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和对各个时期的基本估]
三 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和对各个时期的基本估价
从目前看来，可以将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为第一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时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入第三时期（一九七六年以后）。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虽然有种种错误干扰，尤其是一九六二年以后，“左”倾错误曾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总的看起来，“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①和这一评价不无关系，甚至“十七年”这个词，已经成了人们谈论当代文学的习惯用语，是不好再分开的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由于四害横行，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因此，它可以做为特殊的一页留在文学史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一时期遭到摧残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仅开始“复兴”，而且较之十七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个新时期的文学还刚刚开始，它的成绩和特色正在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注目。
通观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马鞍形”。自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绝对事物一样，这样的分期，也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也许会出现年代更长或更合理的分期方法，但无论如何，由于这个分期方法比较强调了事物的客观面貌，就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它的显示阶段的那些特征，也还是抹煞不了的。
在第一时期，总的说来创作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里，都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其中，如《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长篇小说，就其整体水平而论，比起“五四”以后三十年间的长篇作品，是并不逊色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远在五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酝酿、构思了。其中，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华子良等人物，都是很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在他们身上，分别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相当深广的社会内容。通过他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而且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这些具有独特性格内容和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是对世界进步文学画廊的一个崭新贡献。此外，塑造了这些典型形象的作品，在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等等方面，也在学习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的民族形式。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曾经赢得世界各地一切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为新中国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
以《红旗谱》、《创业史》和《红岩》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收获，这个收获的季节，恰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十年树人”，在文学创作上，十年也是可以构成一个周期的。回顾从一九一九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子夜》的年代，差不多也是十年，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和宝贵时间，完全可以希望争取到第二个收获季节的。但可惜，在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文艺理论上的清规戒律也越来越多，破坏了“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影响所及，使一大批作家和后起之秀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可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譬如一粒种子，落在冰冷的土地上，即令扼杀不了它的生机，至少也会推迟它的收获季节的到来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本来有可能打破沉闷的空气，造成文艺繁荣的新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讲话并没有得到宣传和贯彻，因而在接踵而来的那段时间里，根深蒂固的“左”的倾向又有了发展，加上封建主义的残余，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精神桎梏，严重地妨得了以高度的浊创性为特色的文学艺术的发展。
在第二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的一部分权力，使我们的文坛，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作家和人民被剥夺了言论、创作、出版和自由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权利。在整个三十年的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内，基本上有三类状态的文艺：一、阴谋文艺；二、“瞒和骗”的文艺；三、革命文艺。第一种虽然也是瞒和骗的文艺，但它是直接作为阴谋家的工具的，第二种虽然不同于第一种，但它在客观上是为“四人帮”点缀文坛的，因此，这两种“文艺”在当时都可以受到保护。至于第三种，虽然也有，但数量是不多的，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被迫转入地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重见天日。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评论、没有百花齐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阴谋文艺”是值得注意研究的一种现象。这种在“四人帮”亲自授意和指挥下的“创作”实践，为中外文学史所罕见，剖析这个反面典型，引出必要的见识和教训，是我国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个时期的历史还证明，革命的道路不平坦，文学的道路也不平坦。在三十年代曾经遭受反动派“围剿”的革命文学，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又一次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式的摧残。这种历史的“酷似”不是偶然的。这两种压迫的背景虽然不同（一次发生在人民没有权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却是发生在被林彪、“四人帮”暂时篡夺了部分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但是，不管道路如何曲折，社会主义时期的前进中的文学总是要战胜形形色色的倒行逆施的“文学”，艺术上的真、善、美总是要战胜假、恶、丑的。文艺界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终于度过了当代文学史上最困难和最黑暗的“四人帮”统治时期，迎来了新的黎明时期——第三时期。
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揭开了第三时期的序幕。在这个时期，随着“四人帮”的被彻底粉碎，党和人民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权力，因而重新拨正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航向，使之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是打倒“四人帮”的一次演习，它的武器，就是诗歌和鲜花。正如伟大的“五四”运动一样，这是一次政治运动和文学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有声有色的革命运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大批诗歌、散文、话剧和小说，在主题、思想、语言和人物等方面，都是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这个新时期里，很快地涌现出一批新人，充实和加强了我们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进取精神，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改造思想，提高艺术和积累生活，仍然是新时期的作家们必不可少的武装，没有这些，是不能攀上文学艺术的高峰的。
