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茹志鹃、峻青、王愿坚的小说]
第四节 茹志鹃、峻青、王愿坚的小说
茹志鹃、峻青、王愿坚三人都是四十年代参加抗日战争，五十年代以描写军事题材短篇而成名的同时代作家。他们虽有大体相同的成长道路，创作个性却迥然不同。
茹志鹃，一九二五年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杭州。一九四二年初中毕业，次年冬参加新四军，当过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一九四五年以来，先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六月，由南京军区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报》编辑。一九六○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从解放初到一九六六年，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还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电影剧本，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著。一九五八年《百合花》的问世，开始显露了这位女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两三年里，又接连发表了一些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就内容来说，可分而类：一是反映战争年代，主要是解放战争年代的生活；一是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她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收入《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两个集子里。一九七八年，茹志鹃又在上述两个集子的基础上，选编出版了自己建国以来短篇创作的结集《百合花》。
不正面描写生活的巨流大波，而从中截取一片微澜，一朵浪花，加以精细挖掘和描绘，以反映时代风貌，是茹志鹃小说选材立意上的显著特点。
这种特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作家早期的作品如《关大妈》，主要是通过正面描写曲折激烈的斗争，来表现主人公关大妈作为“游击队之母”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性格。这个短篇明显地存在着偏重故事情节的叙述而忽视人物性格刻画的缺点。往后她逐渐改变写法，比较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着重通过描写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来反映现实的面貌和时代的变化。这种观察、描写生活的特点，在她各类题材的作品中都鲜明地表现出来。比如在描写战争年代生活的作品中，茹志鹃都不正面展现千军万马的厮杀场面和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不着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去树立英雄人物的形象，而只是着力抒写人民军队中同志之间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如《同志之间》），或军民之间情逾骨肉的亲密关系（如《百合花》），挖掘其中的诗情和深意，从一个平凡的生活侧面，反映英雄军队、英雄人民的精神风貌。《百合花》写的只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它把出生入死的战斗场景移到幕后，却借助前沿阵地包扎所战士向当地群众借被子这一平凡的事件；展开了对军民关系富有诗意的描写。小说以那条枣红色底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为情节纽带，以那纯洁的白色百合花作为人物精神面貌的象征，把作品中两个人物联结起来。十九岁的小通讯员，腼腆、纯朴、关心群众，当他得知借来的新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颇费踌躇，要“送回去”；新媳妇羞涩、真诚，热爱人民军队，当她明白了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后，为自己第一次没有把被子借给小通讯员而深感内疚，小说通过他们之间这一平常交往所引起的细微、隐蔽的感情波澜，层层揭开了他们优美的内心世界。小通讯员越是体贴群众的困难，越是感到借来人家唯一的新婚嫁妆“不合适”，就越是反衬出新媳妇支持革命战争、关心子弟兵的情意之深；而新媳妇愈觉得刚才不该“气”通讯员，并弄得他慌慌张张桂破了衣服，就更是烘托出小通讯员对人民群众热爱之真切。最后以小通讯员为掩护民工而负伤身亡，新媳妇用自己这唯一的嫁妆——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为小通讯员成殓的情节，完成对人物的刻画。小说透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描写，探索了军民鱼水关系的奥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
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也是如此。作者从来不去正面描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搏斗，往往是从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在夫妻之间（《春暖时节》）、母子之间（《如愿》《里程》）、婆媳之间（《在果树园里》）、妯娌之间（《妯娌》）、同志之间（《静静的产院》）所激起的波澜，来描写人们怎样与旧的东西告别，向新的目标前进，反映出时代面貌的变化。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人物从各自的起点通过内心斗争，一步一步地揭示出他们的成长过程作为基本内容。当然，促使人物内心斗争和思想变化的，还是社会的因素。这样，作者笔下这一朵朵生活的浪花，一层层矛盾的波澜，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时代激流的一种折光，一种很富有诗意的反映。
不展开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广度的描写，而往往从人物性格某一突出之点深入下去，作纵深的挖掘，展开细腻的心理刻画，揭示人物的心灵奥秘，是茹志鹃人物塑造上的突出特点。茹志鹃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中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特别是劳动妇女。“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虽然不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不是高大完美、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从各自的起点迈步向前，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①抓住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联系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挖掘其内心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揭示他们成长进步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这些普通人物生活命运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上，反映时代的伟大变化，就成为茹志鹃刻画人物的着眼点。
