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路翎等的小说]
第六节 路翎等的小说
路翎与萧也牧，都是建国初期错误文艺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一个受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一个受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中风行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波及。从此，两人经历坎坷，小说创作的价值长期被扭曲。这两位作家在创作思想及风格上并无联系，但他们在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都有自己的追求，理应受到公正的评价。尤其是路翎的小说，其艺术追求更有值得重视之处。
路翎原名徐嗣兴，一九二三年生于江苏南京，是四十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位多产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建国前，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描写矿工及家属生活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以抗日洪流中青年知识分子苦难历程为题材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建国后，路翎除作有剧本《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他写了十多篇反映解放初期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后结集为《朱桂花的故事》出版。小说描写的都是工人生活中“伟大时代的小事情”，从侧面反映建国初期工人群众逐步提高觉悟及建设新社会的业绩。与这一时期同类小说相比、总的主题仍是讴歌工人阶级国家主人公意识的增长，但其独特之点是注意充分地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女工赵梅英》中的落后工人赵梅英，外表蛮横、会撒泼，但内心却很孤寂、懦弱。《粮食》中的先进女工朱桂芬，由单纯走向成熟，显得合情合理。作家努力体察新中国工人的内心世界，对劳动人民形象的把握，在分寸上较解放前有很大的进步。屋然在描写落后人物时，仍可略见用力于表现自发性的痕迹，但在这种“原始强力”中已渗透着新时代的理性。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路翎于一九五二年初到朝鲜战场与志愿军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回国后发表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短篇小说《初雪》、《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还写了一部未发表的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作者说：“我在对革命战士和朝鲜伟大人民的歌颂中，感觉到一种骄傲的情绪”①。路翎这组描写朝鲜战争生活的短篇，成绩是突出的，小说浸润着作者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深深的爱，作者重视心理现实刻画的独特艺术追求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初雪》是其中发表最早的一篇。小说通过志愿军某部老、少两位司机运送朝鲜妇女撤离前线、转移到后方安家的故事，歌颂了志愿军高尚、美好的心灵。老司机刘强在整个运送过程中对妇幼的悉心照料，对她们破烂的生活必需品的精心安置。表现了他对朝鲜人民遭遇的同情与理解，他也因此获得了朝鲜妇女真挚的爱戴。小说中弥漫着的爱国主义写国际主义深情，是建立在两国劳动人民共同命运与相仿的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因而充满着动人的诗意。小说刚发表，巴人就赞美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所以也有诗意”，“显示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物朴茁的灵魂”②。可惜时隔不久，《初雪》连同巴人的评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却是建国十七年中的优秀短篇之一。小说讴歌了中朝人民的骨肉情谊：一位朝鲜姑娘爱上了驻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纯朴的爱情与严肃的部队纪律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物如何处理这感情上的“战役”就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作者以极大的激情，展示了事件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变化过程，塑造了朝鲜姑娘金顺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等人的可爱形象。
金顺姬是一位感情真挚而活泼的姑娘。她对侦察班全体志愿军战士的无限信赖与由衷的感激；在共同劳动中对那位腼腆的、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热诚的青年战士王应洪逐渐滋生的爱慕之情；她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战争结束后与王应洪组成家庭的天真幻想；当王应洪以生硬的态度表示拒绝这种感情时她的委屈、不理解却依然一往情深的爱恋……这一切，作者都写得真切感人。最后当她知道王应洪牺牲的消息后，她以坚强的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刚毅。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在这场不寻常的爱情经历中成熟了，显示出经过战争苦难磨炼的朝鲜妇女那种意志、道德力量，正在飞速成长。
