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里湾》等长篇小说]
第二节 《三里湾》等长篇小说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播写解放后农村生产合作化潮流的优秀长篇。它的发表，显示了赵树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这也是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创造新经验的时期”。①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到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②赵树理于一九五一年春天，回到了他熟悉的根据地太行山长治专区，先后参加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在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三里湾》就是从山西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的写作与发表都是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当时农业合作化作为一个高潮尚未到来。赵树理是从农村的实际生活出发，敏锐地感觉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的。他看到了农业生产中“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需要寻求“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这就是“以上地、劳力按比例分红”①的统一经营的生产方式。赵树理深深认识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必要性，同时更着重关注由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而带来人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他的作品就是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恋爱、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来描绘这个变革过程在农村所引起的深刻变动，从而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主题。
作品在表现农村社会生产体制的变革时，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的家庭（合作化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致富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作者独具匠心地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既有典型意义，又有戏剧性的情节和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村庄在扩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变化，真实地显示了实现农村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新事物必然胜利的趋势。
《三里湾》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作者笔下的村长范登高，是一个私心严重、有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物。他是抗日时期党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干部，曾为党做过一些好事。但作为一个个体农民，私有制观念很严重。当他在土改时多分了好地而比别人“翻得高”时，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产生了“离心力”。他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反抗。作者将他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种种心理活动与行为描绘得十分成功。他处处与党对立，却又摆出老革命的架势；常常以维护党的利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千方百计保护个人私利，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征。这个艺术形象的出现，是十分有意义的，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农村斗争的复杂性，显示了在生产体制变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党内的思想斗争。
在“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一家富裕中农人物的身上，作者集中刻画了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落后、顽固与自私。这几个人物各有特色，但以“糊涂涂”马多寿写得最好。“糊涂涂”在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但在为自己谋私利时却很精明能干。如在合作化运动中，他利用范登高的错误顽固地阻挠合作社的扩建；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利用互助组的劳力为自己种田。在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上，他那刻薄成性的理家方法；带有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马家院”生活方式；明明是一家之主，却愿意担个怕老婆名声的对外计策等等。作者从多方面描写了这个富裕中农狭隘、短浅的眼光，顽固保守、自私而又狡狯的个性。从糊涂涂这一家富裕中农身上，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以及小块土地经营方式所造成的旧式农民身上的精神负担。这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落后的思想意识，不仅强烈地抗拒着农业合作化潮流，而且深深毒害着年青一代。自小在马家院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中学生马有翼在对待大是大非问题上是那样软弱，就显示了这种影响的作用。但是，马家最后终于还是四分五裂了。儿子、媳妇都先后冲破了“马家大院”的森严禁锢，参加了农业社。这就辛辣地嘲笑了马多寿的“精明”、“能干”实际上是十分愚蠢的；也说明了在生活新潮流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必然瓦解。
