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第一节 概 述
建国后的散文创作，通讯、特写的兴旺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
我们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建国初期散文创作的情况，立即就能惊异地发现：在这一阶段里，通讯、特写的创作极为活跃。它作者众多，阵容整齐，数量可观，在整个散文创作中具有无可争议的独尊地位。
这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散文作品主要是这样一些：
魏巍的通讯、报告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一年结集，收有《朝鲜人》、《前线童话》、《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冬天和春天》等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又补入一些新作）。
由丁玲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的《朝鲜通讯报告选》。它分三集于一九五二年七月至次年十二月出齐，共收录了全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的优秀文章一○九篇。其中，魏巍、刘白羽、杨朔、华山、李庄、菡子等人的作品在当时都具有重要影响。
由“志愿军英雄传编辑委员会”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英雄传》，自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八月分三集先后发行。此书共收录文章六十篇，为六十四位英雄立了“传”。其中，除巴金、杨朔等少数专业作家撰稿外，多数业余作者历时两年半精心编写，使此书材料翔实，表现动人，在当时影响很大。
由郭沫若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军事纪实文集《志愿军一日》，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行。此书共分四集，收文约五百篇，一百多万字，是全军上下动员，历时两载，由十数万篇文章中筛选出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五篇上交编辑部，然后再精选而编成的。只从近十万作者参加征文活动这点来看，也可见通讯、速写、报告这些形式在当时是具有多么深广的群众性了。
由“新华通讯社国内新闻编辑部”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祖国在前进》，也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发行。这部文集收七十五篇文章，均是报刊上为庆贺建国三周年由新华社记者所写的通讯，真实地反映了祖国向着和平建设大道迅速前进的新姿态，在当时颇能新人耳目。
《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初集”及“二集”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四年五月至次年三月编成并发行。这两本文集共选文一三二篇，辑录了由开国至五四年上半年全国各主要报刊上的优秀文章，是我国第一部报道“经济建设”（这在现代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的大型文集，在当时极其鼓舞人心。
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第一部《散文特写选》，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选集选录了由一九五三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年底的作品五十五篇，它“从规模宏大的建筑工地到偏僻的山村，从戈壁滩、柴达木的生活到海南岛的风光，从保卫祖国的战斗到国际上保卫和平的斗争，可以说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图画”，是“祖国的浩大声势前进的一大卷画幅。”（见魏巍《前言》）但细读全书即可发现：内中“特写”占了压倒优势，“散文”作品微乎其微。即如《海南岛散记》（陈窗）、《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杨朔）这样的篇什，也都带有浓厚的“报道”气。
一九五六年的散文创作由中国作家协会分别编成了两个文集：《散文小品选》（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和《特写选》（同年八月出版）。意味深长的是，徐迟在《特写选·前言》中热情洋溢地指出：“最近三五年内，特写是越来越风行了。”而林淡秋则在《散文小品选·前言》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本选集反映了一九五六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短小的散文小品多起来了。”“可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间，这类短文却不多见。”抛开一九五六年不谈，这之前一个“风行”（通讯特写），一个“却不多见”（散文小品），这一准确的观察和贴切的概括，清楚地反映了建国初期通讯及特写兴旺、独尊，艺术散文和杂文冷寂空寞的实际状况。
建国初期所谓“散文”的兴旺表现为通讯、特写的风行并不奇怪。从客观上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确是一件亘古未有、覆地翻天的大事。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八年抗战、数年内战之后对建设一个统一、安定、富强的新中国是充满了憧憬与热情的。他们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劳动热情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激情洋溢地投身到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及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的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斗争之中。生活呼唤着文学。变革的大时代为通讯、特写的兴盛提供了肥沃而深厚的土壤。这正象徐迟所说的那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读者迫切需要知道我国的沸腾生活，因为沸腾的生活本身也迫切地需要被大家所知道，迫切地要求被反映。”①魏巍也这样指出：“据说，在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经是散文和特写文学繁荣的年代，可见这是奔腾前进的历史现实，对散文和特写文学的特殊急迫的要求。”②事实正是如此。实际上，三、四十年代报告、通讯就已经风靡文坛，急速变革的生活现实使建国初期的“散文”创作极其自然地成了它的一个延伸与发展。从主观上说，进入了新的“群众时代”的多数作家，诚心诚意地愿意表现人民群众这个时代的主角，乐于讴歌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英雄们的业绩。巴金决心用那支写惯了痛苦的笔来表现人民的欢乐；冰心表示要冲出个人的小天地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去——这种认识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就当时的情势来说，的确是时代的情绪压过了个人的感情：“大我”慑服、克制了“小我”；不断变动、眼花缭乱的新的生活使许多作家无暇冷静的审视，深入的思考，无法获得他们过去的那种从容而稳定的心理平衡。