战士王应洪与所有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是怀着抗美媛朝、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到达朝鲜战场的。为此，他平时刻苦锻炼侦察技术，空余时间为朝鲜房东做事，热切地渴望在战场建立功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在他身上自然交融在一起。朝鲜姑娘对他产生爱慕，他毫不察觉，可以说他是被动地卷入这场感情纠葛的，当班长找王应洪谈话，点明朝鲜姑娘对他怀着爱恋时，他愕然、委屈、苦恼，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而对金顺姬态度生硬，淳朴的思想支配着急躁而笨拙的行动；当姑娘一再表示爱慕而感情是那样纯真时，一瞬间也唤起他内心深处“惊慌而甜蜜的感情”，他珍惜这种爱。但作为一个战士他明确意识到军队的纪律与战争残酷的现实，这种爱情不能接受，并始终怀着“很高的警惕”。最后，王应洪为着祖国、为着保卫世界和平，其中也包括着那坚强的朝鲜母亲和多情的姑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评论者，指责路翎不该让战士王应洪面对金顺姬的爱情产生“惊慌而甜蜜的感情”，也不该写爱情鼓舞了他的斗志。这实际上是一种把战士感情程式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它长期妨碍了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
在班长王顺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倾注了在同时期小说中很少让人感受到的一种亲切的革命人情味。作为班长，王顺敏感地发现了金顺姬对王应洪的爱，也更清楚这种爱情为部队纪律所不容。然而这种爱又与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纯朴友情连结在一起。王顺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既不能不及时阻止，又不能伤害战士的热情与朝鲜母女的善意。正是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中，显示出王顺作为老战士的高度党悟与智慧。他能理解金顺姬热烈而单纯的爱中包涵着多少值得珍视的感情基础，因而在阻止这场爱情中尽量不损害这些珍贵的东西；他象兄长那样关怀与教育战士，处处引导他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并把这种爱看作是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爱而更勇敢地战斗。总之，这篇小说写得情深意浓，它所揭示的问题对于开拓当代军事题材文学的视野以及表现军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的缺点是有些地方描写过于冗长，情节展开拖沓，如后半部分那场战斗，占用的篇幅很长，作者的主观用意是进一步升华人物的思想境界，但对刻画人物思想风貌所达到的实际效果，远不如前半部分。
萧也牧：（一九一八——一九七○）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浙江吴兴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作群众工作和文化工作，一九四一年开始发表小说与散文，直至解放前夕共发了一百多篇作品。平津解放后，进入城市工作，连续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货郎》、《我和老何》、《母亲的意志》等短篇及中篇《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萧也牧被作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代表遭到批判。一九五七年，因发表文章谈自己受批判后的遭遇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了“右派”帽子后，又连续发表《秋葵》、《连绵的秋雨》、《大爹》、《小兰和她的伙伴》等短篇小说。十年动乱中，萧也牧再次遭到残酷迫害，于一九七○年在“五七干校”含冤去世。
根据萧也牧自叙，《我们夫妇之间》是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①。这个人物就是作品中的妻子张同志——一位建国初期有缺点、但愿意改正缺点的工农干部。作者用朴实而略带风趣的笔法，描绘了张同志爱憎分明而又略带偏激的思想方法；纯洁直爽而又急躁的个性特性以及由于长期在农村的生活习惯养成她在语言、行动，穿着打扮上的种种土气。为了突出她的形象，小说以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张同志的丈夫李克来做对比、陪衬。李克在进入城市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但他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在城市环境的“强烈的诱惑”下重新滋生起来，为此与坚定的以改造旧城市为宗旨的妻子在不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几乎走向感情的破裂。作者在处理这场一方是工农干部，一方是知识份子干部的矛盾中，毫不含糊地遵循固有观念将主要责任推到李克一方。他让李克在察觉妻子缺点的同时，能从妻子爱憎分明的表现中感受到她的可贵品质，并自省自己的不足。但小说中的张同志是一位有缺点的工农干部，与作者另一篇赞扬工农干部的小说《我和老何》中的老何不同，在前者中，他实事求是地强调工农干部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应彼恕叭〕げ苟獭保餐剑庠诘笔蔽抟墒且恢侄跃捎谐杉哂谐寤髁Φ男孪仕枷搿?