从目前看来，可以将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为第一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时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入第三时期（一九七六年以后）。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虽然有种种错误干扰，尤其是一九六二年以后，“左”倾错误曾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总的看起来，“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①和这一评价不无关系，甚至“十七年”这个词，已经成了人们谈论当代文学的习惯用语，是不好再分开的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由于四害横行，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因此，它可以做为特殊的一页留在文学史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一时期遭到摧残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仅开始“复兴”，而且较之十七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个新时期的文学还刚刚开始，它的成绩和特色正在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注目。
通观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马鞍形”。自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绝对事物一样，这样的分期，也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也许会出现年代更长或更合理的分期方法，但无论如何，由于这个分期方法比较强调了事物的客观面貌，就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它的显示阶段的那些特征，也还是抹煞不了的。
在第一时期，总的说来创作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里，都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其中，如《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长篇小说，就其整体水平而论，比起“五四”以后三十年间的长篇作品，是并不逊色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远在五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酝酿、构思了。其中，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华子良等人物，都是很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在他们身上，分别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相当深广的社会内容。通过他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而且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这些具有独特性格内容和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是对世界进步文学画廊的一个崭新贡献。此外，塑造了这些典型形象的作品，在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等等方面，也在学习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的民族形式。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曾经赢得世界各地一切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为新中国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
以《红旗谱》、《创业史》和《红岩》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收获，这个收获的季节，恰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十年树人”，在文学创作上，十年也是可以构成一个周期的。回顾从一九一九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子夜》的年代，差不多也是十年，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和宝贵时间，完全可以希望争取到第二个收获季节的。但可惜，在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文艺理论上的清规戒律也越来越多，破坏了“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影响所及，使一大批作家和后起之秀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可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譬如一粒种子，落在冰冷的土地上，即令扼杀不了它的生机，至少也会推迟它的收获季节的到来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本来有可能打破沉闷的空气，造成文艺繁荣的新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讲话并没有得到宣传和贯彻，因而在接踵而来的那段时间里，根深蒂固的“左”的倾向又有了发展，加上封建主义的残余，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精神桎梏，严重地妨得了以高度的浊创性为特色的文学艺术的发展。
在第二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的一部分权力，使我们的文坛，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作家和人民被剥夺了言论、创作、出版和自由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权利。在整个三十年的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内，基本上有三类状态的文艺：一、阴谋文艺；二、“瞒和骗”的文艺；三、革命文艺。第一种虽然也是瞒和骗的文艺，但它是直接作为阴谋家的工具的，第二种虽然不同于第一种，但它在客观上是为“四人帮”点缀文坛的，因此，这两种“文艺”在当时都可以受到保护。至于第三种，虽然也有，但数量是不多的，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被迫转入地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重见天日。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评论、没有百花齐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阴谋文艺”是值得注意研究的一种现象。这种在“四人帮”亲自授意和指挥下的“创作”实践，为中外文学史所罕见，剖析这个反面典型，引出必要的见识和教训，是我国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个时期的历史还证明，革命的道路不平坦，文学的道路也不平坦。在三十年代曾经遭受反动派“围剿”的革命文学，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又一次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式的摧残。这种历史的“酷似”不是偶然的。这两种压迫的背景虽然不同（一次发生在人民没有权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却是发生在被林彪、“四人帮”暂时篡夺了部分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但是，不管道路如何曲折，社会主义时期的前进中的文学总是要战胜形形色色的倒行逆施的“文学”，艺术上的真、善、美总是要战胜假、恶、丑的。文艺界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终于度过了当代文学史上最困难和最黑暗的“四人帮”统治时期，迎来了新的黎明时期——第三时期。
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揭开了第三时期的序幕。在这个时期，随着“四人帮”的被彻底粉碎，党和人民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权力，因而重新拨正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航向，使之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是打倒“四人帮”的一次演习，它的武器，就是诗歌和鲜花。正如伟大的“五四”运动一样，这是一次政治运动和文学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有声有色的革命运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大批诗歌、散文、话剧和小说，在主题、思想、语言和人物等方面，都是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这个新时期里，很快地涌现出一批新人，充实和加强了我们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进取精神，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改造思想，提高艺术和积累生活，仍然是新时期的作家们必不可少的武装，没有这些，是不能攀上文学艺术的高峰的。