《如愿》中的何大妈，是一个有条件享晚年清福却渴望有所贡献的老人，不愿“闲”是她突出的性格特征。小说通过她参加里弄生产组第一次得到工资时起伏难平的心境，对她这一性格特征所包含的社会内容，进行了纵深的挖掘：写到她二十五年前被资本家解雇，连那第一次工资也没拿到的悲痛情景，写到她现在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而儿子却不理解不支持所引起的苦恼；写到她今天终于真正成为“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的劳动者的荣誉感、自豪感。我们从这位普通大妈的悲喜愁乐中，深深地感受、理解到广大家庭妇女那种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心愿，也理解到产生这种心愿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这种心愿现在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这样，小说虽只着力于人物性格的某一点，却揭示出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在《静静的产院》中，作者对主人公谭婶婶心灵奥秘的探索，就更为深入。谭婶婶是一个忠诚的创业者，她对创业的艰辛和工作的成果怀有很深的感情，然而作者却从这可贵的感情中同时也发现了人物思想上的满足和停滞。正因为谭婢婶满足于自己花了心血创建的静静的产院，她也就很难想到工作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当公社培养的青年产科医生荷妹来到产院，进行土法安装自来水、让产妇做操等小改小革时，她就很自然地认为荷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以城里医院的条件来要求产院。小说正是从她对荷妹不公正的责备、埋怨中，写出她那隐藏在创业的光荣、自豪感中的满足和思想停滞的根源，笔调委婉，入情入理。小说还巧妙地把谭婶婶三年前推广新接生法的对立面潘奶奶引进作品，让谭婶婶能从三年前潘奶奶的精神状态中联想到自己今天的思想情绪，又使她从今天潘奶奶已成为养鸡场的先进分子的变化中得到激励，从而幡然猛醒。但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人物思想斗争的历程，而是进一步描写了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力量对她心灵的冲击。正由于揭示了促使人物行动的多方面的原因，所以人物的内心变化及其外部表现才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作者从一个普通妇女的心灵历程中，探索出如此深刻的生活教训，是难能可贵的。
茹志鹃的短篇创作十分注重构思的精巧。她往往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提炼出一两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媒介，展开对人物的心灵历程的描写。如《百合花》中的新被子，《高高的白杨树》中的白杨树，《里程》中的大石头，《如愿》中的大苹果和小绒狗，《春暖时节》中的清水虾等，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又是作者展开描写的凭借，它们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很巧妙地把全篇各部分的内容贯串起来，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她的不少成功之作，凭借这些象征性事物，将理、事、情统一于一体，使作品充满着诗意和哲理，产生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茹志鹃在选材、表现手法及语言表达上的种种特点，构成了在五十年代短篇小说中不常见的细腻、抒情特色，对此，茅盾首先表示了赞赏，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文艺界曾对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展开热烈的讨论，欧阳文彬、侯金镜、细言（王西彦）、魏金枝等都写了文章，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都热情肯定茹志鹃创作的独特风格。在讨论中有的人把她的艺术风格概括为“清新、俊逸”；有的说成是“委婉、柔美、细腻”，还有的比喻为“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彩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说法不一，意思相近。
茹志鹃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她在创作上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有意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有很大的关系。她那些细腻描写劳动妇女生活命运变化和展现她们瑰丽多彩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是别的作家的作品无法代替的。但茹志鹃的小说，对生活严峻的一面揭示不够，人物也不够多样，这在她新时期的创作中有着很大的改进。
如果说茹志鹃创作显示出一种阴柔美，她的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主要铺叙的是委婉、细腻的军民情，那么，峻青的小说则充盈着阳刚之气。战斗的激烈，敌人的凶残，革命者的凛然正气构成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峻青原名孙俊卿，一九二二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一九四○年参加革命，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分社随军记者，敌后武工队小队长等。一九四八年春随军南下，一九五二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冬，去家乡胶东深入生活，后调上海文联工作。
早在四十年代，峻青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建国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曾结集为《黎明的河边》、《最后的报告》、《海燕》等。一九五九年作者又以自选短篇小说集《胶东纪事》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除小说外，峻青还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主要集子有《欧行书简》、《秋色赋》。
描写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作品，是峻青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大的部分。《马石山上》、《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最后的报告》以及《交通站的故事》是其中较有影响的篇章。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者通过他们的英雄业绩，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石山上》（写于一九四二年，解放后曾作过两次修改）是峻青的第一篇小说。它描写八路军十位战士为解救被日、伪反动派围困在马石山上的群众，多次冲破敌人火网，结果在搭救最后一批群众时自己陷敌重围，弹尽粮绝，用最后一颗手榴弹集体殉身的故事。小说的人物形象虽然比较单薄，战斗情景却写得真切、动人，气氛异常悲壮。《党员登记表》描写女共产党员黄淑英为着保存一张全区的党员名单，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英雄的母亲继承烈士遗愿，继续战斗，为党保存了革命火种。全篇洋溢着前仆后继、慷慨激昂的革命气氛，《最后的报告》则通过一位在战争中逐步坚强起来的知识分子走上刑场前向党写的最后报告，歌颂了革命战士崇高的生死观。《地下交通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的一首颂歌，作者用多变的笔墨，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忠心耿耿为革命的交通员姜老三夫妇的光辉形象。
在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中，写于一九五四年的《黎明的河边》是优秀的名篇，也是峻青的代表作。这篇小说的主线单纯，主要是描写交通员小陈带领两位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他和他的一家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壮烈故事。整篇作品写得有声有色，矛盾冲突步步尖锐，小陈及其母亲、弟弟牺牲的场面描写得惊心动魄，主人公小陈是一位在战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作者将小陈放在激烈、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让他的英雄性格及高尚的思想火花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得到充分展现，昌潍平原沦陷后，还乡团的匪徒们到处杀人放火，河东的游击队垮了，敌人严密封锁渡口，就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小陈接受了护送武工队干部过河的命令，到了渡口，由于叛徒出卖，还乡团把小陈的母亲、弟弟抓去作人质，要小陈将护送的同志“献给”还乡团，否则全家的生命都要遭殃。