作者批判的落后人物中，还有袁天成一家。袁天成也是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党员，他不象范登高那样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但却是合作化潮流中“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党内受了教育，参加了农业社，但回家后接受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又变相地多留自留地，尽力维护个人小私有的利益。“能不够”是个逞能、自私而又愚昧无知的泼妇，是小说落后妇女形象中写得最为生动的一个，村里人对她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有一套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一套“搅家婆”小本领，制服了丈夫，教坏了儿女，使他们一个背离了党的要求，另一个脱离了先进农民的家庭。“能不够”身上散发出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水火不容。作家虽然把这个人物仅仅放在家庭琐事、婚姻纠纷的情节中去塑造，但却深深揭示了旧思想残余还在对人们发生着可怕的消蚀作用。
以上这些落后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程度不同地坚持着私有观念，与新的生活潮流相抵牾。但人物的地位、个性及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使作品很有生活气息，表现了作者高明的艺术手段。通过这些形象，作者真实地写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艰苦而伟大的革命。因为它不仅要改变农民长期延续下来的小块土地的经营方式，而且要他们自愿抛弃土地改革后刚刚取得的土地个体所有权，由此而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受到全面的触动，它所引起的斗争自然也是全面而激烈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里湾》在揭示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的生活矛盾时，没有受到象后来一些作品那种“阶级斗争”模式的框囿，比如，小说就没有有意去设置一条地主、富农破坏的情节线索，人为地去制造一种敌我矛盾的气氛；即使写合作化中两种思想对立的人“摆开阵势”，也不故意地将矛盾推向两个极端。正如作者所认为的：“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看出彼此来。”①小说这样来描写农村的斗争形态，使它更丰富生活实感。这个特点，是建国后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所不多见的。
与过去作品相比，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对于先进农民形象的描写付出了更多的力量，并取得了进展。作者写出了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为代表的先进农民集体的力量，尽管落后人物各显神通，企图抵制合作化潮流在三里湾顺利进展，但这群先进农民却在这个村的政治、生产、家庭纠纷、社会舆论中都起着主导作用。
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的一家，是这支力量的代表。这是个革命、平等、和睦的家庭。王金生是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虽然参加革命比范登高要迟，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朴实、诚恳的工作态度，博得了三里湾人民的爱戴。作者为他的出场作了精心的设计，一本“奇怪”的笔记，渲染了这位农村干部虽然识字不多，工作却有条有理。这个形象虽然不够丰满，但却写出了农村干部的特色。王金生的弟弟王玉生是个在生产上富有创造性的新型农民，他心灵手巧，热情无私，为了钻研技术，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作者以饱含着微笑与赞赏的笔触，刻画了这个十分可爱的形象。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既朴实、勤劳，又聪明能干，主意多而识大体，说话泼辣而待人厚道，是一个秉承着劳动农民淳朴家风的很有个性的姑娘。此外，王金生的家中还有能干的爹，善良的妈，勤快而又任劳任怨的妻子。这个生气勃勃的家庭，象征了社会主义农村正在出现的新型人际关系和美好的生活趋向。作者将它与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的家庭加以对照，寄托了自己对农村新型家庭的一种理想。
除王金生一家人外，普通社员王满喜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新型农民形象。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却心地光明、维护正义。他有着中国农民见义勇为的传统性格，乐观、风趣，虽遇事急躁，却乐于为人民服务。作者通过“惹不起遇一阵风”、“天成革命”等几个章节，使王满喜的性格风度、声音笑貌跃然纸上，表现了作者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范灵芝是一个思想活泼、性格开朗的回乡知识青年。作者描写这个人物是因为看到这类青年在农村社会变革中十分活跃，觉得对这样的新生力量应该重视。作者比较成功地写出了这个热爱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特点：有朝气，讲原则，敏感而又自尊。但这形象不如其他男女青年生动，作者赋予她过多的理智与冷静，很少描写她内在的思想感情；她与王玉生的恋爱，人们评论为“缺乏爱情”的爱情描写。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如此众多而有个性的农民形象，除了真实地反映农业社出现初期农村的矛盾斗争外，还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如在农业生产中应重视技术革命，培养农业技术骨干，应该重视知识青年的作用，引导他们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等，拓宽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显示了作者对生活观察与思考的广阔、深刻。
