硬做法；狭隘的本位主义；循私情不讲原则……分别在《冬日的夜晚》、《盖马棚》、《老好干部》等小说中成了嘲弄和批评的对象。《行医事件》则更是透过官僚主义现象，对极左观念在看待家庭成份和中医偏方问题上的危害进行了抨击。《丰产记》展示了某农业社干部们在种“金皇后”玉米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斗争，突出表明，搞生产不能只迎合上级的高产号召，不能不考虑“一个社有一个社的实际情形”而光“凭干劲”蛮干。写于一九六三的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求实思想，无疑是对早几年发生的“大跃进”狂热的反思。
农民群众在建国后对新生活的追求及其欢乐的心情，常常被西戎借助寻常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这些是西戎最为受人称道的作品。如：妇女们对同工同酬的据理力争，透露出挣脱封建思想羁绊，解放妇女生产力的时代气息（《纠纷》）；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里，为了扯一块“厚墩墩、红艳艳”的布料，夫妻、亲家、子女之间，演出了动人的喜剧（《灯芯绒》）；《宋老大进城》写得尤为精彩。一个赶车的老农民，受农业社委托，进城卖了麦子，再把添置的一些生产资料拉回来，事情不多，也不大，但是，一个为集体力量的强大而自豪，为新生活的美好而陶醉，乐观实朗、乐于助人、爱管闲事、多嘴多舌、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却站立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赖大嫂》问世，八月，该篇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上因其勇写人民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而备受赞扬。但很快又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批判。
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赖大嫂这个唯利是图、“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落后妇女典型，已为公众所承认。通过这个人物，作家在鞭挞自私心理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政策多变的弊病，指出了调整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问题。赖大嫂两次养猪流产，固然有她私心重、怕吃亏的原因，但是，她用不信任的口气对队长说的话也发人深思：“鬼才信你们所说的话，到时候猪喂肥了，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白操劳一场！”政策若不兑现，怎能取信于民？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群众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一个人的私心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极端地表现出来，赖大嫂正是如此。最后使赖大嫂“惭愧地”笑着又养猪时，促使她转变的不是干部讲大道理，而是事实：立柱妈卖掉一口大肥猪，给儿子娶媳妇所需置办的零碎东西“一下子就应有尽有”了。
由于注重表现农民改变旧思想、旧习惯，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并考虑到农民读者的欣赏口味，西戎的短篇故事完整，来龙去脉清晰明了。但有时因交代事件过程过多而显得冗闷。
西戎小说的语言自然洗炼，清新活泼，对话个性化，善于选用乡谚、歇后语，使小说很具北方农村生活情趣。
一些反映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作品（如《麦收》、《在前进的路上》等），促使农民最终转变的原因，不是单于遭到破产，就是富农的被揭露，这就显得简单化、公式化了。这说明，西戎在那个时代同样不能不受到当时创作思潮的影响。
马烽与西戎，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对于农村生活有着比较深厚的积累，在创作主张和艺术实践中有不少相近之处。他似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派”（或称“山药蛋派”）的重要成员。
马烽原名马书铭，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的家庭，一九三八年春参加革命队伍。一九四○年，到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读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写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一次侦察》。一九四四年到《晋绥大众报》任编辑、记者，一九四五年与西戎合写的著名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马烽参加了土改运动，发表了一些反映土改后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一个下贱的女人》（后改名《金宝娘》），《村仇》、《两个收生婆》、《光棍汉》等。土改后，调任晋绥出版社任总编辑。
马烽是一位擅长于描写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都有一定影响。而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高。主要短篇小说集子有《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270
马烽建国后的创作道路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北京工作时期。一九五一年，马烽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开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一九五四年调作协创作组。在这期间，马烽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乡下去生活，与农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创作上除与西戎合写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外，还写了短篇小说《一架弹花机》、《结婚》、《孙老大单干》、《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自古道”》等。这些作品大都以解放后农村中婚姻、家庭以及互助合作中的新人新事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作者善于发现农村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的政治敏感性。《一架弹花机》描写师徒之间新、旧思想的冲突，通过技术革新歌颂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胜利；《结婚》表现了农村青年田春生、杨小青自觉将革命利益与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共产主义品德，在建国初期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同类创作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时曾受到高度评价。在《饲养员赵大叔》及《韩梅梅》中，分别塑造了一心为公、乐观、风趣的赵大叔和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决心务农的韩梅梅这两个农村新人的主动形象。描写单干农民思想转变的《孙老大单干》和刻画胆小怕事、守旧、落后农民形象的《“自古道”》，表明作者的视野在逐步扩大，他注意探索农村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更深入地描写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作者离开了熟悉的农村，常常感到自己的作品缺乏一些什么。经过反复思考，他说：“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一种饱满的真实情感，缺少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①这些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马烽这一时期作品的问题所在。作者注意了描写人物，但形象欠丰满；揭示了一些农村生活矛盾，但开掘不深；有些作品的情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人为痕迹，如《结婚》。
