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乡巨变》]
第二节 《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是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社会变革富有特色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以细腻热情的笔触，描写了湖南一个僻静山乡实现农业合作化所经历的斗争和引起的变化。小说的上篇描写的是一九五五年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清溪乡建立初级社的过程和发生的变化；下篇则描绘出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后斗争的深入和合作社的巩固发展，全书概括了新中国农村从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再迅速进到高级社的完整过程和基本面貌。合作化运动和土改斗争，是解放后我国农村两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性步骤。从反映的历史情况和典型意义看，《山乡巨变》同作者描写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是有连贯性的，可以说是姊妹篇。
农业生产从个体化向集体化的转变，要求农民抛弃世代因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是比土地改革更广泛更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山乡巨变》根据这一现实特点，运用独特的构思，着重通过合作化运动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精细描绘运动的浪潮怎样波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深入人们的心底，反映出这场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揭示“巨变”的主题。小说以女主人公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带着党的指示入乡办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线索，展现了合作化浪潮对私有制、私有观念猛烈冲击所激起的层层波澜。小说一开始，邓秀梅的脚步还没有踏进清溪乡，半路上遇见亭面糊，这个老倌子刚听到办社的风声，害怕农民的私产要归公，就赶忙砍下自家的三根楠竹掮上街卖。这一行动，一下子就透露了动荡的信息。随着建社工作的开展，刘雨生发生了“婚变”；陈先晋家“先进和落后，摆了一个插花的阵势”；亭面糊也产生了不安和苦恼；王菊生更是大耍“装病”和“假离婚”的花招；而破坏分子龚子元则勾结富裕中农张桂秋进行破坏和捣乱……僻静的清溪乡变得不平静了。小说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情节和场面，将合作化中的矛盾冲突引进生活各个角落和人们心底，从人们的相互关系、家庭矛盾、爱情纠葛、内心斗争中，微妙地反映出来，显示了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历史变动的真实面貌。
《山乡巨变》集中笔力描写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老一代农民的变化，塑造出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清晰地反映了农村历史变动中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动向。
刘雨生是一个描绘得成功的新一代农民的生动形象。他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只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集体办事的好党员、好干部。小说在创造这个人物时，没有把他推到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中去表现，而是着力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掘他可贵的思想品质，表现他外表普通而思想崇高、举动平凡而贡献突出的性格特征。办社初期，他日夜为工作奔波，无暇顾及家务，贪图安逸的妻子受富裕中农的哥哥的唆使，以离婚相要挟，企图挫伤他办社的积极性。刘雨生忍受委屈，以忠厚的态度劝导妻子。在实在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不顾“家庭散板”，仍挺直腰板积极办社。在他身上，诚实农民“本真的至性”与共产党员“只许争先”的革命进取精神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到了作品的下篇，当现实生活把他推上了高级社社长的位置后：在繁忙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处理社里日常工作，任劳任怨、大公无私、自奉俭约；引导、教育单干户，胸怀宽广、真诚帮助，处处表现出对集体利益高度负责，对群众通情达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贰的优良品质。小说虽然没有写他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透过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笔端深入人物内心，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始终如一的态度，为读者塑造出一个朴实谦逊、公道能干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感人形象。这种形象，在当代少说创作中还不多见。刘雨生的出现，表现出作者有胆有识的发现和艺术上的创新。