五四时期那种裸露自我、抒写个性、倾吐感情、讲究情致的所谓“美文”、“小品”（即艺术散文），他们或是不愿、不屑（认为那太“渺小”了），或是不敢、不能（怕流露“个人”情绪，也很难发表）再去尝试了——而自己的一支笔又要追踪时代的脚步、为新生活而尽可能地歌唱，这样，通讯、特写这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文学才智的最佳“喷吐口”。除此之外，再加上通讯、特写所独具的那种反映及时、制作迅速、表现生动、灵活多样的自身特点（的确，再没有哪种文学体裁能象它那样，更适应变革时代的要求了）以及领导机关有意识地组织、倡导（这在抗美援朝的报道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还邀请了华山、方纪、杨朔、李準等二十多个作家担任“特约记者”，去各地旅行，专门写“特写”；同年的“青年创作会议”为迎接第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的召开也抽调了五十多位青年作家去采写先进人物等），于是，它的风行、兴旺就顺理成章了。
通讯、特写的创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建国之初，主要反映在“朝鲜通讯”的写作上，以魏巍的作品为代表，出现了通讯的“散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人称的写法明显增多，“我”更多地介入了作品；在表现人，挖掘人的灵魂方面开始着力；在细节描绘及感情抒发上有较大提高，写得较为舒展自由、动情随心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是这样，巴金的《一个侦察员的故事》、杨朔的《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刘白羽的《我们在审判》、华山的《万里纵横到处家》、菡子的《我从上甘岭来》、靳以的《和朝鲜人民一起》、葛洛的《在前线指挥所里》、张志民的《正义是一定要胜利的》、严辰的《七月的开城》、丁易的《民工队的歌》、李克异的《不朽的人》、黄谷柳的《人民的选择》、白艾的《朝鲜天空的保卫者》等，也都具有这种通讯“底色”上的“散文化”倾向。在这之后，主要表现在农业合作化新人新貌的记写上，以秦兆阳的作品为代表，出现了特写的“小说化”倾向，这种倾向在秦兆阳的《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系列人物特写里体现得最为完整、鲜明，它主要是：讲究作品的整体构思，重视“叙述角”的变换：把人物的描绘放到了创作的中心地位，摆脱了以事带人的旧有模式；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使场景、对话、氛围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除了上述几篇作品外，胡苏的《新媳妇》，柳青的《王家斌》，沙汀的《卢家秀》，陆杨烈的《边老大》，从维熙的《故乡散记》（表现农村题材的）；任幹的《矿山的主人》，温俊汉、单复的《李金芝》，陈登科的《一个平凡的人》，陆灏的《昼夜之间》（表现工业题材的）；以及巴金的《坚强战士》，顾工的《金君玛梅》，福庚的《追老姚》，徐迟的《火中的凤凰》等（表现部队及其它题材的），也都是带有这种倾向的佳作。此后，到了五六至五七上半年，又出现了所谓“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这种“干预生活”倾向的特写作品，像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崔璇的《在区委会里》、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也都同属此类。这类作品所表现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讴歌文学”的一统天下，使文学更加贴近生活、直面现实，表现出了犀利的思想锋芒；多采用“艺术特写”①的表现形式，赢得了较多的艺术空间和表述自由；作品不再拖一条“光明的尾巴”，一般都具有冷峻的笔调和令人深思的氛围，在这三个阶段之后，六十年代通讯、报告文学又有些发展、变化，象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郭小川的《小将们在挑战》等，主要是承接了特写“小说化”阶段的精神，批判意识、干预意识都大为淡化了。
与通讯、特写等“报告文学”的发展相呼应，回忆录、四史等“史传文学”在建国后确有较广泛的开展。由于在史传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上还缺乏经验的积累与艺术的功力；由于流行观念对内容的“真实性”存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冲击；也由于还缺少大手笔和文学新秀的更多介入等原因，“四史”较少力作，“回忆录”有些收获，“人物传记”成果不多。虽然如此，象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高玉宝》、陶承的《我的一家》、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人物传记），象邓洪的《潘虎》、朱家胜的《飘动的篝火》、谢方祠的《九个炊事员》、徐其海的《猎枪换钢枪》、葛士明的《“李大炮”》、赵连成的《咱班的“王政委”》以及罗广斌的《在烈火中永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徐海东的《奠基礼》、杨尚奎的《艰难的岁月》等（革命回忆录），文笔不错，大体可观，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
艺术散文——这种和广义“散文”相对应，和上述报告、史传文学侧重于“外部世界”的描绘、再现很不相同，以侧重于“内部世界”（情绪世界、心灵世界）的抒发、表现为特质的个性散文——在建国后的发展遇到了有形与无形、直接与间接的诸多阻遏，境况不佳，困难较大，不尽如人意。难能可贵的是，在十七年期间它仍有两度不大不小的“崛起”，为新中国的散文园地带来了一片郁郁生机，显示了艺术散文坚韧的活力。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初至“反右”前夕。一九五六年，是建国后政治安定、思想活跃、百业俱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了生机与希望的年代。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国内呈现了一派建设社会主义、向科学与文化进军的繁忙景象；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相继召开，毛泽东、陈毅、胡克实等到会讲话，号召作家们努力繁荣文学创作，满足人民对文学的殷切期望；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文艺界、知识界传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激发了作家、学者的创造热情，在苏共二十大和苏联文艺界积极动向的影响下，文艺界开展了对“典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讨论，发表了一批有新颖见解的论文及作品，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中共八大胜利召开，宣布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提出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观点，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气氛：这正是艺术散文（也包括杂文）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气候与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抑制了数年的艺术散文的生命力很快地复苏了。