一九五六年春，马烽回到山西农村，为了便于深入生活，曾兼任农村干部。从此以后，马烽创作的视野不断扩大，人物形象逐步丰满，遂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著名作品《三年早知道》、《“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临时收购员》、《太阳刚刚出山》都写于这一时期。同时，马烽还写了著名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与传记体长篇小说《刘胡兰传》。
《三年早知道》是一篇主题深刻、形象鲜明和风格独特的优秀小说，是马烽的代表作之一。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才能有力地表现这一变化呢？作家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应该着重去写人的变化，着重去写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农身上表现的特别显著”②。因此，作品选择了一位绰号叫“三年早知道”的中农作为主人公，通过他从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热爱集体的先进农民的过程，显示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主人公赵满囤原是一个脑筋灵活、自私自利、耍奸取巧的落后中农，他是怀着个人小算盘，咬着牙入合作社的，入社后，他将个体农民严重的私有制观念原封不动地带人社内，给合作社造成了不少麻烦，成了社里的“头痛社员”。他当饲养员，把自己的驴喂得又肥又壮，而把公家牲口养成皮包骨；他赶大车，用公家的资金为自已买小猪。小说通过这些典型事例，刻画了他顽强的私有观念。但是，世代相传的劳动者本色，合作化期间的集体主义精神，推动了赵满囤的转变。作者没有把这种转变简单化，而是细致地写出了赵满囤转变的曲折过程。当他从替自己打算变为似乎是“替全社打算”的时候，仍然沿袭小私有者的积习，用欺骗方式拦截过路公猪，为自己社里的毋猪配种，以此损人利己，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剧效果。小说十分幽默地刻画了赵满囤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他的转变过程既带有普遍性，又显示着他那生活经历的独特痕迹。他的聪明能干、爱发议论的特点，使他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康濯说：“这位‘三年早知道的’典型又显然不只是来自中农的出身。”①
《“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都是马烽描绘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形象的优秀作品。《“停止办公”》短小精悍，用五千字的篇幅，塑造了一位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形象，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真挚友情。《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马烽的力作，小说通过一场抗洪斗争，成功描绘了农村水利局副局长老田的英雄形象。茅盾说：“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①。在作者笔下，老田这位农村工作干部，平时行动迟钝，近似疲沓；但当洪水袭来时，却这若蕾电，精明果决，和平时判若两人。作者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题材的剪接，巧妙而自然地层层揭示老田外表特征与内在本质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洪水汹涌的险要时刻，点明老田由于在一次防洪时在水中泡了七天七夜，因此得了严重关节炎，解开了老田平时“行动迟缓”的谜，也为小说高潮中老田用身体堵住决口的英雄行为作了有力的铺垫，使老田的形象更为光彩夺目。作者在塑造老田这个典型人物时，运用先抑后扬、环境渲染以及其他人物（如堵决口的行家老姜头）陪衬、烘托等等手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老田的疲沓性子渲染有些过分。小说构恩新颖，主要情节是通过一位刚从水利学校毕业的“我”对他的上级老田不断的观察、了解而展开的，矛盾的发展和解决，都显得自然、真实。马烽还有一些小说，不象《我的第一个上级》那样用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来描绘人物形象，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来描写人物精神面貌，但是形象扎实，性格特征鲜明。如《老社员》中一心爱社的贺老拴，《临时收购员》中乐于为人民服务的石二锁，前者耿直、倔强，后者憨厚、老实。“《老社员》虽然并没有一言正面提出反对浮夸作风，然而贺老拴这个人物的一切行为（他的犟和他的“光会磨刀背”）正是浮夸作风的坚决反对者”②。联系一九五九年的写作背景，这篇作品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也表明了马烽创作中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马烽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时也坚决主张作家“深入生活干预生活”，“大胆地揭露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①一九五六年，他写了两篇揭露农村工作消极面的作品《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前者通过一个记者的采访过程，透过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批判了某些农村干部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树立假先进的恶劣作风；后者描写一个正直、倔强的农村老党员与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作斗争而受到迫害的过程。这两篇小说的总的倾向是健康的。作者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歌颂了与那些同恶劣作风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同对也毫不掩饰地把农村工作中的某些阴暗面揭露出来。但是这两篇作品过去都受到了不恰当的指责。
在马烽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个别脱离现实的作品，如歌颂大炼钢铁中浮夸现象的《重要更正》。
马烽曾将山西省一批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共同点归纳为“新、短、通”三个字，并以此作为大家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新”就是“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群众，积极反映生活中新生的、革命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短”就是指“短篇小说要名副其实，写得短小精悍”；“通”即“把作品写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②。这个创作主张，在马烽的小说中得到比较突出的体现。