就在这生死考验面前，小陈把“同志”和‘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忍受着巨大悲痛，亲眼看着母亲与弟弟被还乡团杀害，而自己则坚持在三面遇敌、一面背水的危急情况下，掩护他父亲带领武工队领导人过河。最后，小陈“抱着一个冲到他面前的匪徒，向着浊浪滚滚的潍河里跳了下去”，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品通过“生与死”、“革命与家庭”等的抉择来刻画小陈的崇高精神，细致地描写小陈的语言、行动、神态，使他的形象显得生动、鲜明。这种在多重波折中刻画人物性格的笔法，在峻青小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黎明的河边》除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外，情节的结构与布局也很有特色，作者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组织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并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悬念，因而造成一种紧张、惊险的氛围，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同时，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人物及情节发展也起了烘托作用，如在暴风雨的黑夜，小陈带领武工队员迷入荒草洼的那段描写，加剧了故事的紧张气氛，烘托出人物烦躁、焦急的心情，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小陈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
峻青描写战争生活的作品有些着重叙事而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落石出》；有些矛盾冲突简单化，如《老交通》。
峻青描写和平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表现了胶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高涨的劳动热情和逐步成长的新的品质。作者常常将解放后美好的现实与艰难的战争年代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要巩固和发展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还得进行艰辛的劳动，甚至付出鲜血与生命。《老水牛爷爷》、《山鹰》、《海燕》、《丹崖白雪》、《苍松志》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与描写战争年代生活的作品相比，这类创作的成就略显逊色，但各篇的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以《老水牛爷爷》为最好。这篇小说以朴素的文笔，塑造了老水牛（韦璞）这一十分感人的形象。作者选取了老水牛一生中富有代表性的几个生活片断，如平时助人为乐；战争年代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惩办叛徒；在洪水暴发时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堵住决口，使大堤转危为安……这些都生动地揭示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地陈述事情的经过，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突出地描写了老水牛爷爷倔强的个性。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回忆老水牛爷爷战争年代的英雄行为，篇幅不长，却是绘声绘色，为人物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小说结尾对老水牛爷爷的爱犬“黄狮”的描写，富于人情味，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山鹰》描写了一位身残志坚的青年荣誉军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建设家乡作出了新贡献。作者想以此说明和平建设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人们应该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徐志刚那样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当时有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但从整个作品来说，作者在追求将徐志刚的精神品质升华得“更高”时，有些情节不够合理，如造成徐志刚双目失明的爆炸，以及双目失明后他能在暴风雨之夜搀扶别人走过正常人都视为畏途的鬼愁崖等，就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与峻青解放初期的一些作品相比，朴素的现实主义成份有所减少，这些缺点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五十年代末期浮夸风在创作中的反映。存在同类缺点的作品，还有《丹崖白雪》。一九五八年开始，峻青在扩大创作题材方面作了进一步努力，创作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马达的故事》，《老王师傅》，但艺术上比较粗糙。
峻青描写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那些作品，都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震动，叫人感受到硝烟弥漫的战斗景象。原因之一是峻青亲身经历过那严酷的年代，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共过患难，有着深厚的生死情谊。其中有一些作品，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如《马石山上》，作者就是在那十位战士的掩护下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的。《黎明的河边》也是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一件相类似的事实为基础写成的。作者无限怀念已经牺牲的战友，他说：“夜里，我睡不着，感情激动得厉害。于是，我点着油灯，伏在一张小凳子上，开始《黎明的河边》的初稿的写作。写着写着，眼泪就滴落到纸上了”①。对英雄人物的由衷热爱，使峻青的笔端常常带着炽烈的革命激情，使他的作品产生一种吸引人、感动人的魅力。
峻青不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而且重视艺术概括与提炼，讲究艺术技巧的运用。在描写人物形象方面，他不仅善于将英雄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重大考验面前，着力刻画其独特的性格，显示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也重视用多种多样的手法，烘托、描摹正面人物心灵的美。作者还常常选择一些美好而富有诗意的形象来象征所描写的英雄。如《老水牛爷爷》中那棵曾用粗壮的躯干掩护过八路军安全的“老梨树”，《山鹰》中矫健的山鹰，《海燕》中勇敢的海燕，都是作品中英雄人物的象征。峻青的小说一般都有震动人心的战斗故事，而且多方面渲染斗争的激烈，以此激起读者的战斗激情。
峻青小说风格的主要特点是悲壮。他的那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犹如一幅幅气吞山河的壮丽画面，描写战争的激烈与严酷，革命看的英勇顽强，以及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壮烈牺牲，用血和泪的故事，时时告诫人们，胜利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峻青的小说追求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来描写人物的英雄本色，这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就整体而言，他还缺少那种从不同生活侧面表现人物的多元手法，因而略显单调。