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在这一年产生：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真面》，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菡子的《小牛秧子》，郁风的《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万全的《搪瓷茶缸》，徐迟的《归来》，徐开垒的《竞赛》，沈从文的《天安门前》，李根全的《关于金达莱的传说》，晓立的《节序、风俗和艺术》，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肖凤的《豆芽菜和小松树》，以及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的《伊犁河畔》等等。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明显地超过了前六年的总和。
有这样几点带倾向性的特征很可注意：（一）题材较为开阔。象“养花”、“吃茶”这样的作品开始尝试了；象“游山”、“赏秋”这样的文章也出现了，搪瓷“茶缸”，物件卑微，但摆到了文学的殿堂；“金达莱”、“五色土”，传闻神奇，更成了吟赞的对象。艺术散文原本就有“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①的以小见大的取材特点，现在，作为个人的情趣、嗜好，它们开始明显地复归了。（二）思想、文笔也相当洒脱。象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写了一些因找不到管理结、离婚登记干部而焦灼、急切的男男女女们（这个干部八成是进城去看梆子戏了），指出干部做不好工作并不全是能力不够，而常常是他们欠缺“一颗时时刻刻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热诚的心！”晓立的《节序、风俗和艺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简单化”、“贫乏”现象，它诘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使“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更丰富、更美丽呢？”《惠泉吃茶记》批评了茶具不整，态度生硬，依赖“虚名”经营生意的情况；《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对大医院医护人员的冷漠、农村缺医少药及乡民生活的困窘也多有反映……可以看出，那时的散文写作思想上少有顾忌，文笔上也较通脱，还是颇有些锋芒与才性的——这不仅在前几年很罕见，而且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再无显现。（三）不少当代散文名家都在这一年奠定了他们创作的基本格调。如杨朔，《香山红叶》标志了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而秦牧，《社稷坛抒情》是他由杂文、小品转入散文创作的重要起点；魏巍的《我的老师》，是他写的最“纯正”的一篇散文；老舍的《养花》，是他建国后写得最轻松、最见个性的一篇东西……这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是很值得注意、很值得研究的。（四）开始出现了散文“小说化”的不良倾向。在克服前一阶段散文“报道化”的同时，一些作品又走入了“小说化”的编造之途。象何为的《第二次考试》，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倾向。其它如白桦的《洛灯灯火》，筱石的《入学》，谷峪的《挂起了防火旗之后》，李纳的《一次会见》等，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小说化”倾向，离开了艺术散文写“我”、主“情”、讲“散”、求“美”的内向化之路。这种偏离散文“自性”（自身艺术规律）的倾向，对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发生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第二次“崛起”是在一九六一年初至次年发生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散文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严峻、艰难的时期：反右派的扩大化犹如一场“冷雨”；大跃进又恰似一阵“热风”；十年大庆时稍得喘息；六○年又大举“反修”斗争。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之中，作为文学的“微笑”①的散文是很难“笑”得出来的。到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党中央下决心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年，一月中旬，文化部、剧协等单位即组成两个调查组，对有关单位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调查，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准备材料；三月，《文艺报》发表了重要专论《题材问题》，尖锐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夏衍、田汉、老舍等纷纷撰文，主张废除在题材问题上的种种禁忌；六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后来称为《文艺八条》的初稿），其中，关于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保证创作时间、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意见”，受到了作家热诚的欢迎；六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重视精神产品生产、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等重要问题，给了作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八月，文化部党组起草《剧院（团）工作条例》，规定剧团可根据自身特点、主要演员专长确定自己演出的剧目，并指出“应当允许作者在选择剧本题材、形式、体裁方面有广泛的自由”，“不要勉强他们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这一精神对散文、小说等创作有很大激励；九月，中宣部批转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安排作家创作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了要给作家更多的自由，解决他们生活困难、时间短少等后顾之忧问题……这一切调整措施，虽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反右”后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但是在当时还是令人欣慰、振奋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松开了作家们被紧紧捆绑着的手脚，被死死禁锢着的头脑，使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有了复苏、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同时，对散文创作的有意识的倡导（它制作迅速，容易较快地反映出调整之后的实际成果），也起了很显然的推动作用：这一年的年初，《人民日报》即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老舍、李健吾、冰心、吴伯萧、秦牧、凤子等先后撰文参加讨论；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以及《人民文学》、《红旗》杂志等大量刊载“散文”作品，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这调整的总情势下，散文创作显得相当活跃，以至这一年被人们称为“散文年”。