《三里湾》的不足之处，是作品中描写的矛盾冲突收缩得过于匆忙。因此范登高的转变，糊涂涂的入社都显得有些突然；三对青年男女匆忙结婚也不够自然、真实，特别是让王满喜、袁小俊两人在毫无思想基础的情况下结为夫妻，更是有损王满喜的形象。矛盾冲突开展不够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同时在结构上也给人前紧后松、不够均衡的感觉。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继续发挥他“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①的做法，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等方面，吸取和继承了民族文艺的传统手法。
描写人物，赵树理讲究传神的“白描”手法，很少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单独地描写人物的外貌，而常常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或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面貌。作者给予那些主要人物的绰号，由于概括了人物的特征，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印象。用侧面烘托的手法表现人物，在《三里湾》中得到多方面的运用，作者常常将几个人物放在一起，以十分经济的笔法，写一个人物活动同时又衬托出另一个人物的性格，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不孤立地描写人物心理，但不等于作者不重视人物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显示，如“接线”一章中对袁小俊悔恨、心酸、懊恼感情的刻画，便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子。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为着照顾农村读者的习惯，特别注意开门见山及故事的连贯性。《三里湾》的开头就是从王玉梅进夜校读书谈起，由玉梅的活动，引出三里湾村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按照故事发展顺序很快就把书中主要人物都介绍出来，这种写法头绪清楚，符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
浓郁的生活气息，健康、幽默的情趣，是作品的另一特色。作者在作品中注意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多方面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活动，将农民日常生活，如家庭关系、婚姻恋爱、劳动场面等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通过这些平凡而又典型的生活画面，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农村生产体制变革中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这既符合生活真实面貌，又能通过形象感染读者。有些章节如“马家院”、“惹不起遇一阵风”、“天成革命”等，写得富有喜剧色彩，充满了健康、幽默的生活情趣。一方面写出了落后人物的顽固可笑，另一方面作者从字里行间表现出三里湾毕竟是解放后的新农村，人与环境都和旧社会有本质不同，因而最顽固的堡垒也必然会土崩瓦解。“能不够”能制服袁天成，袁小俊却不能使王玉生屈服，同样马多寿也无法控制“马家院”。作者在辛辣地嘲讽落后人物与时代极不相称的行为时，又留下让人转变的余地，作者是带着微笑批判落后农民的弱点的。这些都使作品带有乐观、开朗的气氛。
赵树理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明白晓畅、生动活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作者用的是通俗易懂的口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语言，都能确切体现每个人的身分、个性及心理状态。如糊涂涂说话不多，但句句都是经过盘算才说出，活画出他精明谨慎、自私、保守的老中农形象。很多人物对话，写得绘声绘色、情趣盎然。如王玉生与袁小俊的争吵，小俊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她幼稚、刁钻、无事找事的自私性格，这是一个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下初学撒泼的落后妇女；“常有理”、“惹不起”与人舌战中的语言则是典型的泼妇语言，这种语言使她们惹事生非、无理取闹、撒泼耍赖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里湾》在艺术描写上的缺点，除前面所述结构前紧后松给人草草收场的感觉外，有些地方叙述过于冗长，与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有些游离，如何科长巡视三里湾，作者就足足写了四章，读起来很沉闷。
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长篇《灵泉洞》（上册），描写一九四○年以后抗日战争最艰苦年代太行山区的抗日斗争，这部小说有它的独特之处。从题材来看，它不是以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主要线索，而是着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恶霸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坑害百姓的种种罪行。小说中描绘了国民党军队假借抗日名义，名曰“打游击战”，实际上为自己“打给养”，用野蛮手段搜刮百姓的丑恶行径，为读者提供了其他文学创作中不多见的一些特殊的生活场面。从艺术表现上看，作品采用“评书”形式，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时又运用了“评书”所讲究的笔法，受到评书艺人的赞扬和广大听众的欢迎。