这篇小说从人物设置到思想的提炼，都渗透着作者对新的社会现实的深深思考。当全国大片土地解放、革命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时，一大批长期活跃在农村的革命干部进城工作，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小说以生动的形象指出，为着改造和建设城市的需要，进城工作的干部既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这种迅速传递社会新信息的特色，成为萧也牧创作受人欢迎的主要因素。
《我们夫妇之间》在选材角度上也有独特之处。小说主要描写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触及到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富有社会意义的重要问题。这对于当时强调用“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严肃社会主题的创作思潮来说，是有拓宽小说题材的价值的，当时就有文章对此作了赞扬①。为了使平凡琐事具有吸引力，萧也牧在小说中追求一种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情趣。小说以丈夫李克为主角，用第一人称加以叙述。妻子的举止言谈，都用丈夫的心理和眼光进行观察、评判。由于观察人的特殊身份，一些旁人看来可能平淡无奇的事件，就显得生动有趣了。但小说不少地方还仅停留在描写人物粗俗的言行，这的确是不足之处。
综观萧也牧解放初期的创作，有不少地方能给人一种新鲜感。如写知识份子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中篇《锻炼》）；写青年工人在解放后对合理婚姻的追求与曲折（《海河边上》）；写老工人母亲的亲子之情（《母亲的意志》）；写有着独特个性的老贫农（《货郎》）等等，都能给人以新的启迪。其次是他很注意追求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多样化。他不回避写英雄人物及干部的缺点与弱点、痛苦与追求，对于经常被看作改造对象的知识份子也不随意丑化。作品中虽大多以工农兵为主角，但以知识份子为主角的作品也不少。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说不上作细致的开掘，但善于朴素、真实地表达感情。一九六二年发表的《秋葵》，在表现人物心理世界方面有较大的进展。这是一篇追忆革命斗争时期同志间真挚友情与朦胧爱情的小说，细节内涵丰富，感情的波澜流贯于字里行间，使全篇很具抒情诗意。
萧也牧刚刚迈出新的步伐就遭到严厉打击。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的对《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的批判，其主要意见为：第一，丑化、歪曲了工农干部张同志及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使“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①。第二，提倡了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以后又升级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显然，这些批判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路翎与萧也牧，都是建国初期错误文艺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一个受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一个受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中风行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波及。从此，两人经历坎坷，小说创作的价值长期被扭曲。这两位作家在创作思想及风格上并无联系，但他们在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都有自己的追求，理应受到公正的评价。尤其是路翎的小说，其艺术追求更有值得重视之处。
路翎原名徐嗣兴，一九二三年生于江苏南京，是四十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位多产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建国前，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描写矿工及家属生活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以抗日洪流中青年知识分子苦难历程为题材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建国后，路翎除作有剧本《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他写了十多篇反映解放初期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后结集为《朱桂花的故事》出版。小说描写的都是工人生活中“伟大时代的小事情”，从侧面反映建国初期工人群众逐步提高觉悟及建设新社会的业绩。与这一时期同类小说相比、总的主题仍是讴歌工人阶级国家主人公意识的增长，但其独特之点是注意充分地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女工赵梅英》中的落后工人赵梅英，外表蛮横、会撒泼，但内心却很孤寂、懦弱。《粮食》中的先进女工朱桂芬，由单纯走向成熟，显得合情合理。作家努力体察新中国工人的内心世界，对劳动人民形象的把握，在分寸上较解放前有很大的进步。屋然在描写落后人物时，仍可略见用力于表现自发性的痕迹，但在这种“原始强力”中已渗透着新时代的理性。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路翎于一九五二年初到朝鲜战场与志愿军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回国后发表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短篇小说《初雪》、《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还写了一部未发表的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作者说：“我在对革命战士和朝鲜伟大人民的歌颂中，感觉到一种骄傲的情绪”①。