马烽的创作，大多数反映华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沸腾的新生活，作品中洋溢着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衷心赞颂。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种种变化发展，并及时在自己的短篇中作艺术的反映。他对农村中先进、中间、落后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在艺术上又注意刻苦磨炼，因此在他笔下，不少人物形象都写得栩栩如生。不管是他对人物的歌颂还是批判，都寄托着他对新生活的赞美之情。
马烽努力把作品写得简短精练、通俗易懂。他重视故事性，注重情节的剪裁、构思的精巧。在许多作品中，他往往讲完了故事，也就同时完成了性格的塑造。在这个方面，《三年早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喜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通过作品中各种身份的“我”的耳闻目睹，描写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作品的故事情节叙述得娓娓动听，使读者感到格外亲切。马烽的语言平易流畅，幽默、风趣，行文如谈家常，侃侃道来，明快动人。马烽作品的幽默感，既借助于许多喜剧性的情节又得力于行文中巧妙运用幽默的语言以使作品妙趣横生，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教育，但过于重视文学创作配合社会运动；艺术上偏重于农民欣赏习惯，限制了马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西戎原名席诚正，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附设干部班学习，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辑有《麦收》、《终身大事》、《姑娘的秘密》、《丰产记》等短篇小说集。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选出以往发表过的部分短篇，辑成《宋老大进城》一书出版。
作为“山西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西戎既十分看重文学的教育作用，也“深知文艺作品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也就没有了它真正的艺术生命”①。因此，他基本上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题材，提炼出富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思想。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没有对“左”的一套做过激的赞颂和对“阶级斗争”做放大式的渲染。他的作品重点在于表现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中，农民与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意识作风和道德风尚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旧思想、旧习惯的克服过程。
在以农村干部为主角的作品中，西戎更多关注的是思想作风问题。主观、粗暴、自负；不善启发群众，单凭行政命令的生硬做法；狭隘的本位主义；循私情不讲原则……分别在《冬日的夜晚》、《盖马棚》、《老好干部》等小说中成了嘲弄和批评的对象。《行医事件》则更是透过官僚主义现象，对极左观念在看待家庭成份和中医偏方问题上的危害进行了抨击。《丰产记》展示了某农业社干部们在种“金皇后”玉米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斗争，突出表明，搞生产不能只迎合上级的高产号召，不能不考虑“一个社有一个社的实际情形”而光“凭干劲”蛮干。写于一九六三的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求实思想，无疑是对早几年发生的“大跃进”狂热的反思。
农民群众在建国后对新生活的追求及其欢乐的心情，常常被西戎借助寻常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这些是西戎最为受人称道的作品。如：妇女们对同工同酬的据理力争，透露出挣脱封建思想羁绊，解放妇女生产力的时代气息（《纠纷》）；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里，为了扯一块“厚墩墩、红艳艳”的布料，夫妻、亲家、子女之间，演出了动人的喜剧（《灯芯绒》）；《宋老大进城》写得尤为精彩。一个赶车的老农民，受农业社委托，进城卖了麦子，再把添置的一些生产资料拉回来，事情不多，也不大，但是，一个为集体力量的强大而自豪，为新生活的美好而陶醉，乐观实朗、乐于助人、爱管闲事、多嘴多舌、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却站立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赖大嫂》问世，八月，该篇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上因其勇写人民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而备受赞扬。但很快又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批判。
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赖大嫂这个唯利是图、“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落后妇女典型，已为公众所承认。通过这个人物，作家在鞭挞自私心理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政策多变的弊病，指出了调整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问题。赖大嫂两次养猪流产，固然有她私心重、怕吃亏的原因，但是，她用不信任的口气对队长说的话也发人深思：“鬼才信你们所说的话，到时候猪喂肥了，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白操劳一场！”政策若不兑现，怎能取信于民？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群众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一个人的私心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极端地表现出来，赖大嫂正是如此。最后使赖大嫂“惭愧地”笑着又养猪时，促使她转变的不是干部讲大道理，而是事实：立柱妈卖掉一口大肥猪，给儿子娶媳妇所需置办的零碎东西“一下子就应有尽有”了。
由于注重表现农民改变旧思想、旧习惯，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并考虑到农民读者的欣赏口味，西戎的短篇故事完整，来龙去脉清晰明了。但有时因交代事件过程过多而显得冗闷。
西戎小说的语言自然洗炼，清新活泼，对话个性化，善于选用乡谚、歇后语，使小说很具北方农村生活情趣。
一些反映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作品（如《麦收》、《在前进的路上》等），促使农民最终转变的原因，不是单于遭到破产，就是富农的被揭露，这就显得简单化、公式化了。这说明，西戎在那个时代同样不能不受到当时创作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