《灵泉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坚强人民，有它的积极意义与特色，但这部作品的成就与影响远不及《三里湾》。作品写了三条主要线索，一是主人公金虎与小兰为逃避灾难入“灵泉洞”，二是铁柱、小胖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参加“打给养”，三是国民党抢空了老百姓粮食后抢夺地主的粮食。这三个情节就本身章节来看写得也较生动，特别是探索“灵泉洞”的描写有传奇色彩，但除第二条线索外，其余的情节则与表现抗日战争的总主题及作品的宗旨都有些游离。此外，作品注重故事情节的描写，没有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小说主角田金虎、朱小兰的形象显得单薄，缺乏艺术感染力。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播写解放后农村生产合作化潮流的优秀长篇。它的发表，显示了赵树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这也是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创造新经验的时期”。①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到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②赵树理于一九五一年春天，回到了他熟悉的根据地太行山长治专区，先后参加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在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三里湾》就是从山西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的写作与发表都是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当时农业合作化作为一个高潮尚未到来。赵树理是从农村的实际生活出发，敏锐地感觉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的。他看到了农业生产中“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需要寻求“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这就是“以上地、劳力按比例分红”①的统一经营的生产方式。赵树理深深认识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必要性，同时更着重关注由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而带来人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他的作品就是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恋爱、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来描绘这个变革过程在农村所引起的深刻变动，从而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主题。
作品在表现农村社会生产体制的变革时，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的家庭（合作化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致富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作者独具匠心地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既有典型意义，又有戏剧性的情节和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村庄在扩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变化，真实地显示了实现农村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新事物必然胜利的趋势。
《三里湾》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作者笔下的村长范登高，是一个私心严重、有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物。他是抗日时期党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干部，曾为党做过一些好事。但作为一个个体农民，私有制观念很严重。当他在土改时多分了好地而比别人“翻得高”时，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产生了“离心力”。他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反抗。作者将他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种种心理活动与行为描绘得十分成功。他处处与党对立，却又摆出老革命的架势；常常以维护党的利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千方百计保护个人私利，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征。这个艺术形象的出现，是十分有意义的，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农村斗争的复杂性，显示了在生产体制变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党内的思想斗争。
在“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一家富裕中农人物的身上，作者集中刻画了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落后、顽固与自私。这几个人物各有特色，但以“糊涂涂”马多寿写得最好。“糊涂涂”在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但在为自己谋私利时却很精明能干。如在合作化运动中，他利用范登高的错误顽固地阻挠合作社的扩建；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利用互助组的劳力为自己种田。在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上，他那刻薄成性的理家方法；带有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马家院”生活方式；明明是一家之主，却愿意担个怕老婆名声的对外计策等等。作者从多方面描写了这个富裕中农狭隘、短浅的眼光，顽固保守、自私而又狡狯的个性。从糊涂涂这一家富裕中农身上，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以及小块土地经营方式所造成的旧式农民身上的精神负担。这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落后的思想意识，不仅强烈地抗拒着农业合作化潮流，而且深深毒害着年青一代。自小在马家院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中学生马有翼在对待大是大非问题上是那样软弱，就显示了这种影响的作用。但是，马家最后终于还是四分五裂了。儿子、媳妇都先后冲破了“马家大院”的森严禁锢，参加了农业社。这就辛辣地嘲笑了马多寿的“精明”、“能干”实际上是十分愚蠢的；也说明了在生活新潮流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必然瓦解。