作家群起，佳作众多。杨朔的《茶花赋》、《樱花雨》、《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红玛瑙》、《樱花漫记》，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怕萧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丰子恺的《上天都》，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于敏的《西湖即景》，唐弢的《琐记》，魏钢焰的《船夫曲》，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湖光山色之间》等，都在这一年内问世。它又一次显录了当代散文创作队伍所蕴含的实力、所具有的水平。
纵观这期间的散文创作，又有这样几个新的特点：（一）散文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那种无“我”、无“情”的散文虽仍多有，但着“我”之色、显“我”之情的作品显然增多，前一时期那种“报道化”、“小说化”的倾向有所克服。象《荔枝蜜》、《雨中登泰山》、《长江三日》、《从镰仓带回的照片》等，都通过“我”的志向、性格、胸襟、情趣表现出了活泼泼的人格力量。总体来看它虽很不够，但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二）艺术水准有明显提高。这期间的作品虽缺乏上次“崛起”时那种思想的锋芒、洒脱的文笔，但在艺术上却有精雕细刻、严谨求工的长处。象杨朔的“以诗为文”的追求，刘白羽的“以情牵论”的努力，秦牧的“知识小品”的色彩，巴金的“促膝絮谈”的情味，吴伯箫的“状物成赋”的特点，曹靖华的“诗乐合一”的探索等，都是很突出的。象作家们访日归来以“樱花”为题的几篇作品——冰心的《樱花赞》、白羽的《樱花漫记》、杨朔的《樱花雨》等，简直就和“竞赛”一般，一篇篇在构思立意、铺采摛文上都尽力花样翻新，争奇斗胜。这种艺术上的努力也是很可贵的。（三）开始了散文“理论建设”的工作，并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建国后散文的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笔谈散文”是唯一的一次规模盛大、作者众多、涉猎广泛的理论探讨。在讨论中，作家、学者们发表了很多有益的见解。这种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平行、交织的发展，成了这次“崛起”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散文另一大部类的杂文，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命运多乖。严格地说，它的破土而出只有一次：即艺术散文第一次“崛起”的同期。许多作品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写得深刻而犀利。如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况钟①三起三落的用笔过程，阐明了“笔下有人”的道理，说明了要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两支笔锋中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严秀的《九斤老太论》，在列数了九斤老太的种种表现后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那些保守的“老太”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任晦的《废名论存疑》，对当时“废名排号”的现象予以辛辣的嘲讽，令人忍俊不禁。江有生的《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写了漫画家动辄得咎的境况，使人感慨万端。特别是金绣龙的《何必曰利》，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唐弢的《“言论老生”》，闻壁的《八股文种种》，写得入木三分，堪称精品。《何必曰利》，把那些只讲“觉悟”、“积极性”，不管群众物质利益、生活如何的清谈家们称为“新儒”，认为“他们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怎样宣传社会主义的？”很“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触及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比大和比小》，把当时上面要“大”就比“大”，愈大愈好，上面要“小”就比“小”，愈小愈妙的弄虚作假、邀功诿过、狂妄盲目、冲昏头脑的风气揭櫫于世，并批判了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遁词，戳穿了这种“辩证法”的谬误，犀利异常。《“言论老生”》，为手持“道德经”、“汉文典”两书贩卖教条的“言论老生”画了一幅绝妙的像，但他们对“人事”和“文章”所发表的“意见”，竟不幸统治了人们近三十年！《八股文种种》，对“新”八股的滋生、“洋”八股的流传、八股文的“领导”进行了有力的针砭，提出了“官僚不死，八股不止”的警语，大快人心。还有一些讽刺小品，象《拔牙记》（卜小州），《岂只是疏忽》（志忠、成蛟），《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就要开始》（周述武）；有些知识小品，象《关于熊猫》（周建人），《蝎子》（贾祖璋），《竹的故事》（杨宪益），《秋夜谈火星》（李抗）等，都是很有味道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杂文，特别是整风“鸣放”期间的杂文，当时没有编选，至今未能搜集，使相当一部分佳品湮没无闻。这之后，杂文几乎成了“反党”的同义语，创作也一蹶不振。六十年代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短文等，其实多为知识小品、札记、随笔，即使有些“杂文”，也是文笔肖似、锋芒大减了。
总之，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和“新闻”、“历史”相结合的报告、史传等“客观化”散文发展较好；和“政论”相结合的杂文的发展严重受阻；“散文中的散文”——主观性、内向化的艺术散文两起两落，道路曲折。艺术散文虽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普遍存在着主体意识较差（自我、个性不能大胆剖露，心灵世界没有成为内容的重心）、“文体意识”不强（“自白”的写法，“絮语”的笔调，“本色”的语言，“散落”的结构等体现不够）的缺欠。有一些甚至有虚构、编造，矫情作态，套话连篇的“趋时”偏向。另外，散文诗、趣味小品、艺术随笔、日记书信等也很贫弱。所有这些，它的成绩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给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建国后的散文创作，通讯、特写的兴旺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