与峻青一样，王愿坚的短篇创作也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王愿坚一九二九年生于山东省诸城，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次年参加八路军，做过宣传员、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等文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曾参加编辑《星火燎原》一书。王愿坚经历过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后又因工作关系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革命英雄的斗争事迹，并多次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老根据地和长征路上作实地采访，对革命前辈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全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有较深的感受和理解。一九五四年王愿坚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写出了第一篇作品《党费》。接着又先后写出《粮食的故事》、《妈妈》、《七根火柴》、《三人行》、《亲人》、《支队政委》、《普通劳动者》等一系列作品，陆续汇成《党费》、《后代》、《普通劳动者》等小说集。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人民的斗争生活和长征路上的生活片断，同时也反映了革命前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风貌。
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①这正是作家提炼和表现这些题材的指导思想。他描写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不单是向读者讲述那些英勇豪迈、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而且还通过这些斗争故事，发掘和表现革命前辈身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他的作品总是以朴实而饱含革命激情的笔墨，写出革命前辈精神品质中最动人的内容，努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襟怀写得更美，这就构成了他短篇创作最显著的特色。《党费》中的主人公女共产党员黄新，送丈夫随红军长征后，便带着孩子在家乡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敌人割断了她与党组织的联系，生活又极端困苦，但她牢记党员的责任，积极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献出年轻的生命。小说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危难时刻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我们从黄新忍痛从自己多日未尝盐味的女儿手里夺下那根作为“党费”的腌豆角的行动上，从她被捕前对侦察员的细心交代和牺牲前语重心长的叮咛里，看到了英雄人物这种精神美的闪光。《粮食的故事》中共产党员郝吉标，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儿子为游击队送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宁可牺牲心爱的儿子，叫儿子把敌人引开，自己完成送粮的任务。在描写这些人物面临严峻考验时，作家敢于大胆抒写革命者的人性、人情，使他们爱子女的父母之心和爱党的赤子之心交织在一起，互相衬托，把共产党员那种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和情操描绘得十分动人，让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的瑰丽的内心世界放出异彩，在《七根火柴》里，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在茫茫的草原上顽强地期待着战友，当他从怀里掏出精心保存的七根火柴交给战友时，眼睛迸发出喜悦的光芒，竭尽全力举起手来直指红军进军的方向，一直到牺牲后仍然保持着这坚定、英武的身姿。作家以深刻的感受和有力的笔锋所勾勒下的这些长征途中的瞬间情景，表现了长征的艰难困苦和故士的坚韧不拨，凝聚了革命者对党的忠诚，对战友的热爱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革命前辈的精神美是丰富多采的，王愿坚的艺术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与《党费》、《粮食的故事》、《妈妈》的艺术表现相比，《支队政委》、《三人行》等又有所不同，主要是表现人物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队政委》中的胡志得腿负重伤，仍坚持率领游击队战斗。在腿伤得不到治疗而化脓时，他以坚强的毅力，把自己的腿缚在毛竹上，让同志们把浓血挤干净，甚至连碎骨片也挤出来了。《三人行》展现的是长征途中的草地上，三个病残战士互相支撑着，用最后一点力量在泥泞中向前爬行的动人画面。当作者描写到那两条向前移动的糊满泥巴的腿，那腿上伤口渗出的血水留在地上的情景时，禁不住借人物之口发出“一个人该有多大的劲呵”的赞叹。这与小说结尾那广阔无垠的天际，长空大雁排成“人”字形的队伍，“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齐”向前飞行的景象相辉映，使这些大写的“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得到充满诗意的升华。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大多是通过正面展开艰苦生活和残酷斗争，来描写革命前辈的精神美，而有的篇章则是注意从平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角度，表现老一代革命的士优美的精神世界。《普通劳动者》描写的不是过去的战争年代，也不是现在的领导岗位，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普通的劳动场所。塑造这种环境下的老干部，采用的是另一种笔法：着重描写林将军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抬土、说笑、冒雨装料等平凡举止，但又通过巧妙的艺术穿插，与过去战斗中行军、冲锋等壮举勾连起来，使人看到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的发扬。身居高位而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功勋卓著而谦虚谨慎、态度平易、劳动积极，是林将军性格的特点，也是新时期革命前辈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身上体现出的精神美更富于感人的力量。《亲人》在作家的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作品，它通过人物比较特殊的遭遇，细致淋漓地抒写革命者博大深厚的阶级情意。发表后曾得到广大读者的注视和喜爱，但随后却招来了批判，被指责为宣扬了战争恐怖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其实小说是通过曾司令员认一个素不相识的烈属老人做父亲并用各种办法使老人相信自己确是他儿子的故事，充分表现革命战友间的深情和革命大家庭中亲人般的温暖，奏出了一支革命人情美的颂歌。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都不着重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全力捕捉和表现英雄人物性格或生活中那最为闪光的部分，因而大都具有主题单纯、鲜明，情节集中、紧凑，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如《七根火柴》、《三人行》，可以说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短而精的名篇。作家很注意作品的故事性，善于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有头有尾、不枝不蔓地讲述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使人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斗争环境和斗争事迹。但他也有几篇小说，如《老妈妈》、《三张纸条》、《后代》，满足于叙述故事，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王愿坚没有亲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的斗争生活，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他对当时的时代气氛、斗争特点和老区的风土人情等，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并努力调动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经验加以补充，尽量在感受的真切和描写的准确上下功夫，但在一些作品中还难免露出因生活基础不够丰厚所带来的缺陷。