作者批判的落后人物中，还有袁天成一家。袁天成也是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党员，他不象范登高那样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但却是合作化潮流中“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党内受了教育，参加了农业社，但回家后接受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又变相地多留自留地，尽力维护个人小私有的利益。“能不够”是个逞能、自私而又愚昧无知的泼妇，是小说落后妇女形象中写得最为生动的一个，村里人对她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有一套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一套“搅家婆”小本领，制服了丈夫，教坏了儿女，使他们一个背离了党的要求，另一个脱离了先进农民的家庭。“能不够”身上散发出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水火不容。作家虽然把这个人物仅仅放在家庭琐事、婚姻纠纷的情节中去塑造，但却深深揭示了旧思想残余还在对人们发生着可怕的消蚀作用。
以上这些落后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程度不同地坚持着私有观念，与新的生活潮流相抵牾。但人物的地位、个性及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使作品很有生活气息，表现了作者高明的艺术手段。通过这些形象，作者真实地写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艰苦而伟大的革命。因为它不仅要改变农民长期延续下来的小块土地的经营方式，而且要他们自愿抛弃土地改革后刚刚取得的土地个体所有权，由此而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受到全面的触动，它所引起的斗争自然也是全面而激烈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里湾》在揭示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的生活矛盾时，没有受到象后来一些作品那种“阶级斗争”模式的框囿，比如，小说就没有有意去设置一条地主、富农破坏的情节线索，人为地去制造一种敌我矛盾的气氛；即使写合作化中两种思想对立的人“摆开阵势”，也不故意地将矛盾推向两个极端。正如作者所认为的：“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看出彼此来。”①小说这样来描写农村的斗争形态，使它更丰富生活实感。这个特点，是建国后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所不多见的。
与过去作品相比，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对于先进农民形象的描写付出了更多的力量，并取得了进展。作者写出了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为代表的先进农民集体的力量，尽管落后人物各显神通，企图抵制合作化潮流在三里湾顺利进展，但这群先进农民却在这个村的政治、生产、家庭纠纷、社会舆论中都起着主导作用。
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的一家，是这支力量的代表。这是个革命、平等、和睦的家庭。王金生是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虽然参加革命比范登高要迟，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朴实、诚恳的工作态度，博得了三里湾人民的爱戴。作者为他的出场作了精心的设计，一本“奇怪”的笔记，渲染了这位农村干部虽然识字不多，工作却有条有理。这个形象虽然不够丰满，但却写出了农村干部的特色。王金生的弟弟王玉生是个在生产上富有创造性的新型农民，他心灵手巧，热情无私，为了钻研技术，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作者以饱含着微笑与赞赏的笔触，刻画了这个十分可爱的形象。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既朴实、勤劳，又聪明能干，主意多而识大体，说话泼辣而待人厚道，是一个秉承着劳动农民淳朴家风的很有个性的姑娘。此外，王金生的家中还有能干的爹，善良的妈，勤快而又任劳任怨的妻子。这个生气勃勃的家庭，象征了社会主义农村正在出现的新型人际关系和美好的生活趋向。作者将它与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的家庭加以对照，寄托了自己对农村新型家庭的一种理想。
除王金生一家人外，普通社员王满喜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新型农民形象。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却心地光明、维护正义。他有着中国农民见义勇为的传统性格，乐观、风趣，虽遇事急躁，却乐于为人民服务。作者通过“惹不起遇一阵风”、“天成革命”等几个章节，使王满喜的性格风度、声音笑貌跃然纸上，表现了作者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范灵芝是一个思想活泼、性格开朗的回乡知识青年。作者描写这个人物是因为看到这类青年在农村社会变革中十分活跃，觉得对这样的新生力量应该重视。作者比较成功地写出了这个热爱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特点：有朝气，讲原则，敏感而又自尊。但这形象不如其他男女青年生动，作者赋予她过多的理智与冷静，很少描写她内在的思想感情；她与王玉生的恋爱，人们评论为“缺乏爱情”的爱情描写。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如此众多而有个性的农民形象，除了真实地反映农业社出现初期农村的矛盾斗争外，还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如在农业生产中应重视技术革命，培养农业技术骨干，应该重视知识青年的作用，引导他们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等，拓宽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显示了作者对生活观察与思考的广阔、深刻。