我们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建国初期散文创作的情况，立即就能惊异地发现：在这一阶段里，通讯、特写的创作极为活跃。它作者众多，阵容整齐，数量可观，在整个散文创作中具有无可争议的独尊地位。
这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散文作品主要是这样一些：
魏巍的通讯、报告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一年结集，收有《朝鲜人》、《前线童话》、《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冬天和春天》等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又补入一些新作）。
由丁玲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的《朝鲜通讯报告选》。它分三集于一九五二年七月至次年十二月出齐，共收录了全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的优秀文章一○九篇。其中，魏巍、刘白羽、杨朔、华山、李庄、菡子等人的作品在当时都具有重要影响。
由“志愿军英雄传编辑委员会”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英雄传》，自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八月分三集先后发行。此书共收录文章六十篇，为六十四位英雄立了“传”。其中，除巴金、杨朔等少数专业作家撰稿外，多数业余作者历时两年半精心编写，使此书材料翔实，表现动人，在当时影响很大。
由郭沫若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军事纪实文集《志愿军一日》，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行。此书共分四集，收文约五百篇，一百多万字，是全军上下动员，历时两载，由十数万篇文章中筛选出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五篇上交编辑部，然后再精选而编成的。只从近十万作者参加征文活动这点来看，也可见通讯、速写、报告这些形式在当时是具有多么深广的群众性了。
由“新华通讯社国内新闻编辑部”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祖国在前进》，也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发行。这部文集收七十五篇文章，均是报刊上为庆贺建国三周年由新华社记者所写的通讯，真实地反映了祖国向着和平建设大道迅速前进的新姿态，在当时颇能新人耳目。
《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初集”及“二集”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四年五月至次年三月编成并发行。这两本文集共选文一三二篇，辑录了由开国至五四年上半年全国各主要报刊上的优秀文章，是我国第一部报道“经济建设”（这在现代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的大型文集，在当时极其鼓舞人心。
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第一部《散文特写选》，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选集选录了由一九五三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年底的作品五十五篇，它“从规模宏大的建筑工地到偏僻的山村，从戈壁滩、柴达木的生活到海南岛的风光，从保卫祖国的战斗到国际上保卫和平的斗争，可以说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图画”，是“祖国的浩大声势前进的一大卷画幅。”（见魏巍《前言》）但细读全书即可发现：内中“特写”占了压倒优势，“散文”作品微乎其微。即如《海南岛散记》（陈窗）、《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杨朔）这样的篇什，也都带有浓厚的“报道”气。
一九五六年的散文创作由中国作家协会分别编成了两个文集：《散文小品选》（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和《特写选》（同年八月出版）。意味深长的是，徐迟在《特写选·前言》中热情洋溢地指出：“最近三五年内，特写是越来越风行了。”而林淡秋则在《散文小品选·前言》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本选集反映了一九五六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短小的散文小品多起来了。”“可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间，这类短文却不多见。”抛开一九五六年不谈，这之前一个“风行”（通讯特写），一个“却不多见”（散文小品），这一准确的观察和贴切的概括，清楚地反映了建国初期通讯及特写兴旺、独尊，艺术散文和杂文冷寂空寞的实际状况。
建国初期所谓“散文”的兴旺表现为通讯、特写的风行并不奇怪。从客观上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确是一件亘古未有、覆地翻天的大事。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八年抗战、数年内战之后对建设一个统一、安定、富强的新中国是充满了憧憬与热情的。他们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劳动热情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激情洋溢地投身到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及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的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斗争之中。生活呼唤着文学。变革的大时代为通讯、特写的兴盛提供了肥沃而深厚的土壤。这正象徐迟所说的那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读者迫切需要知道我国的沸腾生活，因为沸腾的生活本身也迫切地需要被大家所知道，迫切地要求被反映。”①魏巍也这样指出：“据说，在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经是散文和特写文学繁荣的年代，可见这是奔腾前进的历史现实，对散文和特写文学的特殊急迫的要求。”②事实正是如此。实际上，三、四十年代报告、通讯就已经风靡文坛，急速变革的生活现实使建国初期的“散文”创作极其自然地成了它的一个延伸与发展。从主观上说，进入了新的“群众时代”的多数作家，诚心诚意地愿意表现人民群众这个时代的主角，乐于讴歌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英雄们的业绩。巴金决心用那支写惯了痛苦的笔来表现人民的欢乐；冰心表示要冲出个人的小天地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去——这种认识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就当时的情势来说，的确是时代的情绪压过了个人的感情：“大我”慑服、克制了“小我”；不断变动、眼花缭乱的新的生活使许多作家无暇冷静的审视，深入的思考，无法获得他们过去的那种从容而稳定的心理平衡。