路翎这组描写朝鲜战争生活的短篇，成绩是突出的，小说浸润着作者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深深的爱，作者重视心理现实刻画的独特艺术追求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初雪》是其中发表最早的一篇。小说通过志愿军某部老、少两位司机运送朝鲜妇女撤离前线、转移到后方安家的故事，歌颂了志愿军高尚、美好的心灵。老司机刘强在整个运送过程中对妇幼的悉心照料，对她们破烂的生活必需品的精心安置。表现了他对朝鲜人民遭遇的同情与理解，他也因此获得了朝鲜妇女真挚的爱戴。小说中弥漫着的爱国主义写国际主义深情，是建立在两国劳动人民共同命运与相仿的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因而充满着动人的诗意。小说刚发表，巴人就赞美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所以也有诗意”，“显示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物朴茁的灵魂”②。可惜时隔不久，《初雪》连同巴人的评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却是建国十七年中的优秀短篇之一。小说讴歌了中朝人民的骨肉情谊：一位朝鲜姑娘爱上了驻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纯朴的爱情与严肃的部队纪律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物如何处理这感情上的“战役”就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作者以极大的激情，展示了事件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变化过程，塑造了朝鲜姑娘金顺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等人的可爱形象。
金顺姬是一位感情真挚而活泼的姑娘。她对侦察班全体志愿军战士的无限信赖与由衷的感激；在共同劳动中对那位腼腆的、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热诚的青年战士王应洪逐渐滋生的爱慕之情；她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战争结束后与王应洪组成家庭的天真幻想；当王应洪以生硬的态度表示拒绝这种感情时她的委屈、不理解却依然一往情深的爱恋……这一切，作者都写得真切感人。最后当她知道王应洪牺牲的消息后，她以坚强的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刚毅。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在这场不寻常的爱情经历中成熟了，显示出经过战争苦难磨炼的朝鲜妇女那种意志、道德力量，正在飞速成长。
战士王应洪与所有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是怀着抗美媛朝、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到达朝鲜战场的。为此，他平时刻苦锻炼侦察技术，空余时间为朝鲜房东做事，热切地渴望在战场建立功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在他身上自然交融在一起。朝鲜姑娘对他产生爱慕，他毫不察觉，可以说他是被动地卷入这场感情纠葛的，当班长找王应洪谈话，点明朝鲜姑娘对他怀着爱恋时，他愕然、委屈、苦恼，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而对金顺姬态度生硬，淳朴的思想支配着急躁而笨拙的行动；当姑娘一再表示爱慕而感情是那样纯真时，一瞬间也唤起他内心深处“惊慌而甜蜜的感情”，他珍惜这种爱。但作为一个战士他明确意识到军队的纪律与战争残酷的现实，这种爱情不能接受，并始终怀着“很高的警惕”。最后，王应洪为着祖国、为着保卫世界和平，其中也包括着那坚强的朝鲜母亲和多情的姑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评论者，指责路翎不该让战士王应洪面对金顺姬的爱情产生“惊慌而甜蜜的感情”，也不该写爱情鼓舞了他的斗志。这实际上是一种把战士感情程式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它长期妨碍了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
在班长王顺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倾注了在同时期小说中很少让人感受到的一种亲切的革命人情味。作为班长，王顺敏感地发现了金顺姬对王应洪的爱，也更清楚这种爱情为部队纪律所不容。然而这种爱又与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纯朴友情连结在一起。王顺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既不能不及时阻止，又不能伤害战士的热情与朝鲜母女的善意。正是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中，显示出王顺作为老战士的高度党悟与智慧。他能理解金顺姬热烈而单纯的爱中包涵着多少值得珍视的感情基础，因而在阻止这场爱情中尽量不损害这些珍贵的东西；他象兄长那样关怀与教育战士，处处引导他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并把这种爱看作是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爱而更勇敢地战斗。总之，这篇小说写得情深意浓，它所揭示的问题对于开拓当代军事题材文学的视野以及表现军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的缺点是有些地方描写过于冗长，情节展开拖沓，如后半部分那场战斗，占用的篇幅很长，作者的主观用意是进一步升华人物的思想境界，但对刻画人物思想风貌所达到的实际效果，远不如前半部分。