《三里湾》的不足之处，是作品中描写的矛盾冲突收缩得过于匆忙。因此范登高的转变，糊涂涂的入社都显得有些突然；三对青年男女匆忙结婚也不够自然、真实，特别是让王满喜、袁小俊两人在毫无思想基础的情况下结为夫妻，更是有损王满喜的形象。矛盾冲突开展不够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同时在结构上也给人前紧后松、不够均衡的感觉。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继续发挥他“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①的做法，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等方面，吸取和继承了民族文艺的传统手法。
描写人物，赵树理讲究传神的“白描”手法，很少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单独地描写人物的外貌，而常常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或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面貌。作者给予那些主要人物的绰号，由于概括了人物的特征，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印象。用侧面烘托的手法表现人物，在《三里湾》中得到多方面的运用，作者常常将几个人物放在一起，以十分经济的笔法，写一个人物活动同时又衬托出另一个人物的性格，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不孤立地描写人物心理，但不等于作者不重视人物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显示，如“接线”一章中对袁小俊悔恨、心酸、懊恼感情的刻画，便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子。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为着照顾农村读者的习惯，特别注意开门见山及故事的连贯性。《三里湾》的开头就是从王玉梅进夜校读书谈起，由玉梅的活动，引出三里湾村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按照故事发展顺序很快就把书中主要人物都介绍出来，这种写法头绪清楚，符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
浓郁的生活气息，健康、幽默的情趣，是作品的另一特色。作者在作品中注意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多方面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活动，将农民日常生活，如家庭关系、婚姻恋爱、劳动场面等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通过这些平凡而又典型的生活画面，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农村生产体制变革中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这既符合生活真实面貌，又能通过形象感染读者。有些章节如“马家院”、“惹不起遇一阵风”、“天成革命”等，写得富有喜剧色彩，充满了健康、幽默的生活情趣。一方面写出了落后人物的顽固可笑，另一方面作者从字里行间表现出三里湾毕竟是解放后的新农村，人与环境都和旧社会有本质不同，因而最顽固的堡垒也必然会土崩瓦解。“能不够”能制服袁天成，袁小俊却不能使王玉生屈服，同样马多寿也无法控制“马家院”。作者在辛辣地嘲讽落后人物与时代极不相称的行为时，又留下让人转变的余地，作者是带着微笑批判落后农民的弱点的。这些都使作品带有乐观、开朗的气氛。
赵树理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明白晓畅、生动活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作者用的是通俗易懂的口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语言，都能确切体现每个人的身分、个性及心理状态。如糊涂涂说话不多，但句句都是经过盘算才说出，活画出他精明谨慎、自私、保守的老中农形象。很多人物对话，写得绘声绘色、情趣盎然。如王玉生与袁小俊的争吵，小俊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她幼稚、刁钻、无事找事的自私性格，这是一个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下初学撒泼的落后妇女；“常有理”、“惹不起”与人舌战中的语言则是典型的泼妇语言，这种语言使她们惹事生非、无理取闹、撒泼耍赖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里湾》在艺术描写上的缺点，除前面所述结构前紧后松给人草草收场的感觉外，有些地方叙述过于冗长，与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有些游离，如何科长巡视三里湾，作者就足足写了四章，读起来很沉闷。
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长篇《灵泉洞》（上册），描写一九四○年以后抗日战争最艰苦年代太行山区的抗日斗争，这部小说有它的独特之处。从题材来看，它不是以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主要线索，而是着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恶霸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坑害百姓的种种罪行。小说中描绘了国民党军队假借抗日名义，名曰“打游击战”，实际上为自己“打给养”，用野蛮手段搜刮百姓的丑恶行径，为读者提供了其他文学创作中不多见的一些特殊的生活场面。从艺术表现上看，作品采用“评书”形式，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时又运用了“评书”所讲究的笔法，受到评书艺人的赞扬和广大听众的欢迎。
《灵泉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坚强人民，有它的积极意义与特色，但这部作品的成就与影响远不及《三里湾》。作品写了三条主要线索，一是主人公金虎与小兰为逃避灾难入“灵泉洞”，二是铁柱、小胖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参加“打给养”，三是国民党抢空了老百姓粮食后抢夺地主的粮食。这三个情节就本身章节来看写得也较生动，特别是探索“灵泉洞”的描写有传奇色彩，但除第二条线索外，其余的情节则与表现抗日战争的总主题及作品的宗旨都有些游离。此外，作品注重故事情节的描写，没有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小说主角田金虎、朱小兰的形象显得单薄，缺乏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