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柳青（一九一六——一九七八）是在三、四十年代根据地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都作出了宝贵贡献。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出身于中农家庭。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编辑。“西安事变”后，曾参加中共陕西省临时宣传委员会和西安文协党组工作，并主编《学生呼声》杂志。一九三七年，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次年到部队，担任教育干事、新闻记者等职。一九四○年，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在陕北米脂县做乡文书。此后，到东北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不久又回到陕北深入生活。建国初期，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编委、副刊主编。一九五二年，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任县委副书记。在那里，他生活、战斗了十四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柳青的创作活动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早期主要写短篇小说，曾结集为《地雷》。这些短篇描写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和战士的生活，生活气息较浓，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精神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国统区）的读者中都产生过影响。但是，这个阶段，由于作家对农民和战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还缺乏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因此艺术描写中表面化的东西较多，作品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
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四三年，他带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到米脂县乡政府当文书。作家曾经这样回忆三年多的乡文书生活：“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方法，都应该找你。”①在这段实际斗争生活中，作家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系统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了党的方针政策，从农村党员干部及农村知识分子身上学习了许多东西，进一步了解了农民，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作家的思想和后来的创作产主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他根据这几年农村实际生活的体验，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作品通过对王家沟农民围绕着集体种谷而展开的斗争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各阶层在组织变工队、实行生产互助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动向，揭示了农村中新的力量正在成长的历史趋势。如果说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形象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着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强加到农民身上的现象，那末在《种谷记》里，作家对农民心理的精细剖析，对农村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就显示了他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后给创作带来的明显变化农村群众工作的实践也为他一九五一年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这部小说虽然取材于他并未亲自参加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延安保卫战，构成情节基础的沙家店粮站的事迹也是事后采访来的，但是这部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的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个性以及生活细节，都是作家把自己当乡文书时所熟悉的人和事作为模特儿的，调动了那个阶段的生活积累。①这是出现在《铜墙铁壁》中的人物真实可信的重要原因。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柳青前期创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建国前后，它们的相继出版，为作家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声誉。
然而柳青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总结《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的得失，他认为：对作家来说，由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靠当三年乡文书的主活是远远不够的。深入生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扎根到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于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他毅然从北京回到陕西，在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
在皇甫村，柳青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十四年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不是以作家而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分和以普通农民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为了帮助农民按照党指引的方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深入农村各阶层，同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农村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动向，给党员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做各种人的工作，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柳青进行了辛勤的劳作。他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研究不同人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探求人们的心灵秘密，考察风习人情，并且跟王家斌、蒲忠智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农民，成了革命道路上的莫逆之交。作家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就是他的这种辛勤劳作的纪实。这个集子用朴实的语言和不可遏止的激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里叙述的故事和描写的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作家没有对它们作更多的艺术加工。正是这些故事和人物，从生活、思想和艺术上，为作家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五十年代，柳青的作品除了《皇甫村的三年》外，还有中篇小说《狠透铁》（一九五八年），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创业史》的创作上。一九五九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了，它是建国十七年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是一部引起了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的长篇作品。现在它已被翻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也享有声誉。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作者要使它成为一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巨著。六十年代最初几年，柳青在继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用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同时进行第二部的写作。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中，林彪、“四人帮”不仅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而且摧残了他的健康，“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抱病修订再版了第一部，改定出版了第二部上卷，在《延河》上连载了下卷前四章。正当他以惊人的毅力加紧工作的时候，不幸过早地逝世了，没有能如愿完成全部创作计划。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当代文学史上，柳青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不仅以《创业史》这样优秀的作品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而且留下了一个作家的极其深刻的体会。他反复强调：作家必须读好“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思想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而生活是“最基本的学校”。“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①这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柳青（一九一六——一九七八）是在三、四十年代根据地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都作出了宝贵贡献。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出身于中农家庭。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编辑。“西安事变”后，曾参加中共陕西省临时宣传委员会和西安文协党组工作，并主编《学生呼声》杂志。一九三七年，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次年到部队，担任教育干事、新闻记者等职。一九四○年，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在陕北米脂县做乡文书。此后，到东北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不久又回到陕北深入生活。建国初期，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编委、副刊主编。一九五二年，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任县委副书记。在那里，他生活、战斗了十四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柳青的创作活动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早期主要写短篇小说，曾结集为《地雷》。这些短篇描写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和战士的生活，生活气息较浓，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精神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国统区）的读者中都产生过影响。但是，这个阶段，由于作家对农民和战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还缺乏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因此艺术描写中表面化的东西较多，作品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
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四三年，他带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到米脂县乡政府当文书。作家曾经这样回忆三年多的乡文书生活：“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方法，都应该找你。”①在这段实际斗争生活中，作家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系统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了党的方针政策，从农村党员干部及农村知识分子身上学习了许多东西，进一步了解了农民，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作家的思想和后来的创作产主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他根据这几年农村实际生活的体验，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作品通过对王家沟农民围绕着集体种谷而展开的斗争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各阶层在组织变工队、实行生产互助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动向，揭示了农村中新的力量正在成长的历史趋势。如果说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形象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着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强加到农民身上的现象，那末在《种谷记》里，作家对农民心理的精细剖析，对农村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就显示了他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后给创作带来的明显变化农村群众工作的实践也为他一九五一年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这部小说虽然取材于他并未亲自参加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延安保卫战，构成情节基础的沙家店粮站的事迹也是事后采访来的，但是这部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的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个性以及生活细节，都是作家把自己当乡文书时所熟悉的人和事作为模特儿的，调动了那个阶段的生活积累。①这是出现在《铜墙铁壁》中的人物真实可信的重要原因。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柳青前期创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建国前后，它们的相继出版，为作家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声誉。
然而柳青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总结《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的得失，他认为：对作家来说，由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靠当三年乡文书的主活是远远不够的。深入生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扎根到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于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他毅然从北京回到陕西，在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
在皇甫村，柳青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十四年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不是以作家而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分和以普通农民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为了帮助农民按照党指引的方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深入农村各阶层，同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农村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动向，给党员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做各种人的工作，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柳青进行了辛勤的劳作。他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研究不同人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探求人们的心灵秘密，考察风习人情，并且跟王家斌、蒲忠智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农民，成了革命道路上的莫逆之交。作家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就是他的这种辛勤劳作的纪实。这个集子用朴实的语言和不可遏止的激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里叙述的故事和描写的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作家没有对它们作更多的艺术加工。正是这些故事和人物，从生活、思想和艺术上，为作家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五十年代，柳青的作品除了《皇甫村的三年》外，还有中篇小说《狠透铁》（一九五八年），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创业史》的创作上。一九五九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了，它是建国十七年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是一部引起了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的长篇作品。现在它已被翻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也享有声誉。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作者要使它成为一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巨著。六十年代最初几年，柳青在继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用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同时进行第二部的写作。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中，林彪、“四人帮”不仅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而且摧残了他的健康，“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抱病修订再版了第一部，改定出版了第二部上卷，在《延河》上连载了下卷前四章。正当他以惊人的毅力加紧工作的时候，不幸过早地逝世了，没有能如愿完成全部创作计划。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当代文学史上，柳青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不仅以《创业史》这样优秀的作品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而且留下了一个作家的极其深刻的体会。他反复强调：作家必须读好“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思想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而生活是“最基本的学校”。“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①这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