茹志鹃、峻青、王愿坚三人都是四十年代参加抗日战争，五十年代以描写军事题材短篇而成名的同时代作家。他们虽有大体相同的成长道路，创作个性却迥然不同。
茹志鹃，一九二五年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杭州。一九四二年初中毕业，次年冬参加新四军，当过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一九四五年以来，先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六月，由南京军区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报》编辑。一九六○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从解放初到一九六六年，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还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电影剧本，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著。一九五八年《百合花》的问世，开始显露了这位女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两三年里，又接连发表了一些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就内容来说，可分而类：一是反映战争年代，主要是解放战争年代的生活；一是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她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收入《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两个集子里。一九七八年，茹志鹃又在上述两个集子的基础上，选编出版了自己建国以来短篇创作的结集《百合花》。
不正面描写生活的巨流大波，而从中截取一片微澜，一朵浪花，加以精细挖掘和描绘，以反映时代风貌，是茹志鹃小说选材立意上的显著特点。
这种特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作家早期的作品如《关大妈》，主要是通过正面描写曲折激烈的斗争，来表现主人公关大妈作为“游击队之母”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性格。这个短篇明显地存在着偏重故事情节的叙述而忽视人物性格刻画的缺点。往后她逐渐改变写法，比较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着重通过描写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来反映现实的面貌和时代的变化。这种观察、描写生活的特点，在她各类题材的作品中都鲜明地表现出来。比如在描写战争年代生活的作品中，茹志鹃都不正面展现千军万马的厮杀场面和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不着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去树立英雄人物的形象，而只是着力抒写人民军队中同志之间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如《同志之间》），或军民之间情逾骨肉的亲密关系（如《百合花》），挖掘其中的诗情和深意，从一个平凡的生活侧面，反映英雄军队、英雄人民的精神风貌。《百合花》写的只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它把出生入死的战斗场景移到幕后，却借助前沿阵地包扎所战士向当地群众借被子这一平凡的事件；展开了对军民关系富有诗意的描写。小说以那条枣红色底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为情节纽带，以那纯洁的白色百合花作为人物精神面貌的象征，把作品中两个人物联结起来。十九岁的小通讯员，腼腆、纯朴、关心群众，当他得知借来的新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颇费踌躇，要“送回去”；新媳妇羞涩、真诚，热爱人民军队，当她明白了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后，为自己第一次没有把被子借给小通讯员而深感内疚，小说通过他们之间这一平常交往所引起的细微、隐蔽的感情波澜，层层揭开了他们优美的内心世界。小通讯员越是体贴群众的困难，越是感到借来人家唯一的新婚嫁妆“不合适”，就越是反衬出新媳妇支持革命战争、关心子弟兵的情意之深；而新媳妇愈觉得刚才不该“气”通讯员，并弄得他慌慌张张桂破了衣服，就更是烘托出小通讯员对人民群众热爱之真切。最后以小通讯员为掩护民工而负伤身亡，新媳妇用自己这唯一的嫁妆——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为小通讯员成殓的情节，完成对人物的刻画。小说透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描写，探索了军民鱼水关系的奥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
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也是如此。作者从来不去正面描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搏斗，往往是从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在夫妻之间（《春暖时节》）、母子之间（《如愿》《里程》）、婆媳之间（《在果树园里》）、妯娌之间（《妯娌》）、同志之间（《静静的产院》）所激起的波澜，来描写人们怎样与旧的东西告别，向新的目标前进，反映出时代面貌的变化。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人物从各自的起点通过内心斗争，一步一步地揭示出他们的成长过程作为基本内容。当然，促使人物内心斗争和思想变化的，还是社会的因素。这样，作者笔下这一朵朵生活的浪花，一层层矛盾的波澜，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时代激流的一种折光，一种很富有诗意的反映。
不展开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广度的描写，而往往从人物性格某一突出之点深入下去，作纵深的挖掘，展开细腻的心理刻画，揭示人物的心灵奥秘，是茹志鹃人物塑造上的突出特点。茹志鹃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中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特别是劳动妇女。“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虽然不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不是高大完美、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从各自的起点迈步向前，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①抓住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联系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挖掘其内心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揭示他们成长进步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这些普通人物生活命运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上，反映时代的伟大变化，就成为茹志鹃刻画人物的着眼点。