在老一代农民中，亭面糊和陈先晋的形象是写得很出色的。亭面糊是一个老贫农，然而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喜剧性人物。自己分明是个贫农，却又怕别人瞧不起，总吹嘘“我也起过几回水”；土改中翻了身，拥护党和毛主席，但谣言一来，就昏头转向；听到合作化的号召，连忙要二崽写入社申请，但又在破坏分子龚子元家贪杯误事……小说在刻画他妙趣横生的“面糊”性格时。注意表现这种性格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反映出他身上新旧思想的斗争。他饱尝旧社会的苦痛，热爱新社会。但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中，灵魂深处私有观念严重，一时又不能真正理解新制度的优越；他理性上知道自私狭隘不合时宜，而行动上又往往受旧习惯所支配。这些，也就构成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当然，在斗争巨浪的推动下，他身上新的积极因素不断地扩展、最后成为一个“以社为家”的积极社员。亭面糊的性格，相当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一部分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独有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陈先晋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老一代贫农。他沉默寡言，思想保守，恪守祖传的生活道路和处世哲学。这种保守性，来源于他漫长的痛苦经历和祖辈的长期教诲，因而他入社时经历的思想斗争比亭面糊更为复杂和痛苦，可以说是流着眼泪向过去告别。“恋土”一章就动人地展露了他灵魂的这种痛苦震荡和被撕裂了的情感。这种人物，体现了我国农民长期受剥削受毒害的惨痛遭遇，也体现了他们在农村历史性变革中命运所面临的根本转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王菊生、张桂秋这两个富裕中农也写得很有个性特色。绰号叫“菊咬筋”的王菊生，是一个仪表堂堂，有健壮的体格、聪明的头脑、勤俭的习性和熟练的耕作技能的富裕中农，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使他变得委琐卑下。出奇的贪婪狡诈和盲目的自信要强，是他突出的性格特征。小说通过他玩弄诡计抗拒入社及妄图拚命比垮合作社，遭到失败最终而入社的曲折过程，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富裕中农在农业合作化中的态度和动向。王菊生“竞赛”的失败，不是他没有下力气，也不是他舍不得花本钱，而是私有制本身的缺陷决定的。他的最终入社，深刻地揭示了集体化道路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秋丝瓜”张桂秋是另一种类型的富裕中农。他兵痞出身，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因而以投机倒把和玩弄权术的方式抗拒社会主义。小说通过描写他与破坏分子龚子元相勾结，阻挠合作化，最后失败而要求入社的过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和失败结局。
邓秀梅作为运动中党的领导者形象，也是刻画得较为生动的。小说摆脱写领导者形象的固定程式，从实际生活出发，细致刻画这个生长在农村，与农民有血肉联系的女青年干部的性格特征。她热爱劳动，热爱群众，政治上很敏锐，政策观念强。在这个群众的贴心人和领导者身上，既有青年人朝气蓬勃、热情乐观的特点，又有妇女绵密细致、温柔和气的气质；她的某些缺点也很符合她的身份，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而又真实可信的基层干部形象。
此外，青年积极分子盛淑君，以及农村妇女盛佳秀、张桂贞，都写得比较生动感人。
《山乡巨变》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作者善于把火热的斗争生活融化在娓娓动听的日常故事中，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以合作化过程中的复杂斗争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在这个主线下，连缀了一个个生动的生活场面和故事，诸如刘雨生的夫妻争吵，陈先晋的家庭矛盾，盛淑君的爱情纠葛，张桂秋的权谋诡计，王菊生的拚命竞赛等。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完整，使严肃的斗争具体化、生活化；这些故事，彼此连贯，构成合作化运动丰富多采的生活画图。与这种艺术特点相联系，小说往往在情节紧张时，突然穿插一两件轻松风趣的事件，使作品的节奏得到调和，让读者能更从容地领会作品的寓意和感受生活的喜悦。
小说往往把对时代的新生活、新人物的描写与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风景画、风俗画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它不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而且创造优美的意境，抒发了高尚的情怀。比如小说借邓秀梅入乡途中的见闻感受，就描写了清溪乡的青山翠岭，好香好乖的茶子花，既展现出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又烘托出人物欣喜幸福的心情，很好地传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气氛。“申请”一节的入社场面里，老一辈农民穿着古老礼服从远处赶来，说着夹杂陈旧词语的吉祥话，而年青一代欢声笑语、雀跃戏谑，构成了一幅很好的新农村风俗画。表现了革命给僻静的山乡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气，烘托出一种美好的意境。特别是对雨中劳动的描写，更是诗意盎然，那雨景空濛、峰峦迭翠的山村景色与人们忘我劳动的欢乐场面交相辉映，组成了有声有色的集体劳动的合奏曲，使作品意象深远，引人喜爱。
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不但生动、朴素，而且富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作者能把丰富的方言土语加以融合改造，放进表现力和逻辑性强的现代规范的句式中，既准确洗练，又生动活泼。只是个别地方也用了冷僻的方言，妨碍读者接受和理解。
《山乡巨变》深刻生动而别具一格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的斗争生活，塑造出一些具有时代光彩而又真切可爱的人物形象。但今天看来，这部小说也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缺陷，比如对时代风貌的概括，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农村阶级斗争理论模式的影响，象龚子元这个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设置，就显露出一种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气氛的痕迹，使许多描写经不起推敲；对党的工作者李月辉的刻画，作者一方面写出他实事求是的作风，处处含有真诚的赞许，但另方面又在一些地方生硬地给人物套上所谓“右倾温情主义”的批评，造成了形象的矛盾性；作者对老农陈先晋的精神世界是剖析得相当深刻的，但这个人物在作品后半部就搁了浅，不敢再作深化的处理，使艺术形象处在半完成状态。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当时创作思想所处的矛盾状态：既想认真坚持现实主义态度真实描写生活，又不能不在一些地方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念，这就只能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再也无法弥补的缺陷。