五四时期那种裸露自我、抒写个性、倾吐感情、讲究情致的所谓“美文”、“小品”（即艺术散文），他们或是不愿、不屑（认为那太“渺小”了），或是不敢、不能（怕流露“个人”情绪，也很难发表）再去尝试了——而自己的一支笔又要追踪时代的脚步、为新生活而尽可能地歌唱，这样，通讯、特写这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文学才智的最佳“喷吐口”。除此之外，再加上通讯、特写所独具的那种反映及时、制作迅速、表现生动、灵活多样的自身特点（的确，再没有哪种文学体裁能象它那样，更适应变革时代的要求了）以及领导机关有意识地组织、倡导（这在抗美援朝的报道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还邀请了华山、方纪、杨朔、李準等二十多个作家担任“特约记者”，去各地旅行，专门写“特写”；同年的“青年创作会议”为迎接第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的召开也抽调了五十多位青年作家去采写先进人物等），于是，它的风行、兴旺就顺理成章了。
通讯、特写的创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建国之初，主要反映在“朝鲜通讯”的写作上，以魏巍的作品为代表，出现了通讯的“散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人称的写法明显增多，“我”更多地介入了作品；在表现人，挖掘人的灵魂方面开始着力；在细节描绘及感情抒发上有较大提高，写得较为舒展自由、动情随心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是这样，巴金的《一个侦察员的故事》、杨朔的《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刘白羽的《我们在审判》、华山的《万里纵横到处家》、菡子的《我从上甘岭来》、靳以的《和朝鲜人民一起》、葛洛的《在前线指挥所里》、张志民的《正义是一定要胜利的》、严辰的《七月的开城》、丁易的《民工队的歌》、李克异的《不朽的人》、黄谷柳的《人民的选择》、白艾的《朝鲜天空的保卫者》等，也都具有这种通讯“底色”上的“散文化”倾向。在这之后，主要表现在农业合作化新人新貌的记写上，以秦兆阳的作品为代表，出现了特写的“小说化”倾向，这种倾向在秦兆阳的《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系列人物特写里体现得最为完整、鲜明，它主要是：讲究作品的整体构思，重视“叙述角”的变换：把人物的描绘放到了创作的中心地位，摆脱了以事带人的旧有模式；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使场景、对话、氛围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除了上述几篇作品外，胡苏的《新媳妇》，柳青的《王家斌》，沙汀的《卢家秀》，陆杨烈的《边老大》，从维熙的《故乡散记》（表现农村题材的）；任幹的《矿山的主人》，温俊汉、单复的《李金芝》，陈登科的《一个平凡的人》，陆灏的《昼夜之间》（表现工业题材的）；以及巴金的《坚强战士》，顾工的《金君玛梅》，福庚的《追老姚》，徐迟的《火中的凤凰》等（表现部队及其它题材的），也都是带有这种倾向的佳作。此后，到了五六至五七上半年，又出现了所谓“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这种“干预生活”倾向的特写作品，像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崔璇的《在区委会里》、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也都同属此类。这类作品所表现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讴歌文学”的一统天下，使文学更加贴近生活、直面现实，表现出了犀利的思想锋芒；多采用“艺术特写”①的表现形式，赢得了较多的艺术空间和表述自由；作品不再拖一条“光明的尾巴”，一般都具有冷峻的笔调和令人深思的氛围，在这三个阶段之后，六十年代通讯、报告文学又有些发展、变化，象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郭小川的《小将们在挑战》等，主要是承接了特写“小说化”阶段的精神，批判意识、干预意识都大为淡化了。
与通讯、特写等“报告文学”的发展相呼应，回忆录、四史等“史传文学”在建国后确有较广泛的开展。由于在史传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上还缺乏经验的积累与艺术的功力；由于流行观念对内容的“真实性”存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冲击；也由于还缺少大手笔和文学新秀的更多介入等原因，“四史”较少力作，“回忆录”有些收获，“人物传记”成果不多。虽然如此，象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高玉宝》、陶承的《我的一家》、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人物传记），象邓洪的《潘虎》、朱家胜的《飘动的篝火》、谢方祠的《九个炊事员》、徐其海的《猎枪换钢枪》、葛士明的《“李大炮”》、赵连成的《咱班的“王政委”》以及罗广斌的《在烈火中永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徐海东的《奠基礼》、杨尚奎的《艰难的岁月》等（革命回忆录），文笔不错，大体可观，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
艺术散文——这种和广义“散文”相对应，和上述报告、史传文学侧重于“外部世界”的描绘、再现很不相同，以侧重于“内部世界”（情绪世界、心灵世界）的抒发、表现为特质的个性散文——在建国后的发展遇到了有形与无形、直接与间接的诸多阻遏，境况不佳，困难较大，不尽如人意。难能可贵的是，在十七年期间它仍有两度不大不小的“崛起”，为新中国的散文园地带来了一片郁郁生机，显示了艺术散文坚韧的活力。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初至“反右”前夕。一九五六年，是建国后政治安定、思想活跃、百业俱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了生机与希望的年代。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国内呈现了一派建设社会主义、向科学与文化进军的繁忙景象；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相继召开，毛泽东、陈毅、胡克实等到会讲话，号召作家们努力繁荣文学创作，满足人民对文学的殷切期望；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文艺界、知识界传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激发了作家、学者的创造热情，在苏共二十大和苏联文艺界积极动向的影响下，文艺界开展了对“典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讨论，发表了一批有新颖见解的论文及作品，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中共八大胜利召开，宣布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提出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观点，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气氛：这正是艺术散文（也包括杂文）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气候与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抑制了数年的艺术散文的生命力很快地复苏了。