《如愿》中的何大妈，是一个有条件享晚年清福却渴望有所贡献的老人，不愿“闲”是她突出的性格特征。小说通过她参加里弄生产组第一次得到工资时起伏难平的心境，对她这一性格特征所包含的社会内容，进行了纵深的挖掘：写到她二十五年前被资本家解雇，连那第一次工资也没拿到的悲痛情景，写到她现在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而儿子却不理解不支持所引起的苦恼；写到她今天终于真正成为“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的劳动者的荣誉感、自豪感。我们从这位普通大妈的悲喜愁乐中，深深地感受、理解到广大家庭妇女那种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心愿，也理解到产生这种心愿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这种心愿现在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这样，小说虽只着力于人物性格的某一点，却揭示出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在《静静的产院》中，作者对主人公谭婶婶心灵奥秘的探索，就更为深入。谭婶婶是一个忠诚的创业者，她对创业的艰辛和工作的成果怀有很深的感情，然而作者却从这可贵的感情中同时也发现了人物思想上的满足和停滞。正因为谭婢婶满足于自己花了心血创建的静静的产院，她也就很难想到工作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当公社培养的青年产科医生荷妹来到产院，进行土法安装自来水、让产妇做操等小改小革时，她就很自然地认为荷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以城里医院的条件来要求产院。小说正是从她对荷妹不公正的责备、埋怨中，写出她那隐藏在创业的光荣、自豪感中的满足和思想停滞的根源，笔调委婉，入情入理。小说还巧妙地把谭婶婶三年前推广新接生法的对立面潘奶奶引进作品，让谭婶婶能从三年前潘奶奶的精神状态中联想到自己今天的思想情绪，又使她从今天潘奶奶已成为养鸡场的先进分子的变化中得到激励，从而幡然猛醒。但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人物思想斗争的历程，而是进一步描写了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力量对她心灵的冲击。正由于揭示了促使人物行动的多方面的原因，所以人物的内心变化及其外部表现才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作者从一个普通妇女的心灵历程中，探索出如此深刻的生活教训，是难能可贵的。
茹志鹃的短篇创作十分注重构思的精巧。她往往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提炼出一两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媒介，展开对人物的心灵历程的描写。如《百合花》中的新被子，《高高的白杨树》中的白杨树，《里程》中的大石头，《如愿》中的大苹果和小绒狗，《春暖时节》中的清水虾等，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又是作者展开描写的凭借，它们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很巧妙地把全篇各部分的内容贯串起来，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她的不少成功之作，凭借这些象征性事物，将理、事、情统一于一体，使作品充满着诗意和哲理，产生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茹志鹃在选材、表现手法及语言表达上的种种特点，构成了在五十年代短篇小说中不常见的细腻、抒情特色，对此，茅盾首先表示了赞赏，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文艺界曾对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展开热烈的讨论，欧阳文彬、侯金镜、细言（王西彦）、魏金枝等都写了文章，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都热情肯定茹志鹃创作的独特风格。在讨论中有的人把她的艺术风格概括为“清新、俊逸”；有的说成是“委婉、柔美、细腻”，还有的比喻为“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彩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说法不一，意思相近。
茹志鹃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她在创作上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有意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有很大的关系。她那些细腻描写劳动妇女生活命运变化和展现她们瑰丽多彩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是别的作家的作品无法代替的。但茹志鹃的小说，对生活严峻的一面揭示不够，人物也不够多样，这在她新时期的创作中有着很大的改进。
如果说茹志鹃创作显示出一种阴柔美，她的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主要铺叙的是委婉、细腻的军民情，那么，峻青的小说则充盈着阳刚之气。战斗的激烈，敌人的凶残，革命者的凛然正气构成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峻青原名孙俊卿，一九二二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一九四○年参加革命，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分社随军记者，敌后武工队小队长等。一九四八年春随军南下，一九五二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冬，去家乡胶东深入生活，后调上海文联工作。
早在四十年代，峻青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建国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曾结集为《黎明的河边》、《最后的报告》、《海燕》等。一九五九年作者又以自选短篇小说集《胶东纪事》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除小说外，峻青还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主要集子有《欧行书简》、《秋色赋》。
描写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作品，是峻青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大的部分。《马石山上》、《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最后的报告》以及《交通站的故事》是其中较有影响的篇章。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者通过他们的英雄业绩，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石山上》（写于一九四二年，解放后曾作过两次修改）是峻青的第一篇小说。它描写八路军十位战士为解救被日、伪反动派围困在马石山上的群众，多次冲破敌人火网，结果在搭救最后一批群众时自己陷敌重围，弹尽粮绝，用最后一颗手榴弹集体殉身的故事。小说的人物形象虽然比较单薄，战斗情景却写得真切、动人，气氛异常悲壮。《党员登记表》描写女共产党员黄淑英为着保存一张全区的党员名单，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英雄的母亲继承烈士遗愿，继续战斗，为党保存了革命火种。全篇洋溢着前仆后继、慷慨激昂的革命气氛，《最后的报告》则通过一位在战争中逐步坚强起来的知识分子走上刑场前向党写的最后报告，歌颂了革命战士崇高的生死观。《地下交通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的一首颂歌，作者用多变的笔墨，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忠心耿耿为革命的交通员姜老三夫妇的光辉形象。
在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中，写于一九五四年的《黎明的河边》是优秀的名篇，也是峻青的代表作。这篇小说的主线单纯，主要是描写交通员小陈带领两位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他和他的一家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壮烈故事。整篇作品写得有声有色，矛盾冲突步步尖锐，小陈及其母亲、弟弟牺牲的场面描写得惊心动魄，主人公小陈是一位在战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作者将小陈放在激烈、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让他的英雄性格及高尚的思想火花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得到充分展现，昌潍平原沦陷后，还乡团的匪徒们到处杀人放火，河东的游击队垮了，敌人严密封锁渡口，就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小陈接受了护送武工队干部过河的命令，到了渡口，由于叛徒出卖，还乡团把小陈的母亲、弟弟抓去作人质，要小陈将护送的同志“献给”还乡团，否则全家的生命都要遭殃。就在这生死考验面前，小陈把“同志”和‘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忍受着巨大悲痛，亲眼看着母亲与弟弟被还乡团杀害，而自己则坚持在三面遇敌、一面背水的危急情况下，掩护他父亲带领武工队领导人过河。