《山乡巨变》是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社会变革富有特色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以细腻热情的笔触，描写了湖南一个僻静山乡实现农业合作化所经历的斗争和引起的变化。小说的上篇描写的是一九五五年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清溪乡建立初级社的过程和发生的变化；下篇则描绘出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后斗争的深入和合作社的巩固发展，全书概括了新中国农村从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再迅速进到高级社的完整过程和基本面貌。合作化运动和土改斗争，是解放后我国农村两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性步骤。从反映的历史情况和典型意义看，《山乡巨变》同作者描写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是有连贯性的，可以说是姊妹篇。
农业生产从个体化向集体化的转变，要求农民抛弃世代因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是比土地改革更广泛更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山乡巨变》根据这一现实特点，运用独特的构思，着重通过合作化运动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精细描绘运动的浪潮怎样波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深入人们的心底，反映出这场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揭示“巨变”的主题。小说以女主人公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带着党的指示入乡办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线索，展现了合作化浪潮对私有制、私有观念猛烈冲击所激起的层层波澜。小说一开始，邓秀梅的脚步还没有踏进清溪乡，半路上遇见亭面糊，这个老倌子刚听到办社的风声，害怕农民的私产要归公，就赶忙砍下自家的三根楠竹掮上街卖。这一行动，一下子就透露了动荡的信息。随着建社工作的开展，刘雨生发生了“婚变”；陈先晋家“先进和落后，摆了一个插花的阵势”；亭面糊也产生了不安和苦恼；王菊生更是大耍“装病”和“假离婚”的花招；而破坏分子龚子元则勾结富裕中农张桂秋进行破坏和捣乱……僻静的清溪乡变得不平静了。小说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情节和场面，将合作化中的矛盾冲突引进生活各个角落和人们心底，从人们的相互关系、家庭矛盾、爱情纠葛、内心斗争中，微妙地反映出来，显示了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历史变动的真实面貌。
《山乡巨变》集中笔力描写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老一代农民的变化，塑造出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清晰地反映了农村历史变动中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动向。
刘雨生是一个描绘得成功的新一代农民的生动形象。他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只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集体办事的好党员、好干部。小说在创造这个人物时，没有把他推到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中去表现，而是着力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掘他可贵的思想品质，表现他外表普通而思想崇高、举动平凡而贡献突出的性格特征。办社初期，他日夜为工作奔波，无暇顾及家务，贪图安逸的妻子受富裕中农的哥哥的唆使，以离婚相要挟，企图挫伤他办社的积极性。刘雨生忍受委屈，以忠厚的态度劝导妻子。在实在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不顾“家庭散板”，仍挺直腰板积极办社。在他身上，诚实农民“本真的至性”与共产党员“只许争先”的革命进取精神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到了作品的下篇，当现实生活把他推上了高级社社长的位置后：在繁忙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处理社里日常工作，任劳任怨、大公无私、自奉俭约；引导、教育单干户，胸怀宽广、真诚帮助，处处表现出对集体利益高度负责，对群众通情达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贰的优良品质。小说虽然没有写他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透过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笔端深入人物内心，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始终如一的态度，为读者塑造出一个朴实谦逊、公道能干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感人形象。这种形象，在当代少说创作中还不多见。刘雨生的出现，表现出作者有胆有识的发现和艺术上的创新。
在老一代农民中，亭面糊和陈先晋的形象是写得很出色的。亭面糊是一个老贫农，然而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喜剧性人物。自己分明是个贫农，却又怕别人瞧不起，总吹嘘“我也起过几回水”；土改中翻了身，拥护党和毛主席，但谣言一来，就昏头转向；听到合作化的号召，连忙要二崽写入社申请，但又在破坏分子龚子元家贪杯误事……小说在刻画他妙趣横生的“面糊”性格时。注意表现这种性格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反映出他身上新旧思想的斗争。他饱尝旧社会的苦痛，热爱新社会。但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中，灵魂深处私有观念严重，一时又不能真正理解新制度的优越；他理性上知道自私狭隘不合时宜，而行动上又往往受旧习惯所支配。这些，也就构成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当然，在斗争巨浪的推动下，他身上新的积极因素不断地扩展、最后成为一个“以社为家”的积极社员。