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在这一年产生：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真面》，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菡子的《小牛秧子》，郁风的《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万全的《搪瓷茶缸》，徐迟的《归来》，徐开垒的《竞赛》，沈从文的《天安门前》，李根全的《关于金达莱的传说》，晓立的《节序、风俗和艺术》，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肖凤的《豆芽菜和小松树》，以及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的《伊犁河畔》等等。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明显地超过了前六年的总和。
有这样几点带倾向性的特征很可注意：（一）题材较为开阔。象“养花”、“吃茶”这样的作品开始尝试了；象“游山”、“赏秋”这样的文章也出现了，搪瓷“茶缸”，物件卑微，但摆到了文学的殿堂；“金达莱”、“五色土”，传闻神奇，更成了吟赞的对象。艺术散文原本就有“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①的以小见大的取材特点，现在，作为个人的情趣、嗜好，它们开始明显地复归了。（二）思想、文笔也相当洒脱。象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写了一些因找不到管理结、离婚登记干部而焦灼、急切的男男女女们（这个干部八成是进城去看梆子戏了），指出干部做不好工作并不全是能力不够，而常常是他们欠缺“一颗时时刻刻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热诚的心！”晓立的《节序、风俗和艺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简单化”、“贫乏”现象，它诘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使“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更丰富、更美丽呢？”《惠泉吃茶记》批评了茶具不整，态度生硬，依赖“虚名”经营生意的情况；《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对大医院医护人员的冷漠、农村缺医少药及乡民生活的困窘也多有反映……可以看出，那时的散文写作思想上少有顾忌，文笔上也较通脱，还是颇有些锋芒与才性的——这不仅在前几年很罕见，而且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再无显现。（三）不少当代散文名家都在这一年奠定了他们创作的基本格调。如杨朔，《香山红叶》标志了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而秦牧，《社稷坛抒情》是他由杂文、小品转入散文创作的重要起点；魏巍的《我的老师》，是他写的最“纯正”的一篇散文；老舍的《养花》，是他建国后写得最轻松、最见个性的一篇东西……这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是很值得注意、很值得研究的。（四）开始出现了散文“小说化”的不良倾向。在克服前一阶段散文“报道化”的同时，一些作品又走入了“小说化”的编造之途。象何为的《第二次考试》，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倾向。其它如白桦的《洛灯灯火》，筱石的《入学》，谷峪的《挂起了防火旗之后》，李纳的《一次会见》等，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小说化”倾向，离开了艺术散文写“我”、主“情”、讲“散”、求“美”的内向化之路。这种偏离散文“自性”（自身艺术规律）的倾向，对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发生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第二次“崛起”是在一九六一年初至次年发生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散文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严峻、艰难的时期：反右派的扩大化犹如一场“冷雨”；大跃进又恰似一阵“热风”；十年大庆时稍得喘息；六○年又大举“反修”斗争。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之中，作为文学的“微笑”①的散文是很难“笑”得出来的。到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党中央下决心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年，一月中旬，文化部、剧协等单位即组成两个调查组，对有关单位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调查，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准备材料；三月，《文艺报》发表了重要专论《题材问题》，尖锐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夏衍、田汉、老舍等纷纷撰文，主张废除在题材问题上的种种禁忌；六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后来称为《文艺八条》的初稿），其中，关于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保证创作时间、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意见”，受到了作家热诚的欢迎；六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重视精神产品生产、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等重要问题，给了作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八月，文化部党组起草《剧院（团）工作条例》，规定剧团可根据自身特点、主要演员专长确定自己演出的剧目，并指出“应当允许作者在选择剧本题材、形式、体裁方面有广泛的自由”，“不要勉强他们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这一精神对散文、小说等创作有很大激励；九月，中宣部批转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安排作家创作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了要给作家更多的自由，解决他们生活困难、时间短少等后顾之忧问题……这一切调整措施，虽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反右”后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但是在当时还是令人欣慰、振奋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松开了作家们被紧紧捆绑着的手脚，被死死禁锢着的头脑，使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有了复苏、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同时，对散文创作的有意识的倡导（它制作迅速，容易较快地反映出调整之后的实际成果），也起了很显然的推动作用：这一年的年初，《人民日报》即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老舍、李健吾、冰心、吴伯萧、秦牧、凤子等先后撰文参加讨论；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以及《人民文学》、《红旗》杂志等大量刊载“散文”作品，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这调整的总情势下，散文创作显得相当活跃，以至这一年被人们称为“散文年”。