最后，小陈“抱着一个冲到他面前的匪徒，向着浊浪滚滚的潍河里跳了下去”，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品通过“生与死”、“革命与家庭”等的抉择来刻画小陈的崇高精神，细致地描写小陈的语言、行动、神态，使他的形象显得生动、鲜明。这种在多重波折中刻画人物性格的笔法，在峻青小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黎明的河边》除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外，情节的结构与布局也很有特色，作者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组织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并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悬念，因而造成一种紧张、惊险的氛围，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同时，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人物及情节发展也起了烘托作用，如在暴风雨的黑夜，小陈带领武工队员迷入荒草洼的那段描写，加剧了故事的紧张气氛，烘托出人物烦躁、焦急的心情，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小陈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
峻青描写战争生活的作品有些着重叙事而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落石出》；有些矛盾冲突简单化，如《老交通》。
峻青描写和平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表现了胶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高涨的劳动热情和逐步成长的新的品质。作者常常将解放后美好的现实与艰难的战争年代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要巩固和发展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还得进行艰辛的劳动，甚至付出鲜血与生命。《老水牛爷爷》、《山鹰》、《海燕》、《丹崖白雪》、《苍松志》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与描写战争年代生活的作品相比，这类创作的成就略显逊色，但各篇的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以《老水牛爷爷》为最好。这篇小说以朴素的文笔，塑造了老水牛（韦璞）这一十分感人的形象。作者选取了老水牛一生中富有代表性的几个生活片断，如平时助人为乐；战争年代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惩办叛徒；在洪水暴发时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堵住决口，使大堤转危为安……这些都生动地揭示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地陈述事情的经过，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突出地描写了老水牛爷爷倔强的个性。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回忆老水牛爷爷战争年代的英雄行为，篇幅不长，却是绘声绘色，为人物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小说结尾对老水牛爷爷的爱犬“黄狮”的描写，富于人情味，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山鹰》描写了一位身残志坚的青年荣誉军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建设家乡作出了新贡献。作者想以此说明和平建设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人们应该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徐志刚那样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当时有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但从整个作品来说，作者在追求将徐志刚的精神品质升华得“更高”时，有些情节不够合理，如造成徐志刚双目失明的爆炸，以及双目失明后他能在暴风雨之夜搀扶别人走过正常人都视为畏途的鬼愁崖等，就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与峻青解放初期的一些作品相比，朴素的现实主义成份有所减少，这些缺点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五十年代末期浮夸风在创作中的反映。存在同类缺点的作品，还有《丹崖白雪》。一九五八年开始，峻青在扩大创作题材方面作了进一步努力，创作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马达的故事》，《老王师傅》，但艺术上比较粗糙。
峻青描写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那些作品，都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震动，叫人感受到硝烟弥漫的战斗景象。原因之一是峻青亲身经历过那严酷的年代，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共过患难，有着深厚的生死情谊。其中有一些作品，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如《马石山上》，作者就是在那十位战士的掩护下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的。《黎明的河边》也是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一件相类似的事实为基础写成的。作者无限怀念已经牺牲的战友，他说：“夜里，我睡不着，感情激动得厉害。于是，我点着油灯，伏在一张小凳子上，开始《黎明的河边》的初稿的写作。写着写着，眼泪就滴落到纸上了”①。对英雄人物的由衷热爱，使峻青的笔端常常带着炽烈的革命激情，使他的作品产生一种吸引人、感动人的魅力。
峻青不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而且重视艺术概括与提炼，讲究艺术技巧的运用。在描写人物形象方面，他不仅善于将英雄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重大考验面前，着力刻画其独特的性格，显示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也重视用多种多样的手法，烘托、描摹正面人物心灵的美。作者还常常选择一些美好而富有诗意的形象来象征所描写的英雄。如《老水牛爷爷》中那棵曾用粗壮的躯干掩护过八路军安全的“老梨树”，《山鹰》中矫健的山鹰，《海燕》中勇敢的海燕，都是作品中英雄人物的象征。峻青的小说一般都有震动人心的战斗故事，而且多方面渲染斗争的激烈，以此激起读者的战斗激情。
峻青小说风格的主要特点是悲壮。他的那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犹如一幅幅气吞山河的壮丽画面，描写战争的激烈与严酷，革命看的英勇顽强，以及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壮烈牺牲，用血和泪的故事，时时告诫人们，胜利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峻青的小说追求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来描写人物的英雄本色，这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就整体而言，他还缺少那种从不同生活侧面表现人物的多元手法，因而略显单调。