亭面糊的性格，相当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一部分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独有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陈先晋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老一代贫农。他沉默寡言，思想保守，恪守祖传的生活道路和处世哲学。这种保守性，来源于他漫长的痛苦经历和祖辈的长期教诲，因而他入社时经历的思想斗争比亭面糊更为复杂和痛苦，可以说是流着眼泪向过去告别。“恋土”一章就动人地展露了他灵魂的这种痛苦震荡和被撕裂了的情感。这种人物，体现了我国农民长期受剥削受毒害的惨痛遭遇，也体现了他们在农村历史性变革中命运所面临的根本转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王菊生、张桂秋这两个富裕中农也写得很有个性特色。绰号叫“菊咬筋”的王菊生，是一个仪表堂堂，有健壮的体格、聪明的头脑、勤俭的习性和熟练的耕作技能的富裕中农，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使他变得委琐卑下。出奇的贪婪狡诈和盲目的自信要强，是他突出的性格特征。小说通过他玩弄诡计抗拒入社及妄图拚命比垮合作社，遭到失败最终而入社的曲折过程，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富裕中农在农业合作化中的态度和动向。王菊生“竞赛”的失败，不是他没有下力气，也不是他舍不得花本钱，而是私有制本身的缺陷决定的。他的最终入社，深刻地揭示了集体化道路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秋丝瓜”张桂秋是另一种类型的富裕中农。他兵痞出身，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因而以投机倒把和玩弄权术的方式抗拒社会主义。小说通过描写他与破坏分子龚子元相勾结，阻挠合作化，最后失败而要求入社的过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和失败结局。
邓秀梅作为运动中党的领导者形象，也是刻画得较为生动的。小说摆脱写领导者形象的固定程式，从实际生活出发，细致刻画这个生长在农村，与农民有血肉联系的女青年干部的性格特征。她热爱劳动，热爱群众，政治上很敏锐，政策观念强。在这个群众的贴心人和领导者身上，既有青年人朝气蓬勃、热情乐观的特点，又有妇女绵密细致、温柔和气的气质；她的某些缺点也很符合她的身份，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而又真实可信的基层干部形象。
此外，青年积极分子盛淑君，以及农村妇女盛佳秀、张桂贞，都写得比较生动感人。
《山乡巨变》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作者善于把火热的斗争生活融化在娓娓动听的日常故事中，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以合作化过程中的复杂斗争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在这个主线下，连缀了一个个生动的生活场面和故事，诸如刘雨生的夫妻争吵，陈先晋的家庭矛盾，盛淑君的爱情纠葛，张桂秋的权谋诡计，王菊生的拚命竞赛等。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完整，使严肃的斗争具体化、生活化；这些故事，彼此连贯，构成合作化运动丰富多采的生活画图。与这种艺术特点相联系，小说往往在情节紧张时，突然穿插一两件轻松风趣的事件，使作品的节奏得到调和，让读者能更从容地领会作品的寓意和感受生活的喜悦。
小说往往把对时代的新生活、新人物的描写与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风景画、风俗画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它不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而且创造优美的意境，抒发了高尚的情怀。比如小说借邓秀梅入乡途中的见闻感受，就描写了清溪乡的青山翠岭，好香好乖的茶子花，既展现出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又烘托出人物欣喜幸福的心情，很好地传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气氛。“申请”一节的入社场面里，老一辈农民穿着古老礼服从远处赶来，说着夹杂陈旧词语的吉祥话，而年青一代欢声笑语、雀跃戏谑，构成了一幅很好的新农村风俗画。表现了革命给僻静的山乡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气，烘托出一种美好的意境。特别是对雨中劳动的描写，更是诗意盎然，那雨景空濛、峰峦迭翠的山村景色与人们忘我劳动的欢乐场面交相辉映，组成了有声有色的集体劳动的合奏曲，使作品意象深远，引人喜爱。
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不但生动、朴素，而且富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作者能把丰富的方言土语加以融合改造，放进表现力和逻辑性强的现代规范的句式中，既准确洗练，又生动活泼。只是个别地方也用了冷僻的方言，妨碍读者接受和理解。
《山乡巨变》深刻生动而别具一格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的斗争生活，塑造出一些具有时代光彩而又真切可爱的人物形象。但今天看来，这部小说也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缺陷，比如对时代风貌的概括，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农村阶级斗争理论模式的影响，象龚子元这个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设置，就显露出一种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气氛的痕迹，使许多描写经不起推敲；对党的工作者李月辉的刻画，作者一方面写出他实事求是的作风，处处含有真诚的赞许，但另方面又在一些地方生硬地给人物套上所谓“右倾温情主义”的批评，造成了形象的矛盾性；作者对老农陈先晋的精神世界是剖析得相当深刻的，但这个人物在作品后半部就搁了浅，不敢再作深化的处理，使艺术形象处在半完成状态。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当时创作思想所处的矛盾状态：既想认真坚持现实主义态度真实描写生活，又不能不在一些地方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念，这就只能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再也无法弥补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