作家群起，佳作众多。杨朔的《茶花赋》、《樱花雨》、《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红玛瑙》、《樱花漫记》，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怕萧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丰子恺的《上天都》，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于敏的《西湖即景》，唐弢的《琐记》，魏钢焰的《船夫曲》，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湖光山色之间》等，都在这一年内问世。它又一次显录了当代散文创作队伍所蕴含的实力、所具有的水平。
纵观这期间的散文创作，又有这样几个新的特点：（一）散文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那种无“我”、无“情”的散文虽仍多有，但着“我”之色、显“我”之情的作品显然增多，前一时期那种“报道化”、“小说化”的倾向有所克服。象《荔枝蜜》、《雨中登泰山》、《长江三日》、《从镰仓带回的照片》等，都通过“我”的志向、性格、胸襟、情趣表现出了活泼泼的人格力量。总体来看它虽很不够，但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二）艺术水准有明显提高。这期间的作品虽缺乏上次“崛起”时那种思想的锋芒、洒脱的文笔，但在艺术上却有精雕细刻、严谨求工的长处。象杨朔的“以诗为文”的追求，刘白羽的“以情牵论”的努力，秦牧的“知识小品”的色彩，巴金的“促膝絮谈”的情味，吴伯箫的“状物成赋”的特点，曹靖华的“诗乐合一”的探索等，都是很突出的。象作家们访日归来以“樱花”为题的几篇作品——冰心的《樱花赞》、白羽的《樱花漫记》、杨朔的《樱花雨》等，简直就和“竞赛”一般，一篇篇在构思立意、铺采摛文上都尽力花样翻新，争奇斗胜。这种艺术上的努力也是很可贵的。（三）开始了散文“理论建设”的工作，并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建国后散文的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笔谈散文”是唯一的一次规模盛大、作者众多、涉猎广泛的理论探讨。在讨论中，作家、学者们发表了很多有益的见解。这种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平行、交织的发展，成了这次“崛起”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散文另一大部类的杂文，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命运多乖。严格地说，它的破土而出只有一次：即艺术散文第一次“崛起”的同期。许多作品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写得深刻而犀利。如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况钟①三起三落的用笔过程，阐明了“笔下有人”的道理，说明了要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两支笔锋中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严秀的《九斤老太论》，在列数了九斤老太的种种表现后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那些保守的“老太”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任晦的《废名论存疑》，对当时“废名排号”的现象予以辛辣的嘲讽，令人忍俊不禁。江有生的《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写了漫画家动辄得咎的境况，使人感慨万端。特别是金绣龙的《何必曰利》，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唐弢的《“言论老生”》，闻壁的《八股文种种》，写得入木三分，堪称精品。《何必曰利》，把那些只讲“觉悟”、“积极性”，不管群众物质利益、生活如何的清谈家们称为“新儒”，认为“他们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怎样宣传社会主义的？”很“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触及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比大和比小》，把当时上面要“大”就比“大”，愈大愈好，上面要“小”就比“小”，愈小愈妙的弄虚作假、邀功诿过、狂妄盲目、冲昏头脑的风气揭櫫于世，并批判了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遁词，戳穿了这种“辩证法”的谬误，犀利异常。《“言论老生”》，为手持“道德经”、“汉文典”两书贩卖教条的“言论老生”画了一幅绝妙的像，但他们对“人事”和“文章”所发表的“意见”，竟不幸统治了人们近三十年！《八股文种种》，对“新”八股的滋生、“洋”八股的流传、八股文的“领导”进行了有力的针砭，提出了“官僚不死，八股不止”的警语，大快人心。还有一些讽刺小品，象《拔牙记》（卜小州），《岂只是疏忽》（志忠、成蛟），《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就要开始》（周述武）；有些知识小品，象《关于熊猫》（周建人），《蝎子》（贾祖璋），《竹的故事》（杨宪益），《秋夜谈火星》（李抗）等，都是很有味道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杂文，特别是整风“鸣放”期间的杂文，当时没有编选，至今未能搜集，使相当一部分佳品湮没无闻。这之后，杂文几乎成了“反党”的同义语，创作也一蹶不振。六十年代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短文等，其实多为知识小品、札记、随笔，即使有些“杂文”，也是文笔肖似、锋芒大减了。
总之，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和“新闻”、“历史”相结合的报告、史传等“客观化”散文发展较好；和“政论”相结合的杂文的发展严重受阻；“散文中的散文”——主观性、内向化的艺术散文两起两落，道路曲折。艺术散文虽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普遍存在着主体意识较差（自我、个性不能大胆剖露，心灵世界没有成为内容的重心）、“文体意识”不强（“自白”的写法，“絮语”的笔调，“本色”的语言，“散落”的结构等体现不够）的缺欠。有一些甚至有虚构、编造，矫情作态，套话连篇的“趋时”偏向。另外，散文诗、趣味小品、艺术随笔、日记书信等也很贫弱。所有这些，它的成绩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给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