与峻青一样，王愿坚的短篇创作也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王愿坚一九二九年生于山东省诸城，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次年参加八路军，做过宣传员、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等文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曾参加编辑《星火燎原》一书。王愿坚经历过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后又因工作关系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革命英雄的斗争事迹，并多次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老根据地和长征路上作实地采访，对革命前辈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全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有较深的感受和理解。一九五四年王愿坚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写出了第一篇作品《党费》。接着又先后写出《粮食的故事》、《妈妈》、《七根火柴》、《三人行》、《亲人》、《支队政委》、《普通劳动者》等一系列作品，陆续汇成《党费》、《后代》、《普通劳动者》等小说集。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人民的斗争生活和长征路上的生活片断，同时也反映了革命前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风貌。
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①这正是作家提炼和表现这些题材的指导思想。他描写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不单是向读者讲述那些英勇豪迈、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而且还通过这些斗争故事，发掘和表现革命前辈身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他的作品总是以朴实而饱含革命激情的笔墨，写出革命前辈精神品质中最动人的内容，努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襟怀写得更美，这就构成了他短篇创作最显著的特色。《党费》中的主人公女共产党员黄新，送丈夫随红军长征后，便带着孩子在家乡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敌人割断了她与党组织的联系，生活又极端困苦，但她牢记党员的责任，积极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献出年轻的生命。小说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危难时刻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我们从黄新忍痛从自己多日未尝盐味的女儿手里夺下那根作为“党费”的腌豆角的行动上，从她被捕前对侦察员的细心交代和牺牲前语重心长的叮咛里，看到了英雄人物这种精神美的闪光。《粮食的故事》中共产党员郝吉标，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儿子为游击队送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宁可牺牲心爱的儿子，叫儿子把敌人引开，自己完成送粮的任务。在描写这些人物面临严峻考验时，作家敢于大胆抒写革命者的人性、人情，使他们爱子女的父母之心和爱党的赤子之心交织在一起，互相衬托，把共产党员那种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和情操描绘得十分动人，让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的瑰丽的内心世界放出异彩，在《七根火柴》里，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在茫茫的草原上顽强地期待着战友，当他从怀里掏出精心保存的七根火柴交给战友时，眼睛迸发出喜悦的光芒，竭尽全力举起手来直指红军进军的方向，一直到牺牲后仍然保持着这坚定、英武的身姿。作家以深刻的感受和有力的笔锋所勾勒下的这些长征途中的瞬间情景，表现了长征的艰难困苦和故士的坚韧不拨，凝聚了革命者对党的忠诚，对战友的热爱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革命前辈的精神美是丰富多采的，王愿坚的艺术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与《党费》、《粮食的故事》、《妈妈》的艺术表现相比，《支队政委》、《三人行》等又有所不同，主要是表现人物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队政委》中的胡志得腿负重伤，仍坚持率领游击队战斗。在腿伤得不到治疗而化脓时，他以坚强的毅力，把自己的腿缚在毛竹上，让同志们把浓血挤干净，甚至连碎骨片也挤出来了。《三人行》展现的是长征途中的草地上，三个病残战士互相支撑着，用最后一点力量在泥泞中向前爬行的动人画面。当作者描写到那两条向前移动的糊满泥巴的腿，那腿上伤口渗出的血水留在地上的情景时，禁不住借人物之口发出“一个人该有多大的劲呵”的赞叹。这与小说结尾那广阔无垠的天际，长空大雁排成“人”字形的队伍，“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齐”向前飞行的景象相辉映，使这些大写的“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得到充满诗意的升华。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大多是通过正面展开艰苦生活和残酷斗争，来描写革命前辈的精神美，而有的篇章则是注意从平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角度，表现老一代革命的士优美的精神世界。《普通劳动者》描写的不是过去的战争年代，也不是现在的领导岗位，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普通的劳动场所。塑造这种环境下的老干部，采用的是另一种笔法：着重描写林将军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抬土、说笑、冒雨装料等平凡举止，但又通过巧妙的艺术穿插，与过去战斗中行军、冲锋等壮举勾连起来，使人看到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的发扬。身居高位而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功勋卓著而谦虚谨慎、态度平易、劳动积极，是林将军性格的特点，也是新时期革命前辈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身上体现出的精神美更富于感人的力量。《亲人》在作家的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作品，它通过人物比较特殊的遭遇，细致淋漓地抒写革命者博大深厚的阶级情意。发表后曾得到广大读者的注视和喜爱，但随后却招来了批判，被指责为宣扬了战争恐怖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其实小说是通过曾司令员认一个素不相识的烈属老人做父亲并用各种办法使老人相信自己确是他儿子的故事，充分表现革命战友间的深情和革命大家庭中亲人般的温暖，奏出了一支革命人情美的颂歌。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都不着重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全力捕捉和表现英雄人物性格或生活中那最为闪光的部分，因而大都具有主题单纯、鲜明，情节集中、紧凑，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如《七根火柴》、《三人行》，可以说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短而精的名篇。作家很注意作品的故事性，善于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有头有尾、不枝不蔓地讲述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使人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斗争环境和斗争事迹。但他也有几篇小说，如《老妈妈》、《三张纸条》、《后代》，满足于叙述故事，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王愿坚没有亲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的斗争生活，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他对当时的时代气氛、斗争特点和老区的风土人情等，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并努力调动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经验加以补充，尽量在感受的真切和描写的准确上下功夫，但在一些作品中还难免露出因生活基础不够丰厚所带来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