萧也牧：（一九一八——一九七○）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浙江吴兴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作群众工作和文化工作，一九四一年开始发表小说与散文，直至解放前夕共发了一百多篇作品。平津解放后，进入城市工作，连续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货郎》、《我和老何》、《母亲的意志》等短篇及中篇《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萧也牧被作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代表遭到批判。一九五七年，因发表文章谈自己受批判后的遭遇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了“右派”帽子后，又连续发表《秋葵》、《连绵的秋雨》、《大爹》、《小兰和她的伙伴》等短篇小说。十年动乱中，萧也牧再次遭到残酷迫害，于一九七○年在“五七干校”含冤去世。
根据萧也牧自叙，《我们夫妇之间》是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①。这个人物就是作品中的妻子张同志——一位建国初期有缺点、但愿意改正缺点的工农干部。作者用朴实而略带风趣的笔法，描绘了张同志爱憎分明而又略带偏激的思想方法；纯洁直爽而又急躁的个性特性以及由于长期在农村的生活习惯养成她在语言、行动，穿着打扮上的种种土气。为了突出她的形象，小说以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张同志的丈夫李克来做对比、陪衬。李克在进入城市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但他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在城市环境的“强烈的诱惑”下重新滋生起来，为此与坚定的以改造旧城市为宗旨的妻子在不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几乎走向感情的破裂。作者在处理这场一方是工农干部，一方是知识份子干部的矛盾中，毫不含糊地遵循固有观念将主要责任推到李克一方。他让李克在察觉妻子缺点的同时，能从妻子爱憎分明的表现中感受到她的可贵品质，并自省自己的不足。但小说中的张同志是一位有缺点的工农干部，与作者另一篇赞扬工农干部的小说《我和老何》中的老何不同，在前者中，他实事求是地强调工农干部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应彼恕叭〕げ苟獭保餐剑庠诘笔蔽抟墒且恢侄跃捎谐杉哂谐寤髁Φ男孪仕枷搿?
这篇小说从人物设置到思想的提炼，都渗透着作者对新的社会现实的深深思考。当全国大片土地解放、革命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时，一大批长期活跃在农村的革命干部进城工作，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小说以生动的形象指出，为着改造和建设城市的需要，进城工作的干部既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这种迅速传递社会新信息的特色，成为萧也牧创作受人欢迎的主要因素。
《我们夫妇之间》在选材角度上也有独特之处。小说主要描写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触及到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富有社会意义的重要问题。这对于当时强调用“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严肃社会主题的创作思潮来说，是有拓宽小说题材的价值的，当时就有文章对此作了赞扬①。为了使平凡琐事具有吸引力，萧也牧在小说中追求一种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情趣。小说以丈夫李克为主角，用第一人称加以叙述。妻子的举止言谈，都用丈夫的心理和眼光进行观察、评判。由于观察人的特殊身份，一些旁人看来可能平淡无奇的事件，就显得生动有趣了。但小说不少地方还仅停留在描写人物粗俗的言行，这的确是不足之处。
综观萧也牧解放初期的创作，有不少地方能给人一种新鲜感。如写知识份子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中篇《锻炼》）；写青年工人在解放后对合理婚姻的追求与曲折（《海河边上》）；写老工人母亲的亲子之情（《母亲的意志》）；写有着独特个性的老贫农（《货郎》）等等，都能给人以新的启迪。其次是他很注意追求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多样化。他不回避写英雄人物及干部的缺点与弱点、痛苦与追求，对于经常被看作改造对象的知识份子也不随意丑化。作品中虽大多以工农兵为主角，但以知识份子为主角的作品也不少。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说不上作细致的开掘，但善于朴素、真实地表达感情。一九六二年发表的《秋葵》，在表现人物心理世界方面有较大的进展。这是一篇追忆革命斗争时期同志间真挚友情与朦胧爱情的小说，细节内涵丰富，感情的波澜流贯于字里行间，使全篇很具抒情诗意。
萧也牧刚刚迈出新的步伐就遭到严厉打击。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的对《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的批判，其主要意见为：第一，丑化、歪曲了工农干部张同志及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使“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①。第二，提倡了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以后又升级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显然，这些批判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